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海打虎

一　法币贬值

法币发行之初，较为稳定。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黄牛。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390多倍。到抗战结束时，100元法币只能买两个鸡蛋。国共内战爆发后，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直线攀升。至1946年，100元法币已只能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法币的极度贬值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物价不定，人心浮动，社会渐形不安之象。”[2]

为阻止法币贬值，1946年3月8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黄金抛售并没有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的，反而引起了黄金的抢购风潮。因为那些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致使黄金价格暴涨，商品市场大乱。这就是上海的“黄金风潮案”。黄金风潮案使蒋介石非常震怒，他说：“今日忧患最重，上海黄金每两涨价至五万余，美钞涨至一万一千余元，经济崩溃已临头矣。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3]不得已，蒋介石要求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的职务。

宋子文辞职后，蒋介石任命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为财政部长。蒋介石走马换将，就是想压住黄金风潮，抑制通货膨胀。张群上任后，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敌伪物资的抛售，以图回笼法币。

194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该方案除规定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汇在国内市场流通外，还特别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然而，国民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出售敌伪资产过程，充满了种种黑幕。比如，既有“公开拍卖，公开抛售，全额出售”等一股脑扔出去的办法，也有“合股参股、国家控股、股份制改造”等所谓的债转股、企业高层优先购买优惠购买方式，因此，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间官商勾结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很快，经济紧急措施失效，物价再次飞涨。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物价自月初以来又起波动，此为经济紧急措施后之噩耗。乃人事不臧，主管部会努力不足，国人不知责任之劣风，且无积极精神之所致。言念前途，何以建国。”[4]

其实，蒋介石对国人的指责，明显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因为造成法币贬值的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自己亲手发动的内战所致。1947年，国民政府的内战军费开支高达100万亿法币，而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7万亿法币，财政赤字高达83万亿法币。照宋子文的话来说，就是“全靠印刷机来弥补”。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有五家大印刷厂。一分钟印刷1600万元法币，日夜不停开工，但仍不够用，还要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马上投入流通。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涨了56倍！物价无止境地上升，通货无限制地膨胀，膨胀愈大，上升愈速，当法币的票面出现了500万元的赫赫大数，物价也跟着一日三级跳地惊人表演。上升，膨胀，膨胀，上升。法币的发行达到了天文的数字，物价的指数爬上了700万倍的高峰。[5]这恶性循环的波动，已经把整个社会经济冲到了崩溃的边缘。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上海米价每石已至五十万圆，闻之寒心。经济不安，社会动荡。粮食更为一般民众日常不可一日或缺之物，高涨至此，更易为‘共匪’所资以煽动暴乱者也。后方动摇，前方影响非浅，奈之何哉。惟祈天父佑之。”[6]

法币几乎已是一文不值了，它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城市的大宗买卖交易早已用黄金美钞计算，至少也得用港币，而农村则以粮食作价格标准，物物交换日益风行。[7]然而，使用黄金美钞的人毕竟占百姓中的极少数，工人、教师、学生以及广大的普通市民却只能使用法币，不得不忍受物价飞涨之苦。1947年5月4日，上海终于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广大的市民、学生率先冲上了街头进行抗议，要求增加待遇，改善生活。20日，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6000余名大学生汇集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京沪之间愈演愈烈。

战事的加剧，改革的贪腐，贫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内造成了一批与权力密切连接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他们短期内暴富，官商勾结，腐败现象无处不在。就连军队内部，都出现了很多吃空饷、倒卖军用物资的可怕情况。贪污腐败盛行，奸商投机倒把，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一方面，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描写当时的情形：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

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至此，改革币制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甚至提出：“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