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32年11月，柳青（中排右一）在榆林六中与同学合影

一、对文学的兴趣

站在眼前的弟弟骨瘦如柴，满面病容，惊呆了一直惦念他的大哥。

“你怎么会搞到这步天地？”大哥不解。蕴华讲述他怎样学习英文，疾病如何日渐严重，大哥心痛不已：“我写信让你学好英文，仅仅是为升大学，没想到你发展得这样极端，把身体搞坏了。”弟弟得的是人人惧怕的肺结核，大哥充满悔意。

心急如焚的大哥，整个暑假到处寻医找药，当时还十分昂贵的盘尼西林（青霉素）需要多少买多少，看病打针，次次陪伴在侧。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三天两头炖肉，小屋一时药味弥漫，一时羊肉飘香，时间、钱财，大哥一切在所不惜。

病情渐渐好转，1934年8月底，咳血停止了。大哥脸上也舒展许多，怕蕴华耽搁学业，吩咐他们：“现在就去参加入学考试吧！”董学源仍然不愿靠别人供养，坚持要投考西安师范。

大概因为他们来自偏远乡村，对省城的学校多有敬畏，此前从榆林出发，一路未停复习，甚至路经太原的一夜，仍坐在旅店的铺板上，背靠泥巴墙，看书直到疲乏得睁不开眼睛。

考试以后，大哥去看过他们的答卷。他兴奋地告诉他们：“你俩的成绩都很好，是这次录取学生的头一二名。”四弟的英文程度，大哥不仅满意，甚至感到骄傲。英文卷子上蕴华用了一个十分生僻的单词，他很奇怪：“你从哪里学来的？”“小时候你教给我的。”大哥一愣，即刻想起：“是你四岁那年吗？我早忘了。”

和塞上小城榆林相比，西安的报刊多了许多。外国人办的英文《字林西报》，占去蕴华第一学期的所有假日。大哥看他对英文报纸兴趣那么大，劝他：“英文只是工具，你还是首先把数理化学好吧！”他说：“我的兴趣在英文，因为将来我想当翻译。”

每到星期天，他都去省立图书馆，这里报刊多，图书更多，阅读范围大大扩展。一旦读起上海出版的《文学》和《译文》刊物后，他对文学的兴趣又超过了英文，国文教员郝子俊告诉蕴华：“鲁迅在《申报》的《自由谈》上经常发表杂文。”课后，学校图书馆又成了他的久坐之地。

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对蕴华影响深远。鲁迅精辟透彻分析文学、政治、历史、社会的许多问题，使蕴华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认识越来越深刻。而吸引他读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仍然是小说，《呐喊》《彷徨》中的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使蕴华对文学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刻性和概括各阶层人物的典型性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

他把鲁迅作为导师，从他的作品里不断受到启发和教育。

对青年蕴华影响较大的还有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他说：“我是邹韬奋编的《生活》《新生》《永生》等刊物最热心的读者，几乎期期阅读，篇篇必看。他的大量言论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在国统区的青年中引起广泛共鸣，使千百万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是热血青年，他就像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火炬。”

蕴华回忆说：“我参加抗日活动的最初阶段就是办学生救亡刊物，我努力学习邹韬奋办刊物的特点：针对青年的思想实际，出刊快、篇幅短、版面活跃。”

他借书，买书，废寝忘食地看书，当他又一次重读了法捷耶夫的《毁灭》后，开始醉心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小说。

大哥见他一回来带的就是小说，渐渐地压抑不住说：“看这些闲书有什么用？怎么很少见你复习数理化，那才应是你的功夫所在。”这样的劝告，次数一多，蕴华渐渐有了不表现出来的厌烦。

1935年高一下学期，学校突然宣布4月到7月举行全国高一学生集中军训。中断蕴华的读书生活莫说三个月，一天他也不愿意，他向学校申请，回答是：“不行！不去下学期不能升级。”大哥担心弟弟的身体，直接跑教育厅，得到的回答一样干脆。想不出办法，大哥说：“那你只好先去吧。”军训由豫陕合办，受训地点在开封。

集训刚开始，他就咳血了，夜间不停咳嗽，翻身吐痰，使他的下铺无法入睡。下铺双脚猛跺床板，愤怒吼叫：“唾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了……”态度虽然不大友好，可多亏这位下铺，由于他不断向上反映，使蕴华住进了医务所。

他暗暗高兴：这下又可以看书了。他以看病为由，到街上跑进书店，将买来的书饱览无遗。中间咳血一度停止，归队后，一次行军中又咳血了，只好“二进宫”，这正合他的心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他的书，混到军训结束。

在榆林六中时，蕴华还能学得进数理化，现在简直用枪炮也打不进去了。逢这几门课，教员点完名，他夹起书本，沿墙根溜出去。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学期末突击一两周。第一学期他的总成绩降到中等，到后来，除了英文、国文和历史名列前茅，理科就是最差的学生之一。

文学使蕴华心驰神往。在开封集训时，创作欲望异常强烈，街头的一点见闻，医院里看到的某些现象，都成了他的写作题材，并不断往上海的文学刊物投稿，可一次未被采用。直到1936年春天，一篇散文《待车》，才第一次变成铅字，登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文艺季刊》秋季号上，作者署名用了“柳青”。

林默涵在一篇纪念柳青的文章中写道：“这篇散文不足两千字，写了一群在反共内战中负伤的国民党士兵（大概是东北军），在西安车站待车被转到别处去的情景。从这极小的一角，可以使人联想到很多，想到这一群伤兵的悲惨命运，想到他们被迫打内战的无言的憎恨，想到他们对失去的家乡的怀念。……柳青一开始写作就表现出他的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表现出他具有摄取一点反映更多东西的本领。”

二、救亡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到1935年，日寇肆无忌惮向华北入侵。北平大中学生，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冲破军警的武力威胁，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活动，暴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全国各地学生与北平学生相呼应，开始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和宣传活动。西安学生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

和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蕴华身上也沸腾着愤怒和战斗的热血。他参加了所有较大的社会活动：西安学生举行追悼会，纪念被日本工厂主打死的上海工人梅世钧；为绥远抗日战士进行募捐等等。蕴华不是一个在大众云集时能出头露面的善于鼓动的青年，但他是一个参加每次活动都一丝不苟的人。

蕴华善于埋头实际工作，他参加了西安高中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工作。刊物的内容全部是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自从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后，这也是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救亡线》向社会发行，编辑部人手少，每个人都要承担大量组稿、编辑、联系印刷、组织发行等工作，还要不断为刊物撰写文章，经常彻夜工作。不久，蕴华肺病发作，痰里经常带着血丝，很快便大口大口吐血。

1936年4月，《救亡线》第四期刚印好，由于西安高中学生会混进的一个伪装进步的国民党分子告密，当局没收了全部刊物，《救亡线》被迫停刊。

高二第一学年，蕴华用在功课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主要精力投入到救亡活动中。暑假从陕北回来，升入高中最后一年，他仍怀着考大学的愿望，所以比过去用功。然而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又一次吸引他放下功课。他先参加了十月间追悼鲁迅的大会和游行活动，随后又参加了“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

这是西安学生组织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一些先进分子的带领下，上万人的游行队伍群情激愤，列队出城，要步行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早有抗日愿望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立即驱车追上学生队伍，劝阻学生不要去，免遭无谓牺牲。学生不依，队伍中东北学生纷纷站出来哭诉亡国亡家之痛，高呼口号要张将军带领他们打回东北去。面对这一场面，张学良大为感动，当即向学生表示：一定要抗日，一个礼拜内用事实回答大家。两天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张学良捉蒋兵谏。

事变以后，西安学生联合会要蕴华出来负责《学生呼声》的编辑工作，为工作方便，他从学校搬到了学联会。

西安事变之前，董学源曾代表组织和蕴华谈过他的入党问题，现在因为他负责《学生呼声》，组织上对这一问题抓得更紧了。12月20日晚上，董学源找到正在紧张工作的蕴华。一同来到西高，在寂静的操场上转了很久，两人谈了过去对革命曾存在过的幼稚想法；说到现在，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对中国人民身受的民族压迫、阶级剥削感受尤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充满信任和敬仰。一阵交谈后，蕴华在激动中沉默了，他心里还有许多话在翻滚。董学源从他不平静的呼吸声里能感受到他激动的心跳，体会到他盼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献出一切的真诚愿望。

第二天晚上，蕴华在董学源宿舍见到了党组织代表冯文彬。他向组织谈了自己1928年入团，到1931年后失掉组织关系，并且说明了榆林六中当时的情况。组织上承认他的三年团龄，没有候补期，直接入党。从这天起，他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上午，他就以《学生呼声》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李一氓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在宋绮云家里开了第一次会。

形势在急剧变化，工作异常紧张。就在这次会后一两天，冯文彬向他转达了党中央关于释放蒋介石的决定，说明让他事先知道，首先是为了避免思想混乱，其次是要他向群众解释，放蒋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在国民党中央军进西安以前，因为不能断定国民党是否真有执行协议的诚意，党组织决定将事变期间表现突出的同志撤回延安，于是省委通知蕴华到延安去。因为准备将来还要回来，对外不能暴露面目，组织决定他以《学生呼声》主编的身份、学联会代表的名义访问延安。

他的同行者是不久前认识的《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两人坐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于春节前两天，来到了牵动着全国亿万抗日志士心弦的延安。除了早到延安的冯文彬，周围人虽然都不曾相识，却给了他们亲人般的接待。

少共中央局热情地安排他参加党的活动会，并安排他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苏维埃教育部长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话。他在一次座谈会上介绍事变前后西安学生的运动情况。其后又听了张闻天同志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而使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是，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正是除夕下午，毛泽东同志接见了范长江和他，留他们一道吃了晚饭。主席的谈话诚挚亲切，每一句关怀、鼓励、期望、教导的话都深刻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在延安生活了十几天，周恩来同志给中央发来电报说，顾祝同部进西安后，有执行决议表现，无捕人现象，需要回西安的同志可以回西安。带着更加坚定的革命信念，蕴华离开了延安。

元宵节这一天，他回到西安。西高已经成立了党支部，蕴华担任宣传委员。他继续读完了高中最后一学期。

三、大哥的心事

蕴华在涉世不深的年代，努力遵循大哥的指导去生活，他人生道路最初几步都遵照大哥的安排。以往，大哥在外读书，兄弟只在个别假期短暂相聚，到西高以后才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

大哥因为弟弟身体不好，没让他住学生宿舍，就安排在自己宿舍套间的外屋。大哥每月收入一百四十块银元，经济相当宽裕，他尽量满足弟弟的需要，除了较好的营养条件，生活和治疗上给了蕴华无微不至的照顾。

大哥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他崇拜的人。上北京大学以后改名“刘春元”的大哥，一直是个非常勤奋，成绩优异的学生，他先后在数学系和哲学系就读，领得两个学位。成为教员以后教的是数学，不但书教得好，而且十分关怀爱护学生，是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员。有时，蕴华和与他思想接近的同学聚在大哥外屋谈哲学、政治、时事，大哥间或指出一些不妥之处。接受了不少唯物主义思想的大哥影响了他的弟弟和学生，促使他们认真阅读《唯物史观》和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等书。蕴华喜爱探讨哲学问题，发表些议论，同学们觉得常有新意，开玩笑叫他“philosopher”（哲学家）。

大哥衣着朴素，为上讲台，他只有一件读书人穿的长袍，时兴的皮鞋和穿戴则一样不买；平时很用功，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蕴华一样简朴刻苦，他把大哥作为自己的榜样。但是，没想到现在的大哥和1928年到米脂教书时的刘绍华大不一样了，那时，是他和周围的同志引导蕴华走上了革命道路，而现在他却远离革命，很少谈政治，只是一心执教了。

高中一年级，蕴华经常看书到深夜。他带回来的英文和中文小说，在外屋桌上摆得很高。里屋大哥桌子上也垒得很高很高，全是学生的作业本，一摞挨一摞。大哥坐在油灯前批改作业，常常忙到蕴华就寝以后。渐渐地，他脸上失去光泽，两个眼圈发青，第二天仍振作精神去讲课。他不仅在西高代课，为了多挣钱，也到外校代课。晚上进门又抱回来一摞摞作业本。一天，蕴华看书已经很晚，困意渐浓，他把书扣在桌上上了床。躺下很长时间，还听见大哥不停翻动纸张和咳嗽的声音，蕴华心疼大哥，让他不要看了，早点休息。大哥说：“不看完不行，明天还要发下去。”他担心大哥的身体，披上衣服，走到大哥身边，关切地问：“你不能少代些课吗？你的身体……”大哥没有抬头，边写边说：“你快睡吧，我看完就睡。”蕴华没有离开，看着哥哥和自己一样消瘦的背影，不忍大哥如此辛劳，他劝大哥：“不要在外校代课了，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挣那么多钱？”大哥放下笔，转过身，拉起弟弟的手，深情地望着弟弟：“我这都是为了你呀！”

蕴华略显困惑地睁大眼睛，这是在问为什么。

“我要为你尽早挣够一笔钱，让你到西洋上大学，将来成为一个学者。”一阵病态的咳嗽打断了他的话。停息片刻，大哥又语重心长地说：“早些挣够，即使我有个三长两短，或者害病离世，也不会影响你出国，你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呀！”

手足之情，岂止怜爱。

环顾两个男人住着的两间简朴的小屋，蕴华一下就明白了他与家人长期不解的一个谜。大哥年过三十，为何至今不娶妻室？新添的几道淡淡的抬头纹和又黑又瘦的外表，使他越发显老。青春在渐渐消逝。

他知道大哥第一次不称心的婚姻。十几年前，家庭包办，大哥成过一次亲。他不喜欢妻子，两个人几乎没有共同生活过一天。大哥婚后随即离开寺沟，从此不再回家，家书连一句冷淡的问候也没有。空守三年新房的大嫂受不了冷遇，改嫁走了，大哥才又回家探亲。大嫂已走多年，大哥大学毕业，当了教员，薪水足以赡养家室。尤其是从东北回到西安，生活稳定，他为何仍然孤孤单单独身度日呢？原来他这都是要为自己留洋积蓄资金呀！

感激、负疚，蕴华想起到西安以后，大哥常劝他学好数理化，少看文学书籍，争取将来出国留学，自己一直不理会，近来还不时反感。今夜他体会到大哥的良苦用心。为了他，大哥付出了他能付出的一切，深藏在心底的隐隐不满顿时烟消云散。他想对大哥说点什么，嘴张开又合上，再张开又合上……

从蕴华负责《救亡线》的编辑工作以后，大哥多次劝他放弃这件事，蕴华不听。后来，《救亡线》第四期被没收，大哥得知这一期登了蕴华为当时红军东征过山西写的一首诗，心神更加不安。西高有些要好的教员劝大哥：“令弟还是躲一躲吧！”开始，大哥硬要蕴华暂离西安，蕴华说：“再看一看，如果国民党当局追究学生刊物，抓办刊物的学生，一定会引起全市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们未必敢这样。”大哥觉得他说的有理，也冷静下来，但仍不放心，又请杜斌丞找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探探口风。杜斌丞告诉大哥，邵力子说：“青年学生也是出于爱国心，我们把刊物没收就是了。”交织着对弟弟的爱和恨，大哥说蕴华：“你将来非死在你那几个臭文字上不可！”

大哥为什么变了？和他1928年在米脂县相处的大哥判若云泥。那时，他是个共产党员，也曾积极给工人办夜校，宣传马列主义，组织活动，参加游行，充满理想和热情，期待着光辉灿烂的革命前景……但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回到北平上大学，就脱离了共产党。

蕴华不了解大哥这种变化的过程和原因。他投入抗日洪流以后，经常劝大哥重回革命队伍，大哥也有强烈的抗日情绪，但对革命队伍流露最多的是失望，甚至是反感。他总是在回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盲目行动和过火行为，提到在革命队伍中一些起于个人仇恨的报复事例，更加拒绝再次革命。

晚年，蕴华谈起大哥，他说：“他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认识不深，看不清革命的大方向，把革命队伍中非主流的消极现象和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许多人离开了党，有的消沉，有的颓废，甚至加入反革命阵营。刘春元是否对失去生命有所畏惧？没有资料，很难判断。但在教育蕴华时，大哥不断激励他个人奋斗，将来成为杰出人物。大哥自己一直学业成绩优异，也有成名成家的强烈愿望，只是觉得自己才能不如弟弟，所以对弟弟寄以极大的期望。他担心弟弟陷于斗争的漩涡，毁了前程，就想方设法为弟弟铺设了另外一条人生的路。

而蕴华痴情文学愈来愈甚，他和国文教员郝子俊最为接近。郝子俊不赞成蕴华再上高中，对刘春元说：“令弟完全可以不再上学，在文学方面发展了。”大哥听了很不高兴，只是碍于情面，没说什么。一次在教员食堂吃饭，又谈起这件事，郝先生开玩笑说：“孔子加孟子等于刘蕴华。”大哥终于变了脸，以后，再也不让蕴华接近郝子俊先生。

大哥对蕴华说：“古往今来，文人只有两个下场。一个是饿死，一个是让人整死。”当时有个赵姓陕北同乡，靠在报屁股上经常发表点豆腐块诗文为生，穷困潦倒，往往靠借贷度日。大哥指着报纸上赵某人的一篇旮旯短文对蕴华说：“看！看！这就是文人过的日子。”

无论是正面的劝告，还是反面的警告，都归于无效。兄弟的矛盾非但没因弟弟的感激之情消弭，反而越来越大。在社会上，蕴华用大量时间为抗日救亡奔忙，在学校里，蕴华的行为也常常引起大哥的不满。

因为蕴华赶走一个英文女教员，兄弟俩几乎反目。被赶走的女教员刘玉梅，带甲乙两班的英文课。她是当时国民党教育局长的姘头，对共产党咬牙切齿，也诅咒革命。她上课时穿着紧身旗袍，一扭一扭走进教室，两道眉毛描得又细又弯，两片嘴唇抹得猩红猩红，引起不少学生反感。有些人常在课堂上提些疑难问题或给她指谬纠错，当众出她的丑。蕴华就是突出的一个。蕴华的英文一向出众，在一次全西安的英文竞赛中，教师故意出了两个以为不会有学生知道的英文单词。一个是“汽车”，一个是“孔夫子”。蕴华不但知道，而且全答对了，得了一百零二分（满分一百分）。当时中国的确知者甚少，他是广读作品看到的。

而刘玉梅给高中代课本来就感到吃力，学生们再有意为难，她就越发心虚胆怯。有一次，她找到刘春元，似有乞求之意说：“令弟英文学得好，我的课讲得有何不妥，请到我房子来单独面谈。”英文课的情况大哥已有所闻，曾严厉警告蕴华：“不得无理！”但时间不长，蕴华反而闹出事来。

在一堂英文课上，刘玉梅讲到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All is not gold that glitters。”本来它的中文意思是：“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她讲句中的语法关系，越讲越乱，按她的说法，学生只能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发光的都不是金子。”蕴华站起来说：“你讲得不对，按你的解释，结论不是荒谬了吗？”他把句中各个成分的关系给大家解释一遍，大家都听明白了。教室里发出一片喝彩声，嘲笑声。刘玉梅极度气愤的面颊变得异常苍白，呆呆地站了片刻，继而，恼羞成怒，拿了课本和点名册夺门而去。

第二天，在一进校门的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二六级乙班学生刘蕴华，不遵校规，当众侮谩教师，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

刘春元得知此事后气得脸色发青，他恨这个不争气的弟弟，气急败坏赶回宿舍，见了蕴华就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双唇哆嗦：“你！你！……”半天才说出来，“你要把我的饭碗踢了？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大哥竟这样做人？蕴华对他的不满变成了愤怒，从心底升到喉头。但他想起了大哥慈父般的抚育之恩，强压自己，一句话没说。

大哥打蕴华这是唯一的一次，实在是对弟弟寄予的希望太大了，他仍然不放弃任何一个改变弟弟信念的机会，他希望蕴华不再走自己走过的路。

蕴华在学校小有名气，英文和国文成绩出类拔萃。甭看这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来不穿时髦的长袍和皮鞋，深度近视眼镜上永远是一头蓬松鬈曲的乱发，他那极不讲究的仪表，竟不知什么时候吸引了一个温柔秀美的姑娘。姑娘是一个各科成绩都优异的学生，和他同级，在甲班读书，也是刘春元的学生。姑娘一点也不嫌弃蕴华那和自己极不相称的外表。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时常饱含着少女最真诚隐秘的情意。她主动接近蕴华，先是在假日来找蕴华，陪他散步；以后又抽出晚间的空暇给蕴华清洗衣物；当他们坐下来谈心的时候，姑娘还默默地拉过蕴华的手，给他剪指甲。姑娘的殷勤和体贴使蕴华萌生了爱恋，她那双温柔纤细的手给蕴华留下久久的甜蜜感。

西安事变以后，姑娘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同的民族情感使他们更加亲密无间，但就在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蕴华渐渐了解了姑娘的心意，郎才女貌是她满意的婚姻，出国留学是她奋斗的目标。虽然她不反对革命，但也不愿意投身革命，文学对她的吸引力很有限。她常劝蕴华：“参加社会活动还是适可而止吧！当紧的是把功课学好。”蕴华动员她参与自己的活动，她都借故推脱。“这怎么能成为我志同道合的伴侣呢？”他们的灵魂深处格格不入。近半年的交往，蕴华失望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美丽姑娘的思想，于是，渐渐疏远了她。

与女友分手的最初日子，紧张之余，蕴华不时回忆起往日的美好。姑娘的倩影在他眼前晃动，文静的谈吐、温柔的举止，处处流露出对自己的倾心，这又引起他心中已熄的火复燃，但是，想到她会继续阻止自己参加革命，留恋和遗憾转瞬即逝。他用紧张的工作使自己淡忘这个个性倔强的姑娘。

不难想象，促成这桩婚姻最符合大哥的心意。他不仅喜欢这个姑娘，更因为她能拴住蕴华的心，使他不再热心于革命。他希望两个人走一条路，共同奋斗，出国留学。

蕴华断然结束了这种关系，又一次刺痛了大哥的心。

兄弟俩难得朝夕相处，人虽近了，心却离得越来越远。感情的联系，思想的对立，把他们的生活搞得别别扭扭，总是难以和谐。

西安事变以后，杜斌丞先生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一直信任刘春元的杜斌丞说：“回陕北吧！把我们的绥师好好办一办。”大哥答应了。不久，他接到了教育厅委任的校长一职。

出发前一天早晨，大哥来到学联会，找到早已搬到那里的蕴华，他们一起到端履门老孙家泡馍馆，准备在这里吃一顿离别饭。

清晨，馆子里没有客人，进到空荡荡的饭铺，大哥又像蕴华初到西安时那样温存和善，许久以来对弟弟反感、愤怒的目光全然消失，久久地注视着一两个月不见面的弟弟。蕴华心里也不是滋味，骨肉间的惜别之情消融了对大哥的疏离和不满。在默默的对视中大哥突然说：“蕴华呀，过去我总是把你当小孩子看待，对你在西安高中的这一段，认识不正确，妨碍了你的发展。以后，咱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干预你的事了，你只管走自己的路吧！”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话，蕴华并不意外。大哥终究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他深知大哥的心是爱国的，日本侵华后的种种暴行，他义愤填膺。虽然大哥目前还不想再投身革命，但事变之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尤其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了他对党的亲近感，蕴华近来已经感觉到他对自己家长式的训斥少了，劝告多了，语言也变得温和委婉。

谈话中，蕴华才知道，因为不久前《学生呼声》第一期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字林西报》转载的毛泽东和斯诺关于抗日战争的谈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深深地触动了大哥，促使他重新认识弟弟，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大哥还说了许多对不起弟弟的话，一道不断加深的裂隙迅速弥合。长兄说不尽的嘱咐、提醒、鼓励和祝愿，使蕴华难抑心中的感动，说：“大哥，你放心，我将为国为民，奋斗终生。”

久违的亲密，趁着心灵相通的机会，蕴华真诚地劝大哥重新投入革命，希望他对共产党里的局部问题，革命队伍中的暂时现象，能从全局和长远发展上重新考虑。大哥凝神静听，不置可否。好强的大哥有自己的主见。临别，他始终在关切蕴华的未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

四、到前线^[1]去

虽然蕴华酷爱文学，但几年的写作，没有得到他希望的成果：“也许我的文学天赋不高，翻译外语的能力大概可以稳步发展。”高中毕业前夕，他想把文学翻译作为职业追求。

这时，蕴华已经读了大量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艺作品，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他一心想把这些作品翻译过来，他曾尝试过几次，从英文译本转译苏联作品，显然效果不如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好。蕴华心中渐渐形成一个目标：到北平去！报考北大的俄文专业。

高三毕业后，他约了好友董学源一同到北平报考大学。他们七月初到，不料一进城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北平一度混乱，大学不能维持正常教学，更谈不上招收新生。来北平的考生大多没有安身之地，等待交通恢复后，都踏上了返程。

一回西安，省委来人找他，说：“杨虎城办的《西安文化日报》才换了新社长，老社长宋绮云刚刚跟着杨虎城出国了。现在正要创办副刊，到处找编辑，组织上打算介绍你去。”蕴华很高兴，接受了这份工作。

不到两个月，又出现了学习俄文的机缘，他要去报考的北大俄文系来到西安，名教授曹靖华也来了。来西安的北师大、北大和天津北洋工学院，在西安合校办起临时大学。蕴华立即向组织要求放弃编辑职务去学习俄文。

临大的考试很全面，上高中时，由于学习偏科严重，第一次未被录取。经过短期补习，很快又参加了第二次考试，被录取了。1937年11月间，他进入了西安临大俄文先修班学习。

1938年春上，日机轰炸西安日益频繁，学校不能正常上课，西安临大首先迁往陕南城固，改名“西北联大”。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使青年学生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许多学生不跟学校去，有的去延安，有的到安吴青训班，有的过黄河上了山西。蕴华也不想去汉中，他要上抗日前线，直接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同时，把抗日战场上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写出来，他向组织提出北上延安的要求，打算从那里再到前方部队去。组织上不同意，劝他到陕南学校做党的工作，继续学习俄文。蕴华再三恳求，组织一直不同意，说：“你要离开报社学习俄文，组织同意了；现在组织让你学习俄文，你又不学了，非要到延安去。”主要原因是认为他适合在学校做党的组织宣传工作。

但蕴华仍然坚持前往前线。晚年他提起过这件事，说：“经过我深思熟虑决定的事情，很难更改，这就是我的个性。”

最后，组织不得不屈从他的要求。

他很快就告别了这座城市，奔赴抗日前线。

[1] 此处所说的“前线”，均指抗日敌后战场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