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巴金的世纪友情

冰心与巴金金坚玉洁的世纪友情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是值得研究者永远研究的课题。不少研究者探讨过，或正在探讨。许多与冰心、巴金这个年代和那个年代有过接触的人已著文回忆，或准备著文回忆。我和巴金、冰心这两位我崇敬的前辈，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八九十年代，有过一些接触，近距离的接触，我无力研究，只能据亲历的和确切知道的作些点滴的回忆。

一

冰心是世纪同龄人，比巴金长四岁。冰心创作起步早，1919年她就以自己的作品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巴金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是五四的产儿。1922年夏，巴金和一个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听着蝉声，读着刚刚出版的冰心的小诗集《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

但是巴金见到冰心却是十一年以后了。1933年，巴金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靳以去燕京大学拜访了冰心。我问过冰心最初见巴金时的印象，1982年冰心在家中对我说：她第一次见巴金，是30年代初期，在一个初夏的早晨，是巴金和靳以一道来看她的，靳以又说又笑，巴金一言不发。冰心说，巴金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心里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不久也从桂林来到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冰心、巴金被邀出席了这个茶会，从那时起他们来往增多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寓所养病。巴金不时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向冰心建议她的著作可以在大后方重印出版。冰心欣然同意。巴金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基础上选编成《冰心著作集》，分《冰心小说集》《冰心散文集》《冰心诗集》三册，推荐给了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巴金的工作做得很快，并写了《冰心小说集》的后记。

1943年，冰心新作《关于女人》的书稿压在天地出版社不能及时出版，又是巴金帮她从天地社把书稿拿出来转给了开明书店，不仅很快出版，而且销路极畅，连美国的文艺杂志都反应迅捷，给予好评。冰心在此书多次重印后及时得到了版税。这些事都使冰心铭记在心。

二

抗战胜利后，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日本。1951年回国。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到北京开会，常去看望冰心；冰心到上海，也受到巴金、萧珊的款待。萧珊热情率真的个性给冰心留下很深的印象。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1955年4月，曾同去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1958年10月，同去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61年4月同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他们在共同出访的过程中，有机会多次倾心交谈，大大增进了对彼此的理解和信任。

“文革”时，巴金与冰心都进牛棚、下干校，在极“左”思潮下失去联系达十一年之久。1977年10月，巴金“文革”后第一次随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团到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因是集体行动，早上火车到，晚上火车返回，没有时间看望任何朋友，临行时巴金只给冰心写了封信，可惜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信冰心并未收到。冰心谈起这件事，一再说很遗憾，巴金的真挚友情令她感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冰心首先想到的是巴金。1976年11月12日，冰心在给女作家赵清阁的信中，托她向上海的友人问好，特地问及：“巴金如何？他住在哪里？”

不久后，冰心即托人给巴金捎去一信。巴金在回信中写道：

算起来十一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给自己带来麻烦。“四人帮”中的张、姚两个坏蛋千方百计整我，想把我赶出文艺界。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我现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挂钩，每星期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不工作，其余时间就在家里。我自己在翻译一部书，就是赫尔岑的《回忆录》，有一百二三十万字，每天译几百千把字，反正不急，译一点算一点。我没有大病，就是眼睛不大好，使用时需要有节制。我没有工资，每月用的是自己过去的稿费，这些存款都冻结了，每月限制取用一点，仍由旧作家协会分会（只剩下“清理组”了）控制。

冰心收到巴金的信后，欣喜万分，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四人帮’一揪出来，抬头都看见天了！”并且十分关心地叮嘱老朋友，“你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那太好了。若是眼睛不好，千万不要过分劳神。只因为我们这种人，不用眼睛看书或写字，总是无法消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三

冰心说自己的生命从八十岁开始，1980年起，冰心和巴金几十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地加深和升华，真正成了人生难得的知己。

这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任团长，冰心任副团长。当时巴金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所以特意让各自女儿小林、吴青陪伴同行，照顾起居生活。两位年轻人初识，一见如故，冰心一直把巴金看作小弟，吴青叫巴金“舅舅”，小林叫冰心“姑姑”。

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冰心后来回忆说：“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也许这些都谈到了。反正这次是巴金谈得多，他滔滔不绝地谈。自从萧珊去世后，他已经有多少年不曾这样敞开心扉，像对亲人一样，畅快地倾吐自己的感情了。这使认识巴金已半个世纪的冰心感到意外。因为过去巴金给她的印象是寡言少语，然而她发现当他“在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那次长谈，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相解。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许多日子以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冰心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吴青和我常常谈到你和小林，我们都觉得何时再有一次‘同游’才好。我的好友不多，有了不易在一起。”“想起去年东京之游，恍若隔世。”巴金则说：“这次能和您（还有吴青）一起访日，实在高兴。我不会忘记那些愉快的日子。”一年以后，他又说：“四月一日是一年前我们同去东京的日子，那个时候多么值得回忆。”甚至在过了将近十年以后，他还在信中说：“……只是几次同您出国访问，至今不忘，仿佛一场醒不了的好梦。”

以后，巴金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望冰心，巴金有两三次来京住的时间稍长，竟连续三次到冰心家里做客。就在这次访日归来不久，冰心因脑血栓摔跤骨折，从此不便出门。7月底，巴金准备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语大会，起程前曾到医院探视。8月中旬，从国外回来，冰心已经出院。巴金与夏衍相约一起去冰心家中探望。1981年4月9日巴金来京参加向茅盾遗体告别仪式，10日巴金就和孔罗荪去看望冰心。在21日离京前，又约上孔罗荪去看冰心。同年12月，巴金来京参加中国作协理事会，巴金在这次会上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虽行程安排繁忙，仍安排时间去看望冰心。1985年3月，巴金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这次会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其间，他在参加完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仪式后，中午从会场直接去了冰心家。巴金这次回上海后，因病连续住院，就再没来过北京了。

四

1984年10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位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11月25日又是他80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日。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去，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娘！你在哪儿打电话？”老人听说我从上海回来，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饭，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一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的意思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

冰心对巴金这次香港之行一直不放心。巴金在1984年10月7日给冰心大姐的信中说：“听说您对我的香港之行不放心，您有道理。这次出门，我再没有雄心壮志了。我说走，也有点勉强，我担心自己吃不消。不过协议草签，香港将回归祖国，这是一件大好事，值得去看看。”我和冯骥才、张洁要联名给巴老发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11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

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我，笑着：“‘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

“好好休息，尽情享受。”这是我们真心的祝福。

我朝译电员笑着点了点头。这点头又是很认真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为了叫我放心，连声说：“上海，巴金，三小时准收到。”

五

1985年9月24日，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教授去世。吴先生8月18日病危，住进北京医院，8月20日吴青电话告我老太太情绪不好，叫我去家里看看老太太。下午我去时，冰心老人躺在床上，老人叫我坐在她身边，叫我再坐近些，紧紧握住我的手。老人叫吴青取出一张她抱猫的照片送我，说这张照片只剩两张了，她起身坐到办公桌边，在照片背面写字签名。冰心说：“你是知道了你们吴家的人病危，今天特意来看我的吧，我还好。”还叮嘱我，“这事先别告老巴，老巴知道了心情会不好。”文藻先生走后，冰心叫我将一些情况告诉一下巴老，说暂不给他写信，老太太说：“你说我好好的，情绪稳定，文藻的学生来家里看我时都哭了，我不哭，劝他们也别哭。我意丧事从简，亲友可寄一张讣告，见报。”我第二天清晨给小林去电话，小林陪张辛欣去青浦了，巴老接的电话，我将冰心要我转告的话说了，巴老叫我下午再去看望冰心，代他问好，去时别忘了带鲜花，并说他近日会写信去。10月2日吃晚饭时，吴青来电话，告“娘已见到巴金舅舅给她的来信”：

吴青：

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祝

好！

巴金

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八日

问候你们全家!

冰心1989年1月26日在“阳光满案之晨”写的《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中说，“这位作家就是巴金。我为什么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极可佩处之一，‘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冰心强调巴金“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我知道巴老的生日，经冰心老人的提醒，记得更牢了。冰心说：“萧珊走了，巴老一人容易孤独，小林他们对他照顾得再好，也代替不了萧珊，你们这些小鬼还不太了解老人的心思，平时你们抽空多问候问候他，他的生日千万别忘了！”

而冰心每逢巴金生日，也都用各种方式表示祝贺。1985年11月，巴老生日前夕，冰心问我近日有没有可靠的人去上海，她要托带送老巴的生日礼物。恰巧作家徐昌霖从上海来北影开会。我将老太太准备好的一小包东西，还有一封信，交给徐先生，请他回沪即转交。11月25日晨，李小林来电话，请我“转告冰心姑姑生日礼物和信收到了，爸爸很高兴，说过些天会写信”。冰心说：“这就放心了，巴金高兴我就高兴。”

1989年，冰心90大寿时，受巴金委托，我代巴金送给冰心一个由九十朵玫瑰花组成的大花篮，冰心高兴地说：“准是巴金叫你办的，他了解我的心意。”

六

巴金倡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许多老作家纷纷表示支持，冰心是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将巴金心想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了文学馆的馆址、地皮，她亲自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还积极捐赠自己珍藏的手稿。1986年3月24日，冰心开始捐赠手稿和有关资料，第一批为手稿95件。1986年12月27日，冰心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一文，她在文中说：“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著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絜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一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

巴金1985年7月17日在给冰心的信中说：

冰心大姐：

读到您给小林的信，很想念您。近三个月来身体不好，但总有些杂事，一方面感到疲劳，另一方面又不曾做过什么事情，自己觉得还是在混日子，想到这里，便不能不着急。您要把那么多珍品送给资料馆，太慷慨了，我很高兴，谢谢您。但您不能说是“巴金资料馆”，您也是资料馆的一位股东、一位大股东啊。您同五四时期开始的我国新文学的关系太深了。叶圣老同您，你们两位是仅存的两大功臣，无论如何应当给你们树碑立传。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文学资料馆。

话很多，手不听指挥，写不下去。我也想念吴青。

好!

七月十七日

问候文藻先生。

经巴金、冰心等文学界人士多方呼吁，中央决定在北京朝阳区芍药居兴建永久性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舍，占地2.4万平方米。其中第一期工程为1万平方米，两年内完工。新馆舍占地46亩，设计成环境幽雅、设备现代化的园林式殿堂，将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馆及展厅、办公设施等部分。建成后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将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学馆舍。1996年11月2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址奠基仪式隆重举行。巴金、冰心得悉这个大喜讯都极为高兴。巴金晚年悬在心头的一件最重要的事终于尘埃落定。1981年，巴金就写过这样的话：“倘若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三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巴金因病不能从上海来京参加这次奠基活动，他写来了贺词：“我因病不能远行，但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希望：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快一点建好。拜托了！”同在病中住院的冰心也不能亲临这次她期盼已久的活动，她当天也写来了热情真切的贺信：“三年前，我曾提笔给国务院写信，我写过：‘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的老朋友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我是他的热情的支持者，我已把我大部分藏书和文稿捐给了文学馆。’文学馆很需要一个新馆来收藏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我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成果，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窗口，需要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帮助。今天，我得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了，我非常高兴，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我愿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新馆的建成和揭幕。冰心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冰心还为将建成的新馆题写了馆名。

七

1985年以后，他们彼此不曾再见面，但曾多次有过相约。1986年，巴金、夏衍、冰心曾经计划同去烟台度夏，后因巴金的病情和体力不允许，这个约会只好“烟消云散”，使巴金想起来都感到难过。1987年，上海作协邀请冰心到上海小住，这使巴金高兴了好一阵，但最后还是没有成行。冰心说：“我何尝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谈笑是最快乐的事……”但因为腿病，行动不便，又不愿“劳师动众”，不免有点沮丧。她说：“我这腿害苦我了，‘静言思之，不能奋飞’。”1990年，巴金约冰心到杭州一聚，吴青也赞成，最后还是因为冰心身体原因未能如愿。她说：“我坐着写字、谈话，一切和好人一样，一站起来，就全身都瘫了！一点劲儿没有，我真恨自己的身体……”

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1986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吗？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坐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近来就常觉得心烦……”1986年有天中午我从上海回京，巴老的司机彭师傅送我时，小林说这是刚从静安宾馆买回的一袋新鲜的法国面包，是她爸送给冰心姑姑的，说面包松软，姑姑准爱吃，关照我快送，隔夜就不好了。我飞抵北京，即刻从机场到冰心家，将面包交给开门的陈玙大姐就急忙去单位了。2009年11月24日上午我在上海参观冰心研究会主办的“巴金冰心世纪友情文献图片展”，看到冰心为这事给巴金的一封信，说我急送的法国面包已收到……可见两位老人之间友情构筑得认真、用心。

巴金自1985年3月后惦念冰心大姐，除写信，偶尔电话，主要放在心里。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和儿子李小棠来京的机会也不多，每次他们来，巴老都一再叮嘱他们要去看冰心。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李小林因公事来京，一到就安排时间去看姑姑。我陪她去过两次。有天下午，小林、鸿生夫妇一进冰心家，老太太就亲吻起小林，拉小林和她坐在一起，亲密地交谈，主要是询问巴老的生活起居，问得很细致，“他上下楼梯要有人搀扶”。冰心已准备好留小林吃晚饭，说吴青他们在上课，下班回来聚聚，因小林晚上已有约，冰心只好请她吃点心，叫我帮她俩拍照，“带回去让老巴看看，我还好”。那个时期李小棠也两次因公来京，有次小棠约我陪他去，小棠腼腆，坐在老太太书桌对面，老人一见小棠，就称赞他小说《继续操练》写得好。她问小棠：“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介绍三篇好小说》中第二篇就谈你的《继续操练》，你看到了吗？”小棠点点头。老人说：“我是从《小说选刊》上看到的，原来还不知道李晓就是你，这篇小说写得幽默、辛辣而又俏皮，《小说选刊》编后记写得也好，说你‘出手不凡’……”小棠说：“我刚练着写，谢谢姑姑的鼓励。”有次小棠来京，实在公事太忙又要急赶回沪，他电话告我这次来不及去看姑姑了。我也没对老人说小棠来了。想不到巴老认真，事后还特意写信给大姐，向大姐做了解释。

八

晚年冰心经常写的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巴金同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姊，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大姐。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反感。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让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锋利”“烫手”，有“辣味”，“感到很痛快”。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在祝贺冰心90华诞时，巴金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1994年1月3日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巴金1994年5月20日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姊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仍然把您看作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你！”“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这是我的幸运。”

两位世纪老人，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富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喊出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晚霞似火，为国家、民族而忧虑，而思考。他们在生活上、健康上互相关心。感情上的交融，使他们彼此深深地理解，他们已经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至交。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得到滋润、抚慰和温暖，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冰心在收到《巴金译文选集》十卷本后欢喜万分，说：“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巴金曾引用鲁迅给瞿秋白的题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来形容他与冰心的友情，冰心看了，为之动容，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年巴金生日，冰心送给他的一个册页上就写着这两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深厚友情。

1988年夏天，有一次冰心老人告诉我，卓如最近刚写完她的一本传记，叫我出书后看看。她说，以前有人写过她的传，那主要是依据文字材料的，这本不同，除查找了许多资料，还走访了许多人，“我是她一位主要的采访对象，我一边说，她一边记”。199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冰心传》。作者选准了为书写序的人，最合适的人，她通过给冰心写信转交巴金。这是全书刚定稿的时候。巴老因病在身，写作吃力，“我不敢一口答应，也不愿一口谢绝”。巴老后来看到冰心写给别人的一封信，说也只要“几句真话”，巴老说，这句话是对我说的，“我明白了。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

巴金同年7月28日以“因为我有责任为我那一代人表态”的信的方式完成了序。他在序中明确地说冰心“这个与本世纪同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

冰心将巴老给卓如信的复印件交给我时说，这是老巴要交给《文艺报》发的。巴老的文章给《文艺报》，求之不得，报社很高兴。《文艺报》1988年8月13日在《文学评论》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巴老的这篇文章。

1992年12月24日，冰心研究会在福州宣布成立，巴金出任会长。巴老因病不能出席成立会，发来了贺电。他在贺电中又郑重地说冰心是“新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1999年2月28日，冰心老人逝世，在发布的“冰心先生生平”文字中说：“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上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75年。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冰心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这是巴金深思熟虑后坚持的公正看法，也是历史给予冰心当之无愧的评价。

九

许多人在关心、探究冰心与巴金的世纪友情是如何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巴金研究者余思牧先生，曾托我方便时询问一下两位老人的亲人，我问过李小林和吴青，将她们讲的情况综合起来写信告诉了余先生，余先生曾在文章中引用了部分，认为她们的回答“有道理”。1988年7月2日下午有个机会，我亲自问过冰心老人，我以提问的方式，她简洁明白地回答了，下面是我当天写的日记中的相关内容：“我说：‘有人关心您与巴金的友谊建立，你们抗战时在重庆相熟，但来往不太多，我以为友谊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说‘是’。她说：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我和巴金出过几次国，谈得很多。去过日本、苏联、印度。她说：我们不爱玩，别人出去，我们在宾馆谈，有时谈到深夜12时，巴金很爱说。有时坐船，聊天的机会就更多了。她说：外出，能谈的就爱谈，不能谈的就不谈。我说，十年‘文革’加深了他们彼此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了信任和友谊，她点点头。我说‘巴老喜欢您的作品，您喜欢他的作品’，她就不说了，她笑笑。”

冰心与巴金晚年的真情沟通和日益深化主要表达在相互的通信中，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准备以后捐出。这无疑会成为他们友谊的生动充分的见证。

冰心曾用“金坚玉洁”四个字来形容她和巴金的世纪友情，巴金很赞同冰心大姐的这种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