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这样一个句子映入眼帘之际，读者可能以为不是佛经偈语即是烈士遗书罢。若得知作者乃是一位时年五十岁的斯文儒者，无论从年龄心态和知识背景的角度，恐怕都有点不可思议，继而难以置信吧。

1924年冬，五十岁的夏仁虎像1200年前的唐人王昌龄那样“出塞”而去。原本二十四岁即考取前清光绪年拔贡，曾任职刑部、农工商部；入民国曾任众议院议院员的夏仁虎，此时已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徐世昌辞职、张作霖独立、曹锟贿选诸多家国剧变。他也由原籍南京一路北迁至北京，而这一次，他还要向北远行，向关外行，作出塞行，此刻的“出塞”有激愤，亦有期盼。

夏仁虎一介儒生，纵有诗酒豪气，本来诗书传家、家宅殷实的他，原本是可以在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尘世里觅一方小天地、喝一壶小酒、写几首诗文、听几番小曲的。他毕竟不是靠诗文干谒青云功名、靠酒酣耳热求取富贵的寒士书生，他完全没有必要非得仿效着唐人一剑一马一壶酒式的“出塞”，在苦寒的边关建树功名之后衣锦还乡。原本，在京城里，他已然是衣锦无忧、家宅安稳的。在京城里的诗酒交谊、名流酬唱颇多的他，原本亦不乏同道佳友，交游雅兴。早已加入“稊园”诗社的他，与一大帮诗人名流相知甚欢，樊樊山、关赓麟、易顺鼎、许宝蘅、李绮青等皆为同社中人，高朋雅集、诗酒吟咏之时颇多，原本亦并不寂寞。

他为什么掷弃眼前的安乐窝，偏要觅关外的苦寒地？他为什么执意北行？单枪匹马到关外，到奉天、到沈阳，还要寻找什么样的理想国？

也许，早在1919年，夏仁虎被推选为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时，即注定了他这一趟五年后的“出塞”。那时，国会为张作霖的奉系所操控，分参众两院。作为国会年度大事的国家预算案的制定由夏仁虎主持，在其精心筹划下，竟然在由军人操控的国会中通过了裁减军费三分之一的民八预算案，这不由得让人莫名欣喜。按照夏仁虎的说法，预算案为众议院最重责任，须得四分之三出席，方能决定。党派分歧，故成立甚难。自民国以来，无两院通过之预算案。这一方面说明夏氏的精心筹划、倾力周旋之功，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证明奉系的某种开明纳言之态度；至少，从这一年开始，夏氏进入张作霖的视野。

1928年发行“张作霖就任海陆空大元帅”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一”邮票

1922年春，张作霖的奉军入关，浮现全国统一之希望。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谓入关系以武力作统一全国之后盾。“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或许，张作霖就是那个唐诗经典中的“飞将”，这样的“飞将”，自然会使无数怀抱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儒生们怦然心动。家国破碎一轮又一轮，政客走马一拨接一拨的1920年代，这样的“飞将”出人意表也给人希望。夏任虎欣然受命，任镇威将军公署政务处长一职，似乎也随着“飞将”的出现而显露一身侠气，铁骨铮铮。

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上演之后，夏仁虎对北京的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于是出现了1924年冬毅然“出塞”的豪壮一幕。我们说夏仁虎“投奔”张作霖，似乎还不能用“投奔”二字，夏氏是满怀着对“飞将”的敬意和希冀而去的，他此去并非为谋生计、为功名计、为钱财计、为安稳计，实则是为了千年以来“出塞”诗意中的那份家国怀抱。

也许，夏氏的家人与友人对这趟“出塞”之行并不全然理解。诚如十年后夏氏自己本人的《六十自述》诗中所回忆的那样：“翻然不得意，驱车歌出塞。平生服孟轲，天下定于一。朝衰在藩镇，民困厌兵革。磨盾朝治书，秉烛夜草檄。妄欲策治安，空思有饥溺。冀成一匡事，或免五季厄。”平天下、息兵革的政治理想，让夏仁虎希望能为奉系的强力统一大业献策，希望能为此“朝治书、夜草檄”的奔忙效劳，过一种充实而富于成就感的理想生活。可以揣想，当时宦途上不甚得意的夏仁虎，长歌迈进于“出塞”的征途中，也是别有一番快意的吧。

这一次“出塞”的时间并不长，在“塞外”也只呆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里，是否真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般豪壮而富于诗意呢？夏仁虎在《出塞后稿》的诗集中有一小段注释，基本可以说明问题。注曰：出关而东，奄忽再稔。弭笔论政，期定一匡。秉烛草檄，辄至五夜。职在枢机，益寡过从。朝出治事，归就一灯。时复吟啸，破其岑寂。行箧硌碌，携书盖鲜。剑南一集，阮亭数册。既恒浏览，遂入心脾。于时诗境，往往似之。存诗如千首，为《出塞后稿》。

文中可以看到，夏仁虎塞外的生活，除却出塞时的豪情壮志之外，是终日忙碌中又复归于一点寂寞的。然而传统文人的作派仍在延续，铁马金戈之余，“时复吟啸，破其岑寂”之举是时常有的，否则也不会“存诗如千首，为《出塞后稿》”。虽然来时匆忙，并未曾带来多少书籍以供研读，但陆游、王士祯的诗集还是不忘捎带。据夏仁虎自述，陆王二人的诗文和他此时的境遇似乎颇为契合，到底是陆游的苍凉雄浑之境，还是王士祯的诗贵神韵之说，能给军旅中的半老儒侠些许共鸣？怎么契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近千首这一时期的夏氏诗作静待读者的挑拣与领会罢。

千首诗文中有一首非常特别，也非常醒目。那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的诗句跃然目中，读之令人血沸。诗曰：

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割肉喂鹰犬，佛亦同此情。

仲尼栖栖在周道，沮溺睨之莞尔笑。此辈唯知洁一身，圣贤志在

消群暴。

纷纷五季归强胡，民命轻于俎上鱼。此时佛亦救不得，一语能令万姓苏。

如何欧九为公传，却以伟人谥乡愿。失节事大饿死轻，终落宋儒一孔见。

十君四姓何足论，所贵当官能救民。今日苦无长乐老，四郊白骨堆嶙峋。

诗原题为“读五代史六首”，这是其中的“长乐老”。夏仁虎此时读五代史，自然别有深意。五代，五十三年五个王朝的特定历史年代，是唐帝国分裂之后的恶果，亦是开启大宋王朝的前奏。五代史向来是史家臧否兴废、评点功过的一所特定时空，在这短短的五十三年王朝更迭中，应汲取的教训、传奇的人物、稀奇的典故比比皆是，夏氏在清帝国覆亡十三年后，屡经更迭的北洋政府之外，矢志一统的奉系军营之中，读五代史颇有痛定思痛的儒者怀抱。他并不愿意效仿只知维持自己洁操的高贤隐士，他更愿意做那个在五代时期历事五姓，备受非议的“长乐老”——冯道。

即使宋儒欧阳修的批讽也可以不在乎，因为作为“长乐老”这样为民请愿的人而言，在夏氏看来，堪称儒之大义者。这是他的“民国”辩证法，为民而立国者即为“民国”，没有了“民”哪来的“国”。他出塞追随“张大胡子”，并不因为儒者识见与军人作派的隔阂，就自顾自的作遁世隐者，而是为“民”而谋，不计所谓的“名节”，终为了一统家国、救民水火。

然而在1925年夏，客寓沈阳时，这位出塞的“儒侠”似乎转瞬间变作了一个“闲人”。终日忙碌于军政要务的他，突然清闲了起来，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谢客，创作了一本《碧山楼传奇》。

写了近千首慷慨诗歌的夏仁虎，此刻却突然写出了一本以戏曲体裁为载体的“传奇”来，这对其一生创作数千首诗歌、数十种著述的儒者生涯来说，本来也是一件颇传奇的事件。自明清以来，“传奇”从原本可供场上敷演的戏剧底本，转变为文人儒生仅供案头遣怀的韵体文式之一，这本是无可称奇之文学史实。而对于这样一位千里出关致力一统大业，本来也忙于军政事务的要员而言，能写出这样一本古韵清幽的传奇剧本来，则尤为传奇。

夏仁虎著《碧山楼传奇》，谈国桓题笺。

数年后，度曲专家刘凤叔曾忆述过这一本《碧山楼传奇》，说它格律谨严，竟然还可以直接用于场上表演而不须太大的改动，这就愈发的奇了。先是称奇于夏氏的清闲雅兴，继而称奇于擅诗的夏氏竟然也作传奇，刘凤叔的评价则让人揣想，夏仁虎是几乎把这一本传奇要带回京城，让他那六年前(1919年)新纳的侧室林佩卿(林为当年北京城南游艺园坤伶，时人誉为“四卿”之一)为之长袖当歌，唱演一番的。

夏仁虎著《碧山楼传奇》正文首页

《碧山楼传奇》是根据吴梅村集中的一首诗构思而成的，诗名为“过东山朱氏画楼有感”。诗前的序声称，洞庭湖后山有碧山楼一座，楼中原主人为朱某，实为朱明遗裔；朱某恃才傲物，不求仕进，甘于闲乐终老，有美姬十二相伴左右。后因奸人陷污，指摘其布衣蓄伎不合礼法，遂尽遣美姬，后郁郁而终。有名为紫云者不离不弃，守志不嫁。吴梅村听说此事后，游碧山楼时赋诗一首，以志感怀。

夏仁虎在《碧山楼传奇》的跋文中提到，他根据吴梅村的这首诗及相关记载进行创作，不过其中增加了一个“李髯”的角色。增设角色的理由，夏氏加以说明道，“中间加入李髯一节，亦传奇家本色。事涉哀伤，词多侧艳，正需此一人，点缀豪语，为听者洗其沉郁，制曲家率有此种苦心也。”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个豪壮角色的加入，和一个恃才放旷但终忧愤而死的书生角色相结合，亦儒亦侠，一定别开生面。

开篇第一折“楼隐”，小生朱裔开场即唱一曲[夜行船]：尘世浮名都是假，且湖山胜处为家，白玉雕楼，黄金选艳，也应胜凌烟图画。已让人隐约感觉到这个古典故事的背后，叙述者夏仁虎的心境已与当初壮怀出塞时大为转变，传奇中的书生朱裔，已替他唱出了无聊思家的心绪。

当正在楼中观赏湖山胜景的朱裔，得知朝廷正在广招人才、选贤纳士时，原本诗书传家、才情卓绝的他却突然展露出一种奇怪的情绪。他唱道：耽风雅，喜幽遐，范蠡逃名，在这湖水涯。痼癖是烟霞，情怀寄炎葭，浮云土苴，黄纸殿前麻，琼林宴上花。被俺山居人笑煞。

夏仁虎著《碧山楼传奇》跋

从唱词的内容来看，似乎仍然是明清以来儒者惯有的“山人”心态使然，恃才傲物、钟情山水而不问世事，似乎是那个时代文人以隐逸求高洁、以隐退表风雅的一种姿态。当然，朱裔的这番表态，家中的奴仆是不理解的。当从市集上打听消息的家奴回来禀报他时，朱裔在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之后，表达了无可奈何、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绪。家奴这时也忍不住向主人进一言，他说，相公既抱奇才，应为世用，岂可久耽安逸，自误前程。

朱裔回答家奴，唱道：堂前燕，阅繁华，怎飞入寻常百姓家。把瑶源玉牒查，是金枝玉叶花。沧桑泪洒，抬眼望中华，神州竟属他，那还有青山一发。这样的唱词，实际上再次成为夏仁虎的夫子自道。夏仁虎少负奇才，在十一岁初学文时，就曾因雨夜偶得断句云：“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而得到“两声词人”之号。戊戌(1898)变法那年，时年二十四岁的他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成绩优秀，遂通籍北京，开始了他整整三十年的官宦生涯。而此刻，飞入百姓家也罢，金枝玉叶花也罢，无论是少年奇才，还是前清官员；无论是北洋议员，还是奉军幕僚，他的儒者怀抱、侠者豪情似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施展。“抬眼望中华，神州竟属他”，这个“他”，夏仁虎已经看到过太多的更替轮番，看到偌大中国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复辟，从复辟再到伪共和、真军阀，战火连绵的家国，似乎已经让夏仁虎看不到希望。

剧中的朱裔非但没有因为国家征招贤才而应征，反而通过种种渠道，用金钱贿赂招贤官员的方式，躲过了征招，保得了一时的安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乱世的怪现状，也是乱世中文人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反过来，似乎也是夏仁虎的一种反思与自嘲，“出塞”“入幕”作为施展生平抱负的手段是否真的可以得偿所愿？

在第二折“侠宴”，夏仁虎增设的“李髯”上场。浓眉粗髯的须生形象，一上场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拂记》中的虬髯客。事实上，“李髯”正是这样一个粗豪形象的角色，让人在一番忧愤的书生意气氛围中突然看到一丝爽朗，侠气扑面而来。

李髯的唱词：平生愿恣狂，江湖未倦，豪气欲吞云梦。这分明又是夏仁虎心中原本的侠气使然。当晚，李髯与朱裔欢歌达旦、大醉酩酊，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个是儒、一个是侠；一个是恃才傲物视功名如粪土的儒生，一个是善恶分明视江湖即乐土的侠客，二者的结合，亦儒亦侠，这原本就是夏仁虎心中快意人生的理想形象。实际上，夏氏以半百之龄奔走关外的豪壮，即是儒侠行径——他未泯的那份理想主义使然。

美酒与英雄，当然还少不了红颜情意。李髯随舟带来一个名唤“红杏”的歌伎，慷慨相赠与朱裔。相赠的理由很简单，美女配英雄，况且李髯也自称要退出江湖，皈依佛门。看来，在这样的乱世里，不但朱裔这样的“雅人”希望不问世事，归隐终老，即使是李髯这样的“粗人”也感到疲累，需要退出江湖，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场外的叙述者夏仁虎，也一定惦念起远在京城中的老妻、儿女和新纳的侧室了吧。

李髯一个人洒脱离去之后，剩下的是朱裔与紫云、红杏清歌曼舞的闲乐。然而好景不长，第六折“湖船”中出现一个角色，让这一场豪侠闲儒的“双美”生涯化为泡影。这个角色是个丑角儿，名叫“李不将”，谐音即是“理不讲”。他的开场白，点明身份。他唱道：玻璃眼，络索肠，向人前斯文样装。豪门倚傍，木钟到处能敲响。活嘴皮，说得河干。长指爪，搔人背痒。蔑片天才，枪花圣手，一时无两。

可以想象，这样的“帮闲”、“师爷”形象在当时的各级政府、各色官方或民间机构中都应普遍存在，夏仁虎如此形象地刻画出一个“理不讲”的丑角儿来，应当与他当时的际遇有关。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夏氏选择投奔“张大胡子”而去，原本就是冒着这个俗语经验之大不韪而去的。军营里有“不讲理”的长官，同样也会有一大帮“不讲理”的幕僚存在。这个“理”并非夏仁虎一人说得清之理，各人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都有铁板一块的道理，夏氏的统一家国之理想可能于他本人而言是“天理”，是昭昭如日月的“至理”，可于府衙中诸色人等而言，未必如此。

剧中的“李不将”，不出所料的将朱裔的风雅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替主子出毒计，豪夺朱裔的“红杏”及家产，继而朱裔忧愤而死，紫云守志终老。凡此种种，原也不脱明清传奇之旧式情节构思，只不过扔掉了常见的凭借神仙救助、梦境重逢式“大团圆”的结局，而更显凄凉悲怨。除此之外，夏仁虎没有再对这本传奇有更多的表述，全本十二折的内容，不多不少，节奏不紧不慢地演绎了一个传统悲剧类型的剧本。他只是在跋尾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今年客沈阳，长夏务简，恒以度曲消遣，偶览此篇，谱为传奇。十日而脱稿。余居文字无忌之世，彼但可四十字者，余则不妨放言，聊代梅村抒其感慨耳。

已经开始以度曲消遣的这个夏仁虎，和那个“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的慷慨豪侠，似乎已经相去甚远。从亦儒亦侠的风骨到如今聊代古人抒怀的闲人，夏氏在关外的两年境遇若何，可想而知。九十岁时，他回忆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时，曾赋诗一首云，因思定一功，关外或有望。虚作出塞云，难副旧时愿。又自作注云，时军阀内争不已，有人谓关外兵力强，可靖内争，余乃应关外之召，终失所望。失望之情，溢于笔端。

夏仁虎诗稿手迹

1926年，夏仁虎带着近千首诗稿和这一本《碧山楼传奇》返归北京。虽然仍历任北洋政府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财政部次长、财政部代部长等要职，但名不副实的尸位素餐只能让夏氏萌生退意。他依然赋诗抒愤，诗云，还京任司农，惟有仰屋叹。日坐赧王台，灾官断炊爨。诗注云：时税收皆由地方截留，中央政费无所出，复不敢轻举内外债。中央官吏枵腹从公，惟于年节，向各私立银行告借少许，略资点染而已。这“略资点染”的虚衔与不办实事的空位，已经让夏仁虎再也没有从政的热望。亦儒亦侠的风度，几乎已经要沦落到儒不儒、侠不侠的两难境地之中了。

1926年，对于夏仁虎来说，还有一次重要的任职。即成为“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员，与张学良、顾维钧、蔡元培、叶恭绰等名流共事一会，同时兼任基金委员会委员的他，至少在千年古国的煌煌古物中找到些许慰藉。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陆海空大元帅”，面对这个前只有孙中山，后来者只有蒋介石就任过的大头衔，“张大胡子”欢喜之余，并没有忘记当年这个单骑出塞的豪爽儒者，他任命夏仁虎为“国务院秘书长”的要职。夏氏屡辞不成，他在忆述中写道：“强令为国务院秘书长，伴食而已。”

这一年，“伴食而已”的国务院秘书长夏仁虎将《碧山楼传奇》手稿付梓，曾为张作霖做过八年秘书长的谈国桓为其题写了书名。当然，此时的谈国桓并不知道，他一手清丽的楷书还将在一年之后用在为张作霖题写《张大元帅哀挽录》的书名上。这是巧合，似乎也是宿命。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专车行经皇姑屯时被日军炸死。在他身亡之前，与夏仁虎的最后一次会面，竟然是因为故宫古物的归属问题。原来，北伐讨张之声四起，张仓皇出关，意欲尽携故宫古物而去。这一次，夏仁虎的侠气迸发，拍案而起，直入帅府。当然，亦侠亦儒之道，并非是指着大帅鼻子一通臭骂，大义凛然地去找死。夏氏用一番变通的话语(夏谓故宫古物历年盗窃抵换，早已皆非原物，若大帅仓皇携去，正好烂账扣至关外，惹世人耻笑)，最终使张大帅空手而去，让人由衷敬服其胆魄与智识。

夏仁虎著《枝巢四述》，傅增湘题笺，此书为1943年北京大学出版，为夏仁虎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的讲义汇辑

1928年6月9日，国民革命军入驻北京。6月20日，北京改名为北平。而接下来，最后做了一把勇谏大帅之儒侠的夏仁虎退出官场，不再任职于政府，从此结束了三十年颠沛疲奔的宦途生涯。他以一个闲人的姿态，恢复了儒者的风雅，潇潇洒洒地走完了余下的三十五年人生。一册《碧山楼传奇》所牵扯出来的一段儒侠故事，就此告一段落，夏仁虎的传奇却依然在那字里行间、白纸黑字的镌刻着，似乎还在一遍又一遍地低吟浅唱；一缕剑光、一滴酒香和一声声蹄铁铛铛，似乎离我不近也不远。

夏仁虎

夏仁虎(1874—1963)，字蔚如，号啸庵、枝巢等，祖籍南京。1898年，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成绩优秀，遂定居北京。辛亥革命后，他先后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财政部，并为国会议员。张作霖入关后，先后担任国务院政务处长、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和国务院秘书长。1928年，时年55岁的夏仁虎弃官归隐，专事著书和讲学，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著有《枝巢四述》、《旧京琐事》、《啸庵编年诗稿》、《啸庵诗词稿》、《啸庵文稿》、《北京志》、《碧山楼传奇》等4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