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1日

犹太人尝遍了囚虏之苦，爱尔兰人则饱受流离之灾。对我们来说，故土的传奇是《道林·格雷的画像》从背井离乡的时候开始的。只有在异族当中，我们才真正是爱尔兰人。我曾经和叶芝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可算是在辉煌中失败，在失败中辉煌。后来我发现，我们在失败中积聚了巨大的力量。爱尔兰民族是在苦难中讨生活的；和基督一样，我们知道世道的无奈；和但丁一样，我们知道面包的苦涩。但就在苦难当中，站起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演说家的民族！

当然，对我来说流浪是一生一世的传奇。如果我脸上没有麻风病一样惹人厌恶的印记—现在就有—心里却一直有该隐的烙印。不过特立独行是一回事，了解到自己的孤独是另一回事。我在爬阴森森的旅馆楼梯时，不禁以诗人之心想着“流浪”这个阶梯的陡峭。世人曾经对我仰望，如今又把我放弃，不再关心我还将浪迹何方。大学问家温克尔曼也曾经放弃阴森的本土文化之屋，追求希腊精神。歌德谈到他的时候说：“一个人是以什么姿态脱离世人的，就会以什么姿态移动于阴影之中。”哎，这么说，我应该是一辈子做游荡者，看着天使—姑且就算有天使吧—急速在身边经过。

如果终日待在这房子里，沉沦于旧日生活的遗迹当中，我会疯掉的。遗憾和悔恨在面前浮现，模样甚为可怖：我感觉像个戴罪之人，从旅馆匆忙逃出，到了大街上。虽然有时候同伴会知道我的去向，但我自己感觉前路茫茫，不知所终，这反倒让人心旷神怡。这真是奇怪，脱离了生活的羁绊，方才体味出它的趣味来。在往日，个性像根金链子一样把我拴在大地上，世界看上去并不真切，世象光怪陆离，我突兀地显出来，如同古朴典雅的画瓶上森林之神的浮雕。现在的个性是鲜艳明亮，日日更新，尘世喧嚣之下，它虽无意义，却妙不可言—只要没有人去管它，没有人把它的神秘戳穿。不过这也已经让我厌倦了：我没有了定力，不能长久地做一件事。过去，作为剧作家，我以看戏取乐的态度看别人的生活。到了现在，别人的生活蜂拥而来，围住了我，推挤着我。好像他们自己的个性在向我张扬，对我形成侵犯，搅得我疲惫不堪：我知道只有在人群当中，我们才显出真的自我，不过，我现在简直被惠特曼化了。这具皮囊之下，却是多种人物。我既像米兰达一样心存好奇，又像她的老父普罗斯佩罗一样柔弱—一旦生活达到了期望，就把自己的艺术放弃了。

我认为我之所以陷入被动的思想，和贫穷大有关系。我过去认为对钱的最大浪费是把它省下来；我那时哪里知道，若是口袋里没有了这花花绿绿的票子，一个人就真的不名一文。前几天，我还无奈地向莫里斯借了几个法郎—他只有德雷福斯的消息，所以我不愿意请他吃午饭—这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屋子。我要钱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要，但朋友们说没什么给我，要我学着去工作。贫困能给你很多苦涩的教训，但最大的教训莫过于他人的人心。我还记得和博西之间的一场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事发生在上个月，就在和平咖啡馆外。

“阿尔弗雷德，”我用很友好的口吻跟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叫我阿尔弗雷德，我就知道你要钱了。”

“阿尔弗雷德，亲爱的博西，他们要把我从旅馆赶出去了。”

“怎么啦，是那小子叫得太响，还是你叫得太响？”

“你这么说就不够义气了。你知道我是多么不想谈钱的事—”

“只是和你有关你才不谈的，奥斯卡。”

“别这样了，博西，不要用这些冒犯的话来毁坏了我们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这是你说的，它一开始就是紫色的。”

我忘了他曾想当诗人。

“坦白说吧，博西，我要钱，我非常需要钱。我把衣服放在马索里尔旅馆了。店老板说我要是不把欠账结了，他就要把衣服给卖掉。”

“奥斯卡，你上个月才用过这个借口。”

“哦，是吗？我忘了，真抱歉。这说明我也是穷到了极点，都昏了头了。不过，我的状况确实没有变化，博西。我就指望着你好心帮忙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法郎，扔到我面前的地上，离开了咖啡馆，边走边大声说：“你知道吗，奥斯卡，你现在的举止和妓女一样。”

我立刻把法郎从地上拾起，又要了一杯酒。你会觉得这样很不光彩吗？这样，你能看出我潦倒到什么地步了吧？改变不了世界，世界就会来修理你。我越是穷，巴黎就好像越刻薄。我现在就能看出，不用多久，我就不得不躲到一个小角落去，否则就会让这个城市吞噬了。柏勒罗丰因自己的坐骑毕格斯而遭宙斯妒忌，从马上跌下，无奈之中，对着地上荆棘沉思。同样，我好像也只有对着自己的墙纸思考了。

如果说贫穷让人思考，那么思考则让人懒惰。慵懒似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不过其条件是懒，并且快乐着。倘若只有慵懒，而无快乐，那么，套用班扬的一句妙语：“衔着蜘蛛的知更鸟，纵有苦处谁人晓？”我只有缠绵于对自己艺术作品的回忆，仿佛它是萦绕在头上的阴影。我表面上还在人世徘徊，实际上已遭日神阿波罗的扼杀，灵魂飘到天国的长春花花园了。美丽的罗马词语umbratilis（“幽灵幻影”）可能最贴近我的状况，不过我想罗马人也不会把这词用在我身上。我顶多也只能在普劳托斯那些比较恐怖的喜剧里扮演某个角色。我可能是个老麻风，涂了脸面，染了头发，一出场就惹人大笑，虽然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笑的就是自己。世人总是对自己的悲剧而笑：这是他们承受悲剧的唯一方式。我现在要去散个步了。

但我后来决定乘坐公交车。我对13路车情有独钟，尽管13好像不大吉利。这趟车行驶在克里奇和皇家舞厅之间，我坐在车顶向外边看—一个现代城市就应该从空中看。有时候我甚至还听听车上人的说话。法国人在谈话上大作文章，把它变成了一门艺术，不过他们的语言没有阴暗的一面，故而失却了鲜活的特征。而英语中描写阴晦的颜色的词语就多得惊人，这是法语所没有的。波德莱尔给法语增添了一些绝望的情绪，不过仅以悦耳见长。

又扯远了，这都是些我不再关注的事情了。我现在就像库克手下的旅行者，在无奈之中探索世界。我枯坐在咖啡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周遭的人。在过去，这些人我一刻也不会去理会。现在，他们一个小小的手势都会让我着迷，看着人们的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我都能勾画出他们整个历史。我第一次观察到迷失者和孤独者，他们如同亏欠了世人，小心谨慎地挪动着步子，穿梭在人群当中，匆匆如客旅。我哭了，我得承认，我哭了。

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有一段对诗人作了如下描述：“他们似乎一无是处，不过一旦他们知道如何描写人，他们就可以驾御人。”的确，我们可以把平凡人的谈话和举止当成素材，创造出新型的戏剧。但我坐在咖啡馆里，看着人来人往，脑子里面涌现出一个奇迹，那就是人们的言行举止都化成了诡异奇妙、多姿多彩的艺术。不过创造新时期的新戏剧或新文学并不是我的职责：我可以哀思往事，但无从启示未来。

我说过我的慵懒，不过说实在的，也不是我动辄慵懒，实际上是我容易发呆而已。只有爱伦·坡能明确地了解意志的怠惰是怎么回事。它是一支毒箭，谁若是中了，神经会麻木，行动会消亡。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的意志：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在顿悟中痛苦地认识了自己，意识到心灵和心中的情感其实和自己的天才毫无干系。我也一样，我牺牲了一切，只为了看着越来越近的名声。当然，人们总是得到自己真正需要（不是想要）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我的失察之处。或许生命终究会向我们展现自己的奥秘，正如爱伦·坡所知道的那样，但我尽量回避这个局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要什么，所以我们只是跌跌撞撞，不知东南西北地往前冲，有时候碰巧会走向潜藏在我们自己内心的目标。

我最终还是声名狼藉，乃至被人遗忘，而先前的成功和名声只是这段旅程中的小小驿站—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如今，我处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就像是在但丁笔下的炼狱。我不禁起了兴趣，考虑起自己的处境来。

典出自《旧约·创世记》：该隐是亚当和夏娃之子，嫉妒弟弟亚伯受上帝宠爱，将其杀害，并对上帝撒谎，受到了上帝的诅咒。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艺术上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著有《古代艺术史》等。
莎士比亚《暴风雨》中被剥夺爵位的普罗斯佩罗之女，父女二人同时被放逐。
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当事人，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而激起救援的风波，最后经过重审得以昭雪。
柏勒罗丰，骑飞马毕格斯杀死吐火女怪开美拉的英雄。
普劳托斯（前254—前184），古罗马喜剧作家，主要作品有《一罐金子》、《驴子的喜剧》、《吹牛军人》等。
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
巴尔扎克代表作《幻灭》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