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五十七。因曾于故乡阳明洞聚徒讲学，自号“阳明子”，当时及后世学者都称他为阳明先生。

阳明的先祖王性常，明初曾任兵部郎中，后赴广东督运军粮，归途遇海盗殉职。此后数代，皆在乡耕读，没有出仕。祖父王伦，守着祖上遗留的数箧图书，啸咏竹林，被人目为晋代陶渊明一流的人物。父亲王华，早年也备尝贫苦，与夫人郑氏艰难起家，虽然在成化十七年（1481）中了进士第一名，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景况略有好转，不久又因阳明得罪权臣刘瑾，被迫致仕，抑郁以终。这样的家庭传统，对于阳明刻苦自励、锐于进取、独立不羁、敢于藐视权威之精神的养成，具有相当影响。

阳明自幼天资聪颖、深思好学，相传年仅五岁，听祖父朗读诗书，即能默记在心，跟着背诵。十一岁时，因父亲在京任职，随祖父前往探亲，路过镇江金山寺，祖父与客人即景赋诗，正在沉吟未就之时，阳明却已将诗作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众客大为惊异，又出题叫他咏蔽月山房。阳明稍加思索，朗声应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便见山小月更阔。不仅才思敏捷，气魄非凡，从中又透露出阳明善于观察与思辨的性格特征。

到了北京，阳明接触到京师的文物和父辈友人，眼界扩大，性格更为豪迈不羁。父亲为他延请塾师，严加管教，作封建时代士子读书求仕的准备。阳明对科举时文颇感厌烦，有一天问塾师：什么是第一等的事情？塾师答：那当然是读书登第（考中）了。可是阳明却不以为然，说：登第恐怕还算不上是第一等的事，还是读书学作圣贤更重要！父亲身为状元，这是千万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阳明小小的心灵里，竟未觉得了不起，而认为只有通过读书成为圣贤，完成自己的品德与人格，才是天地间第一等的事，才算是天地间的第一等人。这种强烈地希望成为“圣贤”的理想，此后主宰了阳明的人生。

十五岁的时候，阳明游历了长城居庸关等处，周览形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阳明所处的时代，各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不断发生，南方的黔、桂、粤、闽、赣等地，时有动乱出现；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落不断南侵，对中原造成极大危害。阳明受时势的影响，加以父亲任职兵部，因而也喜欢谈兵，“每遇宾宴，常取果核列阵势为戏”。兵书以外，阳明又博涉孔孟经书、程朱理学、佛道等书，用以扩充自己的知识。这一时期的阳明，志向远大，兴趣广泛，生命中蓬勃着强烈的求知欲，精神上表现得十分执着和狂放。对于凡能接触到的学问，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时竟至痴迷的地步。十七岁时赴江西南昌迎娶新妇，成婚之日，漫步走进当地一座道观，看到一位道士在打坐，激起好奇之心，便向道士叩问养生之道，并随着静坐练习，以至忘却了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寻回。二十一岁成为举人后，阳明在京师研读宋儒朱熹的理学著作，为了体会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与友人坐在父亲官署内的竹林前苦思，要“格”竹子的理。未能获解，坚持不辍，友人在三日后病倒，阳明坚持到第七日，也终因劳思过度而致疾。按照朱熹的说法，世间的一草一木都包含着各自的道理，通过“格物”就可“致知”，阳明未能领悟，就转而用心于诗文词章的创作。三十岁以前，他在京师与诗坛领袖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诗酒倡和，“以才名相驰骋”；回到故乡，则与同乡喜好诗文者组织诗社，连素来自负的老辈也都对他表示钦服。但是诗文成就并不能满足阳明的志向，“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他内心渴求的，仍是所谓“希圣希贤”之学，但苦于未能找到入手的途径，深感朱熹所说的“物理”与自己的意识难以沟通，苦思既久，抑郁成病，偶然听到道士谈养生之道，一度产生了入山隐居的念头。

弘治十二年（1499）春，二十八岁的阳明考取了进士。次年，授为刑部主事，从此步入仕途。当时边疆地区时有战乱，阳明考察形势后，立即上疏陈言边务，向皇帝提出“便宜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蔽。”封建时代的官员上疏言事，除了向统治阶级建言立策，也含有向皇上显示自己才具谋略的用意，纸上所谈，虽合于事理，却未必都能见诸实行。从阳明日后参与军事行动时所建立的“事功”来看，他对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深有积蓄并能亲身实践的。

此后数年中，阳明的主要活动为：二十九岁时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曾奉命到江北审问囚犯，对冤案多所平反。公事完毕后游安徽九华山，作赋言志，气势磅礴，要做超越宇宙、独往独来的异人。三十三岁时前往山东主持当年乡试，回任后改任兵部主事。三十四岁时，与著名学者湛甘泉在京师订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并开始与友人、学生一起讨论有关“身心”的学问，被人认为是好奇立异。

正德元年（1506）武宗即位，这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昏君，骄恣横暴，无恶不作。当时宦官刘瑾擅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人上章谏阻，违背了武宗旨意，被逮捕入狱。科道官员本有犯颜上谏的职责，阳明出于义愤，抗疏上救，结果触怒刘瑾，受了廷杖四十的酷刑，死而复苏，也被下在监狱。不久，被贬到万里之外的贵州龙场驿去做驿丞。次年夏天启程赴黔，刘瑾余恨未消，遣人跟踪，图谋在途中加害阳明。阳明行至浙江，弃衣于钱塘江畔，托言已投江而死。一路辗转跋涉，历经艰危，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夏到达龙场，时年三十七岁。

阳明中年遭贬远谪龙场驿，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也使他的思想发生蜕变，并进入成熟期。按照孟子的意见，一个人要成为圣贤，必须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炼，而这种磨炼，除了主观愿望以外，还须客观环境的造就。阳明谪戍以前，少年时才气蓬勃，青年时志向远大，曾致力于诗文创作，又钻研佛道之学，尤其对朱子“格物致知”学说下过苦功，希望能以自身的内心体验，完成个人的哲学观和道德修养，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他感到苦恼的是，朱熹所说的事物之“理”，与自己的本心，总是不能融而为一。再说，照着朱熹的格物穷理方法，即使把竹子、草木的“外理”格得明明白白，又能对内心产生什么影响？长久积压的疑团，经过在龙场的艰苦磨炼和思索，终于获得了解答。

龙场位于贵州北部丛山峻岭中，是由贵州通往四川的驿程上的一个小站，瘴疠侵人，荆棘遍地。当地居民大多为言语难通的苗民和少数来自中原的亡命之徒，文化落后，生活艰苦。从中原来到这里的迁客，十有八九不能适应当地的艰苦生活。阳明身受廷杖，远谪异乡，本是九死一生之人，此时自觉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听说刘瑾仍对自己憾恨不已，他特意造了一口石棺，自誓说：吾唯俟命而已。表示自己不仅放弃了常人的得失计较，连生死的念头都已打消，于是“日夜端居静穆，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也即排除了胸中的杂虑而进入气度恢弘、无所粘滞的境界。苗民以洞穴为居处，阳明教他们构筑木屋；随从的人相继病倒，阳明却安然无恙，他为病人劈柴挑水做饭，又咏诗歌，唱俚曲，杂以诙谐笑谈，给他们以娱乐安慰。阳明深夜内省：如果圣贤处于我的地位，他们将怎样对付这种环境呢？恐怕也只是像我这样做吧！突然他大彻大悟了，长期以来苦恼着自己的忧虑顿时消去，他欢呼着跳跃而起，惊喜交集，从此对“格物致知”有了自己的解释。这就是阳明的“龙场悟道”。

那么，阳明所悟到的是什么呢？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了个人的“心”的巨大作用——他处在这样的逆境里而能做得和圣贤同样地好，不就是受到自己的“心”的启示、依据“心”的要求去做的么？可见“心”的作用何等伟大！在阳明看来，“心”的这种作用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即人的本性。他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说，原先以为圣人的道理存在于外部世界，因此循着朱熹等先儒的教导，努力到外事、外物上去苦苦寻求；而现在才明白，圣人的道理本来就存于我们心中，“吾心即道”，所以也就无需向外事外物去探求。由此，他又引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结论，这也就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这样，阳明将我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发展到了极致。“心学”所以在阳明手中得到这样的发展，一方面与阳明自少年时代以来就怀有的自我扩张、希圣希贤的强烈愿望有关，一方面则由于他身处艰危，主观意志高度昂扬，以个人的修养、毅力和学识平衡了自我，战胜了困难，因而就将主观意志的作用加以绝对化了。其实，阳明在龙场的困厄中所以能奋发自强、克服困难，保持身心的健康，固然是受其思想，即所谓“心”的支配，但其所以能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仍然取决于其以前所受的教育。阳明把一切归结于人的先天本性，是过于片面化了。

阳明在龙场驿的次年，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作为其“心学”体系中的重要论点。“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一是不满于当时读书谈道者的知而不行，言不符实，有心改变学风；二则仍是从龙场的艰苦生活体验中获悟，是对其“求理于吾心”说的发展。阳明所说的“知”，即每个人生而具备的“良知”。阳明所说的“行”，则含义较宽泛。从他所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知孝知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来看，则“行”包含了与“知”相对立的“实践”之意。但从他“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的表述来看，“行”与“知”又都指人内心的认识活动，是“良知”显现与扩充过程中精神活动的两种形式。而阳明所说的“良知”，则指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道德心理，是一种融合于人们经验习惯与性情行为中的善良、仁爱、正义的秉性。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道德心理产生于实践，阳明则强调其主观性。

正德五年（1510），由于刘瑾倒台，阳明结束了谪戍生涯，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在庐陵七个月间，他慎选里正，设立保甲制度，这是首次担任地方官的施政试验。不久，升为刑部主事，后调吏部主事，又升员外郎、郎中，再度成为京官。正德九年，阳明升为南京鸿胪寺卿，活动范围又回到南方。这一期间，追随阳明讨论学问的学生逐渐增多，每逢师生讲学，旁听者数以百计。

正德十一年（1516），因闽、赣等处“寇乱”，阳明被荐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福建汀、漳等处。阳明至赣以后，推行十家牌法，编选民兵，使地方实行联防自保，然后移文各地官军会合，十四个月之后，平息了先后延续数十年的闽、赣等地“寇乱”。正德十三年（1518），阳明又率军前往粤北“征寇”，不到两月，获胜班师。这期间，阳明以一介书生掌握统兵大权，实现了他少年时代建功立业的向往。对于各地的“寇乱”，他剿抚兼施，恩威并用，每平定一处，就奏请在当地设立新县，然后立社学，定乡约，行保甲，修书院，整理盐法，劝谕百姓，对安定地方、巩固中央政权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连年征战之暇，阳明仍不忘讲学，门人薛侃、欧阳德等随侍左右，时时同老师讲论“心学”，薛侃并在正德十三年八月将阳明与学生讨论问答的语录《传习录》上卷刻印行世。面对连年征战的成绩，阳明并不自矜，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可见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道德人格的完成，并将它置于世人所乐于称道的“事功”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明王朝分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宸濠平素野心勃勃，结交宦官，招纳党羽，久已蓄谋起兵。由于朝廷的姑息，武宗的昏愦，终于酿成震动朝野的叛乱。阳明当时正在江西，见宁王起兵，未等奉到朝廷命令，就倡义平乱，传檄各府县官员率义师共赴丰城会合。虽然事起仓促，兵力远远少于宁王，由于调度有方，指挥若定，仅用四十天时间就收复南昌，并与叛军激战于鄱阳湖一带，大败敌兵，生擒了宸濠及其伪官，随后又克复九江等地。他所建立的“事功”，与历史上其他贤哲相比，实属罕见。

平定宸濠叛乱，并未给阳明带来进一步作为于时代的机遇。武宗身边的佞臣嫉妒阳明的功绩，百般谗毁，乃至诬告阳明要拥兵造反。阳明的学生冀元亨甚至还被诬陷下狱，死在狱中。阳明经历了风波患难，更加坚信他的“良知”学说，因为良知是明是非、知善恶的，只要听凭良知的指引，就能心地坦荡，顺应事理，置生死祸福于度外。五十岁时，阳明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的口号，作为讲学宗旨。不久以后，他返归家乡，专意讲学。四方学者，北自京师，南至广东，不远千里来浙江求学的，有数百人之多。学生们在绍兴建造了阳明书院，门人南大吉收集阳明论学语录，续刻了《传习录》中卷。

“致良知”说是阳明心学发展的顶峰，是阳明对“龙场悟道”所得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和“知行合一”说的高度概括。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在不同场合，阳明又将“良知”说成是“道”、“天理”、“本心”，总之它是人人心中都具有、“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天赋本性。而“致良知”的“致”，则是恢复、扩充，使良知达到极致的意思。通常，人的良知不显露，是由于他们的良知受了“私欲”的蒙蔽。去除私欲，恢复本性，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将良知运用到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都变得合理，也是“致良知”的功夫。阳明晚年对于良知的学说坚信不疑，反复譬解，凡有论说，万变不离其宗，都以“致良知”为指归。

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田州发生动乱，在乡讲学已六年的阳明，再度奉命带兵前往征抚。九月出发，十一月抵达梧州。阳明沿途咨访，洞悉了动乱发生的原委，是由于朝廷对当地善后措置不当，于是上疏朝廷，提议以抚为主。此后随宜处置，招降卢苏、王受等人，不折一兵一卒，即平息动乱，胜利返师。但阳明此行抱病出征，登山涉水，冒暑奔劳，肺病加剧，终于在嘉靖七年（1528）自广西返回的途中病倒，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江西南安，年仅五十七岁。临终之刻，门人询问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倡导的“心学”，虽然在哲学体系上仍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其所提倡的“致良知”，主要也仍在于加强实行“孝”、“悌”等封建道德，似乎与历史上维护封建制的其他思想并无根本分歧；但由于他强调了“心自然能知”的观点，并认为“心”所“自然”地作出的反应、选择就是“良知”的体现（参见本书所选《语录一》），却可以引导人们从中得出如下的结论：人应该按照“心”所“自然”作出的反应、选择去追求和活动，社会应该让人们这样做而不应加以阻碍，这一结论，对于封建统治又具有其危险的一面。

当人们在面对某种情况时，其“心”所“自然”作出的反应、选择，虽然常受后天教育的制约，但也直接源自人的本能。例如，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孩子，看到别人的东西，尽管觉得好玩，而且周围并无别人，他的“心”也不会“自然”地作出把那东西据为己有的决定；而没有接受过“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之类的教育，或者因幼小尚未接受此类教育的孩子，在看到其认为可爱的东西时，就会“自然”地拿来（或企图拿来），而不管其是否属于别人。很明显，前者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而后者则出于先天的本能。又如，封建社会中的贫苦农民，尽管饱受饥寒之苦，但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在通常的情况下绝不会“自然”地作出抢夺地主财物的选择（这些教育使他们或觉得抢劫是不道德的，或认识到抢劫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当面对严重饥荒、要求赈济遭到拒绝、濒临饿死时，求生的本能就会使他们“自然”地产生抢劫地主粮食的愿望并付诸行动。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种出于先天本能的“自然”要求和选择，对封建统治往往是危险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以其道德、法律等工具来限制、扼杀此类“自然”的要求。而从阳明“心学”中可能引导出的结论，却使得基于人的本能而与封建制度相矛盾的若干“自然”要求和行动，成了“良知”的体现，也即成了正义的、应该肯定的行为。

正因如此，在阳明“心学”的继承者中，逐渐分化成了两派。一派强调其“致良知”学说中有利于封建道德的巩固的方面，另一派则根据其“心自然会知”的学说，强调人的“自然”要求和欲望，并以此批评、否定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等范畴内与当时社会形态不相适应的部分，在明代晚期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新思潮，其旗手就是杰出的思想家李贽（1527—1602）。这股思潮不仅流行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说，阳明“心学”对晚明新思潮的开创、启迪之功是十分明显的，它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阳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散文和诗歌也颇具特色。所以，本书除着重选录其代表性的哲学作品（语录）外，也选入了少量文学性的散文和诗篇。

吴格（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