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归”与澳门文学历史语境转换

引言

“回归”作为重构港澳地方史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历史主体面临的处境与条件。然而，无论香港还是澳门，“回归”并非权力交接仪式完成之后即被一劳永逸解决的课题，“心的回归”需要更充足的时间和实践基础，它涉及社会文化认同的复杂历程，如社群自我认知、身份关系、社会行动等，这些都是制约港澳群体认同心态的若干机制。近年来，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少数香港人对内地游客的反感被无限放大，导致不同方面陷入互相指责、相互攻讦的困境。其实，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需要换位思考，加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理解。与香港相比，澳门的情况远为温和，但这不代表在澳门就没有“回归”语境转换产生的心灵震荡。所以，以“过渡”与“回归”为话语场域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澳门华语文学创作，不仅有助于认知文学趣味与观念的历史生成，而且也能呈现出制约澳门文学发展的诸种内在命题，尤其是其面临的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一 从“后殖民”话题说起

从“后殖民”角度展开澳门文学话题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当下关于澳门文化/文学研究的表述中，不少学者一再强调“后殖民”理论不适合随意搬来讨论澳门问题^[1]。个中原因似乎关乎澳门生存与遭遇的情感认同，而非学理层次的探究。这种投鼠忌器的心理，并不能否认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管治地区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它扮演的沟通中西文化的现实角色。事实上，上述议题早就深刻影响到澳门文学的呈现形态。在庄文永先生看来，“后殖民”意味着一套与文化霸权、臣服、凝视、排他等概念密切相关的话语方式，很多时候它不是被理解，而是被生吞活剥^[2]。这样的提醒显然是必要的，不过仅用他所谓的“好”与“不好”为标准消解思考异质文化交往存在的内在不平等性，可能存在把问题简单化的局限。“好”与“不好”仅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当它捆绑权力来强制推行的时候，这个标准就会发生倾斜，甚至颠倒。事实上，“后殖民”作为文学/文化阐释方法，并非严格局限于殖民地文学历史研究中，它早已成为反省现代性的一种后现代维度，既如福柯一样对权力的微观结构发出质疑，也有萨义德表达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诸种文学理论，皆可集于后殖民理论批评范畴，且内容和方法具有跨学科的倾向。

澳门走过的400多年历史，确实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无法与非洲、拉美、东南亚等殖民地情况相提并论，甚至与毗邻的香港也截然不同。在文化上，它与西方“宗主国”一直是疏离的，与中华文化圈保持着“源”与“流”的密切关系；三百年“中葡共治”与一百多年葡萄牙管治的历史遭遇，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使它对中华文化表现出反拨式的认同和眷恋，不论是爱恨交加还是对母体文化与语言的执着坚守，都深刻反映出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人民的典型精神状态。

在后殖民理论视域中，“东方境遇”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下，东方沦为了被看的“他者”：“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3]西方以自己的思维模式、价值立场、文化理念、话语方式等来定义东方、阐释东方和评价东方，从而建构出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形象或关于自身过去的野蛮镜像。第二，来自西方的权力话语模式对东方的作用是双向的，造成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身份焦虑和阐释焦虑。它既导致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语”，也会激起东方的反抗。但是，对于澳门，这两种形式的身份焦虑、阐释焦虑都不明显，它没有被“西化”“葡化”，没有通过在“宗主国”文化面前自我贬损、自觉靠拢来争取生存条件。澳门文化的生成演绎从未离开中华文化母体，用诗人陶里的话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象磁场似的吸引着澳门文化”^[4]。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西方文化对澳门的影响和渗透，或者将西方文化的东渐贴上帝国主义入侵的妖魔化标签。

相对于西化程度很高的香港，澳门文化的“中华性”无疑表现得更加鲜明。长期以来，澳葡政府文化控制局限在“硬性植入”层面，无法做到“软性渗透”，因此澳门华人在“软文化”层面没有遭遇被看、被定义、被阐释的压迫。葡萄牙当局在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主要体现在引进先进的现代工业，“舶来”一些南欧土特产，建造和保护一批教堂、学校、广场、办公议事楼宇等西式建筑。也就是说，澳门文化的中西杂糅最为直观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等硬件上，正如廖子馨所说：“在这里，有中国庙宇，有教堂修院，也有清真寺；有中国人居住的简陋房屋，有西人葡人的宽阔邸宅，有葡人传统的广场、大街，也有聚集中国人的小巷……两类建筑物强化了澳门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5]而这些表征于器物层面的东西，无法替代文化的民族心理改写，所以澳门华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文学艺术活动等精神文化层面，与西方保持着内在的疏离。澳门民间社会也一直保存着浓郁而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比如岭南地区的神诞戏、鬼节等民俗文化，400多年来长盛不衰。澳门华人在宗教方面普遍信奉佛教，基督徒数量较少；人生信仰则推崇传统儒家思想。“澳门人讲究‘仁爱’、‘忠恕’，他们讲求人情，崇尚淳朴、敦厚——这种品格都能被来过澳门的外地人所感受到。”^[6]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核心道德理念是仁、义、礼、智、信，其中又首重仁。仁者，爱人。澳门华人、土生葡人和葡人虽然共同生活在澳门这块弹丸之地，却分别居住于相对独立的社区，相互之间少有干涉。在华人占90%以上的澳门，社会安定其实主要还是受益于华人的道德规约，当然，这种和平共处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创造了难得的外部条件。

作为管治地区，澳门主流文化自然会表现出反殖民性的一面，但是又没有演化为“东方主义”的对抗模式。确切地说，反殖民性的文化倾向虽然存在，并没有形成文化史的支配力量，也没有因为“过渡期”的到来而对异族文化有强烈的排斥。澳门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与追求消解东西方二元对立、达到文化对话融合的新理念天然契合，刘登翰先生将其总结为“鸡尾酒文化”或“拼盘文化”^[7]，的确是很形象的。与香港相比，澳门历史有其特殊性，即中、葡两国对澳门的政治影响长期处于均势，即使在葡萄牙19世纪末驱逐清国官员、强占澳门到20世纪中后期期间仍然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葡萄牙新政府不再推行殖民政策，以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华人地位得到相应改善，80年代开始逐渐参与政府对澳门的治理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与西方的冲突，使澳门得以用更冷静、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西方。

20世纪90年代关于澳门社会特性的大讨论，结论之一是：澳门是东西方文化的熔炉。澳门文化界总体而言对此并不反感，毫不讳言澳门文化“中西融合”，甚至将其作为澳门的特色津津乐道。比如本土意识强烈的诗人韩牧曾将中西融合作为澳门文化“独具特色”的依据之一：“澳门，从历史、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甚至语言、语音，都是与其他地方有异的。从1557年开始，澳门就受西方文化影响，比香港早了近三百年；而且是另一个西方民族文化。”^[8]潘日明神父认为，中、葡文化就特质层面而言本具有诸多相通之处：“在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国人和西方人时，将会注意到与其他欧洲人相比，葡国人较少形而上学，更多抒情成份，因此更接近中国人。唯美主义的表现手法，对大自然的倾心，喜好历史，具有生活节奏的艺术（志在逃避严厉家规），以田园生活作为理想，酷爱和平，对政治的冷漠，由缺乏法律保护以及当权者自私所引起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简单、节俭、修身养性……这些都是中国人和葡国人的相似之处。”^[9]这实质上是以儒家对伦理人情的强化和道家对自然（包括外在自然和内心本真）的追求等中国文化理念来阐释南欧的浪漫主义传统，为中西融合提供更有利于本位文化的合理性依据。

因此，如果我们对“回归”之前的过渡期文学进行探讨，应以澳门的地区文化特质为基础，即澳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支流，由于特定历史情况成为“后殖民”语境的一个典型个案，既完整地保持了东方特色和对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自觉坚守，又以开放的兼容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这些特质塑造了澳门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在中华文化圈里，澳门既是与西方帝国文化现代性最早相遇的区域，又最晚摆脱西方政治权力的直接宰制，这种政治格局约束使20世纪的澳门华语文学徘徊在中国文化/文学的边缘，成为见证中国文学现代性寻求的他者镜像。

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近年提出中国文学、公共传媒“从澳门说起”的话题^[10]，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自葡萄牙进入澳门而形成中国的被动开放格局，西方传教士以澳门为起点一路北上，甚至进入中国宫廷——政治与思想的核心，借助西方器用层面的先进性来宣扬西方的宗教、文化，特别是思想价值体系，由此缓慢开启中国认识世界的近代性进程，这比武力驯服的鸦片战争要更早。事实上也确实是因为先有鸦片的输入，才产生了后来的中西武力冲突。如果在此思想基础上展开细致扎实的梳理，将文学现代性问题超越语言变化的形式层面，结合澳门开埠到《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签订后葡萄牙获“永驻管理澳门的权力”之前的华洋共处分治历史，阐释澳门文学为何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具有了重写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的潜在价值。哪怕仅仅对王德威等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于晚清的话语体系构成思辨对话，也是意义非凡的，更何况这是澳门自身走过的历史，无须虚构。如何在澳门文学研究中参考并使用澳门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成为建构这一文学史叙事的关键所在。

这样，澳门文学的殖民与后殖民性不再是一幅抽象的整体性的模糊面孔，澳门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认知镜像，也不再是一个与此无关的“他者”，而是在同一个母体中孵化出来的同胞亲体。考虑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相通相异之处，恰恰是当代澳门文化人士警惕生搬硬套后殖民话语的情感与理智基点，这一基本事实必须得到尊重。

二 “过渡”的政治诗学与文化面孔

“过渡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式出现在中葡两国关系的表述中，始于《中葡联合声明》（1987年3月26日草签，1988年1月15日正式生效）；但在社会政治、文化、意识、观念等层面，“过渡”早已开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论是文化界人士还是澳门本地居民，都已意识到澳门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因此，文化、文学意义上的“过渡”显然不止1988～1999年这段时间。过渡期的文学创作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本土身份认同，即“澳门性”；二是民族身份认同，即“中国性”。后者是澳门过渡期政治诗学的核心，“澳门性”植基于“中国性”之中。

与香港相比，澳门文学的本土自觉起步较晚。这与澳门在周边的历史变迁中成为移民中转站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关。澳门新生代诗人懿灵将澳门定位为一个“流动岛”：“澳门从不留人。因为澳门有出入境自由，也因此而流失人才。澳门人是流离的，这里多的是过客；澳门政治是流离的，一时偏左一时又偏右；而整个岛是流动的，流动的岛不但向外流，还有以内圆心为目标的不断向内倒流的特性。”^[11]与之相应，澳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学平台，如纯文学刊物、纯文学媒体、纯文学出版机制等。澳门文学的本土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方始萌芽，经创作与批评的双向互动，逐渐自觉。

澳门的民族意识在诗学领域的折射，与香港等其他殖民地既同又异。其共性在于对政治—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虽然认同诉求到“过渡期”已不是问题，但百年以来“事实属于”西方“宗主国”的历史遭际已深植于澳门的集体记忆，一旦遇到突破口便可能爆发；特殊性在于它是以更温和、更折中、更少对抗性和二元对立性的方式生成的，关于这一点，澳门文学叙事可资佐证。澳门重要的华文媒体《澳门日报》从创刊起即肩负神圣的文化使命，在“中国性”问题上一直政治立场鲜明，50～60年代甚至受内地影响而出现过“红色”倾向^[12]。70年代以后延续到过渡期，由于华人与葡萄牙当局矛盾的缓和，“红色”倾向消失了，作品更加贴近现实、更加生活化，但其中的地域意识、民族意识并没有改变。例如那些生活类专栏散文，它们或描绘澳门的风物人情，或寄托故乡、故国之思，诸如《十六的月亮》（沈尚青）、《澳门新八景随想》（徐敏）、《澳门的秋天红叶》（张裕），这类作品几乎统领报端，单从题目即已见其旨趣。“过渡期”的历史契机唤起澳门对“中国性”的强调。缘源指出，“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日近，作家们自觉地赋予作品爱澳门爱祖国的文学主题”^[13]，当然也包括被这一特殊历史契机所重新唤起的东方身份焦虑。如余行心的《丝士咖啡室》、鲁茂的《白狼》，反映出华人、土生葡人与葡人三大族群的冲突，其中有着格式化了的殖民与反殖民、西方与东方的权力关系模式。江思扬写于1992年的新诗《向晚的感觉》之（二），民族和历史意识更为直白：“亚美打庐大马路奏着四十年代的慢板/它西端的大钟仍指着一九四八年十二点/要焦急的行人驻足、回忆/西洋水手的趾高气扬。”^[14]在这里，西方被反定义为与自身对立的“他者”，是东方殖民地普遍出现过的表达身份焦虑的政治诗学。

以西方为他者的身份焦虑并非过渡期澳门政治诗学的全部基调。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领域都出现了“温和性”，曾有学者就一本澳门文学评论集指出其整体倾向：“《濠海丛刊》之《澳门文学评论选》上篇收录了21篇文章，全部是澳门作家论澳门文学特点及发展方向之作。这些文章所指出的澳门文学的特点主要有三，其一是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为主，现代、后现代派的作品很少；其二是作品主题大多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会和遐想，具有深厚社会体验和广阔历史背景的很少。其三是抒情性的作品多，批判性的作品少。”^[15]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散文，地域意识、民族意识多表现为描绘澳门奇丽的景色、宁静的生活、温暖的人情等美好的一面，或者寄托对故国、故乡、故人之怀思，“写事抒怀”“怡情益智”的倾向较为突出。与此同时，70年代后的小说主要是以宣扬忠于家庭、重视人情、勤劳互助、知足隐忍等传统道德为主，即使带有批判性的、反映族群冲突的作品，也常有一个大团圆的让步式结局。如《白狼》固然写了作为葡人私生子的主人公在其葡人高官父亲的庇护下为非作歹的故事，但对华人群体和土生葡人群体的恶劣之处也有批判，主人公最终由于被华人黑社会集团出卖而幡然悔悟，至少在人性上表现了足够的妥协。这种特性除了与澳门的地域狭小、民风淳朴、社会宽容的传统有关之外，也与澳门过渡期较少采用对抗的思路展开文学书写密切相关。

“过渡”与“回归”唤起的民族意识，交织着西方现代性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诸种复杂心态，警惕与反思成为其间文化主体性和现代命运的书写的重要内容，甚至呈现出强烈的批评姿态。懿灵对台湾诗人向明的引述可能折射了这种复杂心态：“后现代反思的形成是缘于今日所谓‘进步’生活方式的结果，是针对现实冷酷律则和科技高度发展淹没人性，破坏自然律动的一种反弹。据西方一位科学家杜明的看法，后现代的思想当有两面，一是重视人性自我反省和重建的‘白色哲学’，二是重视人与天地调合的‘绿色哲学’，两者都是强调天人和谐关系和人自由自主的哲学思想。”^[16]这个“进步”的“冷酷律则”显然指发轫于西方并随着殖民活动而扩展到全球的现代性文化，而作者抬出“天人和谐”作为救赎之道，这个概念恰恰来自中国传统的诗性理想。她的新诗《牌坊上的窥探》也可以作为上述心态的注释：“记不起是个怎样的日子，/思想穿上洋装的人，/开始把轩辕文化，/幽禁在墙隙里，/无根的苦藓，/在石板的暗影下苟且偷生//……囚室里的不是圣像，/是被绑的活人，/耻笑着‘自由的’人。/四十根柱子，/四十个叹号，/在回忆的大典里，/又岂能写尽/民族枝叶的枯萎……”这里，像在其他前殖民地常出现的一样，东西方文化被构入二元对立的模式中，用以传达东方的焦虑。

这种文化意识折射在文学领域，特别是在澳门华文文化圈以及部分意见领袖那里，体现为对华语文化/文学的指引。在话语和思想共同体的作用下，澳门文学也在思想层面体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书写。这种文化靠拢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是联系和影响的重新发现，澳门文学界强调内地文学对澳门本土文学产生的关键性的作用，重视与内地的文学交流与互动，将澳门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的一部分。这几乎构成了澳门文学的重要载体——《澳门日报》副刊的主导文化策略，立场鲜明的“议程设置”与香港媒体的众声喧哗是不同的。第二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再造。澳门文学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既在内涵上承载着中华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化精神，也在审美范式、艺术趣味、形式追求上呈现着中华文化、中华美学的风貌。澳门小说家似乎比同时代的内地作家更加倾向于宣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澳门现代诗中，澳门诗人中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神韵”“性灵”的比例也比同时代的内地诗人要大。像胡晓风、汪浩瀚、江思扬、玉文、凌钝等诗人，他们“大抵都爱读古人诗，所以，自己写起诗来，虽出之以白话，也还是或多或少带些古意”^[17]。诸如“把卷长吟于林下塘边老屋/二三子清溪濯足载欣载奔/春寒时典衣买酒风流如昔/蚕纸背临怀素帖和基本法/澳门也者也无风雨也无情”（汪浩瀚《近事》），“一灯如豆的日子里/你感慨稼轩酗酒/深山无松谁与扶？/又叹息山中寂寞/无人闻鸡起舞。/我笑了……/你终于下山去了/带着崇山峻岭的胸怀/而我的心境依旧/爱看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凌钝《山居》）等，诗歌从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构、典故的运用，到审美范式的追求、文化内涵的积淀，都渗透着中国古典诗学的意蕴。

从刊于《澳门日报》“镜海”副刊的文学评论看，澳门文学界也很珍惜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以作家作品评论和访谈为例粗略分析，《一部澳门的爱莲说——评周毅如先生的长篇小说〈阿莲〉》（司晨，2008年1月2日）与《忧国忧民，不是胡说——胡悦访问记》（黄文辉，2002年8月28日）是对儒家传统文化人格的礼赞；《人淡如菊——专访区仲桃》（邹家礼，2002年11月27日）与《花草虽微自见缤纷》（汤梅笑，2000年6月23日）传达了对道家审美化人格的向往；而《含蓄诗风的典范——〈横琴秋霁〉》（杨成监，1999年8月27日）与《情之所至，自然成诗——读刘家璧诗集〈山行〉》（庄文永，2006年12月27日）则高度评价了诗人对中国古典诗学乃至古典美学范式的继承。澳门作家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亲和，或可看作长期异族征服——也包括文化冲击下，对自身的中华文化身份的反拨式坚守。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澳门文学的文化策略有开放兼容的一面，这构成了澳门文化面孔的另一个侧面，它们集中表现在对土生文学创作的态度上。土生葡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文学创作，历来被接纳为澳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归”不但不会中断这种接纳，反而可能由于政治身份焦虑的缓解以及中国文化主流的包容态度，澳门社会会以更冷静更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考察“回归”前后的中文报纸副刊，关注土生创作的评论所占的分量就不小，如《澳门日报》“镜海”刊出《澳门土生文学的两个文本——个人意味和集体无意识》（刘月莲，1999年12月1日）、《〈澳门新娘〉舞剧与飞历奇小说——打海盗与中葡青年爱情题材的文化评析》（纪修，2001年8月15日）、《澳门中葡作家笔下的青年土生》（李淑仪，2006年7月5日）、《我对澳门土生文学的表述——〈奥戈的幻觉世界〉的创作旅程》（廖子馨，2006年7月5日）等文章，它们以比较视角来探讨中葡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其中包括对澳门本土文化建构的意义，同时从文化视角对土生创作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它是澳门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容纳和吸收异质文化要素的进一步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与香港、东南亚等亚洲前殖民地相比，澳门文学对西方文化的亲和度较小。截至目前，澳门文学对南欧文化之精华的阐释和叙述并不多，相反是反西方、反殖民倾向的作品更多见。这可能意味着澳门对于几百年来一直与之比邻的西方文化还缺少深入了解，因此“华洋杂处”的景观仍然是马赛克式的嵌入。当未来的澳门文化/文学建构立足于“中华性”基础之上做进一步创新，如何充分融汇西方文化，发挥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区域优势，可能是澳门文学及其文化策略上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 “回归”：模糊的文学地平线

澳门主权的收回为澳门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辟了澳门的新纪元；然而在文学场域中审视“回归”，我们却无法清晰明确地找到一个历史节点或文化“标记”。原因大体如上所述，澳门文化的边缘性、复合性、兼容性使得孕育其中的澳门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具备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功能，其所处的边缘地位迫使澳门（华文）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寻求自我形象的构建。众所周知，文化主体性作为现代性追求的一部分，是一个未竟的课题，加上澳门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客观条件制约，文学形象建立的实质立足于自主形象塑造，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说，澳门文学将一直行走在路上。因此，以“回归”作为讨论21世纪澳门文学的起点，这条模糊的地平线并不意味着澳门文学就此告别过去，一劳永逸地踏上一条拥抱未来的坦途。与澳门历史相关的集体无意识将成为澳门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书写澳门命运共同体新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即便如此，选择“回归”作为展开澳门文学研究的新起点仍有学术理性，一方面，文学史划分对特定历史事件具有依赖；另一方面，虽然“回归”前后的澳门文学并未发生明显断裂，但无论是从文学主体遭遇的文化心态转型，还是从澳门文学所处的政治与文化条件变革来看，“回归”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具有显而易见的问题空间。

因此，选择澳门回归以来“十年”作为研究范畴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参照意义，从时间切片来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提出一种全新的“历史时间”概念，他认为时间是有层次且是多元性的，他尝试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来量度三种不同的历史。它们分别是：“短时段”（偶然）——适用于个体事件的时间量度，强调的是短时段内发生的、个别的人物和事件，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概念相对应，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短期的、不持久的；“中时段”（周期性波动）——适用于描述特定时间段和特定空间内的“局势”，一般变化速度相对较慢；而“长时段”——是对长时期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全面研究的一个时间层面，关注人与大自然不断重复对话的长时段历史，强调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对历史运动的作用。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构成了历史的基础，是一切历史现象的引力中心。受这一理论的启发，将澳门文学与副刊互动研究置入一种全新的时间层面上进行研究，以此摆脱以往“短时段”研究的局限，从而获得一种整体性的新思路——当然，它又与书写文学史完全不同。换句话说，以“回归”作为澳门文学研究“长时段”的一个起点，借助历史学中有别于日常生活时间经验的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对澳门文学研究进行人为的“时间界定”，目的是让研究对象在新的缓慢时间层面获得新的历史意义。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就必须准备改变自己的风格、态度，必须彻底改选（引者按：此处译文为“改选”，疑为“改造”之误）自己的思维，而采用崭新的思考社会事物的概念。这意味着逐渐习惯一种比较缓慢的、有时近乎停滞的时间。在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层面上（对此，后面将详述）。人们能够正当地从苛求的历史时间图式中解脱出来，以后有了其他的关注和问题，便可以用新眼光再回顾这一剧式。总之，相对于这种缓慢的、层积的历史而言，整体的历史可以重新思考，正如要从底层结构开始一样^[18]。

“回归”作为澳门历史时间的一个自然分界点，同时又可以被看作澳门媒体或整个澳门当代史的现代性开端，在中国政治范畴内预设一个未来澳门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背景，并在这种意义上打破历史时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束缚，坚信和祝愿澳门文学及其传播事业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尽管有理由将“回归”作为澳门文学研究的新起点，但必须澄清一点，无论是在“回归”前后的文化心理差异方面，还是文学主体对“回归”后澳门文学的渊源进行重新确认的努力方面，都没有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澳门新文学观念形成异质性对立，只能说是一种“承接”和“开拓”，而并非“断裂”和“重建”。澳门的回归促使从事澳门文学相关实践的作家和学者更加深刻地思考其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如何进行澳门文学自我形象建构以适应新的历史背景等问题。另外，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和惯性的角度看，澳门文化主要是以岭南文化为主调的中华传统文化，兼容葡萄牙文化及其他西方文化，在澳门特殊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背景下，澳门文化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框架与发展模式，是一种宽松、兼容、互补、独立的文化形态。这种兼容文化的独特品格促使澳门文学具备了文化融合的能力。一直以来，澳门文学都体现出一种中西混融交错的样态，那么这种文学样态会不会因为政治主权变更而产生根本性的“突变”，仍然需要我们在一个“长时段”内对其进行综合性、立体化的考察。也就是说，澳门文学属于一种边缘文化中的边缘文学，身份认同的问题从它诞生伊始就始终存在，从未消失。如果回归之前的身份问题体现为中华性的不断确认，那么“回归”之后，澳门文学的身份困境则指向以文学史书写为代表的价值追问。因此，“回归”作为澳门的一个全新历史时期的开端，对澳门文化的发展产生方向性的推动或影响，但它显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全盘否定。同样，“回归”对澳门文学的重要载体《澳门日报》来说，也并非文化身份和文学观念的“断裂”，因为编辑、作者、读者仍然与此前保持一致，尽管部分葡人因工作等原因可能选择离开澳门，但是华文文化场的秩序并未形成根本性的调整。进入“新纪元”之后，澳门文学形象建构的步伐不曾放缓，这得益于特区政府的大力扶持，条件亦今非昔比，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条原本模糊的文学地平线又变得清晰起来。

虽然“回归”并没有使澳门文学获得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但它对澳门文化观念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文化的回归、文学主体的文化心态转型最终必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回归”这一历史变革产生的文化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为我们研究“回归”十年的澳门文学进行必要的文化场域铺垫，另一方面也能以“回归”为起点进行整体文化考察，尤其是它与过渡期因议题变化而形成的微妙区隔。虽然进入过渡期之后文化转型潜隐而缓慢，但作为文学的驱动力，这种文化转型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回归后澳门文学的整体走向。由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盘根错节的方方面面，各方利益互相博弈，文化回归未必在中华性的统率下越来越快。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不断积累、不断融合而成的，这种积累和融合最终会形成一种超稳定的心理结构，澳门虽然长期处于中西文化的夹缝之中，但其文化的主体和内质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即使经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和浸润，澳门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结构仍然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根”。而主权的回归恰好给这种“寻根”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契机，于是，文化回归作为主权回归的附属品和重要表征，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澳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早已众所周知，因此文化回归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表征即是文化心理的主体性重建，在这种主体性重建的过程中，作为澳门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主体构成，澳门的土生群体却呈现出身份认同的焦虑，这是其他同样经历文化转型的地区不曾遇到的问题，具有特殊性。澳门土生葡人的出现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特色和结果，土生葡人是今日澳门本土上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有着葡萄牙人的身份，但澳门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于是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这一群体既无法疏离这种文化转型的整体趋势，又不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到他们真正的“根”，因此对这一群体及他们的文学进行专题研究，无疑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意义。虽然以前有汪春等学者开展过相关研究，但是随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关注他们的命运已经成为体现中国文化与学术人文关怀的重要方式。包括报纸在内的相关媒体机构如何向这样一个命运“异乡人”敞开话语关注及其言说空间，将成为突破单一民族主义立场的公共媒体需要思考并切实行动的现代性课题，这对于澳门建设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会具有新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文化回归同样激发了文学主体的本土意识，如何实现本土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包容并举，也是澳门文化转型需要思考的可能性向度。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先生在“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就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我们亦充分意识到，澳门文学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首先，在强调地方特色和个性化的同时，我们不能回避信息时代下与日俱增的全球化问题，澳门作家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具有终极关怀的心胸；其次，澳门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挖掘本地题材时，既要有创新思维和精神，又要对澳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客观、理性的透彻认识，才能深化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澳门这座半岛以其特有的文化兼容能力使得身在其中的澳门作家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语境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具备独特的个性与价值，才能在华文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真正立足澳门本土建构起具有“澳门性”的“澳门文学形象”。在过渡时期，这种本土意识的觉醒与坚守成为回归后澳门文学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强大的文化心理基础，在吴志良看来，这种文化心理基础一方面表现在对本土澳门的热爱和憧憬，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寻求未来澳门文化发展方向的困惑和忧虑，然而无论是期盼还是隐忧，这种复合型体验都意味着“回归”对澳门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文化转型的必然。与之相应的本土意识觉醒，为“后回归”时代澳门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但是本土意识并非文学意义的全部，澳门文学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与中国文学取得某种视域融合，虽然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保持警惕，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内地深厚的文学/文化传统土壤培植出来的文学参天大树，只有以此为文学性的对照坐标，才能更好地促进澳门本土文学的发展。由于澳门所处地理环境比此前更具世界文化交流优势，立足本土，面向中国，拥抱世界，应当成为澳门文学界打造文学形象、提升文学理想与品格的远大抱负。因此，在塑造本土意识的基础上，兼怀中国和世界意识，将人文精神的折射、文化精神的自觉、生命意识的彰显等纳为文学自身发展的重要内容，澳门文学将在真正体现价值多元、美学多元、思想多元的语境中得到发展。至于“回归”十多年来取得的实绩如何，仍有待细致考察。

四 小结

“回归”作为一个预设的起点，暗示了澳门文学所有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之所以变得合理，是因为澳门已经书写、正在书写并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如果说澳门文学形象建立是一个基本任务，那么“澳门性”不仅与其自身发展轨迹相适应，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澳门文学与其他华文区域文学的现代性对话，在全球语境下展现澳门文学的独特魅力。其作为承担澳门文学建设重要的载体，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肩负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说，将澳门文学重置于报纸传媒空间并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不仅具有重新阐释澳门文学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副刊/副刊文学研究应对新背景和新要求的个案微观史价值。

[1] 代表性的文章有庄文永先生的《澳门为何没有“后殖民”？》，《南风窗》2006年第23期。另外，朱寿桐先生主编、高海燕执笔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一书的第四章第三节“澳门新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运用”谈到了对后殖民理论运用的谨慎：“澳门的情况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后殖民主义的特征。澳门虽然受葡萄牙殖民当局的统治，军事、政治上都遭受其控制，但在文化上却没能生成一个为葡国服务的葡国文学创作传统。”但在后面展开“转换期的澳门文学及其研究”描述中，提到了移民作家与土生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因此，理论必须针对具体文学现象而恰当使用。见朱寿桐主编《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42页，第66页。

[2] 庄文永指出，从澳门包容并存、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中，我们看到的文化并不一定存在着“殖民”或“被殖民”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文化霸权”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好”或“不好”。好的文化，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有价值，人们自然会去接受。我们学习不少西方的先进文化，并不能说被西方文化所“殖民”。实际上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作者在他看来多少带有傲慢与偏见。十几年来，“后殖民”在学界上风风火火你方唱罢我登场，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演绎西方的理论，显得空洞无力。其实，所谓的“殖民”“后殖民”的理论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越来越失去它的可靠性。澳门有和谐包容的文化生态，如果硬把它套上“后殖民”的理论来解读，显然有失偏颇，也是危险的。庄文永：《澳门为何没有“后殖民”？》，《南风窗》2006年第23期。

[3]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10页。

[4] 陶里：《追踪澳门现代诗》，《香港文学》1991年8月号。

[5] 廖子馨：《澳门现代女性文学略论》，《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6] 廖子馨：《澳门现代女性文学略论》，《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7] 刘登翰说：“从表面上看，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一般层次分明，并不互相混和或化合。换一种比喻说，也可以称澳门文化是一种‘拼盘’文化，虽然有其主导和主体的色块，但各个色块之间并不互相融合，各占有一定的空间和形成各自的群落。”刘登翰：《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载《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第15页。

[8] 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日报》“镜海”1984年4月12日。

[9] 潘日明：《葡国人和中国人》，《文化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1期。

[10] 朱寿桐在《从澳门说起》一文中说：“硏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就非常敏感地存在一个从何说起的问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还是从晩清文界革命说起，其结论会大不一样。中国的‘近代’从鸦片战争说起还是更早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说起，体现着两种重要的历史观的差异，对于中国历史的近代性内涵的把握也会截然两样。近代性在中国意味着被动的开放性，现代性在中国则意味着主动的开放性。被动的开放历史从澳门开始，从葡国人以和平的方式进入澳门开始，随即，澳门成为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和东亚的通道，成为中国被动地向西方的文化、宗教打开国门的前沿门户。传教士在澳门受训，由澳门出发，进入广东、广西、福建、上海、天津，四川、陕西等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进入最冷僻的城市巷弄和最僻远的乡村民间，甚至于进入帝国的核心部位——清室宫廷。中国社会上下的文化心态面临着改变，生活方式面临着调整，甚至于政治格局也因此发生了某种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与早先传入的西方宗教有直接关系。在这一意义上，一般认为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这实际上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应该说，没有西方宗教势力提前三百年进入中国，将中国的国门一步步推开，鸦片的进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进入，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阵势与规模。因此，中国的近代，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中国被动地向西方开放的近代性，应该从澳门说起。”朱寿桐：《从澳门说起》，载《澳门日报》“镜海”2011年12月7日，F5版。

[11] 懿灵：《流动岛·后记》，诗坊，1990。

[12] 廖子馨：“比如五十年代的散文深受内地社会、文学思潮影响，很重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宣扬爱国精神、歌颂祖国的富强成为思想主流。”廖子馨：《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澳门研讨会特辑），2000年第1期。摘要刊于《澳门日报》“镜海”1999年12月1日，D7版。

[13] 缘源：《澳门文学现状窥探》，《澳门笔汇》1992年第5期。

[14] 江思扬：《向晚的感觉》组诗之《驱车登古原》，载同名诗集《向晚的感觉》，五月诗社，1992，第27页。

[15] 黎熙元：《1960年以后澳门文学叙事中的澳门意识》，《当代港澳》2004年第2期。

[16] 懿灵：《90年代澳门诗坛发展斟探》，载李观鼎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基金会，1998，第176～177页。

[17] 云惟利：《十年来之澳门文学》，《澳门笔汇》1994年5月。

[18]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6页。

[19] 吴志良：《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开幕词》，《澳门日报》“镜海”2001年1月17日，C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