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通市档案馆保管有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謇（1853—1926）写给儿子张孝若（1898—1935）的125封信，写信时间大致为1909年至1916年。张孝若曾将这些信精心修裱成册，题名为《父训》。张孝若将《父训》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前分别书写“父训卷一”“父训卷二时旅青岛大学”和“父训卷三时父任国务员旅京师”，各有48、30和47封信。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讲到：“我有好几回离开我父，出外游学游历有事，少则三二月，多则一两年，我父总有家信给我：问我求学、身体情形；告诉我国事家事怎样；教我要注重农事；诫我勿热中好名。”张謇在不同时期给张孝若写了多少家书，已无法确切考证，但留存下来的也不少。《父训》除了进行修裱外，上下各有樟木板作保护，并单独保存，足见这部分家书在张孝若心中的分量。

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作为一位农家子弟，历经千般苦读，万般磨砺，终于在1894年高中状元，达到了一位读书人所能抵达的人生巅峰。然而让张謇由杰出人士演变为伟大人物的原因，不是他继续沿着仕途走下去，而是他开辟了一条前人未曾探索过的现代化的道路。在张謇的心目中，教育是启迪民智、富强国家的基础。1920年，张謇在《谢参观南通者之启事》中提及“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这是张謇实业、教育迭相为用，父教育、母实业思想的具体阐述。以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为起点，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教育和慈善，将他的现代化理念在南通这个当年籍籍无名的县系统地实施，使南通县一度领风气之先，蜚声于全国，也造福了一方百姓。章开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作为教育家的张謇，在南通系统地兴办了普及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高等教育。张謇还与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吴淞商船学校、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等学校的创立或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为南通县内外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时，他对自己唯一的儿子的家庭教育倾注了心血。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时，还没有生子，但是卷子上需填三代名字，张謇的父亲就叫他在子名下填“怡祖”二字，13年后张怡祖才出生，1913年张怡祖去青岛读书前夕，张謇为儿子取字孝若。望子成龙是为人父母的心愿，中年得子的张謇对儿子的期盼里，还含有希望张孝若子承父业、挑起大梁的核心内涵。“父今日之为，皆儿之基业也。”“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见《父训》，下文引文如出《父训》不再标注。）

张謇对儿子的培养是有明确的路径的。1904年，张謇在常乐镇家中设立家塾，聘请日本女教习教授体操、算术、音乐、图画，兼习幼稚游戏之事；延本国教习教授修身、国文之事。张孝若开始上学。张謇拟制的《扶海垞家塾章程》提到：“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所已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味，使之易晓而直觉。”“自儿娘娘去世，父在外无日不念及儿之学问、德行、体气。”从中看出，张謇对儿子的教育，是希望在体育、德育、智育三方面并进的。1905年9月，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试办，张孝若成为第一批学生。在小学阶段接受系统的教育后，1913年2月，张孝若赴中德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读，6月回南通，9月改学于上海的震旦学院。在这个阶段，张謇希望张孝若能学好英语，为日后的留学作准备，留学的目的地是欧美，学习的方向是实用技术。这符合张謇一直坚持的做事需要世界眼光的原则：“凡百事业，均须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择定一国之立足之地；有全国之眼光，而后可以谋一部分之发达。”（《致各省教育总会发起词》）这也与他教诲张孝若勿入仕途，注重于实业有关，“人非有农工商正业，必不能自立于世。” 1917年，张孝若赴美游学，据他1917年12月10日在《通海新报》刊登的启事，“插入矮容商业专门高等学校三年级，并日至纱厂实习管理法”，张孝若1918年回国。张孝若回国后先后担任南通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南通县自治会会长、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长等职。

1909年至1916年，张孝若从11岁长成18岁，是他养成人格、强健体格和汲取新知的关键期。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候，清帝退位，民国肇始。对于张謇来说，正处于他人生的另一个巅峰期，他在南通经营的各项事业渐入佳境，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也拥有一席之地，无论是推动立宪，还是南北议和，张謇都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此期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希望将自己的现代化实践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尽管日理万机，张孝若始终是张謇的牵挂，“父在外终日不闲，一到晚间无客不办事时，便念我儿。”“年老远客，于骨肉之人记念尤切也。”张孝若的来信，“以儿所叙，能使父如在家庭，如行通海间村路也”，让张謇一解思念家乡和亲人之苦。

张謇通过家书传递的不单是对张孝若的牵挂，更多的是鞭策和激励。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饱含深情地回忆父亲“望我成立做人，比什么也殷切，导我于正，无微不至”。而其中的核心，是培养张孝若的爱国情怀。张謇身处中国积贫积弱之时，即所谓“不幸生当中国上下不接时代”（1923年《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张謇走的是一条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勉励张孝若“无子弟不可为家，无人才不可为国。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待为国雪耻”。

张孝若的为人处世是张謇的关切点，张謇说“我仅一子，一坏即无后望。我老矣，不得不为久计也”，希望张孝若“自重自爱”，“养成一种高尚静远沉毅之风，不至堕入浮嚣浅薄诞妄之路”。力戒浮滑习气、待人坦怀相与、誉人不可过、对世事不轻发议论等等，都是张謇对张孝若的谆谆教诲。

对于学习，张謇勉励张孝若“须耐心向学，不必忧寂寞”。学习期的孩童不免偷懒，张謇告诫张孝若“儿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勤学须有恒，不可或作或辍”。还要尊重老师，友爱同学：“对教师须温敬；对同学须谦谨”。张謇吩咐张孝若在学习之余，作适量的运动。

由于家书是至亲之间的内心交流，因此一些不便为人言的思想，在家书中能够流露。透过《父训》，能够感受张謇对时局的忧虑、对官场的厌倦以及对革命的无奈；能体味到张謇对大家庭成员的骨肉感情，与朋友的友谊；更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对土地深深的眷恋，“父顷在垦牧，觉得可爱之地，可为之地，中国无过于此者”“儿宜自勉于学，将来仍当致力于农，此是吾家世业”。

《父训》修裱后粘贴于A3大小的纸板上，对折后以活页保管。张孝若当年整理之时，应该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的。但按目前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现状，卷一内有数封家书为张謇在北洋政府任职期间形成，全部三卷家书的排列未尽然按时序放置。是否由于活页的原因，未能固定次序，导致日后保管、利用或者整理过程中改变了原有顺序，已不得而知。由于家书形成时间未能全部考证，所以本书按照目前所见的顺序扫描影印。

原件影印提供的信息量，远超整理后的文本。特别是《父训》这样珍贵的档案，通常深藏库房，不轻易示人。随着复制和印刷技术的提高，影印出版能够让读者有触摸原件的感觉。读者既可以阅读家书的内容，也可以欣赏张謇的书法。家书不是用于展示和出售的作品，其笔墨是张謇内心情感和书法功力的自然体现与流露。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曾经以影印方式，出版了《张謇日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謇著作的首次公开出版。57年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再次以影印方式，出版张謇写给儿子的家信。这既为研究张謇、研究近代史提供了史料，也为家庭教育提供了参考和启迪，同时也是对早年以慧眼出版《张謇日记》的前辈的致敬。

编者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