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

一

英国哲学家贝克莱有个著名的（在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臭名昭著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当年接受严格的应试教育时，围绕这句话，不知道做了多少遍练习，选择、论述、辨别正误，各种题型全都有，以至于今天一看到这位主教大人的名字，脑子里还会条件反射，弹出“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来。记得我少年时代的一位老师是这样来解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说，不被感知的就不存在，那我现在闭上眼睛，你们满教室的人就都不在了吗？

面对这样的解说，在深刻领悟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和荒诞时，也不免心生疑窦，难道这样一个在人类思想史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果真如此荒谬不堪吗？列宁不是说，唯心主义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吗？照这样的理解，贝克莱这个“集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命题，哪儿还有点智慧之花的气息？

回首再看，心中当然明白，这是被“漫画化”了的贝克莱。贝克莱命题的核心无非是说：一个东西，如果人们无法以直接或者间接的任何手段来感知它，你说它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王阳明那段诗情盎然的“山中花树”的语录——“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说的大致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倒真是，东海西海，情理攸同了。

平心而论，虽然学术泡沫、学术腐败、剽窃抄袭等学界丑闻不绝于耳，但如今国内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准，与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对西学的了解和研究更是有了长足进步，就仿佛尽管有了花样不断翻新的吊白块、苏丹红和三聚氰胺，国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毕竟还是有了明显提升一样。只是表面上的学术繁荣之中，对某些西学新潮的绍介品评，却常常又有像我当年听到的对贝克莱命题的解释那样，动辄将其漫画化、反常识化的现象。对所谓“后现代史学”的引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说，20世纪的最后十年，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还只是一个徘徊在中国史学界门外的幽灵的话，而今，这个幽灵已经登堂入室了，对国内史学界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与后现代史学已然形成的声势不太相称的是，中文学界中，不少对于“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取径的理解和描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漫画化和反常识化了。

二

与以往思想文化和学术潮流的其他大变革一样，后现代思潮也极为庞杂，在历史学领域所产生的效应，让人难以用几句话就做出简单的概括。在我看来，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史学观念的新变化，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

广义上的“后现代史学”，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界中造成的冲击和产生的效应，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身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历史学“与时俱进”，观念与方法发生变化。举其要者，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总结的后现代境况中“宏大叙事”的终结，动摇了传统以“进步”“自由”“阶级冲突”为主线的历史学叙述模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后来更愿意用“谱系学”一词）和微观权力分析，突出了历史的非连续性，揭示了权力关系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比如像赵世瑜教授所说，历来对宦官的历史书写，都出自对于宦官有着文化偏见的文人之手）；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则把现代学术传统以所谓“白的、男的、死的”（white, male, dead）为中心的特征作为攻击的靶子。这样一些理论倾向对于史学研究的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已经不陌生了。

狭义上的“后现代史学”，则是指植根于史学内部来进行理论阐发，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史学理论范式。较之前者，它更多的是在历史学内部发生的理论变革。

20世纪西方的史学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的意图在于，要对全盘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谓的“普遍史”）做出一番描述和把握，而后者则将研究焦点转移到了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如同黑格尔乃至于职业史家出身的汤因比的普遍史模式遭到了职业史家的普遍拒斥，分析的历史哲学虽然探讨的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却也极少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觉得那是和自己的研究实践渺不相关的玄想。那个时期，在史学理论领域权威的英文学术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曾经有人做过调查，该杂志九成以上的读者是哲学家而非历史学家。不过，专业的哲学家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时期的成就，似乎也不大看得上眼。成就斐然的历史哲学家阿瑟·丹图就曾感慨地说，专业的哲学家们对待历史哲学的态度，就仿佛专业音乐家们对待军乐的态度一样，觉得那是天赋平庸的同行们才会去干的事情。

1973年，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下简称《元史学》）一书问世，它标志着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诞生。此后，叙事问题开始取代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的焦点。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就是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不同的是，叙事主义对于史学实践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即便诸多史家对其后现代倾向或激烈反对，或有所保留，但似乎很难完全忽视它的存在。

叙事主义的要害，在于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历史学家工作的对象和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之上。在我看来，或许可以说，“历史学的文本化”就是后现代史学理论最显著的特征。简单说，它至少有三层含义值得留意。

第一，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各种文字性的文献，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史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专著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真正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借助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而，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

第二，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他们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所具有的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地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一方面，就像语言哲学所揭示的那样，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接受者那里，不会具有完全等同的内涵，想一想“红”“革命”“同志”这样一些语词在中国近年来语境下语义的变化，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会引起的不同联想，我们当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貌似客观描述某一历史事实的陈述，其实绝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纯洁和清白。比如说，“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一陈述貌似在表述一个单纯的历史事实，然而细加分析，情形并非如此简单。至少，这样的表述完全是对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视若无睹。又比如，“2008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这也并非一个纯粹自然的、对于某一事实的表述。至少，没有多年来民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努力，“非裔美国人”这样“政治正确”而带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词语就不会出现。在这样一些表面上纯然以中立客观的姿态来表述的历史事实中，解释的因素已然潜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