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中解读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以华美历史小说为例

赵文书

内容提要：本文以华美文历史小说及其社会意义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分析把历史小说当作历史的阐释方法所内含的两对矛盾：一是后现代文学中历史书写的叙事性与史学的求真要求之间的矛盾，二是后现代史学观的自我否定性与历史叙事的肯定性社会意义之间的矛盾。文章提出，解读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需要跳出历史研究的框架，把历史小说还原为文学，从文学作品能够创造大众历史的文学社会学功能中解读其社会意义。

关键词：文学与历史；后现代历史小说；华美文学

在华美文学中，历史具有特殊作用，不仅是众多华美文学作品的大背景，更是若干华美文学经典作品的核心主题：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中国佬》、徐忠雄（Shawn Wong）的《家园》、赵健秀（Frank Chin）的《唐老亚》、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铁路与舞蹈》等都直接以华美历史为题材，对华人劳工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这段历史尤为用心。

在华美文学研究中，对这些作品的批评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把它看作历史，以还原历史真相为旨归，以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对比华美文学中的历史再现，讨论小说中的华美历史再现对当下华美的社会政治意义；二是把它看作后现代历史叙事，用后现代史学方法，关注文本的叙事特征，以发现和解构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性为目标，讨论其中的矛盾、含混、不确定性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特征。

这是两种相对立的方法：前者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前提条件，以历史的真实再现为目标；后者以历史的虚构性为基本假设，放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以揭示所谓的“真实历史”的虚构性为目的。在理论阐释多元化的今天，用两种完全对立的方法来解读相同的文本并不矛盾，批评话语之间的差异也不奇怪。本文感兴趣的是，利用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却能够得出惊人相似的结论。无论是用传统的史学方法还是用后现代的史学方法，华美历史小说的评论者往往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华美的历史写作颠覆了扭曲并掩盖华美经历的美国官方历史，矫正其谬误，填补了官方历史中华人经验的空白，发出了被官方历史消泯了的华人声音。

无论是从其创作年代还是从其创作手法上看，汤亭亭等人的华美历史小说都可以归入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所说的“史学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实际上，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正是哈钦讨论历史元小说时所用的典型样本之一。这种后现代历史小说通过再现历史，达到解构历史的目的，通过揭示历史叙事的虚构性，解构历史的真实性，颠覆历史的权威。根据哈钦的定义，史学元小说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特点，它一方面“指向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自我否定性”（intensely self-reflexive）（5）。也就是说，它既有探索历史真相的诉求，因此具有现实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时又质疑历史的客观性，掏空了其社会政治意义的逻辑基础。

包括华美历史书写在内的后现代历史小说无疑具有社会政治目的，这是哈钦理论思考的基本假设。哈钦承认，后现代历史小说“对历史小说的文学传统和模仿说的局限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同时又能够通过文本把读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连接起来”（5-6）。但她直接把这个命题当作其史学元小说理论的前提，并未讨论文本如何使读者和现实世界连接。

在后现代史学观的框架下，华美后现代历史书写的自我否定性与其强烈的社会政治诉求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有若干问题值得思考：首先，在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普遍质疑的后现代语境下，华美历史书写如何能够再现历史？再者，如果说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属于旨在解构历史客观性的后现代历史小说，它如何能够超越后现代历史书写的自我否定性，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总之，如果说后现代历史小说能够连接读者和现实世界，使华美后现代历史书写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那么这个连接点何在？

华美后现代历史书写的矛盾

对于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读者和批评者普遍看重其中的文化历史信息。从70年代至今，对华美作品的政治批评是华美文学批评的主体，华美历史书写及其社会意义受到普遍关注。为此，华美文学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成为批评焦点之一，引起了很大争议。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于1976年发表之后，在华美族群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的读者对作者戏说和改写中国历史颇有微词，指责作者“歪曲了中国历史和华美历史”（Fong 21-22）。从70年代末作品出版，到90年代初赵健秀提出“真伪”论，这个话题直到今天仍然时有讨论。

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此中的“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和华美历史。迄今为止，在这个话题上的争论几乎全部聚焦于华美文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篡改，对其中的华美历史再现的真实性问题讨论不多。

实际上，华美文学所再现的历史也存在真实性问题。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华人铁路工人罢工的事件，华美人士认为这个罢工事件足以反驳主流社会所建构的华美只会逆来顺受的概念化形象，是昭示华美反抗精神的重要例证（Chan 30），因此成为华美文学中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关于这次罢工，汤亭亭在《中国佬》中说，罢工取得了胜利，华工每月加薪4美元（145）；黄哲伦在《铁路与舞蹈》中说，罢工取得了胜利，华工每月加薪8美元（Hwang 84）。然而，实际情况是，发生于1867年的这场罢工，由于铁路公司断绝了食物供应，罢工者被迫回到工地，罢工失败了（Chan 81-82）。

在华美文学研究中，不少批评者质疑华美作品里的中国历史文化书写的真实性，鲜有质疑其中的华美历史书写的真实性。然而，如果说华美文学具有历史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那么其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华美文学以其历史书写挑战和颠覆美国官方历史对华美的偏见和忽视，但如果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不顾历史事实，以一种虚构挑战另一种虚构，其合法性和效果都值得怀疑。在华美文学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研究中，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基本上都被研究者忽略了。

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只有台湾学者张琼惠（Chiung-huei Chang）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以一种历史话语挑战另一种历史话语很有危险。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历史的前提条件，因为华美作家是在书写历史，他们的写作同样也必须满足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因此，他们在挑战美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挑战：他们自己的叙事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47）

对于这个问题，她给出的解决思路是：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不是一种历史话语（historical discourse），而是一种历史主义话语（historicist discourse），这两种话语的区别在于：

华美作家不是呈现过去的事件“是什么”，而是在阐释过去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利用有关过去的知识来说明现在。他们提出看待华美历史的不同视角，为他们的新的历史主义提供证据，这种新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真实完全取决于偶然性，历史真实不是唯一的，而是多重的，观察历史真实有多种视角，每一种视角都值得同等重视，不容差别对待。（48）

这种“新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受到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观影响的后现代史学观点。与此观点相近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美文学研究者倾向于把华美历史书写看作哈钦所说的“史学元小说”。在哈钦的理论架构中，后现代史学元小说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它企图颠覆现存的［历史］常规，但却总是根据现存的常规运作”（5）。哈钦认为，史学元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之一在于：传统小说往往用历史细节或历史数据来创造真实效果，而史学元小说则以历史记录的真假为思考对象，有时可能“故意对某些已知的历史事件作假，以凸现历史记录中存在记忆失误的可能性，即历史记录有可能故意作假，也可能有无心的失误”（114）。换言之，史学元小说以揭露历史的不可靠为己任，质疑历史的真实，而传统历史小说并不怀疑历史具有可以认知的真实性。

确实，传统的历史小说，无论其中有多少史实与虚构成分，其写法一般根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追求“逼真”地再现故事中的场景，力图给读者留下“真实”的印象。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华美文学中的历史写作往往故意露出叙事破绽，有意凸显故事的虚构性：汤亭亭在《中国佬》中为父亲的身份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版本。赵健秀的《唐老亚》通过梦境转述华人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历史，徐忠雄的《家园》通过白日梦般的想象，追溯华人移民先辈在美国的经历，他们所使用的梦境和想象都不是一般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历史材料。

从创作手法上看，华美文学中的历史写作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实际上，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被哈钦当作史学元小说的典型样本。哈钦之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开始关注华美历史书写的史学元小说特征，讨论其后现代美学价值。这种批评方法侧重研究华美历史书写的叙事特征，关注文本的内在属性，本质上是一种美学批评，往往被当作对华美文学的外在的、政治性批评的反拨。

在后现代语境中，史学元小说理论是一种美学批评，同时也具有政治意义。虽然哈钦把史学元小说称为“对过去的消遣娱乐”（the pastime of past time）（105），但它通过其历史叙事，颠覆先存的历史观（特别是被众人普遍接受的权威历史观），挑战并解构权威，其政治含意不言自明。把华美历史书写当作史学元小说研究的学者在分析其后现代叙事特色和语言特征的同时，都会结合华美历史，肯定其打破沉默、在美国历史中发出华美之声的政治意义。

然而，史学元小说的“强烈的自我否定性”使其理论假设与其政治意义形成悖论：后现代史学观形成于理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后，摒弃了人类语言可以再现历史本体的幻想，把历史真实打入不可知的空间，放弃了对真实的追求，转而讨论历史知识的形成，及历史知识与历史意义之间的张力，从能指与所指的缝隙间切入，凸现能指意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把历史等同于叙事（即虚构），使历史知识成为后现代的“自由游戏”。后现代史学理论具有强大的解构力量，固然可以用来挑战和颠覆传统历史（特别是官方历史）的权威，但它同时也解构了一切历史，包括它所企图建构的另类历史。

在后现代史学观的逻辑框架中，史学元小说在挑战和颠覆传统历史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形式的另类历史可以取代传统历史的权威。如果说传统历史属于语言建构，具有叙事性，因而可以推翻，那么推翻传统历史之后，我们是否还需要历史？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史学元小说在解构传统历史的同时，也在建构各自版本的另类历史。然而，根据后现代史学观的理论假设，同样属于语言建构、同样具有叙事性的另类历史不可能比传统历史更加权威、更加可信，因此也就不可能取代先存的历史而成为权威的历史。如果史学元小说所建构的另类历史与传统历史同样不可靠，那么它何以产生确定的意义？

难道历史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随时可以变脸的能指所发出的喧哗和骚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文学、历史与历史知识的产生

在历史框架内讨论史学元小说的社会意义，好比抓着自己的头发企图飞上天，因为后现代史学观以解构历史的客观性为己任，在颠覆传统历史的同时，也掏空了自己的根基。哈钦虽然认为后现代历史小说“能够通过文本把读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连接起来”（6），为史学元小说的社会意义预留了存在的空间，但她未能解释这样的连接如何能够产生，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连接点并不在否定了历史可知性的后现代史学框架之中。

历史小说，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后现代的，首先属于文学，然后才属于历史。后现代的史学观以历史的叙事性为由，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学的虚构性毕竟不能作等量齐观。无论历史的客观性受到何种程度的质疑，历史研究成果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依然存在本质的区别。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意义，求真是历史研究的最高要求，历史真实先于历史意义；而文学写作的目的是创造意义，虚构是文学的基本属性，细节可以根据意义的需要进行创造。历史学从过去发生的事件中发现意义，而文学则通过虚构创造意义。

如果说在否定性的后现代史学观框架里，难以为确定的历史意义找到合理的逻辑，那么我们可以还原历史小说的文学本质，把它当作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而非历史，在文学及文学与历史交叉的区域内，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寻找发现其积极意义的可能性。

历史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在本体论中，历史指真实存在的过去，即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或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我们一般称之为历史事实；在知识论中，历史指对过去存在的事件和人物的记录和解释。

从本体论说来，历史事实业已发生，因而具有特殊性、唯一性。从知识论说来，历史知识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和阐释，因而具有普遍性、多元性。本体论的历史即历史真实，是历史知识的对象。传统历史观与后现代历史观的分歧在于，传统历史观承认历史本体的真实性，并认为历史知识可以再现历史本体，且历史知识必须能够经受历史本体的检验才具有意义。后现代历史观则把历史本体抛弃在一边，它也许不否认历史本体的存在，但认为人类借助语言建构起来的历史知识不可能再现历史本体，因此后现代的史学观只讨论历史知识，这样的历史知识不受历史本体的羁绊，因为历史本体早已因为其不可知性而被打入冷宫。

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是知识论中的历史，即历史知识，它至少也有两个类型：一是专家的历史，也可称为科学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二是大众的历史，即普通人所了解的历史。

专家的历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大众的历史则是文学主导的领域。历史知识必须在大众社会中得到传播，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意义。专家的历史产生于历史学家皓首穷经的考证与分析，在历史论著和课堂中传播，因其“科学性”，缺乏丰富感人的细节，不易在大众中传播。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还得依赖较之科学的历史研究更加鲜活的文学艺术。正如梁启超所言：“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徵之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新小说报社 42）。

文学也有历史意义，因为它具有传播大众历史知识的功能。普通人的历史知识与其说是来自专家们的历史著作，不如说是来自小说、戏剧、诗歌等传统形式的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剧等现代艺术形式。比如，我们关于三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三国演义》，而非《三国志》这部历史著作；历史专家可以根据正史的记载，考证出关羽很可能是个善于逢迎的好色之徒（尹韵公 239-242），但这并不会取代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关公义薄云天的大英雄形象。在美国，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一首诗使李维尔（Paul Revere）在独立战争中星夜驰骋报信的英雄事迹妇幼皆知，而他实际上中途被俘，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把他当作民族英雄^［1］。对普通大众来说，文学所传播的大众历史知识往往就是他们的历史常识。

还原历史小说的文学属性意味着不必纠缠于其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大众历史知识与专家历史知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关于文学与历史学的区别，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至今仍然适用：“诗人描述那些可能发生的、具有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学家则记述确实已经发生的、具有特殊性的事实”（Aristotle 35）。根据这个定义，文学与史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历史不能虚拟，只能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文学则不必拘泥于历史细节，可以根据史料发挥想象，按照人为的理想，创造出可能存在的历史。

文学中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学也有共性：文学与历史学都以历史为对象，都能够指涉历史真实。文学的虚构特性和想象特征并不意味着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可以完全脱离历史本体。完全脱离历史本体的文学不能称为历史小说，只能称为幻想文学。关公和李维尔分别是中国历史和美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在大众历史中的事迹虽然有虚构的成分，但也有指实之处。

正因为历史小说具有虚构和指实的双重属性，所以作为文学的历史小说具有历史意义，也能够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影响，这也许正是“文本把读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连接起来”关键之处，只不过，这个连接点不能在历史学范畴内寻找，必须在文学中发现。

在文学中解读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

探寻华美文学历史书写的肯定性的社会意义，需要走出后现代的否定性历史观的框架，进入文学的领地，把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当作文学（而非历史）进行研究，在文学的领域（而非历史领域）中寻找能够支撑其社会意义的支点。

把华美历史小说看作文学，意味着它的首要任务是创造文学形象，它对历史本体的忠实是第二性的，因此考察华美历史小说中的文学形象比研究它对历史本体的忠实程度更为重要。如果说华美历史小说具有挑战和颠覆意义，那么其挑战和颠覆首先是针对美国的主流文学，其次才是针对美国的主流历史，而且对美国主流历史的挑战和颠覆也是经由对大众历史的颠覆而形成对科学历史的挑战。

华美文学研究者耳熟能详的是，在美国主流文学中，华人向来以洗衣工、佣人、厨子、洗碗工等卑微形象出现。美国主流作家笔下的华人都是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模样，是与美国白人完全不同的异类。笔者在研究中曾试图批判美国主流作家对华人形象的扭曲，但有一位美国朋友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洗衣工、佣人、厨子、洗碗工在历史上确实是华人的主业，舍此华人还干过什么呢？

华美历史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回忆了在檀香山开垦甘蔗园的曾祖、在内华达山脉中修筑铁路的祖父、在唐人街开赌场和洗衣店的父亲以及参加了越战的弟弟。通过《中国佬》中的人物形象，汤亭亭表明：不错，华人确实做洗衣工，但他们也是修建横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的功臣；华人确实做佣人，但他们也是把美国的荒野开垦成良田的开拓者；华人确实做厨子，但他们也是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爱国者。华人不是逆来顺受的卑贱奴才，而是建设美国的英雄；他们不是外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普通美国人之所以把华人与洗衣工或厨子画等号，不但是因为美国的正统历史完全抹杀了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消除了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声音，而且因为普通美国人从文学艺术中得来的华人概念化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在美国的大众历史中，华人概念化形象已经成为主流大众的历史常识。

在华美历史中，最能够矫正概念化的懦弱华人形象的当属华人劳工在建设太平洋铁路中的功绩。与洗衣做饭这类女性化的工作不同，逢山凿洞、遇涧架桥的修建铁路工作充满了阳刚之气，具有美国人所崇拜的彪悍粗犷的个人主义特征，极具能够帮助华人塑造正面形象的潜力，因此最受华美作家的青睐，在华美历史小说中成为不断重复出现的题材。

把华美历史小说当作文学，研究其写作策略，意味着我们需要优先考察其写作策略如何服务于文学形象的创造，及这些文学形象所建构的社会意义。在后现代的大环境中，华美历史小说也许摆脱不了旨在解构历史真实观的后现代诗学的影响，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思索历史的真实性，然而，华美历史小说作为美国少数族裔平权运动的产物，其首要目的和意义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历史环境。诚如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所言，第三世界文学总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即便是十分个人化的第三世界文本，也“必然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其政治因素：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关于第三世界大众的文化困境和社会困境的寓言”（69）。华美作家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自觉意识和社会问题意识：汤亭亭声称自己书写家史的目的就是代表华美发出“还我美国”（claim America）的声音（Islas and Yalom 25）；赵健秀等人也坚定地认为：“少数族裔文学的主题就是社会历史”（Chin et al．xxxv）。如果借用黄秀玲（Sau-ling Wong）的比喻，我们也许可以说，华美历史小说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意义属于“必须”（necessity），那么其形而上地解构历史的真实性的后现代史学意义就属于“奢侈”（extravagance）了。如果华美历史小说在解构了大历史的同时也挖空了自己的小历史合理性的逻辑根基，就“奢侈”过度了。

华美历史小说可以具有、而且应该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但其现实意义只能在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中探寻。如果把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当作历史，那么这些作品中的多重叙事、以梦境和记忆为史料等非传统的叙事策略也许可以解读为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和颠覆，但这些文学性的叙事策略本身并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逻辑基础。如果把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当作文学，那么这些叙事策略就可以根据艺术虚构的自由原则，不拘泥于艺术细节与现实世界的特殊对应关系，优先考虑艺术意义的建构，而非对真实的刻板模拟。

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华美历史小说故意露出叙事破绽，凸现故事的虚构性，可以解读为实现文学再现的“普遍性”要求的一种策略。汤亭亭在《中国佬》里为父亲的身份提供了三种相互抵触的版本：从古巴偷渡到纽约；经天使岛合法移民到美国；出生在美国。这样的写法并非旨在揭示历史的不确定性，可以随意虚构。在汤亭亭写作《中国佬》的时候，她的父亲仍然健在，还能在女儿作品的中译本上批注题签^［2］，因此并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已经难以企及的问题。她之所以这么写，不是出于形而上的考虑，而是由于形而下的“必须”。根据汤亭亭自己的解释：

现在父亲去世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他是从古巴搭船偷渡到美国的，而且前后不止一次，而是三次；他被移民局逮捕两次，遣返两次。对于父亲入境之事，我当然得有合法入境和奇怪入境的许多不同版本，以免移民局官员读了我的书，再次把我父亲连同母亲逮捕遣送出境。（单德兴 228）

当然，如果我们把《中国佬》看作文学，则不必把作者的解释当作唯一正确的解释，也可以从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之中发现这种写作策略的美学意义：汤亭亭在作品中使用小写的“父亲”（father），而不是根据英语语法规则，用大写的“父亲”（Father）或在“父亲”一词之前冠以第一人称物主代词，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所写的不是自己的父亲这个个体，而是以父亲的具体形象体现了其“父辈”（fathers）的经历，以“父亲故事”的名义集中再现了复杂的“父辈故事”，超越历史的特殊性，达到艺术的普遍性，“通过想象的重构，把一个具体的广东人家庭移民到美国的经历描写成所有华人移民历史的原型”（Sledge 3），因此可以称为以家史的形式写就的华美族群历史。

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的虚构性并不排斥对历史真实的指涉，它以文学的手段创造大众历史，在美国读者中普及关于华美的历史知识。华美历史小说承载着两项历史功能：首先，它从华美的角度改写大众历史，纠正美国主流文学中关于华美的偏见和误解；其次，因为过去美国的官方历史对华美历史鲜有记载，因此华美历史小说还兼具挑战科学历史的作用，弥补官方历史对华美经历记载的不足。

为了达到以大众历史补正科学历史的目的，华美历史小说虚实相间，以虚构的故事指向可以考证的历史真实，吸引读者对华美历史的注意力，带着读者穿越虚构的表象，去探寻历史的真实。汤亭亭和黄哲伦在作品中都虚构了华人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故事，主流读者对这种虚构的接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读者相信虚构，从而得到华人也敢于抗争的印象，纠正他们想象中的懦弱华人形象；第二种可能是，读者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考证历史，发现华人罢工（尽管失败了）的历史记录，这同样也能使读者改变其想象中的懦弱华人形象。这样看来，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突出其虚构性的手法可以理解为声东击西的策略：它并非旨在解构历史的真实性，而是吸引读者通过虚构的表象，去发现真实的历史。

赵健秀在其《唐老亚》中清晰地勾画出了这种以虚指实策略的实现路径：华裔少年唐纳德在历史课上听白人老师说，华人缺乏进取心，不适应极端个人主义的美国，因此在铺铁路比赛中输给了爱尔兰人，但唐纳德连续几夜梦见先辈修筑铁路的情形，最后梦见华人劳工在比赛中打败了爱尔兰人，创下了一天修筑十英里铁路的世界纪录，在梦境的驱使下，唐纳德钻进图书馆，查找资料，发现自己的梦境与历史史实竟然完全吻合。最后，唐纳德在课堂上勇敢地站了起来，拿出证据，指出了老师的错误，迫使白人老师认错，为华人挽回了尊严。

在历史写作中，梦境显然不是具有说服力的历史材料。赵健秀试图通过梦境再现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真实性的颠覆，不如说是一种通过虚构达到真实的文学策略：即先摆出官方历史的偏见，通过一个与官方历史观对立的虚构故事，促使读者通过历史考证，发现故事背后的真实历史；通过大众历史的创造，挑战并补正官方历史。

结语

解读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必须面对两对矛盾，一是后现代文学中历史书写的叙事性与史学的求真要求之间的矛盾，二是后现代史学观的自我否定性与历史叙事的肯定性社会意义之间的矛盾。在史学框架里，历史再现的社会意义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两对矛盾都难以解决。我们只有把后现代历史小说还原为文学，才能在文学领域里为其社会意义找到存在的空间。

把后现代历史小说当作文学进行解读，意味着我们需要采用一个不同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优先程序和研究路径，首先考察它所创造的文学形象，而非它对历史本体的忠实程度；考察其为了创造这些文学形象所使用的文学手段，而非为了解构历史真实性而采用的叙事手段。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创造的大众历史与科学历史的关系，进而探讨其所创造的大众历史的社会意义。

走出后现代的否定性历史观的框架，把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当作文学，我们便可以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窥见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作为文学，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取材于历史，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细节，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屏蔽被主流文学过度渲染的概念化华美形象，突出显示曾被遮蔽的华美历史经验，通过想象的细节纠正曾被扭曲的华美形象。它运用想象，通过虚构的手段，在文学领域中，以华美自己创造的新大众历史取代主流社会创造的旧大众历史，进而以大众历史质疑美国官方的科学历史，产生积极的政治意义，发挥正面的社会影响。

注释［Notes］

［1］朗费罗的《保罗·李维尔夜奔》（“Paul Revere's Ride”）现在仍然是美国小学课本选编者青睐有加的一首诗。李维尔夜奔途中被俘，成功到达康科德报信的是普雷斯科特（Samuel Prescott），关于这段史实，参见：Max Savelle．“Paul Revere”（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Vol．23．Danbury，Connecticut：Grolier Incorporated，1981．453-54）。

［2］《女勇士》的中译本中以插页的形式影印了汤亭亭的父亲为该书所做中文批注题签。参见汤亭亭，《女勇士》（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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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