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

叶琳

内容提要：随着时代变化、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了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的独立自主权都比以往更加受到了重视。家庭、伦理成为越来越多活跃在日本现当代文坛的女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她们以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文学理念诉说自己的时代，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身体和个人意志，将女性的话语言说提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浓墨重彩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从而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体系，解构了男性主义或男权思想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日本 女性作家 家庭 伦理

2001年初，在日本纯文学期刊《昴》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当被问及日本的小说今后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时，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随即回答道：“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大江健三郎4）如果我们将目光上溯至上世纪的下半叶，便可以发现女性文学热潮早有暗涌之趋势。

8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一路高歌，昭和时代向平成时代的转化，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了重新审视。随之而来，“经济大国”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的独立自主权都比以往更加受到了重视。“女性时代”成了日本这一时期最惯用的词语。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一下子陷入战后尤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期，人们对现行政府和社会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自我”意识逐步形成，在新的社会伦理中开始对传统的道德进行承继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对峙和反叛。更多的日本女性已经彻底从传统的生活伦理中解放了出来，更加自信地向日本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自由地选择属于个人的新生活，宣扬个体的感受性。因此，家庭、伦理道德也就自然成为越来越多活跃在日本现代文坛的女性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坛可谓群星璀璨，杰出的女性作家有大庭美奈子、平岩弓枝、三枝和子、村田喜代子、林京子、富冈多惠子、小川洋子，等等。特别是那些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像高树信子、津岛佑子、金井美惠子、中泽惠、林真理子、山田咏美、松浦理英子、荻野安娜、吉本芭娜娜等更是成绩斐然。

处于新时代的女性作家们绝大多数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爱读美国小说，喜看好莱坞大片，好听美国流行音乐，接受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和文艺理念，在审美创造上尝试着以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文学理念诉说自己的时代，大胆地表述自己的故事和个人意志，将女性的话语言说提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浓墨重彩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从而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体系，解构了男性主义或男权思想的话语体系。她们用独特的文体和叙事方式将单亲家庭、女同性恋、未婚妈妈、异域婚恋、女性犯罪、男性缺场等反映社会时代的题材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可以见出她们的创作审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性作家们对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贤德忍让”的家庭观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和反思。这种剖析和反思一方面客观上繁荣了日本现代女性文学，另一方面也对在新世纪反对乃至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

下面本文就以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对制度内女性分工的反叛、对家庭观念的颠覆与重建、对传统伦理的否定与摒弃这三个方面探讨现代女性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是如何描述并折射出笔下女性人物的家庭、伦理道德的。

一、对制度内女性分工的反叛

所谓制度内的女性分工就是指日本父权或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作为日本女性要以贤妻良母为自身奋斗目标，遵守“三从四德”的古训。她们在家是温顺的女儿，找夫婿时是浪漫而有魅力的女性，结婚后则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和工作，成为相夫教子的楷模，安于在优越舒适的家庭里当一名风度雍容的贵妇。她们视婚姻、家庭为幸福的归宿，把在家照顾老人、生儿育女、顺从丈夫当作自己分内的本职工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的日本女性并不对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产生抱怨，而以当一名贤妻良母为荣。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女性与中国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处的境遇是不一样的，“日本女性在事实上得到了比中国女性略好的照顾和对待。她们尽管不得不面对‘男尊女卑’的事实，却不比中国女子更像男子的奴隶；她们也被教导着要做贤妻良母，却并没被禁锢在深宫内院；她们同样需奉贞操为德行，却远不及中国女子所面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样残酷和非人；她们在社会上确实毫无地位，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却得到一定的肯定和尊敬”（徐敏93）。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70年代以前日本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日本女性文学所关注的焦点。

此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赖肖尔在其《当今日本人》一书中，对古今日本妇女在家庭内外所处的地位做了精辟的分析：“日本起初可能曾是一个母系社会，这种母系制的因素一直贯串了整个历史，尽管存在着封建主义和儒家学说所造成的男子至上的重压；……现代日本的家庭，毫无疑问是以母亲，而不是以父亲为中心的；母亲支配着一切。事实上，父亲虽然是经济支柱，但在处理家务方面可能是个很不重要的角色，家庭的财务几乎由母亲独揽；……在家庭里，妻子可能是主宰一切的重要人物，但在范围更大的社会上，女人仍然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赖肖尔、詹森179—180）另外，在对待性的态度上，“日本人没有西方那种把性关系视为有罪的观念。对他们来说，饮食男女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生活中应当有它适当的位置。男女乱交本身并不比同性恋更成为问题，因此，他们对待这类事情一向采取的是纵容的态度”（赖肖尔、詹森175）。故在这种被周作人称为“活泼泼的男尊女卑”（徐敏93）的社会制度及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对待性的宽容态度下，日本女性的天性和活力并没遭到全盘的抹杀，总能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

然而，这毕竟是男权社会一统天下对制度内女性的一种行为范式。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以反对性别歧视为主旨的美国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波及，女性解放运动开始登上了日本的历史舞台。此时的日本，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裕。处于转型期的日本社会给了女性越来越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女性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她们在性别权利上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解放。1985年，随着《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的颁布，日本女性的话语权力、主体性的确立、性别权利的实践等“女性主义”意识日益增强。由此，日本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她们不再安分守己地遵从传统上的制度内女性分工，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定式，开始追求制度外女性的独立自主，不赞成结婚后为家庭成员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不要孩子。

到了9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后现代、网络等新思想、新体系的冲击下，自由地表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自我完善的“女性主义”意识更加强烈。因此，自80年代和90年代起，解放了的女性作家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从夫妻关系、伦理道德、家庭问题等方面入手，对现实生活中反制度内女性分工的女性人物进行了剖析，用女性特有的话语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了众多男性作家无法创作的文学主题，创作出了一批荣获“芥川奖”和“直木奖”的优秀作品，从而迎来了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高潮。为此，日本的各大书店里专门开辟了女性作家的书架，从而证明女作家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层的青睐。

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大庭美奈子就以《三只蟹》（1968）、《山中女妖的微笑》（1976）等系列小说试图否定制度内女性分工，向“贤妻良母”、“生儿育女”、“做好贤内助”这一女性生存价值的唯一标准展开了猛烈批判。

《三只蟹》的女主人公由梨是一位旅居美国的家庭主妇。她同丈夫、女儿生活在一起，时常为丈夫的美国朋友聚会而应酬，过着外人看上去很幸福的生活。但实际上，不论是夫妇之间还是朋友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心灵上的交流，聚会时说话也仅是一些客套话。她厌倦了这种无聊的聚会，不顾丈夫的劝阻，一个人离开了家，在海边一个名叫“三只蟹”的旅店里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发生了一夜情。该作品一问世就得到了“芥川奖”评委们的高度赞誉，川端康成说：“这种小说，在世界的每个地方都能见到，然而如此表现形式的小说，在日本还不多见。”（“当选作品评委专栏”128）

《山中女妖的微笑》中的女妖从小就具备了读懂别人内心活动的能力。做姑娘时，她就知道母亲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不等母亲说出来就会照其心意行事，婚后与丈夫的关系更是如此。她能完全洞察丈夫内心的需求与想法，以不伤其自尊心的形式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然而就是这样看似温顺、柔弱的女性也最终以强者的姿态，将所有与自己处于相对关系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临死前她面露微笑，仿佛已看透丈夫和孩子的心思，在向他们宣布自己彻底解放的喜讯。可以说大庭美奈子笔下的女性具有强烈的制度内女性分工的反叛意识，也正如2007年5月24日《读卖新闻》在大庭去世的当天所发表的评论那样，“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女性，她们不安于做主妇、做母亲的角色，带有强烈的自我不满足感和空虚感”。

如果说大庭美奈子拉开了反制度内女性分工文学主题的序幕，那么随之而来描写不安于社会制度长期强加给女性一些传统美德标签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如津岛佑子通过《阳光照射下的空间》（1979）、《奔跑在山中的女人》（1980）竭力摆脱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生育权；笙野赖子在《大祭》（1981）中以半自传的形式表现主人公努力逃脱现实生活中长辈的严格管教；富冈多惠子则是通过小说《起伏的山地》（1983）、《水上庭园》（1991）描写女性对日本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决裂；山田咏美的《做爱时的眼神》（1985），增田瑞子的《单细胞》（1986），仓桥由美子的《交欢》（1988—1989），中泽惠的《感受大海的时候》（1989），小川洋子的《妊娠日记》（1991），多和田叶子的《狗女婿》（1992），高树信子的《我那拥抱光明的朋友》（1989）、《水脉》（1994），三枝和子的《响子》系列《响子爱染》（1991）、

《响子恶趣》（1993）、《响子不生》（1994），留美里的《家庭电影》（1996）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多元化地展示了现代都市女性对传统婚姻、家庭的动摇，表达了现代人所拥有的家庭观。她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拒绝做一个贤妻良母，不断追求自我独立的生活，厌恶墨守成规、毫无新鲜感的生活方式。新时代的日本女性对传统的这些反叛又必然集中表现在她们对家庭观念、传统伦理方面的种种忤逆。

二、对家庭观念的颠覆与重建

战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腾飞，既往的、传统的家庭生活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庭人员关系开始松散，以夫妇为核心带着孩子一起生活的“小家庭”应运而生，做妻子、做母亲的角色基本上还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品质。到了60和70年代，日本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之后，女性愈发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开始对建立在性别角色分工基础上的婚姻家庭进行审视，并做出一系列回避乃至叛逆的反应”（田晓红60）。于是，现代日本女性作家开始以自己独特的审美创作重新审视现代日本家庭，向世人诠释日本现代女性的家庭观念。她们在文学主题上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充分展示现代日本女性对家庭观念的颠覆与重建。

1.反母性

女性在性别上是作为异于男性的人而存在的。作为社会属性的女性，被视为孕育生命之母、哺育后代之母、繁衍生息之母。女性往往是母性的代名词。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母系社会里，女性被尊为女神。在日本始于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两兄妹的神话中，伊邪那美历经磨难生下了女神——天照大神。由此，日本的历代天皇都是这位女神的后裔、子孙。女神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男性对女性的爱恋、孩子对母亲的眷恋均出自对女性（母性）的思慕，获得女性（母性）的爱抚。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结婚生子，身为人母，展示博大胸怀的母爱是非常高尚，值得赞美的。“母亲”的形象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充满慈爱，是“爱”的无私奉献者。然而，在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笔下，这一亘古不变的“母性”受到了挑战，表现出了一种“反母性”的文学基调。

高桥多佳子在其短篇小说《相似形》（1971）中就塑造了一位生活在传统家庭的专职家庭主妇“我”，在生下女儿以后不仅没有对自己作为母亲这一角色改变感到特别地兴奋，反而随着女儿的一天天长大而深深陷入了一种自责、烦躁、厌恶的情绪中。在日常生活中，她对女儿在生活习惯上和自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感到失望。女儿的发育、女儿的体香都没有唤醒母亲“我”的体贴和关注。在“我”看来，女儿只不过是另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女性而已，是一个承受传统家庭束缚的另一个自我。“我”从心里感到极为厌恶，对女儿的存在充满了憎恶和逃避。作为“母亲”甚至有杀死自己女儿的冲动：“我拿的这根铅笔，挨着笔尖的木头削得很长，笔头削得细而尖且锋利无比……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笔的中间，将笔的末端举到右眼前，闭上左眼，将笔尖丝毫不差地向初子指去，这样一来，我就好像用枪瞄准一样。”（水田宗子99）

同样，三枝和子在短篇小说《幼稚歌声般色彩的血液》（1972）中，同样塑造了一位憎恶母性的女主人公。当她看到自己诞下的婴儿时，竟然愤恨地说：“我闭上了眼睛。出于一种憎恶，无论如何我也得将这个孩子杀掉。出于一种憎恶，出于一种对生命渐次形成的恐惧。人生人，世上没有比这种行为更丑恶的了！”（转引自孙树林101）

显然，社会要求女性在家庭里具备女儿、妻子、母亲的自然属性，这一点在女作家高桥和三枝的笔下得到了彻底否定和颠覆。在日本当今社会，女性的天职、母亲的天性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2.单亲家庭

据2001年3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日本劳动厚生省公布了对1998年底单亲家庭的一项调查，全国母子单亲家庭总数有95.4万户，比五年前增加了20.9％。自1973年以来，日本单亲家庭的数量始终呈上升趋势，单亲家庭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且，调查分析，单亲家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庭离异增多；另一个是不愿放弃生育权利的未婚妈妈的人数在增加。因此，“单身妈妈”在日本社会中已经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这种题材也就自然成为日本女性作家捕捉的对象了。

津岛佑子以“未婚母亲”和与孩子共同生活的“母子家庭”为素材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先后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如《光的领地》（1979）、《奔跑在山中的女人》（1980）、《水府》（1982）、《默市》（1984）等。在这些作品中，“单身母亲”所具备的共同特点是：自立自强，富有判断力和行动力，有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准则，有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不听命于或服从于男性，不唯唯诺诺，敢于抗争社会强加于自己的不公，不为命运所屈服，是生活的强者。

可以说在津岛佑子的小说创作中，“父亲”往往是缺失的，或死亡，或离异。“父亲”在家庭中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母亲”则是家庭的依托，从而否定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以父权、男权为中心的传统家庭观，重塑了“母亲”独立自主、坚强不息的新形象，构建了以“母亲”为主体的新型家庭模式。在这种新型家庭模式中，“单身母亲”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完全依靠个人的坚强意志和独立的生活意识来完成养育孩子的任务。

3.无血缘家庭

家庭成员的离家出走、单亲家庭的出现、亲情的缺失等等必然导致血缘关系的完整家庭走向解体。不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重组家庭在日本女性作家的笔下便成了一个圆满的家庭。

1995年当韩裔日籍女作家柳美里在《文学界》5月号上发表新作《客满新居》之后，旋即获得当年度上半年第113届“芥川奖”候补奖提名，1996年又连续获得第24届“泉镜花文学奖”和第18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虚拟家庭”的故事。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花了一笔巨额资金建起了一座二层楼的新居。房间里添置了很多新买的生活用品，就是为了使原本有婚姻、血缘关系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能回来一起生活。然而，与人私奔的妻子和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独立生活的女儿并没有接纳这位“家长”的好意。她们拒绝与“家长”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于是，这位“家长”为了维系“家族”和“家庭”的温情，硬是从车站“拣来”了一家四口无家可归的人，并让他们同自己一起居住在新居里，由此组成了一个“虚拟家庭”。

接着，2000年与2001年柳美里又分别创作出了新的“虚拟家庭”小说《命》和《魂》。这次的“虚拟家庭”不是以男性希望家庭重组获得温暖为题材。它更像是作者本人的“自传体”的“私小说”。在小说《命》中，作者自述从怀孕到未婚妈妈的艰难历程。小说《魂》可以视为《命》的续篇。人物、事件、情节一脉相承。未婚妈妈柳美里、母亲梁荣姬、未婚妈妈同有妇之夫的日本人所生的婴儿柳丈阳和一个比未婚妈妈年长二十三岁、名叫东由多加的男子共同组建了一个没有婚姻、没有血缘关系的“虚拟家庭”。作者从小在家里就不受欢迎，听不懂韩语，无法和父母、兄弟姐妹沟通，与他们分居二十多年。如此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和“家庭”在未婚妈妈柳美里身上是分崩离析的。而没有婚姻关系的东由多加对作者而言，既是父亲，又是兄长，既是师长，又是朋友。她深深感到东由多加比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还要亲切、温暖。这个不是婴儿父亲的东由多加主动担负起“父亲”的角色和未婚妈妈共同承担抚养婴儿的责任。在小说《魂》中，当“父亲”东由多加被查出癌症晚期，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这个虚拟的“父亲”居然为了照顾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而努力顽强地活下去。没有血缘纽带的紧密家庭冲破了血缘的情感，用灵魂铸造了新型家庭的亲情关系。

无独有偶，这种虚构的家庭模式早在吉本芭娜娜的出世作《厨房》（1987）、《满月》（1987）、《TUGIMI》（1989）等初期小说中就有所出现。《厨房》的主人公名叫樱井美影，是一个尚未踏入社会、正在大学读书的少女。她很小就相继失去了父母，由祖父母带大，刚升入中学时，祖父又撒手人寰，此后只好和祖母二人相依为命。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上大学时，她的祖母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原本家庭生活的温馨荡然无存。她突然变得孑然一身而不知所措。她开始不断寻觅一个让她感到安心、其乐融融、如家庭般温馨的“厨房”。最终，她被曾经受祖母照顾的大学生田边雄一的“家”所收留。然而，这个“家”是“一个由儿子与身着女装作为‘母亲’的‘父亲’所组成的家庭，而孤儿——主人公则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加入了这个家庭”（川村凑65）。

这种不以血缘、亲属、婚姻等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尽管是一种非现实的“虚拟”存在，但对年轻的现代女性来说少了一些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多了一些家庭般、亲人般的温情和关爱。这也许就是“她们最为舒适的共同体”（川村凑65），是她们欲重构的现代家庭观念。

三、对传统伦理的否定与摒弃

日本自古以来就引进了中国的儒家妇道伦理。早在公元9世纪，作为中国最早宣扬儒家妇道伦理的训诫书《列女传》就传入日本，男尊女卑的思想从此融入日本的律令中。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女性必须恪守“三从”“四德”的妇道。到了江户时期，尊崇儒家女性道德观的《女大学》又被奉为日本女性必读的“圣经”。它在肯定“三从”“四德”的基础上，又明确要求女性要“柔顺、贞洁、仁慈、端庄、娴静”，并提出“七去法”，女性完全失去了家庭、社会地位，受男性所支配。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长期禁锢着日本女性的行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部分女性作家开始向儒家妇道伦理宣战。到了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期，随着女性基本权利的扩大、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不断打破“性”的禁锢，大胆追求个人的“性爱”享受，要求从传统的妇道伦理中解脱出来。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对现实中男女性别上的歧视感到强烈不满，女性作家们开始关注和聚焦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外情、同性恋问题，将身体叙事纳入文学创作，多层面地否定和摒弃了传统伦理。

1.婚外情

恩格斯指出，真正人的爱情包含性爱、义务等要素。爱情一方面离不开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在接受社会道德规范中超越性而获得自己的属人品性。爱情必须是双方在感情上的相互取悦，在互爱的前提下本能的性才得以升华。（张应杭230）一旦双方感情失衡，生活乏味，夫妻双方缺乏沟通和理解，就必然导致超出社会道德约束的婚外情。

婚外情是日本作家笔下常见的题材，渡边淳一由于创作了《失乐园》等反映婚外情的小说一跃而为畅销作家，甚至在中国也大大走红。这个题材在当今日益喧嚣的社会中，已经成为作家们的杀手锏，甚至呈现出独占恋爱小说主要份额的势头。森瑶子和林真理子就是很擅长描述婚外情的女作家。1979年森瑶子的短篇小说《情事》就“堪称日本第一部主妇偷情小说”（周萍萍22）。作者通过描写已婚女性婚外情的行为，揭示出传统道德伦理在当今日本女性身上已经瓦解的趋势。特别是林真理子，发表了很多反映女性婚外情主题的作品。由于她本人描写情爱场面的笔触过于大胆而露骨，故又被称作“女渡边淳一”。

1996年，林真理子发表了短篇小说《青涩的果实》。这是她的一部反映婚外情的都市情感小说的代表作品，该书出版后成为日本超级畅销书，不久即被拍成电视剧、电影，轰动一时。

小说描写女主人公麻也子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以及精神方面的空虚失落，塑造了一位不满足于生活现状，执着追求女性灵与肉的完美统一，最终深感真爱难觅的现代女性形象。东京白领丽人麻也子拥有过人的姿色、安定的工作和美满安稳的家庭，可是丈夫航一由于工作压力大，缺乏生活情趣，再加上被六年的婚姻生活磨光了激情，他甚至连妻子的生日礼物都无暇顾及，取出信用卡让她自己去购买喜爱的物品。所有这一切令原本对爱情生活充满期待的麻也子感到空虚乏味，百无聊赖的她红杏出墙，主动与九年前的恋人野村联系，旧情复燃后的热吻令她心醉神迷。作者通过这个热吻细腻地描述了婚外恋带给偷情者那种令人心悸的感受：“与男人接吻不下几百次，以前和野村的接吻也是数不胜数。……但这个吻却有着一种特别的空间和时间流逝的感触，这种感受不亚于自己十五岁时和一个男孩的初吻。麻也子深深感叹为人妻这一立场的不可思议之处，……有夫之妇这副心灵的枷锁居然令自己和其他男人之间的接吻变得如此销魂。”（林真理子57）

于是，她便开始定期和情人幽会，但这种刺激虽能获一时欢娱，却无法彻底消除内心的空虚。后来她偶识一位英俊风流的艺术家工藤通彦，两人之间迅速燃起的激情令她以为找到真爱，便毅然与丈夫离婚，与其走进了婚姻殿堂。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对第二任丈夫的热度亦日渐消退，生活又重归孤寂。和通彦结婚才一年零两个月，她又和前情人野村钻进了情人旅馆。爱就像一枚青涩的果实，酸涩乏味。文章结尾处写道，躺在宾馆的床上，麻也子用男人听不到的声音小声嘀咕着：“根本没有多少令人开心的事情，开初虽愉悦，却会以无趣告终，总是这种循环反复。”（林真理子306）

对于精力过剩、百无聊赖的中年女性而言，一次红杏出墙可能会成为一味生活调味剂，但它也无异于一包鸦片，为了追求更多的快感，深陷其中的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加大剂量，可生理方面获得暂时满足之后接踵而至的却是心灵更深的空虚。小说的女主人公对于自己的婚外恋丝毫不怀愧疚之感，从未受到心灵谴责，她认为丈夫乏味而日益减少的爱抚已经令她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作者并未从道德层面来谴责这种畸形的恋情，而是通过细致的描述，揭示了婚外恋“开初虽愉悦，却以无趣告终”的心理感受。

2.同性恋

同性恋又称同性爱。它同异性恋、双性恋一样存在于现实人群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八十年前就明确指出：同性恋不是病。在现代发达的西方国家里，人们对同性恋人群已经抱有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由于国度、文化、种族、宗教信仰等各种因素，同性恋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现象。特别是在封建、保守的东方，同性恋至今并不为大家所接受，“由于历史原因，女同性恋比男同性恋遭受到更多的诘难”（黄华173）。

以女同性恋为文学创作主题深受日本文坛推崇的是松浦理英子。她在《本色女人》（1988）、《拇指P的修业时代》（1993）中，运用新颖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赤裸裸地描写了女同性恋之间的种种性爱和真实情感的纠葛。

《本色女人》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登场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小说描写的是同人杂志的职业漫画家村田容子和她的恋人、同人杂志时代的同事诸凪花世，国际航班的空姐夕记子以及打工的助手森泽由梨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它分别由三个小故事组成，即冠以标题的“本色女人”、“最漫长的午后”和“低烧休假”。在“本色女人”中，作者主要描述的是大学生容子和花世之间的纯真恋情与分手；“最漫长的午后”则讲述容子和花世的重逢，她同夕记子之间的爱情和离别以及预感和由梨子之间的新恋情；“低烧休假”叙述的是容子同由梨子一同旅行的故事，其中穿插了很多“性”话题。这些看似平淡的情节，反映出日常生活中的女同性恋者，对男性具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和抵触感，是对男性的一种精神上的反叛。女主人公容子和花世都极为厌恶异性间的情欲与性爱，甚至认为那是肮脏而丑恶的行为。她们大胆而显性地、愉悦地追求同性间的缠绵之情。作者所描写的同性间的性行为在世俗眼里是极为“异常”的、“反人类”伦理的。

尽管这部小说在当时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抨击，但是它的表现张力和现实意义都远远地超越了诸种批评，对反抗主宰当代日本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对呼吁全社会同情、宽容和理解女同性恋者有着一种积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该小说曾两度分别于1994年和2010年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小说《拇指P的修业时代》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一实的女大学生，一天早上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脚指头变成了男人的阴茎。面对自己的变身，她接受了这一事实，结束了同未婚夫正夫之间的异性恋关系，从此开始了寻找适合自己的包括女性同性恋者在内的多种多样的身体紧密接触和带来快感的性行为尝试。该作品一经问世即刻引起了日本文坛的瞩目，被称为日本90年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名作，并被搬上了银幕。作者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94年度第33届“女性文学奖”。

当同性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被冠以“变态”、“病态”、“有失伦理道德”等标签时，松浦理英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同性恋特别是女同性恋在当今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她们和异性恋一样有权享受同性世界的欢愉，追求属于“同一性”的自由和幸福。她们应该享有平等的社会权益和社会地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关心。这也是作者通过《本色女人》和《拇指P的修业时代》所要呼吁的心声之一吧。另外，可以说，反映女同性恋的文学主题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具有“男根主义”的男性。在小说中，主宰日本社会的男性被彻底颠覆了。作者通过作品为女同性恋者在父权制社会中争取一席之地的同时，对僭越传统性别身份的女同性恋者予以极大的同情、理解和高度重视。

3.身体叙事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女性用“身体写作”或用“身体叙事”是受到排斥、压抑和忽视的。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女性身份的认同、社会地位的提升和话语主体权力的确立，女性主义者越来越重视创建女性的文化，努力追求“性别的对话”，特别是在“性”诉求方面向整个男性社会发起抗争，将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根源归结为“父权制”、“性阶级体制”。她们努力实现与男性拥有一样的权力，包括拥有管理和操作自己行为的权力。因此，女性们开始摆脱男性的“他者”身份，摆脱男性强加于自身既定的秩序。女性作家们开始用女性的语言、女性的身体表达女性的思想。正如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和作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中向女性提出“书写自我”那样：“写你自己。必须让别人听到你的身体。”（黄华119）而这女性的语言恰恰是建立在女性身体和性欲基础上的书写语言。到了90年代，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更趋向关注个人生活的私密性，通过主人公一段奇特的经历，来展示个体女性的成长经历或某种奇特的体验。

1985年，山田咏美推出自己的处女作《做爱时的眼神》，第一次尝试着在作品中描绘青年男女，具体说就是日本女青年与美军基地的士兵之间的爱情或性爱，反映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定状态。作者借由主角“我”与黑人斯彭、“我”的挚友玛莉亚大姐三人之间纠结的关系，铺陈了由性爱开始的“真情”。其中，她对女性欲望的心理描写是日本文坛不曾多见的。“在我和斯彭四目交汇的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心思仿佛已经被他一眼看破，不由得低下了头来。当我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捕捉住我的视线，将它牵引到出口的方向。我就像被魇住了似的站起身来，告诉结伴而来的男人说自己要上洗手间，随即便走出了游戏室。”（山田咏美4）

该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一阵骚动，毁誉参半。这在讲究含蓄暧昧表现、追求余韵为主流的日本文化中，确实对当时日本社会的道德理念造成很大的冲击。特别是文中影射作者本身的不少经验，使作家、作品两者都遭到强烈的揣测与批评。她对男女情欲直接而露骨的官能描述，也是引人议论的主因之一。文学评论家竹田青嗣说：“山田咏美总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小说中将徘徊在每个人心中最低层次且未经诠释的素材重新加以呈现。我个人在无意识之中，也不禁要驻足思考每个人心中所谓'razy about yo'的含意。”（320）辅仁大学日文系主任林水福在看完小说后这样评价：“山田咏美笔下的男女主角借着性爱从内部了解自己的恋爱体验，有利于强调精神重要性的恋爱，反过来让我们思考以精神为主的恋爱究竟有何意义。在这一点上，《做爱时的眼神》显现出新意与特色。”（45）

1987年山田咏美出版了包括八篇精彩短篇小说的小说集《恋人才听得见的灵魂乐》，一举获得第97届“直木奖”。小说充斥着对作者本人最熟悉的黑人世界及男女情欲的描写。在她的意识中，肉体的结合如精神的眷恋一样重要、一样美丽，前者甚至是后者的基础与充要条件。正如村上龙所说：“美丽的东西永远是美丽的，不管别人怎么说，美好的事物永远是美好的；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而损及它的美好。就是这种简单而坚定的信念贯穿了这本小说集。”（山田咏美2）

1988年，山田咏美又出版了半自传式的小说《跪下来舔我的脚》。作者通过主角“我”与阿忍姐——这两个SM俱乐部“女王”相知相惜的友情与互动，借由这种“非常态”的性交易形式，将其戏剧化、常态化。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对社会规范下的伦理道德发起了攻击。

此外，小川洋子在《怀孕日记》（1990）里用女性的语言书写了女性妊娠的身体，一举获得第104届“芥川奖”。作者在作品中是以身为大学生的妹妹“我”为视点，采用了日记体的方式记述了姐姐经历了妊娠期生理反应的全过程以及去医院待产、生产和迎接新生婴儿。怀孕的姐姐由于妊娠初期的反应而胃不纳食。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自个儿不断膨胀的小生物将会是自己的婴儿。害怕见到这个婴儿”（宫内淳子41）。

通过性而妊娠作为女性“个性化写作”原本应该让读者读到身为女性怀孕生子的期盼、喜悦之情，令人感到激动不已才对。然而，由女性作家直截了当地描写女性妊娠、生产、面对新生命的故事并没有给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带来什么愉悦和赞美之词。相反，更多地是让读者通过阅读感受到了一种不安、恐慌。小川洋子说：“我想要在小说中创造出现实的社会或家庭的场合，人们认为是正常或异常、正确或不正确等等价值标准被全部推翻的新的现实。”（小川洋子73）这种被推翻的新现实就是作者“极具冷嘲热讽地描述女性性行为所不得不担负的身体的负面性——妊娠”（长谷川泉174）。妊娠的女性既没有母性的幻想，也没有对新生命的渴望。用女性叙述自身的语言将日常加以异化，本身就冲破了传统的社会伦理价值观。

总之，随着时代变化、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了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的独立自主权都比以往更加受到了重视。家庭、伦理成为越来越多活跃在日本现当代文坛的女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她们以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文学理念诉说自己的时代，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身体和个人意志，将女性的话语言说提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浓墨重彩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从而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体系，解构了男性主义或男权思想的话语体系。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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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作品评委专栏”，《群像》，1968年6月特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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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咏美：《做爱时的眼神》，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85年。

——-：《恋人才听得见的灵魂乐》，东京：角川书店出版社，1987年。

水田宗子主编：《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作品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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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青嗣：《山田咏美论——至近的眼睛》，《新锐作家论特辑》，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86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1. 昭和时代指昭和天皇在位时的年代，即1925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
2. 平成时代指当今平成天皇在位的时期，即1989年1月8日至今。
3. 即妻子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被休掉：淫乱、忌妒、不孕、不顺从婆婆、善辩、偷盗、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