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第2版) 作者:赖瑞和 著


每天早上,西安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解放饭店门前一带,都有不少国营和个体经营的旅游车,在兜生意,拉客到东、西线去观光。那些拉生意的妇女,手里拿着手提扩音机,不断在重复她们那一套广告词:

“来啊,东线一日游啊:兵马俑、秦始皇陵、骊山华清池、西安半坡。每位十元,包去包回啊。车子马上就要开了!请各位同志们,赶快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请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

至于西线一日游,她们的广告词也差不多一样,只是把旅游地点改为“乾陵、永泰公主墓、茂陵、咸阳博物馆”而已。在这么多叫喊声中,以秦始皇的兵马俑,声势最大、最响亮。早上走在广场上,随时会被人拦着问:“兵马俑,去不去?”兵马俑不仅变成了西安的象征,也成了这些旅游团一个最重要的“卖点”。这恐怕是秦始皇帝,留给咸阳后人最好的遗产,一棵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这些旅游车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同胞。车子老旧,但车费也极便宜,确是物有所值。我试了东线一日游,和四十多名国内老百姓,挤在一辆大客车里,去看了秦始皇帝的兵马俑和杨贵妃当年出浴的洗澡池,发现这种国内旅游团还真不错。很“文明”,很有原始的旅行情趣。

这种国内团,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它没有导游,没有所谓的“地陪”。生平旅行,最怕导游给我“讲解”那些名胜古迹的历史,也最怕他们重复那些捏造的“美丽传说”。所以,宁可独自走遍整个中国大地。现在可好了,这种旅行团没有导游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动。

买了票,走上车去,票价跟内地老百姓的一样。这时,有几名红发碧眼的老外,也想加进来,享受和中国人一起去旅行的乐趣。可是,司机一看他们的样子,马上说要收“外宾价”,比国内同胞的票价贵一倍。争执了一阵。最后,老外可能觉得受了“歧视”,决定不参加了,赌气走了。司机也懒得理会他们。

车里除了司机和乘客外,就没有其他人,连跟车的都没有,更不必说导游了。车子每到一处,司机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时间去游玩,甚么时候该回来等细节。然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地下车,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导游赶着走,像赶鸭子似的。这正是我喜欢的旅行方式。

然而,从东线回来后,我却没有去参加西线游。因为,我也想步唐代诗人们的后尘,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样去“谒昭陵”。但由于昭陵远了些,不顺路,所有西线游的主办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只去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可是,在唐代诗人和后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绝对高过乾陵的。到了长安,怎可不去“谒”昭陵呢?我决定自己找一辆出租车去“谒”昭陵,回程再顺道去“游”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带一面闲逛,一面寻找出租车去昭陵。

从唐代开始,长安就是个“胡化”很深的城市。贞观初年,平定突厥后,迁到长安的突厥人,据《唐会要》说,有“近万家”之多。今天在西安,恐怕还有不少人是他们的后裔。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诗人们,都有胡人的血统。唐太宗的大儿子承干,不就喜欢在宫中说突厥语,穿突厥服吗?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将”,那更是以突厥人为主干的。于是,这种胡汉交织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犷、豪迈的一面,和南宋以后江南的汉文化,给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还是处处可见的。

解放路两旁的小巷里,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经营的小吃店。阿拉伯文刻在它们的招牌上,或者写在它们店门口的那块布幔上,随风飘扬。店伙计头缠白巾,或头戴白帽,在烹煮牛羊。而伊斯兰教正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而且,那是因为唐代大将高仙芝(又一位番将),在公元751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场败仗以后的结果。

走在解放路两旁的那些小巷,闭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浓烈的牛、羊味。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馍。嗅到这种味道,我的“乡愁”竟也要被它勾起来了。因为我从小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市长大,中学放学后,常去吃那里印度人卖的羊肉汤,而西安的羊肉泡馍,竟有几分像我中学时代常吃的那种印度羊肉汤。或许,西安羊肉泡馍的做法,原本就是师承自印度回教师傅的。

我终于在解放路一家集体承包经营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那里办事的一位妈妈型中年妇人,说她的先生是开出租车的,可以载我去“谒”昭陵,收费一天人民币两百元。我和她约好,第二天一早七点钟,由她的先生曹师傅,来解放饭店门前接我。

杜甫当年“谒昭陵”,不知是怎么去的?骑马?骑驴?还是步行?隔天早上起来,想到我今天也将步他的后尘去昭陵,心里就有一种悠悠的历史感。吃过早饭后,在饭店门前等曹师傅的车,想起杜甫“诗史”的美名,不禁感叹。他确是用诗来咏史,替历史作见证的。一千多年来,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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