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精微的母职”

20世纪30年代后期，处于事业辉煌时期的陈衡哲，突然辞去教职——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回家当一名全职妈妈，教育3个孩子，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这样的决定，出自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实在令人费解。那么，她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呢？

据说她的这个决定与胡适的女儿有关。1925年，胡适年仅5岁的爱女素斐不幸夭折。当时胡适忙于事业，而他的妻子江冬秀，成天流连于麻将桌边，对孩子的照顾不周。为了慰藉胡适夫妇，陈衡哲让自己的女儿认胡适做干爸。

经过此事，陈衡哲意识到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作用，母亲在教育子女上的责任。后来，在谈到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时，她回忆说：

我猛然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

乍一听，这话出自成功的新女性陈衡哲之口，让人感觉突然、不解。但如果联系她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也能理解她此番决定的顺理成章。

陈衡哲出身于旧式封建家庭，但她不想受此束缚，她敢于反抗，积极“造命”，创造了自己成功新女性的形象，为广大新女性学习与效仿。那么，她是不是就此与传统女性遵循的道德和生活方式说再见了呢？

事实证明，她没有。她虽是当时的知性“女强人”，但在她的内心，那颗温婉的女儿心未泯，那颗重视家庭及家庭教育的心仍在。因为她自己就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感觉到其好处，这与她冲破自己的旧家庭并不矛盾。

20世纪30年代，为倡导女性解放，她曾写过一本小册子。但里面的观点，并没人们想象中那么偏激，相反，是温和的。她主张男女平等，女性应自主自立，但不能因此敌视男人，而因为不满就从家庭中叛逃的过激行为，是不可取的。为此，她打了个比方：

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

她提倡的妇女解放，是让妇女的社会价值得到重视，但不能丢掉家庭价值，最好是二者兼顾。但如果有矛盾时，女人还是应以实现家庭价值为主。妇女解放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价值，不顾男人和家庭，去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她认为女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与男人平等相处，给丈夫、子女、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良好影响，形成多赢，是最好的。

在她的这些观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女性对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保留和坚持。此时，陈衡哲已婚生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年轻气盛，自称不婚主义，充满理想主义的狂妄小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她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魅力和作用，也认识到女人在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平衡之重要。她出身于有严格礼义的大家庭，从小受惠于家庭私塾教育，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明白女人在家庭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活中，她践行自己的这套理论。她自觉承担“重任”，是一个完全“主内”的妻子。甚至在家中很“独裁”、“专断”，而他的丈夫任鸿隽，也理解并成全她的老婆，乐得家中事不管，自己专心学问，甘心落下“惧内”的美名。

胡适遵从母命，娶了三从四德的江冬秀为妻，但这位妻子并不能尽心力履行母职，可能因为感觉胡适对自己的爱情不够，成天“垒长城”，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对子女的照顾自然疏忽了。不仅夭折了女儿，而且对幼子也照顾不周。

陈衡哲辞职后，退出社会舞台，全心相夫教子，把三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全部承担了下来。与江冬秀相比，喝过洋墨水、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陈衡哲，才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1937年抗战爆发后，47岁的陈衡哲与其他很多文化人一样，过起难民生活，“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抗战胜利后，除偶尔发表些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去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其余时间都给了老公和孩子。

她退身家庭后，与胡适通信大大减少，仅有的几封，谈的也是家庭教育。

与她的“造命”理念一样，陈衡哲牺牲自己的事业，退身家庭后，最终换来可喜的成果：她的二女一子都很有出息，长女任以都为哈佛大学博士，任大学教授；次女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回国，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子任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

一门五教授，真是书香满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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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8岁的陈衡哲与62岁的丈夫任鸿隽赴港，要去美国与子女们团圆。但很快又回到上海。任鸿隽北上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一突然转变，据说因为任鸿隽无法割舍他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生活相对安静。但据说在去世前的十余年中，他未能延续原有的事业，而是陆续将付出很多心血创办的中国科学社作了最后了结：《科学》停刊，《科学画报》移交，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解散，所属印刷厂北迁中科院，仪器公司分别交给上海量具厂和工具厂，科学社所有的房屋、图书、设备、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60年，任鸿隽编完《科学》杂志l～36卷总目录后退休，次年冬因心力衰竭逝世。

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接到陈衡哲在美国的子女的书信，获悉任鸿隽病逝的消息，第二天夜里，他复长信，悲痛写道：

“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替她掉泪’。”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不到一个月，胡适即于2月24日突发心脏病去世。因亲友怕陈衡哲伤心而隐瞒，她很久之后才得知老友去世的消息。

丈夫突然离世，对陈衡哲打击很大。她写下一首悼亡词：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词中带引号一句，是任鸿隽当年追求陈衡哲时对她的承诺。那个最疼爱她的人儿远去了，老友们都不在身边，只有小女相伴。后来，她的眼疾加重，视力衰退，多年不下楼。

十年动乱中，因一双儿女在海外，遭到抄家，陈衡哲的诗词稿丢失。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享年86岁。当时，身边只有妹妹和女儿任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