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追念郑振铎》

冰心离开了咸宁干校，但她对我说的“北京见，欢迎你到家里来玩”这句话我长久记着。我1973年从干校被借调到河北工作。1975年底，我从河北调回到正在筹备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社。1976年1月《人民文学》正式复刊。3月，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认真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座谈会上突然见到冰心，那天与会的人很多，她只问我：“你回来了？在《人民文学》?欢迎到家里来玩。”

《人民文学》比《文艺报》复刊早。《文艺报》1978年7月才正式复刊。我又被调回《文艺报》。

我第一次去冰心位于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和平楼寓所拜望她，是在1978年11月中旬，不是单纯的拜望，而是带着《文艺报》派下的任务去的。由于“四人帮”垮台，1977年初，张光年接任了袁水拍当《人民文学》主编，光年同志接任后，提出多约些老作家的稿子。经叶老建议，我去拜访了钱锺书先生。在初次和钱先生的闲谈中，他多次提起郑振铎先生，使我萌动了想在第二年郑先生因公殉职二十周年之际，约冰心写文章的念头。当时我向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叫我明年别忘了这个选题。1978年5月我又回了《文艺报》，我向编辑部又谈起了这个选题。1978年7月15日复刊的第1期《文艺报》出版，当时《文艺报》是月刊，每月15日出版，到这年的最后一期定稿前，我又向他们提起此事，冯牧说，版面再紧，第6期也一定要把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发出去，叫我赶快去冰心家，请她赶一赶。

郑振铎（1898~1958），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著名的作家文学史家和文物考古学家。

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使郑振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58年10月17日，以郑振铎为团长、蔡树藩为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10人，在北京乘飞机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们乘坐的苏联客机“图104号”，在途经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时突然失事坠毁，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同机的我国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六名出国人员，一起遇难。

10月31日上午，“郑振铎、蔡树藩等十六位同志追悼大会”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首都各界代表共一千四百多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这个追悼大会。出席的有关方面领导人有陈毅、郭沫若、沈雁冰、张奚若、彭真、薄一波、包尔汉、叶季壮、周扬、廖承志、章汉夫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前立向遗像致哀。追悼会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致悼词，沈雁冰报告了郑振铎的生平事迹。追悼会结束后，郑振铎等十六位同志的骨灰被护送到北京西郊，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前矗立着庄严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

郑振铎、蔡树藩等十六位同志是为增进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外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任务而牺牲的。他们当中有的长期参加革命，对革命有过卓越的贡献，或者在文化、学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成就，有的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是矢忠于革命事业的优秀干部，他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表现了无限的忠诚和忘我的劳动，直至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遇难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这些刻在石碑上、经得起岁月侵蚀的响亮文字，体现了党和人民对郑振铎一行遇难同志一生的很高评价。

为了表示对郑振铎不幸去世的深切哀悼之情，文艺界和其他战线一些老朋友纷纷撰文作诗，回忆彼此多年的难忘友情，充分肯定了郑振铎的贡献。

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巴金等知名人士发表诗文对郑振铎的不幸表示诚挚的哀悼。巴金在《悼振铎》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一直颇为活跃于我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郑振铎，匆匆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历程。他一身而兼作家、文艺翻译家、文学编辑、文学史家数任，从文艺旁及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多有涉猎，著述累累，贡献良多。”“得到了我国许多著名的前辈文艺家、历史学家等的一致肯定和称赞，在广大读者中，也具有广泛而热烈的反应。”

我初次到冰心家去，就是带着这个紧急求稿任务的。冰心见我就说，你又回《文艺报》了？并询问了《文艺报》的一些情况，她痛快地答应写这篇文章，她说：“我和振铎是除同学外在文艺界认识的最早一位朋友了，又是同乡，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振铎不幸逝世后，我当时没写，一直想着这件事，我放下手头其他事，为你们赶写篇短的，两三天后你会收到。”她答应了，我心里感到踏实，她留我又闲聊了一会。这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冰心老伴吴文藻教授，我尊称他为“吴先生”，冰心笑着说：“你们都是吴家的人。”此后我每次去冰心家，进门先去看吴先生，吴先生话不多，说两句即叫我去和冰心谈，冰心老人见我就说：“你看过你们吴家的人了？”

冰心的《追念振铎》，发表在197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6期。冰心在文中说：“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候，使我忆起在1934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可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傅作义’就对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当时都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又说：“1951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他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他新中国成立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这篇文章是冰心给复刊后的《文艺报》写的第一篇，也是她写郑振铎先生的唯一的一篇。

1988年8月，冰心又提醒过，今年是振铎逝世30周年。她说：“我和他很熟，记忆太多反而不好写，但振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多方面成就和贡献的重要人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相信历史也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