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赛义德到巴巴：后殖民研究的一种谱系

赵建红

内容提要：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奠基者，赛义德与斯皮瓦克和巴巴共同构成了后殖民理论家中具有后结构主义倾向的“神圣三位一体”。后殖民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后殖民批评（包括对“英联邦”文学的研究），二是后殖民理论。评价赛义德的学术成就必须考虑其著述，尤其是《东方主义》对后殖民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后殖民理论而言，赛义德的著作得到其他学者，特别是斯皮瓦克和巴巴的著作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受到他们的著作的挑战与修正，从而形成了一种起始于赛义德，中经斯皮瓦克，最终在巴巴的著述中达到极致的一种后殖民研究谱系，这一谱系为人们认识殖民话语以及再现“他者”这些后殖民研究领域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本质提供了一种较为清晰的路径，同时也为在中国这一特殊的语境下反思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赛义德 斯皮瓦克 巴巴 后殖民研究

一、“后殖民研究”的界定

根据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格瑞费思（Gareth Griffiths）和蒂芬（Helen Tiffin）的观点，“后殖民”并不意味着“独立之后”或“殖民主义之后”（Ashcroft，et al.，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117），它包括“从殖民活动之际到当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Ashcroft，et al.，The Empire Writes Back2）。“后殖民研究”这一术语通常被用来指一个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领域，这被阿里夫·德里克看作“包罗万象”的领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分析。（Dirlik58）而对帝国的过去、帝国结构中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以及帝国的过去与后殖民状况的联系的关注使得这些分析相互联系。后殖民研究主要是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一部揭示西方看待“东方”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个研究领域。（Iskandar and Rustom280，390）正如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在《后殖民主义：一种历史性的介绍》一书中所指出的，“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对学术知识的文化政治的批评有效地将后殖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起来”（383）。后殖民研究的视角多种多样，包括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少数人话语（minority discourse）以及文化研究等。后殖民研究领域呈现出殖民阶段与后殖民阶段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并且关注帝国中心或后殖民中心（或宗主国）与殖民的或后殖民边缘地区的多方面的关系。由于后殖民研究的著作种类繁多，分析视角各异，因此，对于“后殖民”这一术语的含义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一定程度上的不满情绪就不足为奇了。阿里夫·德里克就明确指出：“后殖民所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而且又显得那样的内在不一致，因而连那些赋予它以理论地位的学者们也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理论究竟是何模样，于是他们对这个术语阐述完毕后就随即对它敬而远之。”（德里克19）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休哈（Ella Shohat）、米什拉（Vijay Mishra）、霍吉（Bob Hodge）、威廉斯和克里斯曼（Laura Chrisman）等批评家在三个方面对“后殖民”这一术语提出了批评。第一，它错误地表明西方主宰和剥削非西方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正如威廉斯和克里斯曼所说，尽管殖民主义可能已被废除，西方资本的全球帝国主义还在继续。第二，这一术语使得人们难以辨别移民殖民地的历史和情景与那些非移民殖民地的历史和情景之间的差异以及多个非移民殖民地之间的差别。如果“后殖民”这一术语被用来指所有经历了帝国主宰和殖民化的国家，那么，移民殖民地的历史和情景与那些非移民殖民地的历史和情景之间的差别就不明显。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这样的移民殖民地，就其人口、与帝国中心的关系以及它们获得独立的方式而言，与非移民殖民地无法相比。而就这些移民殖民地自身来说，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后殖民”这一术语也使得非移民殖民地之间的差异变得不明显，尽管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形式。第三，《逆写帝国》的三位作者阿什克罗夫特、格瑞费思和蒂芬同时用移民殖民地、非移民殖民地和美国的有色人种作家来对后殖民领域进行界定，也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赛义德对后殖民理论或后殖民话语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著作，尤其是《东方主义》的重要性得到普遍的承认。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用福柯的话语观念将文化与政治相联系，对“文本态度”这一观念进行详细的阐述，并且对隐蔽的和明显的东方主义进行区分。此外，受到严格批评和考察的东方主义的多个方面也颇具启发性，从而激发了更多填补空白和从不同方面挑战《东方主义》一书理论框架的著作的产生。同时，赛义德对东方主义不断变化的、前后矛盾的界定，对异质性和变化因素缺乏强调，对西方人文主义与福柯和葛兰西观念之间的矛盾以及性别问题的忽视，都已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话语分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依吉尔伯特之见，福柯关于权力/话语的论述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于赛义德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些理论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因为在殖民世界中，权力常常继续发挥作用。福柯的论点是，在18世纪从独裁的政体向较为民主的政体的转变意味着权力仍以压制的，但却不明显的方式在实施。在殖民地的情境中，专制的和公开的惩罚仍然占主导地位。吉尔伯特还强调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真正地适用于殖民情境。然而，威廉斯和克里斯曼认为正是赛义德“通过福柯和葛兰西使两个明显不同的领域，即后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结合”（Williams and Chrisman6）。这种结合使得东方主义具有很大的用途和很强的生产性。赛义德的著述，尤其是《东方主义》，一部改变全世界思考西方与其“他者”之间关系的著作，是后殖民研究领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内容。（Iskandar and Rustom291）然而，为后殖民研究领域内新著作的产生提供推动力的不仅仅是《东方主义》。赛义德对“现世性”、“世俗批评”和“理论旅行”等观念的阐述对后殖民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某些成分的论述在斯皮瓦克和巴巴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他对“驶入的航行”、“想象的地理”、“重叠与交织的历史和经验”和“谴责的政治”等观念的阐述也在后殖民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对法侬的思想和抵抗帝国主义的观念的运用也非常重要。他对文学和政治再现、宗主国中心与殖民地边缘的对立以及流亡者（或移民）形象和作家在与读者大众和诉求者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分析都有助于将后殖民研究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界定。

二、殖民话语分析

赛义德对后殖民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东方主义》中开创了殖民话语分析这一新的研究领域。（Williams and Chrisman5）而巴巴在后殖民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殖民和后殖民经验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强调；二是他提出的殖民和后殖民社会的混杂性概念；三是他的模拟（mimicry）概念。其异质性、混杂性和模拟这三个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对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开创的殖民话语分析的拓展和挑战。巴巴从《东方主义》中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也就是他所说的“未得到充分展开”的观点开始论述，并且几乎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观点。（Bhabha73）他承认赛义德的理论具有“开拓性”，认为其理论可以“被扩展，从而论述东方主义话语的他异性（alterity）和矛盾状态”（4）。“矛盾状态”是巴巴著作中的关键词，因为其著作依赖于对殖民权力和殖民话语不是大一统的这一观点的一系列不同的表述。他认为殖民权力和殖民话语是分裂的，因为一种基本的矛盾状态存在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之中，因而也存在于用来表述这种关系的语言和话语之中。一般说来，巴巴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同情程度要远大于赛义德，尽管他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非常偏狭的”，如果它将自身局限于“称颂后启蒙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的碎片化”（4）。他声称试图“从后殖民立场来重新命名后现代”（175）。但吉尔伯特认为，巴巴实际上是从后现代的视野去重新命名后殖民，或者是将后殖民纳入后现代的范畴。（Moore-Gilbert128）

巴巴对殖民和后殖民情景的分析常常集中于对单个的或集体的殖民者或被殖民者，或对两者，即他所说的“殖民主体”（colonial subjects），而不是对物质层面上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所做的思索上。与赛义德不同，巴巴重视殖民权力和话语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且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最终将导致殖民或新殖民权威的颠覆。他在《差异、区分和殖民主义话语》（1982）中首次讨论了赛义德的观点。在该文中，他认为赛义德关于殖民权力是大一统的和统一的这一观点与福柯并未明确表述的异质性话语观是相矛盾的。然后，他用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之中创造的一个“新的居中的范畴”（new median category）来作为他对殖民权威和话语的本质、殖民主义的刻板形象以及殖民主体的心理进行理论化阐述的出发点。（Bhabha73）他专门挑出东方主义话语中的矛盾来讨论。在他看来，对于赛义德来说，东方主义是受到“历史和叙事的历时形式和不稳定标志”威胁的“共时本质主义”的“一个静态系统”。东方主义既是一个官方的政策，也是一系列的幻想和形象等东西。最后，东方主义既是“一种无意识的肯定性（隐蔽的东方主义），也是一系列陈述出来的、有关东方的、被赛义德称作明显的东方主义的知识和观点”（Bhabha71）。巴巴强调在赛义德的著作中，这些对立被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图，这一意图，用他的话来说，能使欧洲在东方的基础上牢固地和非比喻意义上前进”（Bhabha71）。巴巴看重东方主义话语的对立和矛盾状态。他提出的“中间”者（the“in-between”）这一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来自于《东方主义》中一个“未得到充分阐述的段落”，在那个段落中，赛义德将东方描写成在西方对熟悉的东西的蔑视和西方对新奇的东西的高兴或害怕的颤抖之间摇摆。赛义德将这一摇摆的情况称作“新的居中的范畴”，这一范畴使人们“将新事物，即第一次被理解的事物理解为一个先前已知的事物的变化形式”。巴巴发问：“围绕‘居中的范畴’，殖民话语的这种其他的情景扮演何种角色？”（71—73）他对弗洛伊德的“恋物癖”这一概念进行了部分的改动，并将这一改动的概念用于解读殖民话语中的刻板形象。在其他的一些论文中，他通过混杂性、矛盾状态、模拟、中间者和“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等一系列概念来阐述类似的观点。所有这些概念清楚地表述了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以及在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和地位低下的、受支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对分裂的自我和话语的见解。正是这种对差异的强调成为巴巴对后殖民研究的主要贡献以及他与赛义德的分歧之所在。巴巴对被表达成“中间者”、“并不完全/并非白人”、“第三空间”等居中的范畴的强调使他比赛义德能更加广泛和更加有效地集中探讨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抵抗话题，同时这种强调也使他更加重视那些抵抗者的声音，不管这些抵抗者是19世纪的印度殖民主体，还是非西方的作家和艺术家。

在赛义德对殖民话语所做的分析中，冲突和矛盾这些概念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巴巴意欲对这些概念做出明确阐述。例如，在《论模拟与人》（1985）中，在他分析将殖民支配看作是不变的那样一种观点和强调时间和变化的一种历史发展的视角之间的对立时，他提到了“赛义德描述的那种冲突的殖民话语系统”（85—86）。当然，《东方主义》并未重视这种冲突的系统，而它重视的是长期以来殖民话语的统一特征。因此，不难看出，正是巴巴，而不是赛义德，强调冲突和矛盾这些概念。在《被看作奇迹的符号》（1985）、《撒播民族》（1990）和《后殖民与后现代》（1992）这几篇被收录于其论文集《文化的定位》的论文中，巴巴为了强调差异和矛盾状态而阐述了赛义德的一些观点。例如，在《被看作奇迹的符号》一文中，在涉及书本中具体表现为欧洲的文化和帝国权力护身符的英国文化权威时，巴巴援引了赛义德的观点。（105）他说：“对英国书本的发现在康拉德和奈保尔的小说中确立了模仿的办法和国家的权威和秩序的形式。”然而，巴巴对19世纪印度皈依基督教者解读《圣经》的方式的分析刻写了一个更加模棱两可的权威文本，他通过模拟的策略创造了颠覆由文本体现的文化权威的可能性。（107）另外，赛义德的“现世性”、“世俗解释”和“理论旅行”的观念也被巴巴在《撒播民族》中引用来作为探讨“作为叙事策略的民族的矛盾状态”的起点。在最明确地表述了巴巴的后殖民主义观点的论文《后殖民与后现代》中，巴巴援引赛义德的著作来说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权威的挑战，并将这种挑战作为出发点来阐述他自己有关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话语中的分裂状况的观点。巴巴首先以赛义德有关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非西方作家“驶入的航行”的观念为例证来解释后殖民世界特有的“文化的转变和重新评价”现象。（174）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集中论述了C．L.R.詹姆斯、安东尼斯、古哈和阿拉塔斯的著作的文本的和历史—政治的语境，而巴巴则几乎完全从文化的层面来分析这四位作家的著作。

表现为“混杂性”和“模拟”这两种形式的话语的矛盾状态是巴巴在理论上阐述殖民和后殖民经验的异质性最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论及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抵抗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诡秘的文明》（“Sly Civility”）（1985）一文中，巴巴指出，他所讨论的殖民话语“不仅仅是一个强有力的民族的暴力正在书写另一个民族的历史”，而且是“一种矛盾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在不同的权力关系中矛盾性地重新刻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95—96）通过巴巴对其混杂性这一概念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巴巴与赛义德在殖民话语这一问题上的差异。前者将殖民话语看作是矛盾的、充斥着冲突的；而后者将其描述成本质上是一种统一的和主导性的系统，这种系统有效地压制了它所统治的对象。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用混杂性来表述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在各个领域的重叠以及在这种情境中所生产的文学作品的特点；而巴巴在阐述这一概念时更加强调对殖民权力的反抗与颠覆。在《被看作奇迹的符号》中，他解释道：“混杂性是殖民表征和殖民个性形成中的一大问题，它彻底改变拒不接受殖民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因而其他‘被否认’的知识就进入了主导性话语，并且疏离了主导性话语的权威的基础，即那些已得到承认的主导性话语的规则。”（114）在相同词语的不同含义导致两种文化和再现系统相互冲突时，以及在被殖民者的语言与殖民者的语言相交叉时，殖民话语就变成混杂性的了。因为开始时作为主导性话语一部分的某些东西转变成了一种不适当的，因而是一种挑战性的回应，这种回应至少可能导致一种颠覆过程的出现。由此看来，对抵抗和颠覆过程的重视是巴巴在殖民话语分析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他与赛义德的不同之处。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第三章《抵抗与反对》中，赛义德谈论抵抗的文学，阐述对位阅读的模式，并且将这一模式看作是公正地评价抵抗文学和说明西方作家的作品与帝国主义共谋的一种策略。但赛义德并未说明对殖民话语的抵抗如何发挥了实际的作用，而巴巴在论述印度皈依基督教者的情况时却做到了。而不无反讽意味的是，巴巴根据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描绘的“对主宰的共时的、全景式的看法，即对同一性和静止的要求”与“历史的历时性的反压力，即变化和差异”的对立来描述模拟这一导致颠覆产生的策略。（86）

当模拟这一策略被殖民者使用时，巴巴将其看作一种促进帝国权力运作的方法，而当模拟为被殖民者使用时，巴巴将其看成抵抗帝国权力运作的一种手段。巴巴对赛义德的一些观点所做的改动有助于他阐明话语的抵抗和颠覆作用。但是在论述能动性（agency）、意图和历史这些概念时，巴巴就感到有较大的难度。正如吉尔伯特所言，从来都无法弄清楚殖民主体是否意识到其话语的矛盾性和模拟特征。如果模拟对被殖民者一方来说是无意识的，那么它就不能有意识地造成话语的颠覆。另一方面，殖民者话语中的矛盾性也不会减少作为帝国压制工具的话语的有效性。巴巴对历史抑或对物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状况（话语是这些状况的一部分，同时，这些状况也是话语的一部分）的忽视常常遭到批评。原因在于他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依赖，另外也在于在他们影响之下他对法侬著作所做的非历史性的和精神分析式的解读。

这种解读使法侬的观点成为巴巴自身理论的一部分，并且“模糊了被法侬作为无法缓和的土著与入侵者的敌对这种殖民状况的范例，而这种敌对使武装的对立成为一种既具有陶冶作用又讲究实效的必然行为”（Kennedy123）。巴巴很少讨论法侬的《世界上不幸的人》，而他关注较多的是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具》（1952）。他认为法侬将“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alism）的焦点从民族主义政治转向自恋政治”（Bhabha63），因而忽视了《黑皮肤，白面具》对其自身历史语境的思考。赛义德在运用法侬的思想方面与巴巴有着完全不同的着重点。在赛义德看来，《世界上不幸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争取民族解放和表达民族意识的斗争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议题是值得讨论的重要议题。

三、再现“他者”

再现这一议题（the issue of representation）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共同关注的焦点。对赛义德和斯皮瓦克来说，再现这一议题对于知识分子的角色来说至关重要。赛义德将知识分子看作必然是对抗性的人物，其主要作用是提供替代性的东西：替代性的来源、阅读以及对于证据的描述。而提供替代性的东西又必然涉及位置性这一问题（the issue of positionality）。在探讨再现议题以及由其导致的“位置性”和“共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时，赛义德与斯皮瓦克有一些共同点。两人都相当明确地讨论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再现那些社会与经济地位低下者和受排斥者（即“他者”，亦即赛义德笔下的巴勒斯坦人和斯皮瓦克笔下的印度妇女）的命运之必要性。两人也都承认知识分子总是受到他们的体制的角色和位置的影响，并且都意识到使用复杂的理论模式可能会限制他们的言论对广大读者大众产生的影响。

在赛义德看来，如果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讲真话，拒绝被收买，坚持批判和怀疑的立场，那就预先假设了一个边缘的位置。在1988年接受布鲁斯·罗宾斯的一次访谈中，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成为一个局外人，“在边缘徘徊”（嶶思瓦纳珊442）。多年之后，在发表于1997年的文章《从沉默到声音，再到沉默——音乐、文学与历史》中，赛义德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描述了两种替代性方案。一是选择“沉默、流亡和狡诈”等举动和表现形式，而这种方案赛义德本人是坚决拒绝的；二是接受再现的责任并设法影响容易受到再现压制的那些人的公共政策。赛义德说“这个方案错误严重，并且过于受到忽视”，但一定要实施，因为尽管“非正义和权力使贫困者、地位低下者和被剥夺应有权利者遭受的不幸和痛苦”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但应该尽可能真实地得到再现。（Said526）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和主动地承担起再现他者的政治权利和人权这一责任。

与赛义德或巴巴相比，斯皮瓦克更清楚地认识到位置性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她不时地警觉到批评家与其所批评的系统之间的共谋现象，因此，时常强调其自身的复杂身份和位置。她将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与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教育情境相联系，偶尔也认识到有必要以更加明白易懂的风格从事写作。她承认解构主义在提出批评家的位置这一问题以及在表明任何位置都不可能绝对合理这一点上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她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无根的人或者是一个属于两种文化而又不完全融入其中一种文化的人，这种情景类似赛义德，但她评论自己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美国学院人士所享有的权威的方法却不同于赛义德。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斯皮瓦克将自己描述为是属于“两种文化的”，但她接着解释说这意味着她在所居住的两个地方都“没有在家的舒适之感”（Harasym83）。与赛义德一样，她将这种情景看成一种优势，因为她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不想有在一个地方生根的感觉”（Harasym37）。她对身份的标签表示怀疑，因为“人们必须占据的主体位置有许多个，而不仅限于一个”（Harasym60）。就其本身而言，她拒绝接受“第三世界妇女”这一标签，因为这一标签无法反映“一个在40年代出生于加尔各答的一个大都市中产阶级职业家庭的人”（Harasym114）的具体情况。当她为自己辩解时，她将自己描绘成“贵族出身，属于上层阶级，美国资深学院人士，获取高额薪金的杰出教授”，然后，她不无讽刺地补充说：“你需要什么呢？”（Harasym86）而更为严肃的是，她断言“成为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印度人以及成为一个没有地区主义的人”对她来说是最大的问题。与赛义德一样，斯皮瓦克拒绝接受以民族身份或地区身份为基础的身份观念。在知识分子有责任探讨教育体系之外的问题这一点上斯皮瓦克接受了赛义德的观点，但是她对于社会变化并没有做出任何乌托邦式的断言。在收于其讨论文化与政治的文集《在他者的世界》（1987）的论文《女权主义与批评理论》中，她认为她考虑更多的问题是过去，而不是“改变世界”。她教导一小部分的经典拥有者（无论男性或女性，女权主义者或男权主义者）如何尽可能有效地阅读他们自己的文本。（Spivak92）她试图向美国学生解释灌输信仰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苏联和伊斯兰世界，并且告诉那些美国学生，如果谁说出“我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男性，我不能说话”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懒惰和名声不佳的标志，在智性上无法被人接受。（Harasym62）

巴巴探讨“位置性”和“共谋”这两个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赛义德与斯皮瓦克。其大部分著述关注再现和定位，尤其是主体在混杂的后殖民世界中的位置。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明确地讨论后殖民知识分子再现“他者”（即为“他者”代言或谈论“他者”）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自己模棱两可的立场。此外，“后殖民混杂性”这一模式来自于他对理论和实践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看法，他用这一模式来描述如何从理论转向实践（或政治）这一问题。在其论文《撒播民族》中，巴巴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重新进行界定，将它们定义为异质的、模棱两可的叙事策略和位置，即话语和地点。在这些话语中，并且在这些地点，许多不同的文化相互交叉并发生冲突。他论辩说，一个民族的视角，不管是精英的或者是低贱的，永远都不能获得“再现的权威”（Bhabha144）。因为这种视角一直专注于否定内部的差异，以便获得预期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他专注于探讨作为话语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再现，尽管他承认做这种区分并非有效。巴巴认为作为一种空间的民族（the nation as aspace）主要来自于它的少数人种及其话语。由于民族是异质的，并且是处于矛盾状态的，因此，对于民族的任何再现就必须反映其特征。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一样，巴巴对仅仅被界定为殖民主义对立面的民族主义进行挑战。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层面，往往只涉及文化问题，与政治或经济问题无关。

在论述“位置性”和“共谋”这些问题时，巴巴并没有像赛义德与斯皮瓦克那样来突出其自身位置存在的问题及可能产生的矛盾。有时，他简单地提及自己的多种经历，但并没有对其做较多的阐述。譬如，在《撒播民族》的开始部分，当他再现资产阶级或多或少是自愿的流亡和强制性的流散（diaspora）或位移（dislocation）这两种20世纪的移居（migration）类型时，他有意地提到了“自己的移居经历”（139）。然而，他没有详细地讨论自己的移居经历以及流亡的两种形式。以类似的方法，在作为《文化的定位》一书的结尾的那篇论文中，他一开始就引用了几个符合种族主义行为的传统程式的例子。接下来，他陈述道：“无论何时何地，当我听到一个种族主义者说话，或注意到他的目光，我都会想起法侬的那篇激发回忆的文章《黑色的事实》以及其开头的那几行令人难忘的文字。”（236）但是，巴巴只是简短地提及个人的经历，并未将其发展成对自己的种族主义经历的一种反思。因此，巴巴可能会问：“后殖民主体的位置何在？”针对这一主体，他回答说对种族、历史和性别等方面的差异的清晰表达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二元的或总体化的。然而，他却从来都没有问自己作为一个后殖民主体的位置何在这样的问题，也从来不关心异质性的具体表现这一他自己经常谈论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使用后结构主义理论是合理的，因为在他看来，后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于“后殖民反现代性”（postcolonial contramodernity）（175）。

巴巴认为当代批评理论及其实践者能够从遭受被征服、被统治及流散和位移之苦的人的经验中获取有益的成分。他指出那些人的经验能够为后殖民理论家提供一次学习的经历和一种分析工具，以至于后殖民理论家能“修正已知的东西”，并能“从后殖民的立场重新命名后现代”，从而实现文化的再“定位”。尽管这种修正和重新命名的工作只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不是在专门的或具体的实践的层面上进行，但是这种工作有着不可置疑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写作中的位置可以被看作他经常描绘的“居中的”状态的一个范例。他最喜欢的策略是“不合常规地”阅读（to read“against the grain”）。这种阅读可以被理解为多种自由改写的一种形式或者是词语误用地（catachrestically，即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阅读的一种形式。举例来说，有一次，巴巴说：“我自由地改写了本雅明的一些用语，并且将现代性的问题插入他关于叙事剧（Epic theater）的议论之中。”（Kennedy137）而在描述艺术评论家兼散文家约翰·伯杰（John Berger）的论点时，巴巴承认自己将分散于整篇文章中的陈述编辑成了一段已经被人引用的文字。（Bhabha268）此外，巴巴还说他对巴赫金和古哈的解读是“词语误用的：通过这种旨在理解词语隐含意义的阅读，既不吃透他用的词语的意思，也不充分理解我用的词语的含义”（188）。这些阅读策略明显是巴巴所说的“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历史和文学工程”的一部分，但他并未对这一偶尔提到的工程做出明确的界定。

四、结语

赛义德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东方主义》存在着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因为它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不仅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而且将话语理论与真实的社会斗争、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探讨了文学、文化、历史和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塞尔登等268）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理论家发展了后殖民理论，他们的研究既是对赛义德的著作的补充，也是对其著作的挑战和修正。正如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其《关于后殖民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所说，“起始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那种后殖民主义谱系，后来通过佳亚特理·斯皮瓦克（有时也包括斯图亚特·霍尔及文化研究）的著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霍米·巴巴那里达到了极致”（德里克21）。此后，许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延续并扩展了赛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和其他著述中对殖民话语的分析以及对再现“他者”、“位置性”等后殖民研究领域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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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 关于赛义德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中的这些核心观念的详细阐述，请参见笔者分别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和《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等刊物上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