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勋爵与历史文本的游戏

无线电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中的一端，便是在颇为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收听广播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年少懵懂的时候，就有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知道“收听敌台”是一项政治不正确而风险极大的事情。稍微年长些，读到了“东京玫瑰”的传奇故事，才知道，原来在敌我双方血肉相拼的当口，在美军这儿，收听敌台居然可以成为堂而皇之的娱乐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士兵将日方对美军广播的若干女广播员，称为“东京玫瑰”。她们在播送日方节节胜利而美军不断落败的消息（当然大都是些假新闻）的同时，也时时以温柔女性的暧昧声调暗示美国大兵们，他们在前线为了“老板”们浴血奋战的同时，家中的娇妻女友没准早就耐不住寂寞了。日方电台经常播出美国的流行音乐，也让太平洋上的美军士兵们有了消遣时光的好办法。对于这些美军而言，“东京玫瑰”的声音，似乎具有了和荷马笔下的妖女塞壬摄人心魄的歌声一样的魅力。占领日本本土之后，大概是为满足士兵们一睹庐山真面目的心愿，好几个美国记者还真找着了一位自称“东京玫瑰”的名唤户粟郁子的广播员。只是，她年近三十，从照片上看来，实在不像曾经有过动人风华的模样。虽未“半老”，“徐娘”却也谈不上。声音与本主之间相去甚远，难免要让美国大兵们大失所望了。

这边厢的欧洲战场上，一位名为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的德国对英广播员，也创造了同样的传奇。这位乔伊斯生在纽约，父亲是入了美国籍的英国移民。但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早年还颇有些爱国者的名声。后来，乔伊斯成了一个立场极端的法西斯分子。1938年他申请英国护照，当时他谎称自己出生在爱尔兰。次年8月，英德之间的战事即将爆发前几日，乔伊斯将护照延期一年之后，去了德国。到德国后，他效命于戈培尔手下的宣传部，成为德国对英广播的首席广播员，并于1940年9月入了德国籍。乔伊斯一口地道的英国上流社会口音，在播送德军所向披靡的战事消息、做些瓦解对方人心的口水活儿之外，也颇能言善辩，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功夫更是了得。乔伊斯的广播吸引了不少英国人，后来还有人回忆起他“雄浑的声音仿佛回响在教堂上方”的那种“令人难忘的魅力”。按照1939年年底的调查结果，居然有近30%的英国人定期收听他的节目。好在，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对他的广播内容，几乎所有的听众采取的都是“吞掉糖衣、吐出炮弹”的方式。他的节目“成了战争第一年英国人的消遣，赖以度过漫长难耐的严冬”，与此同时，这也表明BBC的娱乐节目办得实在太糟糕。乔伊斯说话时，老要清嗓子，因此得了个“呵呵勋爵（Lord Haw-Haw）”的名声。有关他的广播，也出现了一些传布甚广的流言。比如说，他头一天提到的城镇，第二天就会有德国轰炸机光临；又比如说，他无所不知，某个英国小镇钟楼上钟的指针慢了几分钟，他也能说个分毫不差。当然，乔伊斯本人没有这样的本领，也没说过这样的话，类似的传言只足以证明他“走红”到了何种程度。

战争结束之后，乔伊斯落到了盟军的手中。对他的审判碰到了格外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乔伊斯是否犯了叛国罪？从乔伊斯的角度来说，他从来就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要判他有罪也不应该是叛国罪。如果说他在申请英国护照时说了谎的话，常规的情形，对此的刑罚不过是一笔小小的罚金而已。有一种说法是，既然乔伊斯申请英国护照，就表明他寻求英国的保护，他因此就负有对英国忠诚的义务，照此而论，乔伊斯的叛国罪名就能够成立。这样的论点得到很多人的赞成。可是，要是为乔伊斯辩解的话，也可以说，没有证据表明他到了德国之后还持有英国护照，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在护照有效期内为德国进行广播。无论法理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争议，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是，1946年，40岁的乔伊斯被纽伦堡法庭处以绞刑。

“呵呵勋爵”人过留名。大名鼎鼎的史家泰勒（A. J. P. Taylor）的《1914—1945年的英国史》中，专门有一段谈到了他。偶然翻到某一本新闻史，也赫然将他的广播列为战时宣传的典型案例。各种工具书（如《钱伯斯百科全书》）中常常列有他的词条，也算是一时的风云人物了。可是，关于这位乔伊斯，尤其是涉及他战后受审被处绞刑一事，却有着诸多不同的历史文本，很值得仔细琢磨一番。也许，来做一个和他有关的历史文本的游戏，可以让我们别有心得。

历史学的传统向来是以追索历史真相、“还过去以本来面目”为鹄的。寻常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要达到这样的“客观性”，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历史学家要精心考辨史实，做到经自己之手写出来的论著，“无一字一句无来历”，禁受得住历史学家法的锤炼，表述出来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如果碰到了只能以或然的方式来言说的东西，带有猜测和想象的成分，也必须在语言运用中将这一层内涵表达出来）；再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表述，要不带任何主观色彩，避免将个人情感、好恶、价值判断等因素掺杂进去。客观中立的史料，自然会将其意义显露出来，而任何带有党派或其他偏见的人，都无法找到合理的根据来拒斥它。兰克所说的，他自己写的宗教改革史，要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能够接受，就表达了类似的信念。虽然兰克本人的思想蕴涵，远比他那被实证主义化了的形象要深邃复杂许多。我们今天在书页报端当中，随处可见“让历史事实说话”的说法。倘若历史事实本身，自动地就会呈现出意义和结论来的话，傅斯年的那句名言“史料就是史学”，便应该是不刊之论了。

回到“呵呵勋爵”身上来，这里先以泰勒书中的说法为蓝本，试对乔伊斯之死进行简单的历史表述。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肯定（或者至少暂时这么假定），其中的每一句都是确定无疑的，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对这些史实的表述，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其带上任何主观色彩。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段文本：

（甲）（1）按其1933年申请英国护照时的说法，威廉·乔伊斯生于爱尔兰。（2）但按其受审时的说法，乔伊斯生于纽约，父亲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3）乔伊斯从未正式申请过英国国籍，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并被人视为爱国者。（4）他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和他比起来，连“吸血鬼”奥斯瓦尔德·莫斯莱（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都显得太温和了一些。（5）1938年，乔伊斯申请并拿到英国护照，当时他伪称自己为英国公民。（6）1939年8月，战争爆发前几天，他去了德国，效劳于德国宣传部。（7）倘若乔伊斯没有撒谎并拿到英国护照，他就不会被绞死。对此种谎言的通常刑罚是一小笔罚金。（8）1940年9月，他加入了德国籍。（9）乔伊斯在德国为德国宣传部工作，他是德国首席的英文广播员，并赢得了“呵呵勋爵”的名声（因为他说话时爱清嗓子）。（10）很多被归到乔伊斯名下的广播内容，其实他和别的人都没有说过。比如说，没有一个德国广播员宣布过德国轰炸机第二天会轰炸的城市的名字，或者说过某个地方的钟慢了十分钟。（11）这些传奇式的说法是战争时期人们神经太过紧张的产物。（12）后来他以叛国的罪名被处死。

这一段文字，完全满足了前面所列的关于客观真实的历史学的基本要求。但是，其中肯定远远没有能够囊括关于这一主题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在进行这样的叙述时，我们已经对自己手头所能掌握的史实进行了筛选。本来，倘若说历史指的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我们原则上所能了解的过去，就只能是过去所发生的如此这般的无数事情当中，留下了踪迹（文字记载、宫室器皿、考古发现等）的那些。我们只能通过踪迹的中介来了解过去。我们可以断定，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更多的事情，因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踪迹，已经一劳永逸地消失在我们的把握之外了。而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并且纳入自己的历史知识的，又只是留下了踪迹的那些部分当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历史学无论怎样以追求客观、还原真相自勉，它真正处理的，只能是经过被动和主动的选择而剩下的残缺不全的过去的某个层面。面对这样的情形，人们往往会自我安慰，仿佛凡是真正值得留存下来的东西，都是会留存下来的。大浪淘沙，真金自会被保留下来。可是，真实的情形未必如此。记得叶秀山先生在一篇随笔中提到，前些年新发现和披露的敦煌文物中，有一份出自一个不知名的边关小吏的文书，在叶先生看来，其笔力“不在颜鲁公之下”。只是因为极其偶然的原因，我们今天才有缘得见。只从这样的例子，就可以揣想，有多少要紧的、“值得知道的”过去的某些层面，已经不复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除了相关史料极其有限的例外情形，在历史研究以及它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中，相关的史料，或者说对于相关的史实的记述，必定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而不可能全盘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可是，是不是真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尽管选择的因素是历史学无从回避的，但只要每一字每一句，说的都是可以被确立的历史事实，一份历史文本就必定是不管持有什么立场的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呢？

继续我们的文本游戏，假定文本（甲）中已经包含了我们关于乔伊斯之死所能说的全部内容，现在，将文本（甲）中的要素（1）（4）（6）（9）（12）编排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虽短小却完整的历史叙事：

（乙）按其1933年申请英国护照时的说法，乔伊斯生于爱尔兰。他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和他比起来，连“吸血鬼”奥斯瓦尔德·莫斯莱都显得太温和了一些。1939年8月，战争爆发前几天，他去了德国，为德国宣传部工作。他是德国首席的对英广播员（因为他说话时爱清嗓子，人称“呵呵勋爵”）。后来他以叛国的罪名被处死。

再将（2）（3）（8）（9）（11）（12）组合在一起，也同样构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叙事文本：

（丙）按乔伊斯受审时的证词，他生于纽约，父亲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乔伊斯从未正式申请过英国国籍，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并被人视为爱国者。1940年9月他加入德国籍。他是德国对英广播的首席播音员，并赢得了“呵呵勋爵”的名声。关于他的某些传奇是战争时期人们神经太过紧张的产物。后来他以叛国的罪名被处死。

除了为文气连贯而在文字上所做的轻微变动之外，（乙）和（丙）两个文本所包含的，都是我们认为可以确立的史实，而且，对这些史实的陈述也避免了任何主观的色彩。然而，这两个针对同一主题的、完全由客观中立的史实陈述所构成的文本之间，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大概是读者马上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的。只看文本（乙），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乔伊斯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叛国者；只看文本（丙），我们会觉得，加于乔伊斯的叛国罪名有些可疑，而且，在他身上，罚与罪似乎太不相称。而如果事先有了文本（甲）的印象，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乙）和（丙）都太过偏颇，让人无法接受。尽管事实上，文本（甲）是否就足够客观中立，恐怕也让人心怀疑虑。

三个文本对照之下，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几层看法。

首先是，史料或者说历史事实要说话，靠的是历史学家将它们编排为有机的整体。单纯的、互不关联的史料堆积在一起，不过是克罗齐贬义上的“编年”或者中国传统说法的“断烂朝报”，并不会就自动呈现出意义来。一系列相关的史料构成一个可理解的、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单个陈述构成的历史文本，其意义并非从其组成成分就能分析出来的。用大家烂熟于耳的话来说，就历史文本而论，确实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像文本（丙）的情形，其中的每个句子都是中立地表达出来的史实，可是，六个句子构成的文本中，前后事件之间的关联、文本作者的态度（对当事人乔伊斯的同情，甚至为其辩解和叫屈）等这样一些因素明显地出现了，而在六个句子的任何一句当中，都无法找到这些成分。或许可以说，是历史学家让史料说话的，虽然，历史学家说话的时候，并非可以恣意妄为，而是要受到史料的束缚的。在这个例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史学理论关注的是史实陈述或文本的构成部分，还是关注文本整体，其间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大不一样。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正是海登·怀特以来史学理论转向的蕴涵之所在。

再就是，通常我们要求于一个历史文本的，是要它传达历史的真实。可是，在上面的例证中，每一个句子、对于史实的每一项陈述都是真的，然而，由真的陈述构成的整体画面，却难免有片面和歪曲的嫌疑。即便（乙）或（丙）两个文本中的每个句子，都是我们能够接受的，然而，这些句子所组成的那个小小的文本整体，却无法同样让人接受。也许，我们可以说，“真”“假”这样的标准，对于历史学来说，只能适用于对单个的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无法适用于整体文本（这正好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的核心论点之一）。比如，我们可以说（乙）或（丙）中的某个陈述是真的或假的，却无法说（乙）或（丙）相比较，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真。然而，我们可以说，（甲）比（乙）或（丙）更恰当、更能让人接受。传统的看法往往将“客观”与“真”相等同。也许，我们可以将其修正为这样的提法：“客观性”在较低（也是最基本）的层面上，要求单个史实陈述的“真”；在较高的层面上，要求整个文本的“恰当性”和“可接受性”。

更进一步，文本的“恰当性”或“可接受性”，又该如何来界定呢？这样的标准是否意味着退回到主观感受和偏好而失去了约束力呢？这个问题实在太大而又太难。不过，紧贴着上面的文本实例，倒也可以说上几句。对于认定乔伊斯罪有应得的文本（乙），人们完全可以指责它忽略了若干重要的史实，比如说，若干涉及他是否可以以叛国罪论处的事项；对于多少想为其开脱的文本（丙），也同样可以指责它无视若干不应该省略掉的史实，比如说，乔伊斯是以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身份而在战争前夕跑到德国去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历史学家针对某一个主题选择史实时，可能有着主观性和自由度，其间也并非就全然没有一定强制性的约束。比如，一部论述英国工业革命的论著，如果忽略了蒸汽机的改良或者英国当时可利用的煤炭资源的特点，大概就是人们难以接受的。换个说法，对于某个主题，若干历史事实所具有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人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而一个历史文本（或者说一幅历史构图），如果无法容纳具有较大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史实，比如说，文本（乙）不能容纳让乔伊斯的叛国罪名变得可疑的史实，人们也就有了不接受它的理由。也许，从这一点出发，在谨慎得多的意义上来讨论历史学的客观性，才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史实一旦发生，就不会再发生改变。倘若史实自身会说话，就真的会有“盖棺论定”这么一回事了。可是，有着太多反面的例证表明没有这回事。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不断地重写历史。乔伊斯之死，在至今还让人们聚讼纷纭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领教历史学文本若干难以捉摸的特性。

还可以再提几句的是，那位将“东京玫瑰”的大名揽在自己一人身上的户粟郁子，是一位生在加州的日裔美国人。她恰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返回日本，当时很多身在日本的日裔美国人都放弃了美国籍，而户粟郁子始终不愿意这么做。照她自己和她的同情者的说法，她之所以参加对美广播，有诸多被迫无奈的原因。1946年，她以叛国的罪名被判了十年徒刑，并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数十年来，始终有人为她鸣不平，称此案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她的美国国籍后来得以恢复。2006年，户粟郁子以90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此时，距离轴心国阵营中的另一位“名嘴”“呵呵勋爵”以叛国罪名被处死，已是整整60年。1

（原载《读书》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