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失算的战争

一干涉还是不干涉

1941年的新年前夜，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在白宫招待一些家人和朋友。这是总统最喜欢的活动——熟人在一起叙叙旧，乐队演奏着他喜欢的老歌，这是白宫最快乐、最轻松的时候。到子夜时分，大家一起唱起苏格兰民歌《往昔的时光》。然后，总统举起盛着蛋奶酒的酒杯作新年祝酒辞，提议为“美利坚合众国干杯”。

这是追忆即将逝去的一年的时候——在那几个阴霾的冬月里的虚张声势的战争；对挪威的闪电式袭击；对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残忍无情的围攻；第三任提名之争；对英国日益加剧的轰炸；征兵；威尔基的挑战；纳粹侵略舰队的集结；驱逐舰交易；选举胜利；缓和；以及丘吉尔的来信。

那是追忆的时刻——现在则是行动的时刻了。第二天，总统坐在书房里，同他的讲演撰稿人霍普金斯、舍伍德和罗森曼一起研究要向国会做的年度报告。他研读了一沓草稿，现在要加一个结尾。速记员多萝西·布雷迪手里拿着铅笔等着，总统仰靠在他的转椅上，望着天花板；突然，他俯身向前，模仿话剧《还是我正确为好》里的乔治·科汉，吼起来：“多萝西，记！”

总统这时候也许想到，在去年7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要他讲讲他的长期和平目标。总统慢吞吞地列举了四点：信息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表达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个记者问，是不是还有第五个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罗斯福说，是的，他忘记了。在之后的六个月，他在演讲中提出经济权利法案的主张——这些主张是汇集了政府官员、他的顾问、报纸上、宗教领袖们的意见。现在他口述他自己的方案，时而停顿一下，寻找恰当的词句。

六天后，总统站在国会里。大厅和两厢座无虚席，有议员、内阁成员、外交官。埃莉诺·罗斯福一边陪着挪威的玛莎公主，一边还仔细观察着国会的反应。罗斯福等掌声落下后开始讲，这是史无前例的时刻，“因为在此以前任何时候美国的安全也没有受到过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接着，他加重语气说：

“在这样的时刻，任何人要吹牛说，没有准备的美国，单枪匹马，一只手还被从后面捆住，就能够抗击整个世界，那是幼稚——也是不现实的。

“任何讲究实际的美国人都不会盼着独裁者慷慨赠予国际和平，他也不会让你回到真正的独立，不会让世界裁军，不会让人们有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甚至不会让人有做买卖的好环境。

“那样的和平不会给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带来安全。那些要放弃根本的自由换取一点暂时安全的人不配有自由和安全。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为心肠软而骄傲，但是我们的头脑可软不得。

“对于那些敲锣打鼓地吹嘘绥靖‘主义’的人们，我们千万要保持警惕。”

然后总统号召要建立一个以“四大自由”为基础的世界。罗斯福提出一个经济权利法案使这个概念更加明确：

青年和所有的人都机会均等

凡能工作者都有工作做

需要安全者得到安全

废除少数人的特权

维护所有人的民权

在更广泛并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

“我们要确保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们的世界建立在人类四大根本自由的基础之上。

“第一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世界到处一样。

“第二是每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世界到处一样。

“第三免于匮乏的自由——就世界而言，就是经济谅解，保证每个国家能让其民众过上健康和平的生活——世界到处一样。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就世界而言，就是世界范围的裁军，要彻底裁到这样的程度：使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其邻国发动侵略——世界到处一样。

“这可不是遥远的千年梦想，这是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想望实现的那种世界的确定无疑的基础……”

在“民主政治的军火库”炉边谈话之后这么快就发表这样激动人心的信息，在最光辉的时刻——就任第三届总统之际——几乎有些不合时宜。总统判断，老百姓受够了警告和建议，所以他的就职演说采用了一种强有力且抽象的语言表达对民主信心的肯定。他一直喜欢说教；在他的朋友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帮他的时候，总统自己坚持这次演说要高调。“仅仅使这个国家吃饱穿暖还不够，”他那富于抑扬顿挫的声音十分悦耳，“因为还有精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精神。”要使民主永存，“我们要动员美国精神，还有美国的信心。”

对于伫立在国会山广场上冷风中的群众，这些话听起来只觉得空洞无物；总统后来也感觉到他没有能把听众动员起来。不过，就职典礼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在旌旗飘扬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了总统游行，罗斯福兴高采烈地向群众挥动他的礼帽；忠诚的党员秉承民主的风范挤进了白宫借机致意；就职游行队伍起到了展示华丽壮观的目的；由穿制服的平民保育团中的青年代表新政部分努力维持着队伍的秩序；就职舞会也五光十色。还有一些小插曲，法拉跳上了就职游行的总统座位，人们不得不把它轰走；即将卸任的副总统约翰·加纳借来的高顶礼帽一次又一次地从他那苍苍白发上掉下来；还有总统宣誓后，最高法院的书记官捧着罗斯福那破旧又沉重的家藏《圣经》，《圣经》掉到地上，捡起来，又掉到地上。

这一切都反映到罗斯福的脸上——在早晨圣约翰教堂做礼拜时他严肃的表情里；在他满脸微笑向群众点头挥手时；在他说他确认对民主有信心时；在炮车、巡逻车和坦克车在他面前驶过，他表示很有兴趣的时候。这些也反映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侧密密麻麻站立着的人们的脸上。为看得清楚些，有的人爬到树上、房顶上，当总统的豪华轿车缓缓驶过时，有人还叫着：“好家伙，富兰克林！”

国内的新联盟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任第三任总统时，36其政治威望和声誉似乎达到了顶峰。1940年，他压制住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击败了共和党最激烈的竞争。他对“不准连续三任”这个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烦心习俗提出了挑战，并且克服了它。欧战伊始，他提出的每一个外交政策、立法实际上都赢得了通过。民意测验中问：“如果今天投票，你是投罗斯福的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他的得票率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在1938年和1939年是百分之五十几，1940年是百分之六十几（只是在竞选期间下降）。

如果说总统的权力从表面上看还同他直接控制权力机制那样，那么，1941年年初罗斯福动员全国政治影响的能力则要比1933年欣然自得的高潮时还要大。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在日记里称他为“世界一流实权政治家”。

他似乎也到达了个人效能的最高点。他那光亮的长脸上的皱纹比八年前更深，他的头发也稀疏了。但是在就任的那一天，他仍像他的朋友们记忆中的那样敏锐和风趣无比。罗斯·麦金太尔大夫每周给他做两次体检。在第三任总统就职的前夜，麦金太尔大夫的诊断是，他的健康状况是多年来最好的；体重近乎完美，187.5磅；一周仍然能在白宫游泳池里游几次；还像过去一样轻松快活；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保持他拿得起放得下的优点。海军上将麦金太尔说：“展望未来四年，我们没有任何忧虑。”

除了这一切，总统现在也主持着一个新的联盟，并通过它进行统治。这个联盟以一种政治权威的结构，支持着他对国家和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四个政党中的三个政党的联盟。

这几个政党中最强势的是经过罗斯福改组后在1932年和1936年赢得并保持着总统职位的全国性的民主党。这个党拥有产业工人、领取救济金的人、西部农民、城市核心小集团、老边境州的民主党人，还有转而反对共和党的中等收入者和中上等收入群体。罗斯福的党同另一个党结成紧密的联盟。这个党有代表着控制国会里最南部诸州的“团结的南方”的机构，其控制力远超过其人数的权限，在两院的委员会里都有年资很高的代表，从而控制着国会的机构和组织。这两个民主党，一个以东北为中心，另一个以东南为中心；一个崇尚自由主义，另一个是从温和到保守主义；一个主要通过行政发挥影响，另一个则通过立法发挥影响。它们在国内政策上互相斗争，但在低关税、亲英、总体上为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方面则是一致的。1938年，罗斯福月复一月地同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及南方其他的保守分子斗——几乎到了要把南方那些故意阻挠议事进程的人清除出他们所占的国会席位的地步，但是大都失败了。到这十年结束时，罗斯福的民主党同它的南方兄弟又团结起来一起反对孤立主义势力。

到1941年年初，罗斯福又不失时机地讨好老卡特·格拉斯。在30年代后期为了控制弗吉尼亚州，他曾经同这个人斗过。他给格拉斯写信说，纳粹曾经把格拉斯、总统本人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描绘成犹太共济会员。“就你和我而言，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是我不明白怎么把尼古拉斯·米勒克鲁斯·巴特勒也扯了进来。”

共和党人同民主党人一样四分五裂。在野八年之后，全国性组织已经部分地被像俄勒冈州参议员查尔斯·麦克纳里、已经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的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密歇根州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和其他一些中西部人所掌握；还有众议院的马萨诸塞州的约瑟夫·马丁和纽约州的约翰·泰伯等人。共和党的领导层对创新小心翼翼，对公共财政十分谨慎，外交上倾向于孤立主义，于是联合南方民主党内他们思想意识上的同盟者，企图在罗斯福的第二任期内阻止新政的实行。对总统来说有着象征意义，但实际上是党内右翼的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此人是他的哈佛同学，同是哈得孙河中游出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过去的足球明星。罗斯福没让他进白宫；总统对朋友说，因为多年前菲什曾故意中伤过他的母亲。

国会共和党人的两翼是旨在参与总统竞选的共和党成员，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更主张自由主义，很有国际头脑，更植根于东北部城市地区，而且充满了对过去光荣岁月的美好记忆。这个党在过去几年里由一批纽约人领导，其中如西奥多·罗斯福、伊莱休·鲁特、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而在30年代曾经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后来到1940年，突然发现来自纽约和印第安纳州的温德尔·威尔基是个角儿。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塔夫脱—马丁等共和党人极力掩饰他们同总统竞选派的分歧以战胜“第三任候选人”；后来，随着威尔基败下阵来，这个选举联盟再次开始瓦解。

共和党总统竞选派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是因为罗斯福不对它挑战但对它进行渗透的伎俩。他什么时候决定争取共和党总统竞选派领导还很难说。也许是受直接好处的诱惑，后来才看到有战略上的可能性，因为他能很轻易地来回转换其一党领袖和国家首脑的角色。1939年9月，战争在欧洲爆发之际，他曾想搞一次政改，把1936年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阿尔夫·兰登和弗兰克·诺克斯拉进他的内阁。兰登拒绝了，害怕被罗斯福要做第三任总统的野心所利用。罗斯福把这事搁置到1940年春，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其他人鼓动他拉史汀生。的确，史汀生虽已72岁，但仍然精力旺盛。总统在1940年6月的一天给他打电话；那一天史汀生发表了广播讲话，呼吁废止《中立法》，实行义务兵役，增加对英法的援助，甚至如果需要就提供海军护航。

拉到史汀生，罗斯福得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具有世界眼光、经验丰富的战时行政人员。同样重要的是，把史汀生引进政府成了团结一批共和党人的象征和起点。这批人从胡佛时代起，甚至从泰迪·罗斯福当政时起，就觉得被割断为国家服务的机会了——这是被枉费心机的哈定和柯立芝两届政府、被国会的共和党人、被罗斯福和全国民主党割断的。这些人主要来自大城市，特别是东北部；他们上的是老式的预科学校、常春藤联盟大学，说话做事有点儿傲慢，带点儿英国风度；从业于律师事务所、银行界和经纪人办事处等机构；在俱乐部、基金会、理事会等处顺利地工作；他们看的是《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或者是波士顿、费城或十来个其他城市出版的温和的国际主义的报纸。他们对管理和宣传大企业经验丰富，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旅游，广交朋友，见多识广，惯于同政府官僚机构打交道；即使在谴责这些机构的时候，这些共和党人也同他们的对立面民主党内的成员一起反希特勒而亲英，并且具有保家卫国的观念。

史汀生，作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内阁成员之一，同他的领导人在一起，而弗兰克·诺克斯代表着共和主义的另一个派别。诺克斯在1912年大分裂时期曾经是拥护过泰迪·罗斯福的莽骑兵，1931年在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社长之前，就是新罕布什尔和密歇根的一名新报人和政客。在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的“芝加哥土地”专栏中，特别是近些年，他代表着温和的共和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声音。

这两个拥护总统的党既给罗斯福提供了公务员，又给他提供了政治支持。史汀生和诺克斯，同拥护新政的老人霍普金斯、法官法兰克福特等人一起把那一大批律师、商人招募到华盛顿就职。这其中包括罗伯特·帕特森，1912年在联合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哈佛法学院，后当过步兵军官，到华盛顿前任联邦法官；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普林斯顿人，一战时曾在海军服役，后来当上了德威公司的总裁。约翰·麦克洛伊，哈佛法学院毕业，在纽约著名的法律事务所任职，1941年春成为陆军部部长助理；罗伯特·洛维特，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研究生院，长期从事银行业。这些人有他们品德上的缺陷，他们有时眼光狭隘、墨守成规，但在全国国防动员时，没有人质疑他们的公共精神——或者说，相信他们对罗斯福有用。

如果说史汀生等人使罗斯福同正宗的共和党人结成联盟，科德尔·赫尔和新任商业部部长杰西·琼斯则是新老南方的代言人。当了八年的外交部部长，赫尔仍然是那个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者和道德家，依然主张靠世界贸易来长期解决世界冲突的道路，依然是白宫和国会山上老派南方人之间的联络人。琼斯同其他人不一样。高高的个子、一头银发，长期同华尔街金融敌对的他，已经在陌生的新政土壤上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官僚王国，一如他早年曾在得克萨斯州建立金融王国时那样;他有时是资本家，有时是平民主义者，但一贯是休斯敦的得克萨斯人，有着广泛影响的“琼斯大帝”，因为他控制着商业部和联邦借贷机构，也因为他同国会山上那些南方佬的关系。

内阁里其他人似乎都反映出新政民主党各方面的主要成分：摩根索可以为东部金融界和慈善事业说话；弗朗西斯·珀金斯为劳工、人道主义者和社会福利集团说话；哈罗德·伊克斯为老公糜分子、廉政和资源保护分子说话；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为城市居民、各党派、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说话；克劳德·威卡德为被新政资助的新农业说话。新任邮政总监弗兰克·沃克在吉姆·法利因第三任问题退出之后，已经接替了他的位置，继续贯彻党内城市移民天主教的老传统。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是令人迷惑的集合体，他集农民、进步人士、行政型政治家、科学的农学家和哲学的神秘于一身，他出身于中西部农业的进步一派，而且仍然为农业说话；不过，他是个分裂的人，在内政上，他是同伊克斯和珀金斯一样的自由主义者，又是同赫尔和史汀生一样的国际主义者。的确，内阁的所有成员远不是集团利益的代理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久经考验的行政主管，而且是经过了官僚机构内讧幸存下来的人。以他们的经验、能力、政治技巧、广阔的视野，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多面性，在1941年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内阁之一——尽管罗斯福主要是个别地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一个集体组织同他们打交道。

总统的三党联盟也包括国会山上的一些关键人物。总统的人——议长萨姆·雷伯恩，得克萨斯州人；还有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科马克，马萨诸塞州人；还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肯塔基州人；还有詹姆斯·贝尔纳斯，南卡罗来纳州人——或一党，或一派，这些是国会两院的领导人。南方人占据了两院绝大多数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最南部诸州集团虽偶尔也有分歧，却是国会山上最具团结性的政党投票集团，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这个集团同保守派结盟，主要是农业地区的共和党人，曾经干扰过新政，但是随着国家的重点轴心从内政转到外交，南方集团变成了白宫的一个立法上的堡垒。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就是这个转变的象征。乔治是罗斯福不成功地清除保守的南方佬的主要目标，也是幸存者，他现在处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位上，却支持罗斯福的干涉主义政策。南方佬也没有完全垄断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二十年前，城市民主党人慢慢积累了年资，现在也纷纷登上顶级职位。纽约的罗伯特·瓦格纳是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的戴维·沃尔什——并不是总统的朋友——监管海军事务；而且在国会里，曼哈顿上城区的索尔·布卢姆掌管外交事务委员会；新泽西州的玛丽·诺顿掌管劳工事务；芝加哥的阿道夫·萨巴思掌管成员主要是南方佬的规则委员会。

虽然看起来很厉害，罗斯福的这个三党联盟最终还是要依靠民众的选票和呼声。随着国家将在1941年作出重大决策，总统通过访问他的人、民意测验、白宫收到的来信、政界同僚和新闻界的意见，以及他自己超凡的政治洞察力，来测量民意。

公众意见非常突出地要增加对英国的援助。1941年年初的几周，一次又一次的民意测验表明，不仅支持《租借法案》，而且也支持有争议的具体问题，如支持让英国战舰使用美国港口修理、加油和补给的人同反对者大体是2∶1；并且支持租借战斗机和其他任何属于美国的战争物资，如果总统断定有利于美国国防的话。绝大多数人要帮助英国赢得这场战争，即使冒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这类意见有着明显的地区特色。民意测验表明，在美国广大的腹地，中西部和平原各州，孤立主义情绪最为强烈。一般来说，比较年轻的人比年龄较长的人更具孤立主义倾向；再就是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较闭塞者比信息灵通者更具孤立主义倾向——这些差距说明罗斯福三党联盟的基础还很薄弱。

引导并加强干涉主义态度的是一个劲头十足的压力集团，名字起得很谨慎，叫援助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纳粹进犯挪威后成立的，为首的是威廉·艾伦·怀特，精明的堪萨斯州老编辑。总统是他的老朋友，喜欢骂他每四年里只有三年半站在政府一边。但是即使在帮助动员拥护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时，怀特也还是保持其共和党党籍。这个委员会的地方分会多到不计其数，而且喜欢发表意见，以至于这个全国委员会在许多人——有朋友，也有敌人——看来，简直就是一支大军的先头部队；而实际上，其成员数量却比较少。同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怀特在干涉问题上，同总统本人一样地小心。他感到他的委员会不应该“走在白宫和这支部队主体的前头”。这个委员会曾经有分歧，一部分人主张除参战外给予一切援助，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全面干涉，后者的呼声在东部大城市尤为强烈。1941年1月，怀特辞去了委员会主席一职。不久后，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那个好斗的干涉主义者，指责他是“典型的赖伐尔”。同样表面上厉害而实际上分裂的孤立主义者集团也广泛存在，从“令人尊敬的”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到最大且最有声望的美国第一委员会，再到杰拉尔德·史密斯的百万人委员会；同时，还有一大批比较小但更极端的组织。

的确，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在孤立主义这一边，有着奇怪的形形色色而且变化无常的意见。有民族性的孤立主义者——德裔美国人和意裔美国人，他们对日益加剧的反对他们故国的情绪感到愤怒（德裔美国人尤其如此，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匈奴的歇斯底里记忆犹新）；爱尔兰裔美国人集中在大城市，他们忘不了英国人在老家的过分之举；还有意识形态的孤立主义者，他们觉得美国被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搞得民穷财尽，却被当作夏洛克大叔拒绝，他们还看到走向干涉主义的每一步都有着穷凶极恶的动机和党派阴谋。还有左翼孤立主义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右翼孤立主义者，他们害怕干涉会意味着更大的财政支出、更重的捐税、更大的政府、更少的个人自由和越来越独裁的罗斯福。知识阶层的孤立主义者，他们之间意见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相同之处是害怕军国主义，他们对外交史的解读认为是对无辜美国人的诱惑，他们眼里的战争就是对民权、社会福利和自由思想的侵蚀。

干涉主义者也同样是四分五裂。没有哪一个集团是铁板一块的。企业界、劳工和自由主义集团内部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同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一样尖锐。而且随着海外事变的影响，阵线正在一点点地发生变化。

在这种态度逐渐变化的复杂现象背后，则是一种使华盛顿的政客们觉得更强大、更说不出道理、更为可怕的东西。这不是什么纲领计划、组织或意见，这是一种以“不到外国去打仗”的简单的呼声表达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里交织着对卷入外国事务的恐惧，对其他国家的冷漠和对民主国家之间合作可能性的悲观。这种情绪是由挫折感、恐惧和失望，还夹杂着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优越感和自卑感烘托起来的。它以一种简单有力且不可抗拒的感情，反对参加外国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保卫祖国，赞成；支援盟国，也许要；但是到外国去打仗，决不！

罗斯福不但认识到这种情绪，他还助长了这种情绪。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说中表示遵从不参与外国战争的上帝。他的这种表示在1940年竞选运动中达到了顶点。他似乎是说，军事行动已不再是谨慎有节制地使用的外交政策工具的替代物；除非发生直接的入侵，绝对不考虑军事行动。可是现在这种情绪面对另一种情绪。这另一种情绪尚不那么普遍，也不那么激烈，但是随着纳粹的征服在发展。这是一种缘自仇恨法西斯的征服和残酷、仇恨纳粹的种族主义、同情受害的人民和被占领的国家、关心犹太人和钦佩英国而产生的情绪。

就像一架巨大的旧留声机，国会捡起、放大并且歪曲了这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态度和情绪。较倾向于干涉主义的南方和较倾向于孤立主义的内地在参议院的代表都过多，于是极端主义在辩论中就占了上风。那是回避现实政策两难境地的一条捷径。主张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可以用拒绝美国男青年参战的恐惧唤起感情上的团结。主张干涉主义的参议员们则以展翅雄鹰的爱国形象超越艰难的选择，呼吁同情英勇的盟国，不要畏惧轴心国。

可是总统不能回避艰难的选择。早已不是只在口头说说而已的时候了，现在要的是政策和计划，并且是要政客们共同努力的时候了。对总统来说，关键的一步是巩固他同温和派——共和党内主张干涉主义的人的联盟。温德尔·威尔基抓紧时间从竞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决定去访问战斗中的不列颠。1月中旬，当他到华盛顿去取护照时，赫尔带他去见总统。这两位过去竞选对手的晤面颇具幽默感。总统将一封致“亲爱的丘吉尔”的信交给威尔基。

信里说：“现请温德尔·威尔基将此信带交给你。他是个真正有助于使事情不受政治干扰的人。

“我想这首诗对于贵国人民和我们一样适用：

国家的航船，远航吧！

联盟的航船，坚强而雄伟地远航吧！

博爱怀着她所有的恐惧，

怀着她对未来岁月所有的希望，

聚精会神地守护着你的命运！”

租借法案：大辩论

总统现在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个给民主国家以决定性援助的强有力的措施——也是一个绝大多数选民不熟悉、纳税者要多交钱，而且显然不中立的措施；也是会把美国的军事与外交事务同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与外交事务纠缠在一起、引起孤立主义者叫嚷的，而且首先是会挑战民众的“不参与外国战争”的措施——如何能得到国会和人民的支持？总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提交《租借法案》，说它是一个不会走向战争而是避开战争的步骤。罗斯福不会去挑战主宰美国情绪的神灵。

他的政敌一样是疑虑重重。蒙大拿州参议员伯顿·惠勒在广播里高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在外交上耍过不诚实。美国从来没有给过某个人剥夺国家国防的大权。”惠勒越发起劲地攻击说：“这个《租借法案》是新政的第三版——外交政策；美国每四个男青年中就有一个要受到它的伤害。”罗斯福在受到攻击时通常都保持沉默，这回他看到破绽并予以反击。他对记者说，他认为惠勒的讲话最不符合事实、最卑鄙，是迄今说的最没有爱国心的话。“你们引我的原话：在我这辈人的公共生活中，他这样的话是最烂的。”

国会开会，政客们准备进行大辩论。这时，罗斯福亲自将这项提案定稿并掌握使之通过的策略。他向一批顾问和专家征求意见，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要绕过受孤立主义者支配的参议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试过，但没有成功；向众参两院领导人和一些国际主义的共和党人也咨询过；同摩根索商量过，准备向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做报告时，他还同摩根索密切合作；甚至赫尔开始的证词的一部分还是他写的。这个法案的编号——正好是H.R.1776，它授予总统全权“为被总统认为其防御对美国的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制造或购买任何国防物资”；向任何这样的政府出售或转让或交换或出租或出借这样的物资；为任何这样的政府修理或装备任何这样的防御物资。总统也有全权与这样的政府确定做这种安排的条件；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

《芝加哥论坛报》大声疾呼“这是一个毁灭美利坚合众国的法案”；“这是一个要决定美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权力，决定开战或永远结盟权力的无限制独裁的纲要”。主张干涉主义的报纸答复了麦考密克上校；很快报纸上的辩论如火如荼。飞向白宫的信息都是拥护这项法案的，尤其是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但是罗斯福明白，从邮件来衡量民意是危险的。

关于他的证词，他提醒摩根索说：“现在不要把话说死。”这位部长同意。在向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时，赫尔、史汀生和诺克斯也都同意。对《纽约时报》四栏大标题的调门，内阁成员们警告说，三个月之内很可能还有对英国的进犯；如果英国海军被打败或投降，他们害怕美国会遭到进犯，要求政府根据此法案作出尽可能广泛的决定。在具体问题上，他们躲躲闪闪，诸如《租借法案》要花多少钱？除英国外，还涉及哪些国家？委员们站在他们那一脸严肃的主席索尔·布卢姆两边，逼着大人物们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租借法案》要发生效力的话，是不是需要美国海军帮着护送军火横渡大西洋？护航是不是意味着战争？

这些问题对于各位部长来说就是道义问题。这四位都很积极，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希望干涉，比总统的愿望更强烈。可是他们都得服从他们首长的逐步前进的战术——而他则说租借会是减少战争机会的办法。史汀生进退两难最为痛苦，他一贯讲话直率，行动直接。他认为海军必须为商船护航，最终美国不得不参战；可是现在他不能明说。觉察到他的处境，众议院里他的政敌一起围攻他——最冲的莫过于他的老对手哈姆·菲什。

罗斯福设法不卷入国会山上日益尖锐的冲突中。可是当委员会成员一再追问他的发言人，在此法案下总统是否能交出部分美国海军时，这个海军老手反击了。“总统很喜欢美国海军，他并不想丢掉海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冷冷地说。他接着说，这个法案“不会妨碍总统头朝下倒立，但是总统并不打算头朝下倒立”。

第一个反对该法案的证人也是一个政府成员，不过是就要离职的约瑟夫·肯尼迪，驻大不列颠的特命全权大使。结果肯尼迪是个自相矛盾的证人。一方面他很怀疑英国有多大胜算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亲眼看到大轰炸中的英国，对这个国家十分钦佩；他既忠于总统，又害怕总统的权力；他既憎恨纳粹，又反对美国卷入。最后，他反对《租借法案》，但赞成除参战外全力援助英国。曾四次作为社会主义党派的总统候选人的诺曼·托马斯像过去一样侃侃而谈，说这个法案对美国民主和民权是威胁，但是孤立主义者认为他的慷慨陈词同他们自己的观点迥异，从他的证词中也得不到什么宽慰。

孤立主义者们需要一个民族英雄、一个众望所归的象征和一个清晰的声音，他们觉得在他们的明星证人查尔斯·林德伯格身上三者具备。他看上去同14年前飞越大西洋时一样，身材修长而且年轻，这只“孤鹰”对翘首看着他、鼓掌欢迎他的听众直奔主题：空军实力使德国不可能征服美国，反之亦然；美国应该转向全力保卫西半球；交战双方任何一方的胜败都同美国无关；应该争取谈和；H.R.1776号法案只会延长战争，增加双方的流血，它是远离民主更靠近战争的一步。“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西半球，我们是强大的，足以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管……对方的……态度。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欧洲和亚洲。”

罗斯福知道在众议院的委员会和众议院里有他的选票。但是，为了加倍保险，在1月下旬他欣然接受了一些修改意见，包括将时间限制在他有权掌握协议的时期内；在送出防御物资前，需要咨询现役部队首长的意见；还有一条含糊地反对护航的条款。2月8日，众议院通过了修改后的法案，几乎是一字未改，260票对165票。四党模式已经很明显，一大批民主党人和一小批共和党人投赞成票，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和少数几个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

主要的考验还在后头，在参议院。高高在上等在上院的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是个老公糜分子，国联的敌人，一脸好斗和不求人的相；威斯康星州的小罗伯特·拉福莱特，是进步党孤立主义的“好斗的鲍伯”的儿子和政治继承人；阿瑟·范登堡是个精明、善于观察、有心计的人；贝内特·钱普·克拉克是密苏里州老钱普·克拉克的儿子，一个顽固的审查官；北达科他州的杰拉尔德·奈将军，30年代中期世界闻名的调查“死亡商人”军火制造者的队长和管理人。他们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在议会里，他们还得到以伯顿·惠勒为首的一个两党都有人参加的派别的支持；惠勒讲话慷慨激昂，对总统个人仇视已久。也得到罗伯特·塔夫脱的支持；塔夫脱两年前才当选，但在国会山上其见识已经长进不少。委员会里也有坚定支持政府的，如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罗德岛的西奥多·格林、巴克利和贝尔纳斯。

争论蔓延到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律师、商人、传教士纷纷登上讲坛，拿起麦克风，有的还做街头讲演。美国第一委员会和援助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竞相散发宣传小册子、大幅印刷品、广播录音、请愿书、海报、宣传小徽章、招贴画、简报等。这两拨儿人在芝加哥斗得不可开交；美国第一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州征集到五十多万人的签名，干涉主义者在工厂大门口发了十万封信，又散发了三万份传单。这些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对手。在他们两边的是一批极端主义者、蛊惑人心的宣传者，把整个这场争论贬低为“失败主义者和法西斯”为一方与“共产党和战争贩子”为另一方之间的较量。

这场风暴刮到了华盛顿，刮进了国会山。“保罗·里维尔的哨兵”和妇女中立同盟举着标语牌到英国大使馆门前游行，有一个口号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也支援英国！”他们在英国大使馆门上挂了一个双面画像，一面是罗斯福，一面是威尔基。母亲们，不管真的假的，尤其积极。《红色网络》的作者伊丽莎白·迪林领着妇女讨伐队伍进入参议院办公楼，并在公开主张干涉主义的卡特·格拉斯办公室门口静坐示威，反对1776法案。一位女士身穿黑色长袍，头戴死神面具，口中念念有词：“我的诺文纳。”她跑到国会里，国会的辩论都被她打断了。警察制止了一起左翼在国会大厦台阶上的示威。好斗者还待在市里等着进行下一阶段的活动，参议院的听证会在老旧昏暗但装饰华丽的秘密会议室里进行着。

赫尔、史汀生和其他人再一次争论政府的问题，说不会发生战争；林德伯格和其他仇视该法案的人再一次警告存在发生战争、独裁、破产和战后混乱以及共产主义的危险。但是现在白宫有了一种支持这项法案的新的强大的声音。温德尔·威尔基已经胜利访英归来。2月11日，他一下飞机就来到委员会，同往常一样不修边幅、亲切和快人快语。他侃侃而谈，极力支持《租借法案》。下面大厅里一直挤到大理石墙边的1200名听众，有的欢呼，有的唉声叹气。委员会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威尔基在竞选时攻击罗斯福不走正道、躲躲闪闪、煽动战争的话。

威尔基躬身向前，他试图解释，然后他说：“我再一次抗议。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要击败罗斯福，我尽力批评他。他当选为总统，他现在是我的总统了。”听众热烈鼓掌；主持会议的人威胁说要清场。过了几分钟，参议员奈挑起话头。他引用候选时威尔基评论罗斯福的话：“根据他过去对人民发誓的表现，如果他当选，你们可等着，1941年4月我们就会打仗的。”

“你是问我，有没有说过这话？”

“你是否认为还会是这样？”

“也许会。那是竞选时的说辞。”大厅里一片笑声。“我很高兴你读过我的演说，因为总统说他没有读过。”人们笑得更厉害了，奈也不再问了。

政府又一次得到了选票。2月中旬，对外关系委员会实际上通过了这个法案，15票对8票，一位共和党人支持这个措施，两位民主党人反对。孤立主义者把该法案推到参议院，企图给它最后一击。奈一个人就讲了12个小时。这时候，法案的通过已成定局；问题只是有多快，有什么修改。罗斯福同他在参众两院的领导人一起研究，避开了要限制他在西半球以外使用海军或军事力量的修改条款。但是总统本想在2月中旬就通过这项法案，却因为国会山上有意阻挠、没完没了的发言和一次流感来袭，使他情绪不佳。

就在这个当口，两位有影响的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贝尔纳斯和哈里·伯德联合塔夫脱，以保留拨款权使众议院最终控制了租借物资。开始时，罗斯福坚持由总统决定，但他感到辩论不能再拖下去了。政府做了很大努力阻止这样的修改未果后，总统接受了。国会里的反对派现在分崩离析。修改后的法案在两院均以高票通过。身心均已康复的罗斯福迅速行动。3月11日，在1776法案签署几个小时后，他就向英国和希腊官方发去了可以提供的武器清单，并要求国会拨款70亿美元实施这项新法律。

70亿美元——现在没有人还怀疑总统的决心，或者说是国家的决心。经过痛苦的延迟后，美国终于对大西洋的团结和防御作出了承诺，这一承诺维持了几十年。

“是呀，我们民主的决定也许是来得慢了些，”几天后，总统在白宫记者协会的餐会上说，“但是，决定一经作出，那就不是一个人宣布的声音，而是一亿三千万人共同的声音。”

“加速，现在就加速”

罗斯福并没有把全部砝码都投在国会里关于《租借法案》的斗争上。他有准备地在一些重要的修正案上做了妥协，并不回答对于他个人的辛辣的攻击，如说他是战争贩子，没有充分运用他的直接影响——虽然一个满脑子政治分肥打算的西部参议员确实怀着对《租借法案》的仇恨走进过总统办公室，但在他走出来时想法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情况下，总统默默地承受着。一旦斗争过去，他就不再控制自己了。

那是在他签署了《租借法案》的第二天。同霍普金斯、舍伍德以及莱汉德小姐共进晚餐后，总统一个人在椭圆形书房里思考着将要对白宫记者协会的讲话。在晚餐会上，他兴高采烈；现在他翻看着怀里的讲演剪报夹，想起了那些对他辛辣的指责。他宣布“这一回讲演真的要硬气起来了”。他开始口授舍伍德迄今听到的最严厉、最不宽恕的讲演。“某位参议员”曾这样说过，某位共和党人曾那样说过，现在罗斯福把憋在心里的愤怒回敬给他们。整整一个小时，他就是这样讲话。舍伍德吓坏了，跑去找已经回到走廊那头自己房间里的霍普金斯。总统得胜的时刻怎么能如此震怒？霍普金斯让他放心。他说，老板就是利用这种愤怒的演说法，他就是那么发泄一下胸中闷气。接着，霍普金斯以一种舍伍德以前很少听到的方式谈起罗斯福：

“你和我拥护罗斯福，因为他是一个有伟大精神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像威尔逊那样，他有着排除一切反对去实现理想的勇气。……啊，在这个城里，有不少人总是以他们的小人之心要贬低他，有时候他们还有些影响。不过，既然在这里，你我就有责任不断地提醒他，他是不受限制的，他必须以那样的方式讲话，因为他得那样做事……”

霍普金斯说罗斯福发泄闷气的话是对的。有一次当白宫记者们写完了一年的奇闻轶事的报道后，罗斯福对他们说：“别让我们把时间浪费在回顾过去、归咎于人或躲避责任上……本周的大新闻是这个：已经向世界宣告，我们作为一个团结起来了的国家，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危险——而且为了应对这个危险，我们这个民主国家已经行动起来……

“我们坚信，当我国的生产开足马力，世界各民主国家将能够证明独裁国家是绝不会得逞的。

“但是现在，就是现在，时间已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每一架飞机，作战需要的任何手段，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现在我们能够节省下来的一切手段，我们都要送到海外去，因为这是战略需要的常识……”

平时见罗斯福似乎太多而一副无动于衷模样的记者们，这个时候兴奋起来了。

“现在在华盛顿，我们考虑的是加速，现在就加速。我希望，这个口号‘加速，现在就加速’在全国要家喻户晓……”

这是罗斯福最为动人的演讲之一。可是这时已是1941年冬，他的口才大大超过了美国的作战能力。很多公务员都怀疑总统的国防组织能否完成使目前仍处于一盘散沙、受罢工影响的经济充满活力这样艰巨的任务。生产很不平衡；有些地方产量出现奇迹，但是，生产总量只能逐步增长，而需求——国内的、英国的、希腊的、近东和远东的——直线上升，超过了过去最大的努力和最高的预测。

前一年的年底，人们激烈地批评罗斯福，尤其是威尔基，说他固守过时的国防组织。在纳粹对法国的闪电战之后，总统成立了全国国防理事会顾问委员会。这是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这个理事会没有合法的权威，总统也没有给它充分的代表权，也没有单独的主持人。全国国防理事会顾问委员会不过是集中了一批著名的“顾问”，而并不像一个机构；威廉·努森，是个移民的儿子，从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人上升为通用汽车公司出名的生产天才，是工业生产方面的“顾问”；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是摩根集团一个合伙人的儿子，但对新政是友好的，是工业材料方面的顾问；西德尼·希尔曼，另一个移民的儿子，是个好奇而精力充沛的工会领导人，又是劳工管理方面的外交家，也是总统的老朋友和拥护者，人事问题顾问；利昂·亨德森，是个顽固的、很不善于外交的新政派，物资和食品价格的顾问。到1940年年底，这些仍然缺乏明确的领导和权威的顾问们，敦促罗斯福要更紧密、更有力地组织起来。

新年伊始，总统成立了生产管理办公室，由努森、希尔曼、史汀生和诺克斯负责，成员大部分为老顾问，书面上被授予的权力比全国国防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曾经享有的更宽、更明确。总统向新闻界说明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就像律师事务所接到案子那样”，“四巨头”将制定政策，努森和希尔曼将贯彻执行。记者们猜不透这个多头机构的设置，努森和希尔曼会一样吗？

总统说：“问题不在那里；他们是一个事务所。事务所要一样吗？我不懂……”

记者问：“为什么你不设一个首长负责？”

“我设的就是首长负责；他的名字就是努森—希尔曼。”

“两个头儿。”

“不对，那是一个头儿。换句话说，难道你想找麻烦？你是要去一个律师事务所还是去两个？”

“我觉得不能这样比。”

“就是一回事，完全是，等你碰到了麻烦的时候。”

“我最好还是避开麻烦。”

“我想他们会。他们认为他们会——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

“等你碰到了麻烦的时候”——这成了1941年从年头到年尾罗斯福国防动员的口号。早春时节，发生了严重的物资紧缺。一阵虚假的乐观过后，生产管理办公室的头头们不得不应付铝的缺乏——而这是制造飞机所必需的。美国铝业公司生产的铝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当出现通过铝业公司扩大供应比较快，而成立新的具有竞争潜力的公司比较慢的问题时，新政派反对这个铝业“托拉斯”，但是史汀生说：“我宁要现在一些有罪过的铝，不要一年后大量道德高尚的铝。”所有高端的国防事业所需的机械工具都受限。尽管工业界声明很乐观，但是电力供应眼看不足。煤炭储量虽然丰富，但是受到刘易斯领导的矿工联合会罢工的威胁。刘易斯因为在竞选中呼吁矿工支持威尔基对抗罗斯福，虽然没成功却仍然很吃香。

总统似乎对国家在困难时期的生产仍然保持着他那乐观的情绪。一个关键性的潜在瓶颈是钢铁。1940年年末，他曾经要斯退丁纽斯评估一下钢铁的生产能力；斯退丁纽斯在钢铁业工作的手下加诺·邓恩预计，1942年过剩钢铁将有1000万吨。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从头到尾谈这件事，他接受了这个调查报告。但是五个星期后，邓恩不得不再发表一个比较悲观的报告。

一个曾经在一战时做过动员的老人透过他的夹鼻眼镜怀疑地注视着这一切。伯纳德·巴鲁克同总统长期以来关系友好，总统对这位威尔逊总统时期的老人也十分尊重，可就是不听他的劝告。几个月来，巴鲁克的劝告简单明了：把所有的控制权——调拨、重点、定价——集中到一个机构、一个负责人的手里。政府里的许多高级官员，包括史汀生，也敦促他走这一步，理由是有人明确负责会感觉到责任的压力。摩根索希望他这个领导成立一个部级供应部门，专抓整个动员计划。似乎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沙皇”——特别是他自己当上这个“沙皇”。

罗斯福不这么办。他在对记者解释生产管理办公室时说，不可能找到一个“沙皇”，或者“普巴”，或者“斯瓦特的阿孔德”，只有不懂行的人才不这样认为。根据宪法，只有一个人——总统——可以当家。但是接近1941年春时，总统显然因为还有许多其他责任，不能兼任协调国防生产的头儿；但是他也不肯挪动。他显然有更深层次的理由——他那多种逐步移动战术带来的理由，避免对任何人或任何计划承担义务，让他的下属多为竞争驱使而少为责任感到刺痛。阻止一个人掌权过多，防止其本人变成他自己机器的奴隶；而且，尤其是要在这个充满陷阱和意外的世界上保留广泛的选择余地——这就促使他赶着这群马时，松开马嚼子，缰绳不拉紧却时时在调整。

1941年1月罗斯福宣誓就职后的第二天，自由主义的纽约《下午报》头版整版不登华盛顿的亮点，却登了一幅画：鲍厄里教堂里一排排人在做礼拜。他们坐在那里，低着头，不是在祷告，而前排座位靠边上的人，他们用上衣蒙着头，喋喋不休地讲话、咳嗽、打呼噜、挠痒痒。这些人是纽约城里7000名无家可归者大军的一部分——白天靠施舍，晚上在教会、收容所或便宜的小旅店过夜。到了早晨，不管老少，营养充分的还是营养不良的，穿着像样的还是衣衫褴褛的，身强力壮的还是残疾人，他们会在5点钟准时出来，不管如何天寒地冻，又开始另一天漫无目的地流浪。

在罗斯福连任两届，领导实行“救济、复兴和改革”之后，这幅画面是个毫不留情的评论。但这也不是不公平。在罗斯福描述了“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营养不良、穿不暖、住不好”的四年之后，他要求“如果我们要民主成功……我们必须行动—— 现在 ”。四年之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善。“营养”：一个以国际为主题的全国营养学会议于1941年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报告称，百分之四十的老百姓食物不足或不合乎标准。住房：私人建房仍不景气；在国防地区，人们住棚屋、木屋、汽车挂斗；在帐篷区和“汽车大院”，往往是一家人住一间房。国防建设工人拥入城市，房租飞涨。健康：第一次征兵的一百万人中，几乎有百分之四十不适合一般的军事任务；被刷下来的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地是因为营养不良。这些本身就不好；他们也表明，这是这个正在加强国防准备的国家明显的社会弱点所在。

同往常一样,黑人的贫困生活是整个国家社会病态的写照。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在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领导下进行就业状况调查，他们发现1941年年初在工业集中的大国防工厂里，非白人中的就业率在下降。绝大多数生产战争物资的大工厂的工人中根本没有黑人。许多工会歧视黑人，部分是因为害怕一旦黑人进来，白人就会走掉。前景也不看好；1940年12月，国防工厂就业前培训班里的学员，黑人只占百分之二。黑人参军可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且能同工同酬，可是服兵役仍然完全是种族隔离的。黑人培训主要集中在南方，直至1940年，在正规的陆军部队里只有两个黑人军官，海军里一个都没有。1941年，一队黑人士兵走在阿肯色州公路上，被州警察赶下公路，他们的白人军官提出抗议，被骂为“黑鬼情人”。

联邦政府不乏处理这种日益尖锐的问题的单位，新政已经直接扩大了行动的机制——在有些部门也许太多，管理住房的联邦部门就有11个。但是，对这些项目所拨的经费不足；国会里的保守分子拒不通过研究和计划的经费，他们想要饿死这些部门；而政府十分依赖州和地方的单位和经费。在人员流动和动员的时候，就业服务部门很关键，成了引人注目的典型。

几乎天天面对给工人找适当的工作，还要让他们在岗位上担得起这双重任务，“努森—希尔曼”的生产管理办公室领导，有一半劳而无功。西德尼·希尔曼是罗斯福型的工会干部：外表讲原则，遇到问题却搞机会主义；谈判时很灵活，但到最终考验时思想却很右；是工会权利顽强的捍卫者，也在广泛的政治活动中起作用；在其服装工人联合会，他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这位早已习惯于安抚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不同的族群和顽固的服装业老板，这位“劳工政客”，现在又得在他的老伙计“美国产业联合会”（简称“产联”）的约翰·刘易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威廉·格林之间斡旋，在全力拥护国防的自由派思想家和实用派的华盛顿政客之间斡旋，在国防工业设施的代表和在华盛顿老巢里办公的新政派之间斡旋。

在华盛顿，希尔曼所有的乱七八糟的工会伎俩在他的活动中都用得着，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得争取维持国防工业劳工的工作条件和他自己在华盛顿那些松散的国防机构里的影响。他同努森的关系处得不错——他可以同任何人都合得来。他们在职责范围上很容易达成一致：努森专管生产和重点，希尔曼专管人力供应、防止罢工、进行调解以及捍卫劳动条件。但是他们两人身边的任何事，不同的选区、互相矛盾的职责和对问题的理解、各种利益集团和工作人员之间的纵横捭阖却形成掣肘。紧张和疾病的折磨使希尔曼只好向白宫求助。

他喜欢罗斯福——喜欢他的热忱，他那翘起的香烟嘴；希尔曼对朋友讲，他这个人有风度。但是罗斯福也不得不比希尔曼所做的讨价还价、调解和妥协的范围更大，而这位劳工政客在华盛顿的战斗中往往还要自己去构建和修补他的篱笆。

因此，1941年年初，希尔曼和努森，他们的同事和对手，以及找他们的人都自行其是，应付着12年萧条带来的各种社会病、局部复苏和衰退；常常带着罗斯福松开的缰绳自顾自地跑；设法把人和计划转为适应瞬息万变而且并不明朗的美国战略的战争需要，去适应那好几个星期痛苦地拖延作不出决定却在一夜之间没有任何警示地行动起来的领导的需要。1941年头几个星期，密尔沃基的阿利斯-查默斯工厂——手里有着4000万美元的涡轮机订单——几千名工人罢工。这似乎正象征着生产管理办公室的问题。希尔曼不能不同左翼工会、劳联派和产联派的人，同反工会而且主张孤立主义的公司总裁打交道，还要处理一宗在法律上很复杂、在思想意识上具有爆炸性的关于工会地位的争端。他同他的助手们终于设法使工人们复工，实际上只让管理人员继续罢工。在这些争端成为全国新闻时，保守的国会议员们指责希尔曼亲共，并准备采取措施限制罢工权。

总统已经号召“现在加速”；1941年隆冬，一切事情好像都在与一个还在挣扎中的民主国家的行动作对。

罗斯福的白宫

4月初的一天早晨，因写欧洲和亚洲的内部报告而闻名的约翰·冈瑟来看望罗斯福，向他汇报不久前去拉丁美洲的印象。沃森“老爹”对他说只能给他六七分钟；那天事情很多，总统已经做不完了。冈瑟紧张地等着。这个时候，罗斯福正在同哥伦比亚区专员谈话；他们谈的时间太长，冈瑟的接见被重新安排到了下午。到他终于被召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靠在他的座椅上，法拉在咬一个会叫的布娃娃，莱汉德小姐在清理一些文件。罗斯福俯身向前，他爽朗地问候：“喂，你好！”冈瑟很快放松下来，说他已经访问了所有20个拉美共和国。总统问：“什么地方不好？”冈瑟说，巴拿马；还说那个国家的总统是个冒险家——也是哈佛毕业的。

“天哪！”罗斯福说，“不会吧，他是哈佛毕业的？”总统提到拉美的另外两个独裁者，“他们都是坏人，真坏！令人发指，不过他们也做过好事。”

然后，冈瑟坐在那里，心里不安地想着占了总统的时间，他的主人却滔滔不绝地独白起来。总统漫无目标地唠叨着——他如何见到海地总统斯泰尼奥·文森特；阿根廷问题如何麻烦，一个解决的办法也许是把它“殖民化”（冈瑟听了不寒而栗）；《租借法案》如何会帮助所有相关的国家，（使劲儿眨了一下眼睛）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秘鲁洛雷托省省会伊基托斯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港；有一次他如何对巴西总统格图利奥·瓦加斯说，如果是他，他决不会容忍巴西的绝大多数公共设施为其以外的国家所有；如何刺激智利的旅游业；有些愚蠢的美洲政客如何反对泛美公路，因为害怕它成为美国入侵之路；（“像真正的敌人那样利用公路！”）冈瑟如何应该见到波多黎各的某个人，这个人住在哪条街上，曾经同某人结婚，喜欢没甜味的马蒂尼酒；他如何经常发表理想主义的演说，不过他完全明白在拉美真正算数的还是实力；拉美人没有一个会驾驶船（大笑）。

突然，冈瑟注意到，总统眼睛很快一转，开始谈起欧洲来了。冈瑟更加感到不安，现在更主要是因为总统自己不慎重。我们“还”没有做好在大西洋护航的准备，“是呀，是的，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实力。是的，我们已经有了接管整个大西洋范围，包括格陵兰的计划。不，还得要两个月才能对南斯拉夫进行有效的救助。是的，巴西里奥格兰德州首府纳塔尔必须得要，但是我们索要了才会有。”冈瑟在这里插了一句话。他说大战结束前，英国和苏联还会站在一边，红军“也许能拯救我们大家”。“真的！你怎么会这样想呢？”罗斯福说，而且笑了。

“电话铃响了，声音不大，于是我起身要走。”后来冈瑟这样写道，“他抓起听筒，摆手让我别走，然后开始又讲了有十分钟，或十一分钟。这期间他说：‘是呀，哈里……不，不，哈里……啊，我以为已经办了，哈里。’他的表情很生气、紧张，狠狠地把铅笔扎到便条本上。‘好，我来办，已经办了，谢谢！哈里。’”冈瑟以为这一定是哈里·霍普金斯，可是当罗斯福靠到他的椅背上，把听筒对着耳朵，开始长时间地讨论起美国外交政策史和“你的”满洲理论时，冈瑟这才明白那是史汀生。“后来，我看到罗斯福脸上刹那间露出一种很受伤害的表情，他突然放下听筒。显然，史汀生掐断了他的话。”罗斯福向冈瑟伸出手说：“再见！我必须赶紧办事！”

有冈瑟这样经历的人有好几十：长时间在外面等候，沃森装着要维持既定日程的样子忙活着，突然允许人进入那个宽敞的房间，满脸灿烂的笑容，张开双臂的欢迎，听来不大顺耳的对来访者直呼其名（尤其是英国人听起来不顺耳），接着是谈话——爽快、平静、活跃、东扯西拉，可是就是很少符合来访者的目的。很多来访者觉得受骗了，他们推论是总统不想面对他们的问题，有意把话岔开。这只有部分的道理，也许只是少部分。罗斯福必须说话、讲故事、表演，在这个房间里，他是主导，表现他的信息来源广，在其本人的经验和记忆中去找支撑和依靠。但这不是做作，也不是要显示威严。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桌上随便摆放着一些小纪念品、小玩意儿，总统以他的豪爽、开朗、和蔼，让他的来访者不感到紧张。

白宫似乎反映着它主人的性格。这时新闻工作者把总统的家描述成自由世界的决策中心、美国的实力中枢、反纳粹联盟的经济大本营。《新共和》的撰稿人在《租借法案》通过后写道，罗斯福成了全世界的总统。外国来访者习惯看到甚至哇哇叫嚷的独裁者都有华丽的宫殿，而现在看到这位总统的家毫不摆阔都很惊奇。更有甚者，他们都对白宫建筑、庭院和有些装饰的朴实典雅称羡不已。如果是重要人物且有幸上到二楼，他们会感到惊奇，对随意安排的约见和杂乱的办公室感到不好意思。

二层纯粹是罗斯福的；在罗伯特·舍伍德看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房间简直就是海德公园里他们房间的翻版。二层同样被分隔成一些狭长的小间，随便地摆放着许多书柜，以及头戴皇冠的肖像——舍伍德觉得多数是无冕的——和照片。1941年，霍普金斯住在东南角的一个小套间里，埃莉诺·罗斯福在西南角上有一个起居室和卧室。在这两者之间就是总统的椭圆形书房，旁边是卧室和浴室。过道北面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客房。其中一间里挂着多萝西·麦凯所画的著名的卡通画《乡绅》，画中有个小孩正在他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涂写着“罗斯福”几个字，而他的妹妹则叫着门道里的妈妈说：“威尔弗雷德写了一个不好的词。”

椭圆形书房——自由世界的决策中心——实际上是个小房间，布置很不讲究，墙上钉着一些海军照片和家庭照。晚上，罗斯福喜欢坐在这里，偶尔打个电话，整理他的邮票，对他的秘书讲些冗长的轶事。三层（顶层）住的是莱汉德小姐；1941年，她重病了一场，这里有她的小起居室和一间卧室。其他的房间都用作客房，特别是给圣诞节孙辈们来时用的。舍伍德记得，这里对所有的家庭成员和工作人员，甚至秘密特工和白宫警察，都有一种小镇老乡式的友好气氛。

华盛顿的记者高兴地注意到一个象征：总统住在二层正中，埃莉诺·罗斯福在他左边，哈里·霍普金斯在他右边。这是对霍普金斯所谓因为战争而放弃新政给予的一种置评，但实际上，第一夫人和第一助手都是忠贞不二的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如果他们在政治行为上有所偏离，这偏离主要反映了罗斯福本人的态度。

在白宫工作了八年之后，埃莉诺仍然一如30年代那样好心肠、理想主义、全心全意从事社会福利和自由主义政治。在忠心耿耿的“汤米”——玛尔维娜·汤普森的协助下，她仍然过着七重生活：妻子，母亲，第一夫人，白宫专栏作家，全国讲演家（1940年讲了100场，其中三分之一有报酬），民主党宣传员和组织者，黑人劳工、青年佃农、穷人和妇女的白宫总发言人。如果她不可避免地无法完全为其中的某项尽全力，她也学会了做到有条不紊和讲究效力。她仍然保持着在早年进入白宫时震慑全国并且也使全国对她刮目相看的那种活力；1941年，她已年近花甲，还能偶尔通宵工作，第二天照常上班。

这是一种精力过人和坚韧毅力相结合的良心。她逐渐认识到，这把年纪，即使她想，也不能同她的丈夫再有浪漫或亲密的关系了。他们结婚已经36年，彼此相爱相敬，相互容忍，但是罗斯福学会了对他妻子的强求如何做保护性退让；埃莉诺则学会了接受基本上作为总统的助手之一来完成她的白宫角色，虽然这很特别。她同总统相聚的时间比格蕾斯·塔利和莱汉德小姐还少。她常常受到怀疑和责难；有时，在白宫众人中，她感到孤独，但她总是能以自持和热忱去撰写下一篇专栏文章，做下一个讲演，投入下一个事业。

霍普金斯却是另一个样子。多年的权力升迁和疾病折磨都没有使他改变多少；他还是那么严肃、好发脾气、不讲策略、办事不讲礼貌，他会像曾经不讲情面地指责政府和救济署官员那样，顶撞办理国防事务的大员。同他的领导一样，他看到，国家同外国打仗的时候，新政是一种力量而不会是拖累，但现在的第一优先是进行国防准备，新政次之。他对自由主义思想家同对冥顽不化的商人一样不能容忍。他对罗斯福的情绪几乎有一种超高度敏感：他知道什么时候以恭维的方式进言，什么时候以进言的方式恭维:他能觉察到什么时候该对老板施加压力，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服从，什么时候争论。总而言之，他有一种直捣一团乱麻的核心然后接着行动的非凡的能力。丘吉尔给他起了名字叫“万事之根勋爵”。

到1941年春，霍普金斯在白宫已经住了一年，正为他和这位君主与他的卧室离得这么近而付出代价。伊克斯在同总统到埃弗格莱兹钓鱼时注意到，霍普金斯可以不先通报甚至不敲门就径直进入总统的船舱，总统把显然是没让任何人看过的机密文件交给他。“我不喜欢他，”伊克斯在日记里袒露心扉，“也不喜欢他对总统的那种影响。”巴鲁克抱怨说，霍普金斯就像一个嫉妒心重的女人，不让别人接近罗斯福；谁都要“同他搞成三角关系”。

其他人较为宽厚。摩根索发现他虚伪、华而不实，但是对总统是绝对忠诚。史汀生在霍普金斯那里有麻烦，他在日记里记道：“我越想越是觉得，他能在白宫是天赐的好运。”但是罗斯福喜欢他——因为他的见识敏锐，他的幽默冷峻，他突破礼仪、无视旧的权限和把盘根错节的政府关系理出头绪的能力。大选后，威尔基造访白宫，问总统，人们对他这个助手霍普金斯不信任、意见大，为什么还把他留在身边。罗斯福说出了心里话：

“我可以理解你奇怪为什么我需要把那个半边人留在身边。但是，现在我是美国总统。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到那时候，你会看着那边的那道门，而且知道走过那道门来的人对你实际上都有所求。你就会了解这是个多么孤独的工作，你就会发现需要一个像哈里·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他除了为你服务，别无所求。”也许对威尔基说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但他的话里透着他的深信不疑。4月，他任命他这个助手负责《租借法案》，从而让他处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决策的核心位置。

罗斯福的白宫是政府机构的宅第里的一个家。1941年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这个宅第就只是第一层。第一层的蓝厅、绿厅和国宴厅以及其他房间在白天供公众参观，夜里则是接待来访的首脑和国王的地方。到1941年，总统把正式接待削减到最低限度；战时，他基本上不需要搞这种接待。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行政楼东南角的椭圆形办公室工作。从这里，透过大玻璃窗看得到外面的篱笆和花园。

表面上，罗斯福的工作日好像有个模式。上午10点钟左右他就安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了，上午其他时间、午餐时间（一个热气腾腾的餐盘端进来），一直到下午都是接见来访者。下午剩余的时间他用来口授信件和备忘录——大部分是简短有力而友好的短信。他一周的安排也有个模式。他接见国会四巨头：副总统、议长、两院的多数党领袖——星期一或星期二；星期四下午和星期五上午见媒体；星期五下午主持内阁会议。

一旦发生任何危机，这样的日程很容易被打乱；不过，罗斯福真正做工作却根本没有什么模式可以遵循。有时，他匆匆约见，处理重大事情，小事情他不在乎。大多数来信他都不自己处理，而是批转到各部门，有些则交给沃森或厄尔利或霍普金斯，以他们的名义或以他的名义答复；有时，他甚至亲自写信让助手或秘书签名。他接不少电话（虽然夜里也有一些），而有些电话他却不接；接见一些不相干的甚至很没意思的人，却拒不接见另外一些显然更有政治分量和在知识界有声望的人——这都要看什么是重点，而这重点的标准没人知晓，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罗斯福的工作习惯是既没有规矩也没有计划，反映的是他脑子里的习惯、他的才智，凭感觉，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容易接近。在白宫经历了八年的压力，罗斯福仍然非常好奇；他仍然寻找新思想，支持创新，愿意试验。他同各色各样的人通信或谈话：最高法院的法官；皇室，包括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挪威国王哈康；从达切斯县老家来的朋友；诗人和小说家，包括卡尔·桑德堡和厄普顿·辛克莱；奥尔巴尼时代的政界老同事；激进派人士，如诺曼·托马斯；新闻工作者；老朋友和外交官；也许还有从罗马来的威廉·菲利普斯，从马尼拉来的弗朗西斯·塞尔，或者从东京来的格鲁；老威尔逊主义者，如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政要，包括加拿大的麦肯齐·金；智慧老人，包括纽约和新罕布什尔的格伦维尔·克拉克和拉法耶特公园的伯纳德·巴鲁克；以及内阁成员、参议员、众议员、各部次长、局长、专员、市长、商界、农界、劳工、退休人员；其他如一些利益集团的领导，以及他们的下级负责人、反对派的领袖和造反派等。

接触面这么广，接触的人这么多，不可避免地会流于表面，不能深交。任何人，甚至连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觉得不容易接近他、了解他。任何人，甚至连他自己，都不会认为少了他不行；雷蒙德·莫利、托马斯·科科伦，甚至他的儿子詹姆斯都曾受到过又离开过其辉煌的影响。现在霍普金斯处于顶端，人们，包括埃莉诺·罗斯福都怀疑这种友谊能持续多久；到了不需要他的那一天，霍普金斯能不能经受得了那种心碎的痛楚。罗斯福不对任何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任何国家和盟友，任何事业和原则承担义务，但是对于其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某些目标，他是承担了义务的。然而这些目标变幻无穷，在这个事态复杂动荡不定的时代，很少有人能看出来。

但是罗斯福可不是思考这类事情的人。他兴致勃勃地主持着白宫。他敞开各种渠道，打破墨守成规，抵制一成不变；他集思广益，“把人们关在房间里”，达不成协议不放他们出来。他可以面对同样镇静的伊克斯执拗地要使林务局脱离农业部，他的儿子约翰为其妻子要带孩子到白宫来住打电话请他安排孩子尿布的事，丘吉尔最近的紧急求援，埃莉诺敦促对自由派的任命等，仍然能应付占用他时间和精力的种种要求。就在处理各种紧急事务的时候，他也会用铅笔写个条子开玩笑，告诉伊克斯下次垂钓要钓大鱼，讲他曾经忘记了的小时候的某件事，给沃森太太送去一张“老爹”同某个风华正茂的女王合影的剪报（有给秘密特工和联邦调查局的附件）。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的前夜，在希特勒要进行现代史上最大的冒险，而罗斯福领导的人民准备不足、还没有充分动员起来的极为危险的时刻，“西方世界的权力中心”却是个凌乱的书房，或者说是在一个优裕家庭里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中。

即阿尔弗雷德·兰登。——译者
即西奥多·罗斯福，泰迪为其昵称。——译者
莽骑兵（Rough Rider），西奥多·罗斯福在1898年组织的骑兵队，是美西战争中的第一支志愿骑兵队。——译者
德威公司（Dillon，Read & Co.），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存在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译者
即詹姆斯·法利。——译者
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 法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德国纳粹合作的卖国贼。——译者
原文为“The Ould Sod”，在爱尔兰口语中为“故土”、“老家”的意思。——译者
即汉密尔顿·菲什。——译者
普巴（Poohbah），歌剧《日本天皇》里的一个角色，他一人担任好几个差事，自认为很了不起。——译者
《下午报》（PM）是一张左翼报纸，1940年6月到1948年6月在纽约出版。——译者
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民俗学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