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景的宣传抑或永恒的艺术？——《愤怒的葡萄》充满争议的经典化之路

方 杰

内容提要：斯坦贝克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问世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深受读者大众的喜爱，但围绕它的争议也一直持续至今，争议的焦点是：它究竟是应景的宣传还是永恒的艺术。本文试图重构这部现代经典的产生以及有关争议的语境，展示其充满争议的经典化之路。

关键词：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争议；经典化

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美国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愤怒的葡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本维系斯坦贝克之作家声誉的著作，人们无论赞美抑或指责其作者，都以对它的记忆为依据（Ditsky 1）。新近出版的《约翰·斯坦贝克政治指南》称，“在美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之时，一本有关约翰·斯坦贝克政治的书问世，也许再恰逢其时不过”（Stow 8）。在该书的编者看来，“斯坦贝克将永远作为《愤怒的葡萄》的作者闻名于世”，可是由于书中刻画的“乔德家已成为经济衰退、语焉不详的整体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所导致后果的速记”，因此“这本书成为困扰斯坦贝克学术研究的一个幽灵”（8）。这就是说，斯坦贝克研究存在的困境，原因在于其饱受争议的《愤怒的葡萄》。仅凭一部作品对作家的整体创作进行评判，这种做法虽然并不恰当，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在作家文笔生涯中的重要意义。对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部尚未问世就遭到质疑的小说，问世之后经历半个多世纪“命运多舛”的风雨历程，虽然它被誉为“大萧条年代之经典”（Burg 389），但是一些权威批评家依然认为它是“一本有瑕疵但却永恒的美国书”（Bloom，Grapes 1）。总体上看，围绕《愤怒的葡萄》争议的焦点是，究竟应该将其视为应景的宣传品还是永恒的艺术品。这场始终伴随《愤怒的葡萄》经典化过程的争议，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贯穿其中的是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较量与交锋。

一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说过，没有另外一位美国作家能像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那么深刻地洞察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56）。在《愤怒的葡萄》产生之时，以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崩溃为开始标志的经济大萧条已接近尾声。这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时间最长、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人们认识到，主导20年代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是明日黄花。一时之间，“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挣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以及在更大的障碍面前为跻身中产阶级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支配着各种文化活动”。到30年代初，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怀着对革命之各种可能性的憧憬，纷纷加入隶属于美国共产党的约翰·里德俱乐部，寻求“在一场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用艺术和文化作为武器”（Foulkes 215），除了《新群众》、《群众》、《解放者》等左翼刊物以外，像《党派评论》这样的文学批评期刊，亦出现明显向左转的倾向，左翼文化遂取代现代派文化成为主流。在出版业十分萧条的境况下，无产阶级小说却在美国文坛一枝独秀。无产阶级小说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密不可分，其特征表现为“大萧条的政治经济危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出现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广泛挑战、美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的进展（Foley 353）。^［1］约翰·里德俱乐部1935年解散后，无产阶级小说虽然继续通过美国作家联盟和美国作家代表大会流通传播，但是却逐渐走向衰落，到40年代初，已基本失去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这就是说，常被归入无产阶级小说的《愤怒的葡萄》，并非无产阶级小说繁荣时期的产物，可是它却成为左翼文化风行时的大萧条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就地理意义、知识氛围、政治倾向而言，斯坦贝克都远离30年代初活跃在纽约的左翼文化圈。无产阶级小说方兴未艾之时，正是斯坦贝克在加利福尼亚为实现作家梦而苦苦奋斗之日。在出版《金杯》（1929）和《致无名之神》（1932）两部不成功的小说之后，《煎饼坪》（1935）的商业成功为他的文笔生涯带来重要转机，从此之后他不再属于“奋斗的作家”，再也不缺钱，再也不缺乏世人的关注（Parini 195）。斯坦贝克当时的妻子卡罗尔政治上颇为激进，受其影响，斯坦贝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加利福尼亚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其描写罢工的小说《胜负未决》（1936）引起评论界关注后，他又以描写流动农业工人生活的《人鼠之间》（1937）受到热捧。^［2］这时的加利福尼亚局势十分严峻，州政府和农业资本家的冷酷无情让无数穷困潦倒的沙尘暴移民陷入绝望的深渊，于是斯坦贝克决定在先前调研的基础上，^［3］继续深入探究“这世上最令人伤心之事”（Steinbeck and Wallsten 161）。他最初的打算是写一本带插图的“纪实作品”，但后来还是选择用他擅长的虚构作品形式，并在废弃初稿、经过一系列不成功尝试之后，最终写成《愤怒的葡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大萧条的开始常与曼哈顿的百万富翁跳楼身亡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大萧条年代最典型的形象，却是与那些破产富豪毫不相干的沙尘暴移民。^［4］虽然在许多加利福尼亚人眼中，沙尘暴移民是肮脏、无知、落后的吃嗟来之食者，可是在美国的国民意识中，他们却被看作经济危机的象征。沙尘暴移民之所以负载这样的文化意义，主要归功于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以及一批呈现沙尘暴移民生活的作品在30年代后期的强劲流通。^［5］有论者在考察30年代到40年代初的美国文学时称，“斯坦贝克全景图式的《愤怒的葡萄》，对美国文化史具有极为深刻和持久的影响”（Yannella 22）。作为“为数不多的一部既记录历史又创造历史的”著作，它显然已经将“沙尘暴移民变成大萧条的一个持久象征”，让1939年以来的数代美国人，都能“在乔德家悲剧性的英雄主义中发现一个国家大萧条时期经历的隐喻”（Gregory 74）。就小说所呈现的美国大萧条年代社会现实而言，这应该算得上是对其恰如其分的褒奖，因为“这本书的史诗规模，使得小说家几乎能够说出他对人类状况所知所感的一切”（Astro 436）。

二

《愤怒的葡萄》问世后即荣登1939年全国畅销书榜首，并于次年荣获普利策奖，改编成电影，在问世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精装本销售量就高达428900册，罗斯福总统和夫人也对小说的精确性和价值大加赞赏。乔治·史蒂文斯称赞这本书“应该得到更多的谈论、期待和热情”（McElrath 157）；约瑟夫·亨利·杰克逊说《愤怒的葡萄》是一部“完整的交响乐，是斯坦贝克信仰的宣言”（162）；《时代》杂志称之为“该年度最充满激情的著作之一”（163）。然而与之同时，它也招致加利福尼亚农场主联合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地方官员的愤怒攻击，被指为煽动阶级仇恨、歪曲流动农业工人状况的共产主义宣传之作（Burkhead 64）。在美国中西部和西海岸的某些农业社区，有人愤怒地敦促政府部门将该书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撤出并付之一炬。加利福尼亚大农场主甚至游说联邦调查局搜集有关斯坦贝克政治活动的信息。政治上保守的艺术家亦纷纷做出响应，有人很快写出诸如《快乐的葡萄》之类歌颂加利福尼亚乡村生活的作品（Zirakzadeh 20）。就连当时一些著名批评家，如肯尼斯·伯克、埃德蒙·威尔逊、弗雷德里克·霍夫曼等，也认为《愤怒的葡萄》属于社会评论而非文学作品（Bloom Grapes 17）。他们不仅大肆攻击作品的主题，而且针对其风格发难，致使斯坦贝克的声誉一落千丈。

《愤怒的葡萄》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在于它有可能成为诱因，导致本已经岌岌可危的局势全面失控。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小说中诸如“财产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时，就会被人夺去……大多数人到了饥寒交迫之时，就会用武力夺取他们所需之物”一类毫不掩饰的煽动性话语，确实令那些拥有大量土地或大企业的人提心吊胆（Steinbeck 306）。在他们看来，即便斯坦贝克不是在号召公开反叛，也肯定是在打算那么做，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其小说问世后所遭遇的一切。如果说最初围绕《愤怒的葡萄》出现的这些争议，是当时美国社会激进力量与保守势力之间交锋的反映，那么在这之后，争议则主要是与美国文学批评风向的变化有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文学批评界盛行“新批评”之风。这种政治上保守的批评实践，反对“意图谬误”和“情感谬误”，强调“文学文本”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秩序与和谐”（Widdowson 57），更注重文学的内在研究，也就是对文本的阐释。作为这一时期确定美国文学经典之权威，新批评的实践者们，以所谓“文学性”或“艺术价值”为取舍标准，将那些有着明显社会和说教内容的作品排斥在文学经典和机构性学术研究之外。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版之前就因艺术性问题令出版者担忧，出版之后又因政治问题饱受争议的《愤怒的葡萄》自然遭到冷遇，不仅鲜有相关的研究专著问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与之有关的论文亦屈指可数。这期间为数不多的斯坦贝克研究者当中，彼得·里斯卡曾尝试将这部小说当作严肃文学作品而非无产阶级文献加以研究，他反驳认为《愤怒的葡萄》的艺术手法存在瑕疵、沉溺情感的观点，^［6］认为斯坦贝克的成就，在于其“能够用在许多别人手中产生过沉溺情感宣传品的素材，创作一部优美、感人至深的小说”（Lisca 309）。这位批评家还在其专著《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中有关《愤怒的葡萄》的一章，用新批评细读手法分析小说文本，内容涉及主题结构和人物塑造。在里斯卡看来，对斯坦贝克作品艺术性不屑一顾的倾向可归结到这么一个事实：他30年代“涉及无产阶级素材”的主要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根据社会学而非美学意义加以接受和抵制”（Lisca Wide World 3）。里斯卡之后虽然还发表过一些聚焦于《愤怒的葡萄》文本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部小说在学术界受冷遇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据美国当代戏剧家特伦斯·麦克奈里（Terrence McNally）回忆，他在50年代中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学校里甚至连“约翰·斯坦贝克”这个名字都不让提起（George Steinbeck 81）。

1962年斯坦贝克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非但未能如通常那样引发斯坦贝克研究的热潮，反而让其招致更多指责。《纽约时报》率先发表题为《一种30年代的道德幻想配得上诺贝尔奖吗？》的文章，其中不乏对斯坦贝克近乎粗野的攻击。大多数美国期刊随即做出呼应，《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均刊文谴责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与当代美国文学脱节。当时美国的主流批评家，几乎一致对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示反对。斯坦贝克沮丧地读着这些文章并向朋友解释说，批评家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Parini 535）。虽然斯坦贝克的文学声誉到他1968年去世之时已经降到最低点（Simmonds 231），但是在其去世后，批评界对他的兴趣陡增，随之出现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在斯坦贝克学会和《斯坦贝克季刊》^［7］的促动下，数目可观的研究论文章、系列专著、论文集相继问世。这些研究大多迎合文本批评的形式主义传统，试图将《愤怒的葡萄》与其社会历史语境割裂开来进行无政治性解读，它们无论探讨其圣经意象、非目的论哲学，还是研究其文化母题、史诗传统，其主要目的都在于证明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将其从应景的“宣传品”中拯救出来。这些努力虽然让《愤怒的葡萄》的研究得以持续，但是它们取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为其目的和方法都有悖于发现文学作品真正价值的正确途径，对于这部其意义与社会历史语境密不可分的作品来说，尤其如此。所以，直到70年代末，虽然《愤怒的葡萄》每年仍保持较高的销售量，但是却很少进入常青藤联盟大学的讲堂，而这些大学中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斯坦贝克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绝对处于边缘和少数派的地位（Hayashi 174）。

三

6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大陆各种理论学说先后进入美国，美国文学批评从此进入多元共生的时期。到了八九十年代，“性别、种族、阶级”三要素成为文化研究大旗下文学研究炙手可热的话题，大一统的美国文化传统遭到抛弃，多元文化的研究视角占主导地位，挑战具有精英属性、主要由白人男性作家作品构成的既有文学经典。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经典之开放”，其特点是：承认原来遭到排斥的少数派传统、女性书写、印第安口头文学、大众文化产品等乃是美国文学遗产有价值的组成部分，“通过让其更准确地代表真实的社会多样性”，达到“纠正其不平衡现象、使之更为民主”（Kolbas 37）之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和先前的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政治保守不同，这种多元的批评潮流政治上具有激进特征。尽管有人认为这些标榜“政治正确”的批评，旨在为“特殊的群体利益”而牺牲美国人的“共同文化”（Bercovitch 265），但是它们却通过对经典的重构改变当代美国文学的景观。在“经典开放”的语境下，美国文学经典的范围得到扩展，不少原本被忽视或边缘化的作家作品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成为学术殿堂的新宠，入选新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并进入《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多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等权威美国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与此同时，美国官方对“政治正确”的“经典之开放”发出明确的反对之声，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的保守派批评家，则力图维护既有经典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推出系列专著重申经典不可侵犯的地位。

在这场热闹非凡的经典之争中，斯坦贝克及其《愤怒的葡萄》遭遇到比先前更为尴尬的处境。追逐新兴批评潮流的研究者，对这位白人男性作家的著作了无兴趣，保守批评家则凭借印象而非分析，以小说缺乏“进行学术对话的空间”为由将其束之高阁，认为只有“平庸者”才会研究斯坦贝克（Heavilin 9）。在斯坦贝克去世18年后，虽然其小说依然受到欢迎，但是其批评声誉已经大幅下降，其研究难以进入学术主流（Bloom，Steinbeck 1）。就连资深斯坦贝克学者沃伦·弗伦奇也承认，《愤怒的葡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出色的失败”，那么多“自由主义的平庸者”欣赏它，只能证明斯坦贝克没能实现其“美学意图”（French 135）。此外，指责《愤怒的葡萄》旨在颠覆资本主义、倡导社会主义的观点此时依然很有市场：斯托达德·马丁称，“社会主义的同情心从小说第一页就呼之欲出”（Martin 74）；斯蒂芬·里尔顿表示，《愤怒的葡萄》写的是一种行将死亡的旧制度和一种开始生根的新制度，前者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后者“当然是社会主义”（Wyatt 28）；苏珊·西琳洛说，对《愤怒的葡萄》来说，“尤其具有煽动性的，是其对集体行动的同情。在支持‘人类大家庭’时，斯坦贝克似乎在危险地接近于拥抱一种社会主义理想”（Shillinglaw 152）。这一切都无非表明，在《愤怒的葡萄》问世近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有人试图用“宣传品”标识这部广受欢迎的作品。虽然一直有不少研究者尝试从各种视角通过无政治性的解读验证其艺术价值，但是其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性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许多专业学者拒绝认真对待斯坦贝克，视之为无足轻重的作家，只适合中学生阅读，在“政治正确”的时代人们对其无话可说（George，“Introduction”xix）。正如玛丽·布朗所言：“20世纪90年代大学一种压倒性的观点是，《愤怒的葡萄》一度是美国文学和美国小说课程计划要讲授、且是20世纪美国文学自动要讲授的一本书。可是其在大学课程中的这一地位，已经被各种各样其他作品所侵占。”这位批评家还认为，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愤怒的葡萄》在美国文学经典中的真实地位在21世纪会继续下降”（Brown 286-97）。

2002年是斯坦贝克一百周年诞辰，美国在39个州举行175场历时一年的各类纪念活动，为一位作家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在美国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同年，芭芭拉·希维林的《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参考指南》问世，这是又一本旨在向普通读者全面介绍《愤怒的葡萄》的书。^［8］为该书作序的斯坦贝克学者斯蒂芬·K.乔治称，“即便是在新千禧年开始之际，《愤怒的葡萄》依然是斯坦贝克小说中最受人敬重、得到最多评价的作品。”在乔治看来，“希维林的著作展现出欣赏的新前景，揭示了这部小说在存在一些误读的情况下，如何超越纯粹的宣传成为有恒久艺术价值的作品”，是对哈罗德·布鲁姆等“没有从事艰苦的学术活动和分析就做出以偏概全文学宣判的批评家的反驳”（George，“Preface”ix）。有趣的是，哈罗德·布鲁姆于2005、2008年再次推出分别以“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约翰·斯坦贝克”为题的两本研究指南，并在后者的引言中重申《愤怒的葡萄》是一部成问题的著作且很难做出评判的观点（Bloom，Steinbeck 1）。由此看来，围绕《愤怒葡萄》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

纵观半个多世纪来围绕《愤怒的葡萄》的争议极其经典化过程，从表面上看，除了直接反对其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意外，争论主要是在其是否具有艺术价值上做文章。可使细究起来就会发现，艺术价值在争论中只不过是一种说辞，其终极旨归依然是政治。主张对其进行非政治解读、强调其艺术性的，是为了刻意回避政治，而一味指责其缺乏艺术性的，实际上在意的是其与左翼政治的关联，因此唯有政治才是理解《愤怒的葡萄》经典之争的关键，因为“不存在就其本身而言有价值的那种文学作品或传统”（Eagleton 10）。更何况，“称一部作品为‘美国’经典，引起注意的并非其文学特征而是其民族特征——也就是其与一种政治实体，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标签指涉的是作品对政治而非严格的审美标准而言的认同和价值。或者说，它暗示，作品为民族代言的能力本身，就是其美学感染力的一个方面”（Bercovitch 270）。《愤怒的葡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美国经典，其能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吸引众多读者，就是艺术感染力的有力证明，它所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面对苦难时坚持不懈、不言放弃的勇气和决心，小说文本中明显的意识形态取向，既是小说产生之时社会历史现实的投射，亦是赋予其超越时空意义的强大能量。

注释［Notes］

［1］到1933年，包括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马尔科姆·考雷（Malcolm Cowley）在内的重要作家都与共产党存在某种联系。有人曾将30年代贴上“红色的年代”、“愤怒的年代”、“抗议的岁月”等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左翼文化在当时影响巨大。

［2］在正式出版之前，该书就已经入选美国“每月读书会”推荐书目并预售11.7万册。出现这样的情况，连作者本人都始料未及（Loftis 120）。

［3］1936年8月《胜负未决》出版后不久，斯坦贝克曾应《旧金山新闻报》一位编辑之邀，对加利福尼亚流动农业劳动力的状况进行调查，写成七篇以《收庄稼的吉普赛人》为题的文章刊登在该报上。这组文章的内容后来大多被写进《愤怒的葡萄》的插入式章节，构成乔德家苦难经历的背景。

［4］在美国文化史上，沙尘暴移民并非指所有在大萧条期间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人，而是专指来自美国西南部各州，特别是俄克拉荷马、阿肯色、密苏里、德克萨斯州的那些成为流动农业劳动力的移民。

［5］这些作品包括多萝西娅·兰奇（Dorothea Lange）的摄影作品《移民母亲》、卡里·麦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的图文作品《田间的工厂》、武迪·古特里（Woody Guthrie）的歌谣集《沙尘暴歌谣》等。

［6］自《愤怒的葡萄》出版以来，批评者每逢将其视为缺乏审美价值之作时，总会重提“沉溺情感”（sentimentalism）这个词（Heavilin 127）。

［7］1966年，任教于波尔州立大学的日裔美国学者林徹麿（Tetsumaru Hayashi）建立斯坦贝克学会（The John Steinbeck Society），两年后他还将原来的《斯坦贝克简讯》（Steinbeck Newsletter）改刊为《斯坦贝克季刊》（Steinbeck Quarterly）。该刊作为斯坦贝克学会的会刊，一直出版发行到1993年停刊。

［8］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几本类似的书，分别是：A Companion to“The Grapes of Wrath”（by Warren French，1963），A Casebook on“The Grapes of Wrath”（by McNeill Donohue，1968），John Steinbeck's“The Grapes of Wrath”（by Harold Bloom，1984），“The Grapes of Wrath”：Trouble in the Promised Land（by Louis Owen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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