盛会之际忆茅盾

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这几天，北京虽是严冬，但会内会外，并不使人感到寒冷。来自祖国各地的几代作家在这里再次相聚，大家激动、兴奋，会场上热气腾腾，话语不止。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面对新世纪祖国更美好的未来，极容易使人回忆起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特别是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怀念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和《文艺报》的创始人茅盾。

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见到从江苏来的陆文夫，我问他还喝不喝酒，文夫摇摇头，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豪饮了。我认识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是中年作家，但我最初读他的作品时，他还是青年作家。1964年，我来《文艺报》工作，最先读到的是6月号的刊物，那上面就有茅盾《读陆文夫的作品》及《陆文夫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茅盾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常以文学评论的方式推出文坛新人新作，小说家陆文夫的作品就是他热心推出的一个。会上我又见到王安忆，祝贺她刚当选上海市作协主席，由她，我又想起了她的母亲、过世了数年的小说家茹志鹃，茅盾称赞过她的短篇。由茹志鹃，我又忆及1977年底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茅盾等出席的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时，我去北京火车站接她的情景。我们初识，她住定后就关切地询问起《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在“文革”中去世的详情。金镜同志很认真地写了《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发表在《文艺报》1961年3月号上，茹志鹃一直很感激金镜同志对她创作的理解与帮助。

参加作家自己的会议，作为一名老编辑，我想起了自己在《文艺报》近40年的日日夜夜。

1999年，受文艺报社委托，我主编了《〈文艺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图集》（作家出版社出版），走访了文联和作协一些老领导，询问《文艺报》一些老人，翻找了一些有关资料和图片，这使我对《文艺报》的历史有了较多的了解。在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上，我不止一次地涌起先辈们开拓道路、后来人不断前进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情怀。

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的创始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去世已整整20年，我们在心里永远尊称他为“茅公”。

1949年2月1日，北平解放，2月下旬茅盾到达北平。3月，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地区的文艺界人士陆陆续续会集北平。3月22日，郭沫若、茅盾出席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办的招待茶会，郭沫若提出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到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热烈赞成。3月24日，筹备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郑振铎、田汉、曹靖华、欧阳予倩、柳亚子、俞平伯、徐悲鸿、丁玲、柯仲平、沙可夫、萧三、洪深、阳翰笙、冯乃超、阿英、吕骥、李伯钊、欧阳山、艾青、曹禺、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贺绿汀、程砚秋、叶浅予、赵树理、袁牧之、古元、于伶、马彦祥、刘白羽、陈荒煤、盛家伦、宋之的、夏衍、张庚、何其芳42人组成。郭沫若任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出版周刊《文艺报》，并由茅公负责筹划。

1949年5月4日《文艺报》第1期出版，至7月28日第13期，在文代会筹备和大会召开期间总共出了13期，除第1期外，余均为周刊。1~8期编者署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9~13期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由于版权页上未公布《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所以，长时期以来，少有人知道创办《文艺报》时期，《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的带头人就是茅盾。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载：“《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是茅盾、胡风、严辰（厂民）。”茅盾当时是文代会主席团副总主席、文艺作品评选委员会主任，胡风是筹委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严辰是诗歌组委员。

茅盾为《文艺报》诞生费尽精力，大小事多亲自过问。为解决出版《文艺报》用纸问题，茅盾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副主席。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召开前夕，文联及各协会恢复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冯牧、张僖曾派我和刘梦溪去茅盾家取回他改定的在第三次全国作代会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报告稿。茅公顺便询问起会议准备的一些情况，他感慨地说，现在客观条件好多了，第一次文代会用纸，包括《文艺报》用纸，都得去麻烦总理解决。阿英1949年5月13日日记中有一段记载可以印证茅盾的记忆：“晚8时，（袁）牧之来车，同去中南海。（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扬、沙可夫、萨空了、茅盾、何其芳，亦先后至。10时许，恩来同志来。首先谈文代会问题，其次谈新闻纸问题，再次谈上海文化工作问题。第二部分谈完后，夜饭，旋继续谈至3时半完。”

茅盾强调版面上要促进文艺界在新中国基础上的广泛团结，在遵循党的文艺方向上的思想统一，他善于用交流的方式实现这个意图。1949年5~6月，《文艺报》曾召开三次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主持过两次。第一次出席的有冯至、臧克家、柯灵、杨晦、黄药眠、卞之琳、钟敬文、张骏祥、焦菊隐、杨振声等。第二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关于新文协的诸问题》，出席的有张瑞芳、白杨、赵沨、许广平、徐悲鸿、郑振铎、曹禺、戴爱莲、田汉、骆宾基、舒绣文、戈宝权、葛一虹、洪深、凤子、马思聪、蒋牧良等。座谈会发言经记者整理后，茅盾亲自仔细改定，详细报道。

茅盾为《文艺报》撰写了多篇文章。如代编委会起草了《发刊词》，《发刊词》中说：“多少年来，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朋友们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定期刊物，作为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报道各地文学艺术活动的情况，反映群众意见的工具。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阻隔，此种希望，迄今未能成为事实。现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开会，各解放区以及解放区以外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北平，对于这样一个小型的定期刊，固然更感到需要，而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客观条件也大体具备了。这便是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要改进这一个《文艺报》的原因。”5月26日出版的第4期发表了茅盾5月23日赶写的《关于〈虾球传〉》。第11期头条发表了茅盾的《为工农兵》。

茅盾还在百忙中多次写信为《文艺报》约稿，或者帮助编辑部年轻编辑考虑合适作者，如6月30日出版的第9期庆祝文代会召开的专栏中，刊载了叶圣陶的《划时代》、赵树理的《会师前后》、柯仲平的快板《文代会上〈数来宝〉》。编委胡风的《团结起来，更前进！》在本期头条发表时，标以副题“代祝词”，代表《文艺报》对文代会召开的祝贺。

关于《文艺报》报头设计，茅盾用心选定。创刊号报头是茅盾让严辰去请画家丁聪设计的，第2期至第8期，《文艺报》报头是茅盾亲自书写的，第10期至第13期，正值大会期间，报头又改用铅字。1949年7月19日文代会结束后，《文艺报》作为全国文联机关报于9月25日正式创刊，报头系鲁迅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文艺报》报头用鲁迅字体这个主意，也是茅盾建议并最终被采用的。鲁迅是我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第一次文代会会标上就镌有毛泽东和鲁迅的头像。

1949年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文联）宣布成立，郭沫若当选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周扬当选副主席。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1949年9月25日，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正式创刊；10月25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杂志创刊，茅盾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

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指出：《人民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同时，《人民文学》还要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项工作中起到与所处地位相应的积极作用。为此，他呼吁“站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全国文艺界的朋友们，请一齐来负起这个庄严的责任，使本刊一期比一期更精彩”。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中有周扬的专论《新的人民的文艺》，何其芳抒写开国大典的诗歌《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巴金、胡风等纪念鲁迅的文章，刘白羽、康濯、马烽反映解放战争与农村现实的小说。

虽然1949年10月19日茅盾已出任文化部部长，加上创办《人民文学》，工作骤忙，但《文艺报》1949年第9~12期实际上仍由他兼管。这几期《文艺报》版权页上编者仍署“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在《文艺报》正式创刊号上，茅盾改定了社论《庆祝中国人民政协》，并发表了《一致的要求和希望》，他指出：在革命彻底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新形势下，文代会几百件提案表示了文艺界同人的一致要求和期望，归纳起来是：（一）加强理论学习；（二）加强创作活动；（三）加强文艺的组织工作，强调文艺组织工作和理论工作与创作活动同样是文艺运动的主要工作；（四）继续对封建文艺及买办文艺、帝国主义文艺展开顽强的斗争。他还要求文艺理论工作者以新的观点来研究编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文艺运动史》，并把它们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在正式创刊号上，茅盾还决定发表《全国文联关于出版〈文艺报〉致各地文联及各协会的通知》。到1950年第1期《文艺报》才公开亮出主编丁玲、陈企霞、萧殷的名字。丁玲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54年全国文联决定委托中国作协主办《文艺报》，后来才逐渐明确《文艺报》由中国作协主办并成为中国作协机关报。可以说，茅盾是新中国最早诞生的两大文艺报刊《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的创办者。

茅盾1953年7月不再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他对《文艺报》《人民文学》既有领导之情又有特殊的亲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一部主要文艺理论著作《夜读偶记》就是1958年1月起在《文艺报》连载的。他的长篇文学评论《一九六〇年小说漫评》，《文艺报》1961年4~6期连载。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茅盾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1965年6月，《文艺报》被迫停刊，1977年底，茅盾在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公开以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身份讲话，他说，“四人帮”不承认文联和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他建议尽快恢复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并建议《文艺报》复刊。1978年5月底，茅盾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他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即日起恢复工作。”

晚年多病的茅盾，从1978年起，在着手写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的同时，不忘给《文艺报》多方指导和积极支持。他在《文艺报》1978年8月发表了《培养新生力量》，同年11月发表了关于《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文章。1979年12月，又发表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纪念文章，这是茅盾1981年3月27日辞世前，为《文艺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每天开会我回到房间，都能看到一张当天出的《文艺报》，彩色印刷，琳琅满目，比起当年茅公创办《文艺报》时还要找总理解决纸张的情形，现在的条件要好多了。特别是从报纸上看到很多介绍青年作家的文章，我就想到茅公编《文艺报》时对文学新人的关怀和扶持，茅公的思想和精神继续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传承。

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