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心上的记忆——悼念茅公

多雨的江南之春。在上海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听到了茅公长逝的噩耗。那是在巴金家里，时间是3月27日下午3时25分，电话铃突然响了，李小林习惯地拿起电话，当她脸色大变，失声喊出“茅公”时，一切都无须说明了。巴金披着上衣急忙地走去接电话，只见他十分艰难地、一句一顿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浓重的四川乡音传出的是难以言说的深挚悲痛的感情。

我又想起一个多月前，在我江南之行的前夕，我去北大看望病中的老师吴组缃，闲谈起茅公近年发表的文学回忆录，这位年已七十的老教授感激地说：“30年代我的两个短篇集子刚出版，茅公就写文章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给予我很大鼓励。几十年来，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

这两位长者，在文学领域中都有卓著的成绩，有的称得上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们都忘怀不了当年茅公所给予他们的扶持。人们不难想象，在茅公活动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漫长的60年中，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他都给予了不少滋润生机的雨露。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偶有机会，向茅公求教。虽然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一说话就气喘得厉害，但每次对于我们这些后辈的请求，有时甚至是过分的请求，他都尽可能给以满足。前两年在他前院小会客室里，后来在他后院书房里，他总是静静地听我们谈，然后慢慢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慈爱与激励，在这种亲切平易之中又满含着一位真正的长者严格的要求。

1977年秋末，《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被迫停顿了十几年后作家们第一次自由探讨创作问题的会议。大家高兴地听了茅公的讲话。讲话稿被整理出来后，题名《老兵的希望》，《光明日报》要先发，茅公招呼校样他还想看看。送去后他当即看了，只改动了几处。临走时，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开玩笑地说：讲话稿不如写文章文字那样推敲，整理时可以去掉一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尽量精练些，这项工作你们编辑应该做。晚上，我仔细琢磨他的改动，很受益，夜凉了，还感到他的手留下的余温。

第四次文代会的开幕词是茅公作的。他因身体原因，要大会筹备组先代他草拟一份稿子。1979年10月26日，冯牧同志和张僖同志叫梦溪同志和我去茅公家，听取他对开幕词草稿的意见。下午3时半按约见到他。那天他精神尚好，翻了几页铅印稿，说四千字长了，有一千多字就可以了。他说有些问题在别的报告里要讲到，创作问题他又另有一个发言。因此茅公说他要亲自动笔，叫我们将稿子留下，明天上午11时后再去取。次日10时半我们提前去时，他已将稿子改定。可见他是忙了一夜。他翻着删改后的稿子给我们看，一一说明为什么这段要删，那几句要加。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们感动不已。他还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短，突出重点，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

茅公的谈话，哪怕是三言两语的插话，也很富有思想和启发。1979年9月11日下午，我有事去茅公家，顺便请教他关于柳亚子诗词的评价问题。1978年夏天，我业余读了一点柳亚子的诗词，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写了一篇浅显的文章：《谈柳亚子的诗》，我深感我们过去对柳诗的研究不够，但究竟应该怎样适度地评价，拿不准。我很想听听茅公的高见，接受他的指点。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反问我的看法。茅公说，柳亚子的旧体诗词成就很高，史料价值也大，现在对他的评价不够，他说有机会他要谈谈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次讲活中，公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茅公从文学史实出发引出的这个新鲜见解，为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所赞同。茅公在学术上的这种勇气，直到他搁笔之前写的一些短文中还充沛地葆有。1980年11月2日上午，我随罗荪同志去茅公家，请他为即将改刊的《文艺报》写稿。据茅公的亲属说，他正全力以赴埋头撰写文学回忆录（那时正写到1933年），其他文章一般不写。他知道《文艺报》1982年起将被改为半月刊时，他慨然允诺了（我心里想，茅公一定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负责筹备创刊《文艺报》的情景），并且很快写成了。这就是《文艺报》1981年第1期发表的茅公的《梦回琐记》。在这篇札记式的短文里，茅公针对目前已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建议文学史编写采取另一种体例。从文前的小引得知，这则札记写于凌晨，是他“神志清醒，偶有所思”之作。

最近几年，茅公深居简出，但他仍关心当前文艺创作的发展。《文艺报》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曾请他写过一篇《温故以知新》，这篇短文概述了30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的历程，又结合当时文艺界有争议的若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今天看来，也都是中肯的。如他认为“伤痕文学”的兴起是有特殊的社会根源的，这类作品能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但它“不能止步不前，必须向前发展。这不是指量的方面，而是指质的方面。对作品的题材，应该发掘得更深，还应该加强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并使艺术表现得更加完善。同时，也要想到已有的‘伤痕’题材会越用越少，那就得做好准备，转换题材”。茅公在谈话时，殷切希望搞文艺理论批评的同志多阅读些当前的文艺作品，努力运用唯物辩证观点去分析作品和文学现象，他说这样产生的理论批评才会是活泼的，有生气的，作家和读者都爱看的。茅公在新中国成立后写了大量评价青年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他的评论文章就具有这样的活泼的风格。1978年前后，他曾想继续写些短篇小说漫评一类文章，并要《人民文学》编辑部帮他提供一些优秀短篇小说的题目，大概受他的视力和精力所限，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这个损失是永远不可弥补的！

在今天下午隆重的追悼会上，有多少老年的、中年的和青年的作家，踏着哀乐，默默地走向茅公的遗像，向这位伟大的革命作家献上自己心灵的哀歌。茅公那双充满同情、激励的眼睛像往常一样在亲切地望着我们，叮嘱着我们，不要悲伤，要有信心和力量，“新的一代肯定将超过他们的前辈，同时也将被下一代所超过”。

1981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