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所谓“咏物诗”，是指那种以客观的“物”为描写对象，或细致地刻画它的色彩与形态，或借以抒怀兴感的诗作。世间的花草松竹、鸟兽虫鱼，都有着自己生长、生活的规律。但是那些多愁善感的诗人，却往往能由自然界里的万物，生发出无限的感慨，这便产生了咏物诗。“物”引发了诗，而诗又通过对“物”作形象的描绘，赋予“物”以美感，诗人还能“因物而兴怀”。因此，没有生活中的万物，便不会有咏物诗；而优秀的咏物诗，又给物以美感和生命。将“物”与“诗”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是诗人们创造性的劳动。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不少咏物的佳句，但还没有独立成篇的咏物诗，至今最早的一首咏物诗，可能是屈原的《桔颂》，自屈原以后，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咏物诗。咏物，逐渐成为诗歌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题材。自唐以后，几乎每一位有成就的诗人都有几首咏物之作。在文学史上，确也有因咏物而得名的诗人，如唐郑谷因写鹧鸪诗，被称为“郑鹧鸪”，宋谢逸因写蝴蝶诗，被称为“谢蝴蝶”，明袁凯因写白燕诗，被称作“袁白燕”。

咏物诗的描写对象是“物”，难免要对所咏之物作一定的描绘和刻画，求其逼真，这种刻画是为了曲尽物之体态，达到形似的目的。但好的咏物诗总是不停留于形似，而是力求在形似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写出“物”的神韵。所以古人有“取形不如取神”之言。《直方诗话》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宋人王居卿认为林逋《梅花》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二句“咏杏花与桃花皆可”。苏轼表示了相反的意见：“可则可，但恐李花不敢承当。”苏轼的见解是很高明的，因为林逋的诗句，描绘出梅花孤傲雅洁的神态和风韵，而“杏桃李者，影能疏乎？香能暗乎？繁秾之花又与月黄昏、水清浅有何交涉，且‘横斜’‘浮动’四字，牢不可移”（方回《瀛奎律髓》）。如果林逋仅仅着眼于梅花的色彩、形状，可能写得更细致、更逼真，却会失去梅花的神韵，如宋代石曼卿这样写梅花：“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便比林逋的诗逊色多了，难怪苏轼批评他不知“梅格”（梅花的品格和神韵）所在！总之，好的咏物诗要有“不即不离”的特点，不仅要追求形似，更要力求神似，在刻画中求神似；虽咏物，但不呆滞于物，方有空灵之感，否则必然境界不高、意境不美。

诗人咏物，常常希望能借物表达出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或者表明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这便是寄托。在那些优秀的咏物诗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诗人们在对具体的“物”的描绘中，融入了自己的愿望和感情，读之往往能发人深省，如：杜甫《古柏行》，在对老柏的描绘中，抒发了“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感慨；宋代李纲《病牛》借“病牛”的形象，表达了自己为百姓温饱、国家安定，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高尚情操。但是，咏物诗中的寄托，一定要与所咏之物相切合，若是完全脱离开对物的描绘，一味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便会使咏物诗显得太直、太露，做不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好的咏物诗，诗中所咏之物和借物所抒之情，总是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咏物诗的又一个特点。然而，是不是只有有了寄托才是好的咏物诗呢？那也不一定。如唐代贺知章《咏柳》诗构思新巧，用鲜明的色彩和形象的比喻，把春柳描绘得生气勃勃，充满了诗意。张渭《早梅》诗，虽无深意，但写得风趣活泼，描绘出了早梅的形象与神态。这一类诗，表现出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它们以其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美感打动读者，能够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审美要求，自然也是咏物诗中的上乘之作。

在我国文学史上，自从咏物诗兴盛起来以后，便没有衰竭，各朝各代都有大量的作品，因此它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这本小书仅仅选了一百余篇，充其量，也只能使读者对咏物诗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你有暇吟咏这些诗作时，希望它能给你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这便是我的一点心愿。

管士光

清 赵之谦 行书张雪林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