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唐太宗的昭陵依然是很“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最神秘的是，这陵墓连它的照片都不容易见到。真怀疑，世界上有多少人，见过昭陵的照片。在香港，临出发到西安前，曾经想找一张昭陵的照片来看看，但翻遍了旅游资料，甚至查了昭陵的考古探测报告，竟然连一张都找不着。到了西安，也没有找到昭陵的照片。相反的，乾陵的照片多得是，宛然变成了唐代陵墓的一个代表。

当然，这种神秘感，反而更使我想到昭陵去看看。最初对昭陵发生兴趣，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所专攻北朝隋唐史，刚开始研读《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些基本唐代史料的时候。当时，读到太宗朝那些人物的列传时，经常会发现他们死后，都“陪葬昭陵”，而且照史书的描述看来，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陪葬昭陵”这几个字的字面意义，当然不难理解，但“陪葬”的方式是怎样的，却难以想象。

于是，那天早上，乘着曹师傅的小面包车，终于来到了昭陵。曹师傅年约五十，高高胖胖的，经年在外开出租车，皮肤都晒黑了。他的教育程度看来不错，至少念过高中，谈吐用字，都很有水平。可能因为他自己是个体户，所以他对国内的“大锅饭”制度，颇为不满。他批评有些工厂工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全是废品!”

他这辆小面包车，后头有两排座位，可坐六人。车子漆上深红色，我感到不解。一问之下，才知是因为“红色最好”。曹师傅有点自豪地说，“有人结婚，都喜欢请我这辆红车，去载新娘呢!”听他这么一说，不觉感到好笑。原来我今天是乘了一辆新娘车，去“谒昭陵”的。

车子停在昭陵博物馆门前。“昭陵到了，”曹师傅说。博物馆旁有一通极高大的李勣碑，碑后是隆起的李勣墓，高约十米。登上这墓冢的最高处，才知昭陵的范围极大，辽阔而静寂，如今全是一片片的农田。农田上，散布着一座座隆起的墓冢。我终于解开了从前的迷惑，明白那些便是昭陵的陪葬墓了。原来陪葬的形式便是如此。只是把这些功臣，都葬在陵墓区内，让他们在一片秀丽的风景环抱下，长陪太宗。

但昭陵呢？昭陵在哪里呢？“在九嵕山，”曹师傅指指北面一座奇突的高山说，“离博物馆这里还有好几公里呢!”

“车子到得了吗？”我试探着问。

“路不好走，不好去。”曹师傅说，不很热心。

于是，先到昭陵博物馆去。这里摆满了从昭陵陪葬墓区运回来的墓碑和墓志：房玄龄、温彦博、尉迟敬德、阿史那忠、孔颖达等人，全都是我从前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见过的人物。如今，站在他们高大的墓碑前，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他们冰凉的碑身，我仿佛也在触摸着历史。

唐初大将军李勣的神道碑，一千多年后仍然立在原地。

一转身，猛然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物体，摆在展示柜内。西安火车站的屋顶上，左右两边，不就是这东西吗？后来落成的陕西省博物馆，所有建筑屋顶上，更全部采用了这装饰。像一头勇猛的老鹰——鸱尾。原以为火车站上的鸱尾，虽根据文献，但仍属现代人想象的作品。万没想到，唐代的鸱尾，居然还有实物在昭陵的一个废墟上出土传世。这鸱尾塑造得强劲有力。那弯弯的鹰喙部分，充满线条张力。比起后代屋顶上常见的龙凤装饰，鸱尾更显得淳朴，也很有中亚的风味，很可能是突厥遗风，唐代“胡化”的结果。

孔颖达的神道碑，原本应当立在他墓冢的神道上，如今被安置在昭陵博物馆。

我终究忍不住，央求曹师傅载我去九嵕山，一探昭陵的真面目。

“我也没去过，”他说。“不过我看您好像是搞研究的，我们就去看看吧。”

但昭陵在哪里呢？清代的金石学家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时，曾经四处寻访汉、唐帝王的陵墓，并且立碑为记。像汉武帝的茂陵和唐高宗的乾陵前面，都有毕沅在两百多年前所立的石碑标记。游客来到这里，好比放下心头大石：“没错，这就是茂陵。”“啊，这就是乾陵。”然后，他们站在这些石碑前，拍照留念，表示到此一游过了。

但我们来到九嵕山脚下时，完全见不到那通熟悉的毕沅碑，也见不到任何显著的陵墓遗迹或废墟，更没有任何翁仲和石狮等大型雕刻。这里，只有农田和农舍。曹师傅停车问了好几位当地农人，他们都指着九嵕山顶说，“昭陵就在上头。”

曹师傅很够义气，干脆把车子开上九嵕山。路是狭窄的黄泥路，不好走，沿途经过许多梯田和窑洞。看来，山上如今还住了不少人家，不知他们是否是当年唐太宗的守陵人的后代？越往上，梯田越少，几乎没有甚么树木，但山坡上长满了苍翠的绿草，远远看去，如地毯般柔软，有牛羊在吃草。

车子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才开到约三分之二的山腰上，无路可去了。站在九嵕山上往下望，风景绝佳。前面的山脚下，便是著名的渭河，缓缓流过这一大片关中平原。这里有山有水，环境清幽，确是第一流的风水，难怪当年唐太宗要选择在这里安葬。

在山腰上，仰望那尖突的主峰，觉得它好孤单寂寞。我决定爬到这主峰上去。我提着一瓶水和相机，请曹师傅在山腰上等我，然后就独自往主峰上爬了。这儿一片寂清，连种田的农人也见不到，更不要说游客了。

我一边沿着一条小路爬山，一边感觉到，在选择陵墓地点上，唐太宗比唐高宗和武则天高明许多。他的墓，建筑在这座海拔一千一百八十八公尺的九嵕山上，确是遗世而独立。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游客也难以到达，索性都不来玩了。大家全都挤到高宗的乾陵去。比起昭陵，乾陵低矮得多了。然而，我想太宗是宁愿死后清静的。要不然，他当年也就不会选择这座如此高的孤峰，来作他的“长生殿”了。

唐太宗的昭陵，就建在这座九嵕山的山峰顶上。

爬了几乎一个小时，才登上主峰。唐太宗便长眠在这主峰深处。据《唐会要》的记载，他的墓室深入山峰南面达“七十五丈”，约二百三十公尺，可见当年凿山工程之浩大，难怪营建了整整一十三年。如今，这主峰南面，已经毫无任何陵墓遗迹，亦无任何标记，表明这儿是一座唐代皇帝的墓。只有一大片绿茸茸的柔软青草，覆盖着峰顶。也不知何人，在峰南的一小片平地上，种了一小亩的油菜，和一丛丛的秋菊。不像帝皇墓园，倒有一种田园的恬静。

在唐代，昭陵当然是十分神圣，不可侵犯的。像我那样爬上去玩，或像那名农人，在太宗的坟头上，种菜种花，恐怕都是“欠砍头”的。杜甫曾经两次路经昭陵，但我想他并未曾登峰，也不可能登峰，所以他写的昭陵，只能远远从山下低处取景：

陵寝盘空曲，

熊罴守翠微。

再窥松柏路，

还见五云飞。

提到昭陵，许多文献资料都说它开了“唐代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当然，汉代已经有依山为陵的例子。唐太宗只是第一位采用这种葬法的唐代皇帝而已。然而，“依山为陵”这句话，其实并不好懂。唐代的史料，如《唐会要》等书，一直没有解释甚么是“依山为陵”。所以，我从前一直有一个疑问：依山为陵，那么墓室到底在山顶上、在山腰，还是在山脚下？似乎这三者都可能。

甚至现代的考古报告，对“依山为陵”的葬法，也是语焉不详的。等我登上了九嵕山顶，才明白甚么叫“依山为陵”了。几乎可以肯定，太宗的墓室，应该是高高在山顶上的，在海拔一千多公尺之上，而不是在山腰或山脚下的。而且，攀登了九嵕山后，我更能领会，当年下葬时，要把他的灵柩运到那么高、那么陡的山上去，这工程是如何的浩大和艰难。

从昭陵回来后，重读《唐会要》的记载，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可以懂了。原来，当年还曾经“架梁为栈道”，“绕山二百三十步”(约四百公尺)，才能抵达墓室所在的玄宫门。无疑，这更证明墓室应当是建筑在山峰顶上的。而且，在高宗朝，旧守陵使阎立德曾经上疏建议把这栈道拆掉，为了使墓室“固如山岳”。史家在记录这件事时，有一妙笔，说高宗“呜咽不许”。一直到长孙无忌等大臣，引用了《礼记》的权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只好勉强答应了。从此，“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

从前读这一段记载，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高宗要哭哭啼啼地“不许”拆栈道。拆了栈道，太宗的墓室，像阎立德所说的那样“固如山岳”，不会有人来盗，不也是好事吗？有甚么好哭的呢？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墓室建在这么陡峭的高山上，若拆了栈道，那么就连高宗这个孝子，也不能上山来谒拜他父亲的灵寝了，怪不得他要哭哭啼啼。明白了事情的曲折，我觉得这不仅是史家的妙笔，而且还很写实，很能刻画高宗的心思。

三年后，我有机会到河北的满城县，亲身走进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山顶墓室，更能肯定唐太宗的墓，应当也像刘胜夫妇墓一样，是建筑在山顶上的。刘胜夫妇墓是汉代“依山为陵”的一个好例子，而且又经过现代考古学家的科学发掘。他们的墓室，正是建在满城县城西南，陵山东麓的山峰顶上。或许正因为建得这么高高在上，这对夫妇的墓室，才从来没有被人盗过，而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那件名闻中外的金缕玉衣，和那盏长信宫灯。然而，陵山没有九嵕山那么高，从山脚下往上爬，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可到山顶，大约只有九嵕山三分之一的高度。

现代人可能受了“地宫”一词的影响，以为皇帝的墓室必定是在地面底下的。北京市郊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近年来开放给游客参观后，可能更使得大家以为，皇帝的陵墓正像明代定陵那样，是深入地面底下好几百公尺的。从前我也有这种错觉。昭陵和中山靖王墓，终于让人明白“依山为陵”是怎么一回事，也令人想起四川三峡一带那些高悬在绝壁上的悬棺。这些山峰上的陵墓，如果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像刘胜夫妇墓那样，必然是极为诡异又壮丽的景观。说不定，在现代旅游工业的“推磨”下，或许有一天，真的会有甚么单位，在九嵕山脚下，架起登山缆车，方便游客去游昭陵。那时，唐太宗恐怕就永远得不到安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