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40年秋
屋里闪出微弱的灯光，黑暗笼罩着南草坪、树林和下面的哈得孙河。屋里，“扎扎”作响的电报机传来大选最后的结果，家人和朋友们吃着炒鸡蛋在庆祝。总统和几个人坐在餐厅里。他没穿上装，领带松开了，选票记录摊开在他面前。这是大选之夜，1940年11月5日。
子夜将至，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客人们冲向窗口。罗斯福的邻居三三两两地聚集到大门前的路上，在门廊下挤成一团，唱着歌。他们的火把闪动着红色火舌，照到古老的大树上，照到玫瑰园周围茂密的铁杉上，也照到那长长的白色栏杆上。童子军鼓乐队奏起了胜利的曲调。一条很大的横幅打出来，上书“稳坐第三任”。
门开了，罗斯福踌躇地走向栏杆。他扶着一个儿子的手臂，在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下，他的脸庞饱满红润。同他站在一排的有他的母亲萨拉、妻子埃莉诺、儿子富兰克林和约翰，还有两个儿媳。哈里·霍普金斯独自一人站在阳台后方，满脸兴奋。他一手握拳击打另一手掌，踮起脚来转了一圈，抒发胜利的喜悦。人丛中，一个男孩“嗖”地窜到最前面，他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稳坐第三任”的大牌子，这几个字是覆盖在还清楚可见的“来偷第三任”的字迹上，总统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这是罗斯福非常轻松的时刻，他放心了。先前他还在为纽约传来的选举结果不安；更重要的是，几个星期以来，他都在为一些不祥的势力似乎同反对派结伙而担心。他感到，太多的人想绥靖希特勒——他承认，绝大多数人就是这么想的，但却是出于实利主义和自私。在收到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报告里，还有关于隐蔽的第五纵队的活动。在那个大选的晚上，罗斯福坦率地对约瑟夫·拉希说：“乔，看来我们是躲过一劫了。”
现在，站在众人面前，罗斯福可以忘掉竞选中的压力。他同邻居说笑，回忆有关这种“突如其来”的庆祝——实际上这是海德公园在大选之夜的老传统了。
他说：“几个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会想起1912年和1910年。但是我认为，海德公园里除了极少数几个人，我记得的比那还早。我说是记得——家里人说我记不得——那是1884年格罗弗·克利夫兰第一次当选。
“我那时一岁半，我记得那天夜里来到这里的火炬游行。
“这个年轻人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刚才对我说，他怀疑现在就在那边房间里的富兰克林三世会不会记得今天晚上。他也是一岁半……
“我们国家正有难，但是我想你们会知道，将来的我仍将是许多年来你们一向熟悉的那个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的心一直在这里；将永远都在这里。”
海德公园
“你们一向熟悉的那个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群中一定有几个还记得那个小男孩富兰克林穿着雪地靴在田野里奔跑、打鸟、搞他的收藏，在哈得孙河上溜冰、滑冰船。过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海德公园里见不到他的踪影。每年秋天他都到外地上学——在格罗顿四年，又到哈佛上了四年。
他一度回来定居，陪伴他孀居的母亲。可是为时不长；不久他同他的远房表妹埃莉诺·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侄女，结婚。他又得离开海德公园，这一回是去曼哈顿，在那里学习并任见习律师的工作。1910年秋天，在海德公园里常见到他，那时他奋力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的席位。后来他又走了——去奥尔巴尼，他在那里当了两年反坦慕尼协会
的民主党人；去华盛顿，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海军部部长助理；走到全国政治的十字路口，这是1920年他竞选副总统。
再后来，他又突然回家来。他的身体好像缩了，修长的双腿无力，他的政治事业也毁了。整整七年的工夫，寻医问药想治好他的小儿麻痹后遗症。他在海德公园休养，在佛罗里达没有人的海滩上匍匐而行，在佐治亚州温泉镇那浮力大的水里游泳，但一直找不到治病良方。然而，他找到了他自己，稳住了他的政治事业，在国家级的政治中打出了最高的牌。1928年，他的邻居们帮忙把他送到奥尔巴尼，他在纽约主政四年之久。1933年3月，他离开海德公园去华盛顿，在使人心灰意冷的大萧条中，他用八年时间兴致勃勃地带领全国实现大变革并走向复兴。
那以后到1940年，他打破成规赢得第三次连任提名，遭到温德尔·威尔基的强力反对，陷入政治联盟变幻不定和对国外政治事件反应如火如荼的大动乱中。他曾面对两党内的孤立主义分子、一个劳工叛徒约翰·刘易斯，他的竞选经理人詹姆斯·法利也同他黯然分手。希特勒对美国的事件有着决定性影响。这位总统政治家，他一心要使自己保持广泛的选择权，自己掌握时机，就在竞选高潮之时，向英国派出护航驱逐舰，并在美国国内征兵。
争取胜利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在走投无路的最后几天，罗斯福向孤立主义者作出了可怕的让步。威尔基预言：总统连任三届就意味着独裁和战争。此言一出，罗斯福向“美国的母亲们”保证：“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到任何外国去打仗。”然而，好几个月里，他对希特勒态度的基础是，确信法西斯主义对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个威胁，纳粹不会满足于征服欧洲，而是会纠集他们的“小弟”意大利和日本，最终要瓜分世界。可是，他还是向美国的母亲们做了这样的保证。
现在，处在权力和威望的顶峰，他回来了。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何等样的人？是躲过了共和党的攻击，又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两周挡住并打败了政敌的竞选大师吗？是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以老派的崇高责任感，或以贵族责任的标准看人论事的那个海德公园的儿子吗？是受老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诚实、公德心、公平训导的格罗顿的毕业生吗？是在公糜分子改革高潮中几乎抱着激进农工主义的州参议员吗？是学会了同坦慕尼协会的头头们、工会领袖们、城市老板们、西部农民们、共和党的温和派们，还有持孤立主义态度的参议员们讨价还价的民主党联盟的政客吗？是为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而战，后来又抛弃了它的那个威尔逊国际主义者吗？是能花数十亿金钱搞救济和经济恢复，但又苦口婆心地念叨必须保持预算平衡的那个人道主义者吗？是在慕尼黑危机的痛苦时期袖手旁观的极权主义的敌人吗？他怎么能做到这一切呢？
在1940年这个大选的晚上，没有人——包括他的海德公园的邻居们——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过，那个不太冷的11月的夜晚，他们或许已经看出了那些聚集在罗斯福周围的人对他的重要意义。
他身边有他的母亲。老人已经87岁高龄，还很活跃，忙忙叨叨。19世纪80年代，她还是个美女，后来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她对幼年罗斯福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她费尽心思要使儿子不受海德公园外面的影响。她觉得庸俗的男人才搞政治。但是她又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有点儿为他辩护。就在这个大选的晚上，她对一个记者说，她不懂为什么商人那么恨她儿子。她说：“他们说他煽起阶级仇恨，可是他的心里根本不是那么想的。我们从来不考虑人是穷还是富。”
有埃莉诺。今晚她穿着一身红绸裙衫，容光焕发，浑身是劲，忙着招待四十多位客人，简直都没空来听大选结果。童年的痛苦使她对不幸很敏感。虽然这个丑小鸭嫁得好，但她的苦恼还是不断。她不得不忍受萨拉善意地在海德公园里指挥一切，多年来养育了五个孩子，后来竟发现她那快活帅气的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露西·默瑟，是埃莉诺把她请到家里来担任兼职社交秘书的。她比罗斯福几乎小十岁，是个天主教徒，家境贫寒，却是马里兰州的名门之后。她俊俏的脸庞、朴实愉快的作风和她对他的感人的爱赢得了他的心。这个恋爱故事已经过去了。埃莉诺一定看到，这主要是富兰克林怕他母亲反对并且顾虑到政治代价。可是，真的过去了吗？在罗斯福病弱身残的时候似乎是断了。在丈夫康复期间，有一天晚上，埃莉诺对女儿安娜讲起这件事，不禁潸然泪下。
现在，面临第三任住在白宫，她已经不再是位三十多岁有争议的第一夫人了。绝大多数人接受她——许多人还钦佩她。她到处游说，支持青年、黑人、分益佃农，总之，就是支持穷人。尽管她个人有不幸，但是她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公众人物，有同情心、和蔼，甚至快活，同时也强加于人、好说教、固执，有时硬得像钢铁。但是私下里她还是个敏感软弱的女人。她和她丈夫之间是一种相互关爱经久的夫妻关系；她也是无时不在的良心。罗斯福有一次抗议地说：“凡事你一表了态，你的脊梁骨就不能弯一弯了？！”从许多方面说，她就是总统工作班子里的一员。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愿意这样。琼·埃里克森认为，埃莉诺记得自己小时候未能阻止她钟爱的父亲住进养老院, 这使她变成了一个有主意的女人，她决心帮助她那被小儿麻痹症致残的丈夫继续活跃在公共生活中。
有小亨利·摩根索。达切斯县里一个多年的老邻居。这位财政部部长实际上成了罗斯福家庭的一员，同罗斯福的儿子们关系特别好。唠唠叨叨，脸皮薄，又乖僻，有时也让罗斯福家的人烦。但是总统却赞赏他的绝对忠诚，他的牢固的信念，也许，最主要的还是他对达切斯县，对它的一草一木、土地和庄稼，怀有和他们一样的深情。
有哈里·霍普金斯。1940年时他已经是总统的主要助手了。表面上霍普金斯仍然是热情、随便、言辞强硬的新政拥护者，他坦率地表示不喜欢保守主义者，常去跑步，对朋友、对政敌都一样地攻击，讲话急急忙忙又不清楚，就因为这些，曾经激怒过墨守成规的人们。然而，经过了新政那段激动人心的时期，霍普金斯实际上变了。疾病把他折磨得很痛苦，无情的工作需求使他沉着起来，遇到名人时也不会“哎呀”惊叫。1940年8月他放弃了商业部部长一职来到白宫工作，也住进白宫，充当起罗斯福的眼睛、耳朵和腿。受罗斯福领导官僚政治的方法和计谋的广泛熏陶，他对总统的需要和情绪能时时心领神会，他基本上是总统进行管理和操纵的工具。
那天晚上在海德公园的人还有：莱汉德小姐和格蕾斯·塔利，这两位长期担任总统的秘书，都很愉快又忠诚，她们取笑老板重复讲没完没了的故事，晚饭后让他放松，给他做伴，而这是埃莉诺很难做到的；塞缪尔·罗森曼是罗斯福当州长时的老朋友，现在是总统讲演稿的主要撰稿人；斯蒂夫·厄尔利，一个气色很好、时而和蔼时而发怒的弗吉尼亚人，他负责总统的新闻联络；马文·麦金太尔，过去是个报人，从海军部时期起就是罗斯福的朋友；埃德温·沃森将军，白宫里的人称他“老爹”，也是南方人，对人亲切，会虚张声势，善于选择适当的人见他的老板，还会安抚失望的人；罗伯特·舍伍德, 一位剧作家，是个能言善辩的自由主义者，他被招募来帮助写1940年的竞选讲演，后来就留下来了。
罗斯福自己呢？人们还在观察他。到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时，他那令人琢磨不透的复杂性成了他身上最显眼的特点。他可以大胆，也可以小心翼翼；可以随随便便，也可以很有威仪；可以很残酷，也可以很仁慈；不宽容，但也能长期忍受折磨；很文明，但也会几近粗鲁；很冲动，但也会暂时敷衍；可以行马基雅维里式的君主之道，也会道德至上。绝大多数政治领袖身上有着矛盾的特点，但罗斯福的问题是，他内心有着什么样的准则，如果有的话，决定着什么情况下表现什么样的品质，叫人看不透。
可是，他的情绪总是变化无常。处理惊人的公共事务时没有一点私人的回避。至少有时候，不像个政治领袖，而成了有些怪诞或者可笑的角色。比如，1940年圣诞节前不久——就在罗斯福准备一个重要的总统讲演的时候——收到来自亨里克·范·龙的小狗“面条”给“法拉”的信，法拉回信道：“糖果很好吃。我很高兴你喜欢我，我的确很高兴，你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因为坐在滚动的轮子上晃动的火车里长途跋涉——就像航行5000英里去看许多岛屿一样——对我们可不是好玩的……又及：我宁愿在院子里走，院子里长了树，树上有地方蹭。”
在辉煌的表面背后能不能看到思想和价值观的核心呢？什么样的考验能证明这个人的钢铁本质呢?
伦敦
就在罗斯福同他的海德公园邻居们打招呼的时候，纳粹德国的空军轰炸机正向伦敦倾泻炸弹，然后掉头飞回大陆。这时天刚破晓；解除警报拉响。经历了连续五十个夜晚纳粹轰炸的伦敦人浑身无力地走出防空洞。这个古老首都的中心区遍地布满了炸弹坑；建筑物只剩下空架子；码头区大部分已成废墟。纸做的小小的英国国旗飘荡在英国老百姓的屋顶上。
温斯顿·丘吉尔为罗斯福再次当选感到非常兴奋。这以前他没敢把心里话说出来。这一天，他写信给这位总统，信中写道：“但是现在，我觉得你不会在意我说我曾经祈祷上帝保佑你获胜，我真为你的胜利感谢上帝。”他又慎重地说：“我企求，或者说希望在命运攸关的世界问题上，充分、公正而自由地发挥你的智慧……我们正进入一场显然必定是持久而且要扩大的战争的黑暗时期……形势在发展中，只要地球上还有人讲英语的地方，人们都会记住这些……”不知什么原因，罗斯福没有回复这封信，也许他的沉默胜于雄辩。
丘吉尔正处在困难时刻。对于战争，他很坚决，不怕失败，但多股小涡流和不同方向的潮流冲破战争大潮，在这些拖延和前途未卜的日子里，他心烦。英国一度是单枪匹马；皇家空军使纳粹空军起飞不了；希特勒先是推迟，后又取消了跨海峡侵略的计划；英国和非洲的防御加强了。可是现在，大西洋里的沉船越来越多，速度也快得令人不安；德国人在对法国维希伪政权和佛朗哥的西班牙增加压力；自由法国刚刚拟就一项占领达喀尔的计划。在国内，生产滞后，政客们还互相攻讦。
老的地标不见了。伦敦著名的建筑被炸得千疮百孔；在喝下午茶到吃晚饭这短短的时间里，古老的俱乐部就不见了。丘吉尔往往不得不离开唐宁街躲到地下35英尺深处的司令部去。那里，他在一个没有任何陈设的卧室里继续工作，口授明确、机智又机械般准确的指示；把写着“即日办理”的红标签贴到他的命令和质询上；在一间有钢制栅栏加固的洞穴式的黄色房间里主持会议。在地下，他一刻也不停息。一听到沉重的轰炸声，他就吃力地爬上屋顶，头戴空军帽，身穿空军大衣，外加厚厚的带有防毒面罩和钢盔的警报服，口衔长长的雪茄，慢吞吞地吐着烟雾，望着伦敦在燃烧。他的日程同罗斯福的很不一样。他半夜在床上开始工作，床上散乱地放着电报和报告；然后上午接见他的助手，精神抖擞地主持一场工作午餐会，下午随意地睡一个长长的午觉，继续会商或者到伦敦市里某个遭闪电战袭击的地区去走走；再然后，整个晚上奋力工作，口授文件、开会、聊天一直到午夜过后很久——往往让他的同事们很不高兴。
到了1940年年底，这些同事都成了在压力下坚定不移、对战争有点儿不在乎的老手了。在丘吉尔那紧凑的、无党派争议的战时内阁里有：工党领袖艾德礼任掌玺大臣；长期任伦敦工会头子的赫伯特·莫里森任内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任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任外交大臣；丘吉尔自任国防大臣；伊斯梅爵士将军，这位职业军人负责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将就着能应付丘吉尔的喜怒无常；约翰·迪尔爵士主政大英帝国总参谋部；路易·蒙巴顿勋爵是联合作战部的负责人。1940年11月初内维尔·张伯伦的去世和年底安东尼·艾登返回外交部（哈利法克斯调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似乎象征着丘吉尔的人最终获胜。这位首相，年届花甲又值权力高峰，无情地使用这些人，时而震怒，时而给他们启发，时而令他们不知所措，时而又抚慰他们。
这时候，丘吉尔同罗斯福的关系既小心谨慎又密切。他们只见过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说他记得见过，而丘吉尔却不记得。他们随时互通信息。前海军战士——丘吉尔这么署名——的电报会在凌晨两点直接发至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大使馆紧接着会用特设的密码发报机发到白宫；罗斯福往往在就寝前收到。有时候，丘吉尔早晨醒来以前，总统的复电已经在等着他了。
丘吉尔很欣赏罗斯福既不怕国外的纳粹，也不怕国内的孤立主义者。大选结果，罗斯福击败了对手，丘吉尔为他高兴。现在，他估计这位总统要采取行动了。
不过，即使在这早期阶段，两人之间还是有分歧的，但他们都有克制。他们各自对自己国家负责；都是爱国的。他们国家的利益这几个月来如此密切地缠绕在一起，也总是能够分开，甚至又可以就像维希和伦敦一样各不相干。5月，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派驱逐舰的要求，那是最需要驱逐舰的时候；9月达成的交易，虽然受到伦敦热烈欢迎，也只是到1940年年底才派出了六艘旧军舰投入行动。在这场博弈中，驱逐舰本身并不是最主要的，丘吉尔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两个国家的事务和利益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一起。罗斯福要的则是直截了当的交换物，他可以像做一宗简单的买马交易一样将问题提交给谨慎小心的国会。这两位领导人妥协了：丘吉尔把驱逐舰和租借基地交换一事当作反映两国彼此互利的“平行交易”；罗斯福则把它当作一宗公平交易。
丘吉尔实现了他的主要目标。他向下院陈说：“我毫不怀疑，希特勒先生是不喜欢我们这次驱逐舰交易的；而且我也毫不怀疑，一有机会，他是会报复美国的。”
但是现在，选票对罗斯福的考验已过，华盛顿却表现出一种缓和和抵触的情绪。哪里有什么大选胜利似乎就要开始的进一步更大胆的行动？罗斯福政府似乎明确地奉行着“美国第一”政策。华盛顿仍然要求“现金支付和非美船只运输”；而这些，伦敦却越来越难以做到。
美国大选一个月之后，丘吉尔写了也许是他生平写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一开头，他写道：“我亲爱的总统先生，时届岁末，我想你会期待我向你谈谈对1941年的展望。我坦率而有信心地对你说，因为我认为广大的美国公民已经表示坚信，美国的安全以及我们两个民主国家的未来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文明，都同大不列颠联邦的生存和独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那些赖以控制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军基地才能保留在忠诚善意的友人之手……”
他接着对战略形势做了评估。英国陆军比不上德国庞大的陆军，但是通过空军和海军，在只能有少量兵力参战的情况下，英国可以对付纳粹。为了保卫非洲、南亚和本土诸岛，英国正在组建50—60个师。“即使美国是我们的盟国，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和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也不应要求美国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运输是一个制约性因素。“1941年的决定有赖于海上。”这里丘吉尔透露了最近运输上的损失：到11月3日为止的五周内已超过40万吨。“敌人控制着法国北部到西部的所有海港。他正在向法国沿岸各港口和近海的各岛屿布置其潜水艇、水上飞机和战斗机。我们不能用爱尔兰的港口和领土组织海军与空军的海岸巡逻队。事实上，我们现在进入英伦各岛只有一条有效的途径，即北路，而敌人正加强向那里集结，利用潜水艇行动和远程轰炸机到达比那更远的地方。”英国战舰的力量，即使算上“乔治五世国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参战，能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只是充满危险的一点点。
丘吉尔提到危险的方面。维希任何时候都可能转向希特勒；如果法国海军加入轴心国，“西非的控制权马上就会落到他们手里，这对我们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之间的通信联络后果极为严重，而且也会影响到达喀尔，当然以后还会影响到南美”。看来很清楚，日本在远东挥师向南，经印度支那直达西贡和其他海军与空军基地，从而威胁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
丘吉尔要求美国做什么呢？他一项一项地列出了他的要求：（1）美国重申海洋自由原则，这样美国船只就能同那些没有被有效合法地封锁的国家进行贸易。（2）美国战舰保护这种合法的贸易。（我认为，这种保护未必就会促使德国对美国宣战，虽然时而会发生具有危险性质的海上事端。希特勒先生表示他自己要避免德皇的错误……他的信条是“一个一个地吃掉”。）（3）这些不成的话，赠送、贷款或者提供大量的美国战船，特别是驱逐舰，以帮助维持大西洋航线，并延展美国海军对自己那一侧大西洋的海上控制。（4）“斡旋”，使爱尔兰在这类问题上合作。随后附上一个特需物品的采购清单。接下来是钱的问题：“我们就要到对运输和其他供应付不出现钱的时候了。…… 我相信你会同意，如果在这个斗争的高潮时刻，大不列颠被剥夺了获得这些可出售的资产，在我们用我们的鲜血赢得胜利、挽救了文明、为美国赢得了充分武装起来应付各种可能事变的时间之后，我们却一无所有，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事实上也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他说，这样的事态发展既不符合道义，也不符合战后两国的经济利益。
“总统先生，我认为，如果你相信打败纳粹和法西斯专政对美国人民和西半球的人民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你就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求援，而会看成是实现我们共同目标所必须的最低限度行动的声明了。”
柏林
罗斯福再次当选的消息传到了威廉大街上新的德国总理宫。那位元首没有公开发表评论；他不允许有挑衅性的说法。但是，两天后，在纪念啤酒馆暴动17周年的时候，他在慕尼黑做了不太好的答复——对罗斯福，对丘吉尔，对他所有的敌人。
“我是德国几十年来，也许是多少世纪以来，最强势的人之一，拥有着德国领袖最大的权威。”希特勒在这个装饰着纳粹“
”字旗的大厅里，对聚集在他周围的老战友们炫耀地说，“但是首先，我相信我的成功，我无条件地相信我的成功……”他唤起战友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大战爆发时，德国装备很差，但是它坚持了四年。四年下来同盟国精疲力竭，“然后他们不得不搬出美国魔术师般的牧师，他找到一个制服德国的药方，信任一个外国总统的保证。”
希特勒继续说，他曾经要同英国建立最亲密的友谊。“如果英国同意，那好啊；他们没有同意，那也好。”
他转而谈英国的盟国——而且做了一个奇怪的让步。“就美国的生产数字而言，也不是什么天文数字。因此在这方面，我不想同它竞争。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德国的生产能力是世界上最高的……无论在哪方面，今天的德国，和它的盟国一起，足以抗击世界上任何大国联合起来的力量……”
世界在聆听；这就是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夏天征服了六个国家的那个人；就是在威胁要进犯英国、占领直布罗陀并横扫巴尔干半岛的那个人。不过，1940年11月，对希特勒和对丘吉尔一样，是个感到受挫和举棋不定的时候。这个欧洲的征服者经过法国去西班牙，想说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让纳粹军队去占领直布罗陀和西地中海的其他战略前沿。有感于英国不屈服而存在，又受到丘吉尔的压力，佛朗哥同希特勒拐弯抹角地谈判了九个小时，争争吵吵又犹豫不决；希特勒后来说，他宁愿拔掉四五颗牙齿，也不愿再重复那样的谈判。维希也让他头疼。在返回柏林的路上，希特勒见到了亨利·贝当元帅；这位老人谦恭有礼，但是关于同新秩序合作，他的允诺只是含糊其词。
最恼人的莫过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老战友。这位“领袖”，是希特勒真正佩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尽管如此，他也不愿对这个比他年轻的伙伴推心置腹。因为觊觎希特勒的成功和造成的既成事实，所以墨索里尼于10月28日命令他的部队进犯希腊，而到最后一刻才通知柏林。元首是在同佛朗哥和贝当谈判之后回国的路上得到消息的。他气得发狂。秋天不是走山路进攻的时候；巴尔干半岛上脆弱的实力平衡会被打乱；墨索里尼本该保存实力去主攻北非的英国人。当机立断，希特勒命令他的列车掉头向南，去佛罗伦萨会见这位“领袖”，让他推迟行动。可是太晚了；墨索里尼在站台上迎接他，对他宣布——几乎是效仿柏林的戈培尔——“常胜的意大利部队今天黎明时分越过了希腊同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线。”
接着——最令人伤心的是——这次入侵失败了。希腊军人埋伏在山里，打击了行进中的意大利人，把他们赶回了阿尔巴尼亚，英国人乘机占领了希腊最大的克里特岛和利姆诺斯岛，从而大大加强了他们在东地中海的地位。罗马尼亚的油田受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威胁；这时希特勒只好派几个师到南边去。墨索里尼到底是盟友还是个麻烦？
同1940年11月那些昏暗的日子里希特勒主要担心的事情相比，这一切都不过是小麻烦而已。他正在逼近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是不是要冒险打一场两线大战。
最能体现希特勒军事天才的莫过于他能在外交和军事上孤立他的敌人，然后利用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法国。下一个会是英国吗？事情的发展果如临时计划的一样，德国早在1940年秋天就入侵英国了。当时俄罗斯袖手旁观，密切注视却无所作为；美国也作壁上观，很关心却无能为力；英国无论如何拒绝合作。入春以前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而到了春天，英国的抵抗运动更强大了，德国的海军将领们对于是否行动还在犹豫。且不说跨海峡入侵战术上的冒险，罗斯福还一直是个谜。那个爱管闲事的总统会怎么样呢？在竞选激烈的时刻他都派出了驱逐舰并送去了军火，难道能够想象在德国军队拥向英伦海峡对面的时候，他的海军会听之任之？
还有俄国。希特勒早已计划要摧毁他十分藐视的东边这个布尔什维克—斯拉夫—犹太政权；也许这是其全球计划最切实的部分。可是，什么时候干呢？1939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是为争取时间而定的一纸空文。当希特勒忙于攻打西边的法国和英国的时候，斯大林不仅丝毫不差地拿到了他那一份赃物，而且还轻易地占领了北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平原、比萨拉比亚，并且也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俄国人的行为简直无法容忍。但这又是一个棘手的两难。难道希特勒不处置英国就去东征？而且在美国人大力支援英国的可能性一直在增大的情况下，他能进行两线作战吗？在11月中旬举行的一次会上，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时任海军总司令，也是比元首更懂得海战的战略家，再次提醒希特勒，在没有搞定英国以前不要同俄国人摊牌。
希特勒的眼光急切地看着东方，但是他停下来了。会不会有替代方案——再搞一回1939年的策略，不过是欧洲大陆版的？1940年9月在使节大厅签订的德、意、日三方条约。这个条约主要针对的是罗斯福；在日本力量增强后，使他顾不上支援英国。要是现在能吸引莫斯科参加这个条约，那会怎么样呢？这难道不会使罗斯福丧气，使丘吉尔想从华盛顿和莫斯科获得支援的希望破灭？想入非非的希特勒于是邀请俄国外交部部长访问柏林。
11月12日，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到了。军乐队奏乐欢迎，检阅仪仗队，甚至还升起俄国国旗，上面有希特勒早已憎恨的锤子和镰刀。但是一切都笼罩着一种冰冷的气氛。当莫洛托夫的车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穿过鸦雀无声的人群驶往位于蒂尔加滕的驻地时，这种冷峻的气氛更加沉重。
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迫不及待地对他的客人直奔主题。他直截了当地说，英国打败了，会求和,丘吉尔肯定要依赖美国援助。但是，他说：“美国参战根本影响不到德国。”德国决不会再让盎格鲁-撒克逊人踏上欧洲大陆。莫洛托夫面无表情地听着，里宾特洛甫放出试探气球。大英帝国会被瓜分，“一切都会向南方发展”——德国回到它以前的中非殖民地；意大利到非洲的地中海岸边；日本到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俄国怎么办？难道莫斯科不想得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公海的出海口？莫洛托夫不置一词，只是仔细到烦人地问一些具体问题。
当天晚些时候，莫洛托夫见到了希特勒，还是那种冷静和保留的态度。元首面对着地球仪东拉西扯地说着，瓜分着地盘。英国完了；美国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成为威胁，“不是1945年，而最早在1970年或者1980年。”莫洛托夫耐心地听着希特勒夸夸其谈；然后，他还是提出具体问题。他提的问题都很稳当，不带感情色彩。诸如，新秩序是什么意思？苏联能起什么作用？具体都给日本许诺了些什么地方？莫斯科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怎么办？他的翻译后来回忆说：“问题像雨点一样洒向希特勒。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外国客人那样对他讲话。”
希特勒简直受不了这个冷冰冰的大额头戴着一副老式夹鼻眼镜、问不完刺人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他强忍着怒火。元首建议，可能要有空袭，暂停讨论。第二天的谈判更僵。两个人在相同的问题上争来争去：芬兰、波罗的海、巴尔干、土耳其。元首想把话题从欧洲岔开，让莫洛托夫注意南面，含糊地暗示“南面一个纯粹的亚洲领土”——估计指印度。下午的谈判更差，甚至还发生了一些小争执。
希特勒放弃了，又把莫洛托夫交给里宾特洛甫。希特勒的这个外交部部长为了外交礼仪不得不出席俄国大使馆举行的晚宴。没有收到柏林宴会邀请的丘吉尔，派出皇家空军轰炸机来致意。里宾特洛甫正要举杯回敬莫洛托夫的祝酒，警报声响了，客人们四散而逃。他领着莫洛托夫进了一个防空洞，再一次想说服莫洛托夫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登上纳粹的世界战车。外面炸弹的爆炸声响，里宾特洛甫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英国完蛋了。莫洛托夫看着他说：“如果英国真是完蛋了，那我们为什么躲进这防空洞？又是谁丢下了这些炸弹呢？”
受挫的元首还没有下决心转而反对俄国。他命令继续制订东进的计划并为此做着准备；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感觉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前途未卜，便没做决定。
12月，他发动一连串的宣传，想激起世界各国工人反对英美财阀的情绪。他站在柏林莱茵金属工厂的一个讲台上，背景是一尊阴森的大炮，他宣称这远不止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两个对立的世界之间的战争”。他说，英国已经攫取了地球表面1600万平方英里土地的控制权。
“我这一辈子都是个‘穷光蛋’。在家乡我就是个‘穷光蛋’。”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谴责世界上的资本家，说他们豢养着舆论界和政党。“如果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指向金钱而与劳动为敌，资本主义与各国人民为敌，反动与人类的进步为敌，那么，劳工、各国人民和进步必定获胜。即使犹太人支援对方也无济于事……
“大战前我是什么人？一个默默无闻、不出名的人。战时我做什么？一个不起眼的普通的战士。我对那场大战根本没有任何责任。然而，今天英国的统治者是什么人？他们同一战前的战争贩子是同一批人。同一个丘吉尔就是一战时他们当中最下流的煽动者……”希特勒这时已经讲了一个多钟头。他继续漫无边际地从历史、从全球讲个不停——但就是不提美国，也不提俄国。他把其梦寐以求的新秩序描绘成一种和平、建设、劳动压倒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伟大的诗人们梦想的伟大的日耳曼帝国。”
“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些都是白日做梦，只是想象。’我只能这样回答他，当我在1919年作为一名不起眼、不出名的战士起步的时候，我就把未来的希望建立在一种非常生动的想象之上，而这一切都已成了现实……”
东京
日本官方对罗斯福再次当选表面上装作无所谓，只让低层流露出敌意。外务省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位总统现在一定要修改他的远东政策；他目前的态度是“不可行的，太脱离实际了”。一家报纸回忆罗斯福曾经说过“我痛恨战争”，但是现在他似乎正把他的国家引向一场战争。唯一的希望是美国人克服他们对日本新秩序的误解。很快评论就销声匿迹；东京出现了一种比较欢快的气氛——这两天要庆祝日本王国成立2600周年。
庆祝仪式融合了古老和现代的日本。一大群人鸦雀无声地肃立在由古代军营改成的皇宫的灰墙下等候着天皇。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坛边上排列着层层菊花。时辰一到，只见皇家仪仗队在树丛中缓慢地移动，后面是一辆深红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车队缓慢地驶过护城河上的双桥；乐队奏着日本国歌；天皇和皇后下车，坐到覆盖着绣品的桌前。
在裕仁天皇两侧站立的是日本的重要人物；他的兄弟们和其他贵族，仍然能觐见天皇年迈的政治家和武士以及内阁成员，他们身穿大礼服端然肃立。这里有：外务大臣松冈，一个精明善言谈、善变的俄勒冈大学的毕业生，为了挣钱上学，他在那里的一家旅馆里当小厮，真正受到过各种屈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年轻时，同学叫他“好斗的东条”——现在是一个板着面孔、思维敏锐的将军，因为在中国满洲统帅天皇的军队而建立威望；海军大臣吉田善吾，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一位仪表堂堂的贵族，在同僚中只是以身高、机敏、才艺见长，但是优柔寡断，有臆想病，缺乏控制其军事同僚的手段和意志。
天皇站起身来；近卫公爵高喊万岁；五万民众随声起舞犹如波涛起伏，全日本的千百万村民聚集在其长辈面前，向他们的天皇鞠躬。在皇宫门前，所有的人都眼望着这个集人、神、高僧、偶像和天皇于一身的人。他没有一丁点儿地方像天皇，但是他扮演着这个命里注定属于他的角色：一个耐心的仪式表演人、尽责的家长、名义上的君主；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对事态的发展都有影响，而对重大的决定他却没有决定性的控制权。
第二天，在一场同样庄严的仪式上，罗斯福的老朋友和格罗顿的同学、约瑟夫·格鲁代表外交使团讲话。他面对天皇，鞠躬，拿出眼镜和讲稿，念讲稿，鞠躬，把眼镜和讲稿收起来，又鞠躬，向后转，一步一步庄严地走回到他的位子上。那是一个温和的讲话，号召和平和相互合作，以及日本对文化作出新贡献。这位大使看到裕仁对他讲话的主要之点频频点头表示认可，很是高兴。这是不是对军方的示意呢？格鲁拿不准。
现在，他在东京已经八年，曾经向华盛顿写了一系列不幸事件的报告：陆军狂人暗杀重要的政府领导人；加紧控制满洲；东京加入柏林1936年反共产国际协定；进军中国，占领上海和实施南京大屠杀；蒋介石政府遭遇到日益增大的压力；日俄两军在亚洲激烈而又秘密的冲突。军方显然是得到指示的，不过一再犹豫不决。那时温和派似乎得手，特别是在获悉令人震惊的消息——至少对那些真正反共的军事长官——1939年苏德缔约。格鲁外表很沉着、耐心、适度、举止优雅，可是其内心却困惑而苦恼。他曾经建议采取节制政策，希望军方的好运到头了。
阿道夫·希特勒对低地国家发动的闪电战，法国沦陷以及入侵英国的威胁，在东京议会里引起轩然大波。荷兰、法国甚至英国的属地似乎都要被侵吞。1940年7月，军方领导人急于抓住机会，迫使温和派政府解散，成立了一个以近卫为首的新政府，从此奉行强硬路线。为了解决“中国事件”，他们企图切断国民党政府的供应线，这意味着要从印度支那侧翼进攻。这样的行动必然冒犯华盛顿和伦敦，而且也会抵消西方的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急于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去，心甘情愿地接受加强轴心联盟。
8月下旬，东京迫使维希政府承认日本在印度支那的直接军事利益。困境中的法国人向罗斯福求助，可是美国政府正处于深刻的政治斗争中，除了道义声援，帮不了别的。不过，华盛顿的态度是更加强硬了——在东京的美国人也是。格鲁在一篇后来以“开绿灯”知名的电报中说：“今天的日本已经是掠夺性国家之一：它置一切道德正义于不顾，变成了一个毫无羞耻、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者，借一切机会从别人的弱点中捞好处。它向南扩张的政策肯定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必须不再只口头上而要以美国的实力震慑日本。
格鲁的观点使那些推动罗斯福使用他唯一现成武器的顾问们的手更有力了。9月底，政府决定对卖给日本的所有废钢铁——不包括石油——实行禁运，同时宣布再给中国一笔贷款。
这时候，东京已经是在深水里钓鱼。松冈已就一项三方条约同德国谈了好几个星期。棘手的问题是德国对日本的势力范围承认到什么程度。已经拟就了一张可能是日本新秩序辖区的清单：印度支那、泰国、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等”；对日本来说，中国的满洲及其内地是新秩序的核心腹地。让东京既惊奇又高兴的是，希特勒的特使同意这张单子，只有印度可能例外，也许要保留给俄国。不过，德国人也明说，日本必须帮助他们不让美国参与欧洲的战争。
松冈支持这个条约，他直截了当地对枢密院陈述：“签订这个条约，德国和日本有着共同的目标。德国希望阻止美国参战，日本希望阻止日美发生冲突。”但是，这位年长的政客在条约第三款上思索再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同意……如果三个缔约国之一遭受目前没有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袭击，它们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尽全力互相协助。”绥靖罗斯福和显示三国结盟的实力，哪一个更能阻止战争呢？可是没有时间重新考虑了；9月，日本在三方条约上签了字。
对签订这个条约的消息，美国公开的反应很冷静，但在政策上的争论仍在紧张地继续着。这个条约加强了鹰派的地位，他们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路线。政府内意见分歧，有些内阁成员害怕强硬措施——特别是石油禁运——有加剧发生一场国内尚未准备好的战争的危险。总统考虑了许多方案，包括把海军部署西移，甚至移到新加坡，或者进行海军巡逻，不过他决定再等等看。
埃莉诺·罗斯福在选举日之后一周写信给他，提道：“现在我们已经停止了废铁供应，那么石油呢？”
他答复说：“真正的答案——你不能引用——是，假如我们禁止向日本运送石油，日本就会增加购买墨西哥的石油；不仅如此，实际的必需还会驱使他们袭击荷属东印度群岛。”他还加了一句：“这样，也许会使战争在远东地区扩大化。”
东京方面一声不响。松冈坚称条约不是针对美国的；他甚至邀请华盛顿参加这个条约，帮助轴心国把世界做成一个大家庭。正是这种虚张声势使得科德尔·赫尔说松冈扭曲得像一篮子钓鱼钩。
12月中，格鲁给他“亲爱的富兰克”发了一份他个人对年终太平洋形势的评估。他告诉总统，经过八年的努力，外交已经“被它完全无法控制的势力打败了，我们的工作像遇到了台风，被一扫而光……”。他向总统直接提出了主要问题：“或迟或早，除非我们做好准备……从‘大东亚包括南太平洋’彻底退出（上帝不准许这样做），我们最终必将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从我们方面来说，渐进而坚定的政策要包括不可回避的冒险——尤其是要冒遭受突然的估计不到的打击的危险，比如说‘帕奈’号军舰的沉没，这会引起美国人民的愤慨——不过，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些风险比之我们奉行听之任之的政策在将来会遇到的危险还是要轻得多……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即假如我们采取‘除打仗’以外的措施而不真想在必要时贯彻这些措施，这对日本人是太明显了，他们没有受到威慑，甚至会更受到鼓励，继续干下去。只有在他们确信我们如果受到挑衅就会战斗，那我们的临时措施才有可能提供有效的、消除战争危险的机会——又是1914年爱德华·格雷的老故事……”
最后他写道：“你掌握着我们的外交。我深感庆幸我们的国家没有被剥夺由你为这艘老船掌舵的明智、决心和非常的勇气。”这些话既是恭维又带刺；白宫里的这位船长，他登上指挥台所做的承诺中就有让美国人民不卷入战争的承诺，而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政治。
华盛顿
选举两天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列车沿着哈得孙河慢慢向南驶去，避开纽约，连夜驶向华盛顿。早晨，埃莉诺·罗斯福、当选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还有几千名华盛顿市民在联合车站欢迎他。二十万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夹道迎接他。归来的英雄，他就像古时候的征服者从战场上回来，在轿车缓缓地驶向白宫的时候，兴高采烈地脱去他在竞选时常戴的毡帽。成千上万的人跟在车后面，拥进白宫大门，挤在草坪上，高声叫着“我们要见罗斯福”，直到总统和第一夫人出现在北回廊上。
现在又恢复了日常秩序，八年来形成的这种规矩又开始在这座著名的老宅里实行。早晨8点半左右，总统披着披肩在床上用早餐，一边匆匆地浏览简报和报纸，一般是《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专为他从纽约空运过来的），华盛顿的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他的双眼像雷达一样扫过关于总统和政治的新闻。埃莉诺这时候也许会进来提出紧急的要求，然后是总统的助手们——霍普金斯、厄尔利、麦金太尔，白宫老手威廉·哈西特，总统的保健大夫罗斯·麦金太尔给总统做一个简单的检查。上午10点，总统随从阿瑟·普雷蒂曼用无扶手小轮椅把他推进白宫电梯，下到一层，经过柱廊，推到他的办公室；这时，伴着他们的是还带着几筐总统的文件的秘密特工。法拉也许会在路上遇见它的主人，接受总统的爱抚。下午5点半，总统回到书房后，有一小时放松聊天的鸡尾酒时间。总统费劲地调好酒，这时也主要是他讲话。通常他和家里人及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饭，晚上有时研究讲演稿，有时翻翻收到的报告，或者同秘书们一起话旧，或者欣赏他的集邮和海军纪念品。
星期五一般是内阁开会日；选举后的那个星期五，是总统离开去竞选后第一次同他的公务大家庭见面。1940年11月的内阁经过多年历练已经成熟，有经验——也有分歧。政治分量最重的内阁成员，以正式的权威或以接近和影响总统的程度衡量：（同摩根索一起的）国务卿赫尔彬彬有礼，显然很有耐心，容忍有度，直到压力大得让他的驴脾气忍无可忍地爆发，痛骂其外国的和本国的敌人；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同总统关系不亲密，但在美国政界德高望重，能直率地提出意见，因而经常能影响他的头儿，即使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内阁成员，对总统和埃莉诺·罗斯福极其忠诚，极善言谈，能调解敌对的政治家和劳工领袖之间的矛盾，她的官方形象很难掩饰其敏感的女性性格；还有，很奇怪，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如果说摩根索是内阁里的“瑞比”，他就是“屹耳”，小心地维护着他的官僚主义地盘，锱铢必较，在大问题上都傲慢地固执己见，打扑克时他给头儿做东，总统钓鱼时还请他这个脾气暴躁的客人陪着。
内阁是各种对立和不同意见拼凑起来的。史汀生和大多数人对赫尔的拖拖拉拉和小心谨慎很烦；而赫尔呢，则怀疑，有时还真怀疑对了，他的同事里有人乐意接管其一些部门的责任；摩根索因援英问题晋升了，正在同国务院和陆军部较劲；伊克斯实际上同他所有的同事都斗过，除了打败希特勒之外，他最热心的事业就是要将林务局从农业部中剥离出来。
但是，在1940年的主要问题上，内阁还是团结的。赫尔警告拉丁美洲的外交官，“有些当权者”一心想无节制地征服，以至于疯狂地竞赛。史汀生逐渐信服了，战争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也是为清理做决定性努力的场地所必需的。摩根索既害怕又痛恨纳粹，急切地要尽美国所能，充分地援助英国。伊克斯多年来一直公开斥责希特勒，近几个月来又敦促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其他人都是强烈的干涉主义者。
1940年秋，内阁里任何一点才智和斗志都很宝贵。很明显，英国面临着一场航运、补给和财政危机。谣传敌人的首都正在酝酿重大的战略决策。干涉主义者们要求采取行动；总统负责对所有英国战时短缺物资援助的授权——他为什么还没给呢？可是，似乎没有动静。11月下旬，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从伦敦返任，带来的警告是，英国财政已经见底了。罗斯福告诉他，伦敦必须先清算它在新大陆的投资，然后才能要钱。
就在华盛顿官方等待进军令的时候，总统因为睡眠不佳,于是在波托马克河上做了一次为时四天的航行补觉。然后，一反舆论认为他对内阁不会做什么变动的预言，他试图说服年事已高的约翰·潘兴将军出任驻维希法国的大使，但是将军没有同意；要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查一查，诗歌和小说里有没有他曾对报界说过他将访问的谢拉布勒群岛（the Cherable Islands——他们查不到）；还要举办一年一次由白宫赞助的艺术周。总统明确表示他不会要求取消或修改《中立法》，按照《中立法》，禁止贷款给交战国；也不会要求取消或修改《约翰逊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禁止贷款给没有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借款的国家。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避开了那些想问在大选后是否就战争作出重大决定的记者。这一切都是心平气和的。当一位记者问到，其经济是否禁止修建民用公路，包括国防公路两侧的停车位时，总统无法阻止这样的开场。
“路边停车位?”
“是的，就是边上加宽，为的是在军车通过时民用车辆可以停泊。”
“你指的是公路脖颈上的那块地方（necking places）吗？”
记者们哄堂大笑，因为“necking”这个词，一般含义是“抱住脖子亲吻”；这回他们可是搞到了难得的小趣闻。政府看来还在拖。然后，12月3日，总统登上“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到加勒比海做十天巡游。除了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只带了霍普金斯。
罗斯福钓鱼，看电影，招待英国殖民地的官员——包括温莎公爵夫妇，视察海军基地。这时候，家里华盛顿的内阁成员们正被援英这个难题搞得焦头烂额。管生产的官员认为美国工业有足够的能力供应这两个国家，陆军首长很高兴供应英国和美国，这将大大扩充国防生产设施，可是经费在哪里呢？在华盛顿的英国人说他们根本不可能为这么大的项目买单。摩根索问复兴金融公司的头儿杰西·琼斯，是否能合法地使用他那里的资金建设国防工厂。琼斯说，为陆军部是可以的，但是为英国，不行。史汀生说美国政府再不能敷衍其事了，必须把这件事提交国会，其他人也都同意。可是，这好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子，谁都能想象，这些问题如果提出来，国会山就得爆炸了。总统能冒险让这么大的事情在立法上失败吗？
向南数千英里之外，海军的海上飞机每天给总统送来关于这些令人焦虑的调查报告。一天，晴空万里，“塔斯卡卢萨”号正要起锚离开安提瓜，海上飞机送来了丘吉尔在总统选举后写的一封重要信件。后来没人记得罗斯福好像特别受感动。“相当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说他在想。”霍普金斯后来说，“不过，那时——我开始觉得他在琢磨。他就是这样，看上去像是休息或无所事事，所以我也不向他提什么问题。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说出来了——那是整个的计划。他好像也不清楚怎样做合乎法律程序。但是毫无疑问，他心里已经想出办法了。”
那整个计划就是租借——说来简单，美国可以给英国军火，不讲价钱，也不以美元支付，而是到战争结束后以实物偿还。
这可不是变戏法儿，从总统的帽子里抓出一只兔子。丘吉尔的信只起到触媒的作用。英国一个造船代表团不久前到了华盛顿，为在美国造船订合同。好几个星期，也许好几个月，总统已经在思考造货船并租借给英国。为什么不把这个方案延伸到枪炮和其他军火呢？表面上看不过是延伸，然而却是大大的扩展，并且是方案的转移。战后英国根本没有可能归还几千架飞机和几千辆坦克；即使能归还，美国拿到也没有用。海事委员会的官员们甚至反对租借船只，理由是，战后美国不需要庞大的船队，到时候会有许多没用的船只。如果船只是这样，坦克和枪炮更是如此。但是罗斯福就是这样机智地、极富想象力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批评者提出各种意见，但在关键问题上却都不置一词。
12月16日，总统在巡游后胸有成竹；他恢复了健康，心情愉快地返回华盛顿，随即同他那些满心焦虑的顾问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这以后的两周是罗斯福总统任期内最具决定意义的时期之一，他放下狐狸般的狡黠，扮演起雄狮的角色。
他往往出人意料，还为自己的计谋扬扬自得。有一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说出他的计划。虽然开始时他就宣布“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但记者们看他的神情——他的香烟嘴向上翘起，眼睛滴溜溜地转，鼓起双颊，开玩笑的口气——就知道准有戏。他若无其事地开始，说他读到许多关于财政的胡说八道的东西，事实是“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场战争是因为缺钱打赢了或打败了的”。他以不屑的口气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巴尔港”快车上遇见的银行界和做经纪人的朋友，他们告诉他这仗最多只能打六个月，因为银行家要制止政府打下去。现在有些“思想狭隘的人”在谈论废除《中立法》和《约翰逊法案》，谈论贷款给英国，都是些“陈词滥调”。还有些人谈论把武器、飞机和枪炮当礼物给英国，那也是陈词滥调。最好的点子——说句自私自利的话，从美国的观点看——“莫过于”建设生产设施，然后把物资“租借或出卖，也可抵押”给那边的人。
“现在我正在试图取消美元这个符号。我认为，在座的所有人的思想上，这都是个崭新的事物，取消这个愚蠢无聊过时的美元符号。
“我来给你们打个比方：假设我的邻居房子着火了，我家花园里有一根四五百英尺长的水管。如果他能用我的管子接到他的水泵上，我就能帮忙扑灭他家的火。那我现在怎么办？我不会一开始就对他说：‘邻居呀，我花园的水管子是花了15美元买来的；你用就得给我15美元。’那算什么交易？我并不要那15美元，我是要火灭了以后把管子还给我。好，如果灭了火之后，那管子完好无损，他还给我，谢谢我让他用了。”如果邻居把管子弄坏了，他赔一根就是了。
记者们接二连三地提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护航？不是。《中立法》就不用修改了？正是。必须由国会批准吗？是的。采取这样的步骤会比现在卷进战争的危险更大吗？不会，当然不会。没有人问总统战后用“实物”偿还有什么用，也没人问他的计划是不是就等于赠送军火。
这时候柏林沉不住气了，害怕罗斯福会把在美国港口的七万吨德国船只交给英国，又怕美国海军会开始给货船护航。威廉大街的一位发言人发出警告，声称对于罗斯福“令人不快、挑衅、侮辱而且是道德冒犯”的政策已经“不能容忍了”。
但是罗斯福还有一个年终努力的高潮。12月29日，他坐着轮椅被推进外交接待厅，厅里的桌子上放满了各通讯社的麦克风，有全国广播公司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还有MBS的。在那个又热又小的房间里，他周围挤着一堆人，人数不多却各种各样：赫尔和其他内阁成员，萨拉·罗斯福，克拉克·盖布尔，他的妻子，还有卡罗尔·隆巴德。总统戴着夹鼻眼镜，打着蝴蝶领结，表情严肃，但很放松。
“这可不是炉边谈话说战争。”他以平和而洪亮的声音开始说，“这是谈国家安全；因为你们的总统全部意图的要点就是，要你们现在，以后你们的儿女，以及更远以后你们的子子孙孙，不被卷进一场保卫美国独立的最后的战争，以及美国的独立对你们、对我、对我们所有的人所意味着的一切……
“自从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之石以来，我们美国的文明从未遭遇过现在这样的危险……
“德国纳粹的头子已经表明，他们不仅要统治其本国人的生命和思想，还要奴役整个欧洲，然后用欧洲的资源去控制世界其他地方。”
罗斯福引用了希特勒在三个星期以前讲的话：“‘有两个世界互相对立。’
“换句话说，轴心国不但不允许在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我们的执政理念之间有永久的和平，而且公然宣布他们是这样想的。”
总统接着回顾了纳粹侵略及其企图以“各种欺骗”为他们的侵略狡辩的历史。他指责美国高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经意地”帮助了外国代理人。“过去两年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绥靖纳粹，没有哪个人抚摸老虎就能把它变成了猫咪……美国主张绥靖的人……对你讲，轴心国终归会得胜；这场世界性的流血真的不必打了；美国还不如把自己的影响投到遵命的和平上，并可从中谋得尽可能多的利益。
“他们说这叫‘协商的和平’。胡说！如果一伙强盗包围了你的家园，威胁你要保命就必须交出财物，那也叫协商的和平吗？”
然而总统再次保证不参战。“考虑到今天和明天，我向美国人民直接说明，如果我们现在尽我们的所能支援受到轴心国攻击的国家自卫，而不是默认他们的失败、俯首帖耳地接受轴心国的胜利，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就小得多；否则，我们就等着沦为他们下一场战争攻击的目标吧！
“假如我们真是老老实实对待自己，就必须承认，我们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是有风险的。但是我深信，我国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现在主张的办法是风险最小而将来获得世界和平希望最大的……”政府并不打算派远征军去国外，“因此，你们可以说，关于派兵去欧洲的说法全都是无稽之谈。
“我们的国策并非指向战争。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战争远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他随后呼吁全国尽一切努力无保留地加快生产军火。“我们必须成为民主政治的超级军火库。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峻的当务之急……
“在我们支援大不列颠的决心上不要有‘瓶颈’。任何独裁者，任何独裁者的联盟，都不能用他们对我们决心的解读来威胁、动摇我们的决心……”
这个讲话给整个反纳粹世界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希望。伦敦人围在收音机旁聆听越过大西洋传来的那阵阵高亢而充满活力的声音。这天夜里，纳粹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远在东京，格鲁感到这个讲话标志着战争的一个转折；他反反复复地读这篇讲话，以至于都能背下来了。电报像雪片般飞到白宫；后来部长们报告，收到的电报和信件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表示拥护的。
这个讲话增强了人们的信念和信心。总统说：“我相信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最近收到的最好的情报基础之上的。”实际上，罗斯福唯一的情报就是他相信《租借法案》在国会会被通过，这会使轴心国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
最后，他呼吁人们作出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努力：“作为美国总统，我号召全国一致努力。我以我们热爱、我们引以为荣而且能够为这个国家服务而骄傲的名义，号召你们这样做。我怀着绝对的信心，我们共同的事业一定会大大地成功。”
坦慕尼，系17世纪美国特拉华州一位印第安酋长，因对白人友好而闻名。1789年，纽约城民主党成立一强大政治组织以“坦慕尼”命名，又称坦慕尼协会。但到19世纪以后该协会贪污成风，大搞腐败政治。——译者
温泉镇（Warm Springs）,在美国佐治亚州梅星韦瑟县。这里的温泉温度常年保持在32℃。罗斯福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来到这里，希望温泉浴有助于其小儿麻痹症的治疗。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多次到此地，住在这里的小白宫。这里建有罗斯福温泉康复疗养院。——译者
公糜分子（Bull Moose），1912年美国竞选总统时，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进步党党员的别称。——译者
“法拉”是罗斯福的爱犬，这是两位主人以小狗的名义通信。——译者
维希（Vichy）,法国中部城市。1940年6月德国侵占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并迁移至维希。——译者
达喀尔（Dakar），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都。——译者
元首（Führer），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
墨索里尼于1925年获此称号，原文为“Il Duce”。——译者
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译者
三方条约（the Tripartite Pact），即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译者
瑞比（Rabbit），迪士尼经典剧《小熊维尼》故事里的人物之一。——译者
屹耳（Eeyore），同上，一头十分悲观的驴。——译者
全称为“Mutual Broadcasting System”，1934年至1999年间的美国一家广播网。——译者
普利茅斯之石（Plymouth Rock）,指1620年清教徒登陆之地。——译者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