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归”与澳门文学历史语境转换

引言

“回归”作为重构港澳地方史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历史主体面临的处境与条件。然而，无论香港还是澳门，“回归”并非权力交接仪式完成之后即被一劳永逸解决的课题，“心的回归”需要更充足的时间和实践基础，它涉及社会文化认同的复杂历程，如社群自我认知、身份关系、社会行动等，这些都是制约港澳群体认同心态的若干机制。近年来，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少数香港人对内地游客的反感被无限放大，导致不同方面陷入互相指责、相互攻讦的困境。其实，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需要换位思考，加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理解。与香港相比，澳门的情况远为温和，但这不代表在澳门就没有“回归”语境转换产生的心灵震荡。所以，以“过渡”与“回归”为话语场域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澳门华语文学创作，不仅有助于认知文学趣味与观念的历史生成，而且也能呈现出制约澳门文学发展的诸种内在命题，尤其是其面临的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一 从“后殖民”话题说起

从“后殖民”角度展开澳门文学话题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当下关于澳门文化/文学研究的表述中，不少学者一再强调“后殖民”理论不适合随意搬来讨论澳门问题^[1]。个中原因似乎关乎澳门生存与遭遇的情感认同，而非学理层次的探究。这种投鼠忌器的心理，并不能否认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管治地区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它扮演的沟通中西文化的现实角色。事实上，上述议题早就深刻影响到澳门文学的呈现形态。在庄文永先生看来，“后殖民”意味着一套与文化霸权、臣服、凝视、排他等概念密切相关的话语方式，很多时候它不是被理解，而是被生吞活剥^[2]。这样的提醒显然是必要的，不过仅用他所谓的“好”与“不好”为标准消解思考异质文化交往存在的内在不平等性，可能存在把问题简单化的局限。“好”与“不好”仅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当它捆绑权力来强制推行的时候，这个标准就会发生倾斜，甚至颠倒。事实上，“后殖民”作为文学/文化阐释方法，并非严格局限于殖民地文学历史研究中，它早已成为反省现代性的一种后现代维度，既如福柯一样对权力的微观结构发出质疑，也有萨义德表达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诸种文学理论，皆可集于后殖民理论批评范畴，且内容和方法具有跨学科的倾向。

澳门走过的400多年历史，确实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无法与非洲、拉美、东南亚等殖民地情况相提并论，甚至与毗邻的香港也截然不同。在文化上，它与西方“宗主国”一直是疏离的，与中华文化圈保持着“源”与“流”的密切关系；三百年“中葡共治”与一百多年葡萄牙管治的历史遭遇，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使它对中华文化表现出反拨式的认同和眷恋，不论是爱恨交加还是对母体文化与语言的执着坚守，都深刻反映出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人民的典型精神状态。

在后殖民理论视域中，“东方境遇”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下，东方沦为了被看的“他者”：“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3]西方以自己的思维模式、价值立场、文化理念、话语方式等来定义东方、阐释东方和评价东方，从而建构出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形象或关于自身过去的野蛮镜像。第二，来自西方的权力话语模式对东方的作用是双向的，造成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身份焦虑和阐释焦虑。它既导致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语”，也会激起东方的反抗。但是，对于澳门，这两种形式的身份焦虑、阐释焦虑都不明显，它没有被“西化”“葡化”，没有通过在“宗主国”文化面前自我贬损、自觉靠拢来争取生存条件。澳门文化的生成演绎从未离开中华文化母体，用诗人陶里的话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象磁场似的吸引着澳门文化”^[4]。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西方文化对澳门的影响和渗透，或者将西方文化的东渐贴上帝国主义入侵的妖魔化标签。

相对于西化程度很高的香港，澳门文化的“中华性”无疑表现得更加鲜明。长期以来，澳葡政府文化控制局限在“硬性植入”层面，无法做到“软性渗透”，因此澳门华人在“软文化”层面没有遭遇被看、被定义、被阐释的压迫。葡萄牙当局在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主要体现在引进先进的现代工业，“舶来”一些南欧土特产，建造和保护一批教堂、学校、广场、办公议事楼宇等西式建筑。也就是说，澳门文化的中西杂糅最为直观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等硬件上，正如廖子馨所说：“在这里，有中国庙宇，有教堂修院，也有清真寺；有中国人居住的简陋房屋，有西人葡人的宽阔邸宅，有葡人传统的广场、大街，也有聚集中国人的小巷……两类建筑物强化了澳门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5]而这些表征于器物层面的东西，无法替代文化的民族心理改写，所以澳门华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文学艺术活动等精神文化层面，与西方保持着内在的疏离。澳门民间社会也一直保存着浓郁而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比如岭南地区的神诞戏、鬼节等民俗文化，400多年来长盛不衰。澳门华人在宗教方面普遍信奉佛教，基督徒数量较少；人生信仰则推崇传统儒家思想。“澳门人讲究‘仁爱’、‘忠恕’，他们讲求人情，崇尚淳朴、敦厚——这种品格都能被来过澳门的外地人所感受到。”^[6]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核心道德理念是仁、义、礼、智、信，其中又首重仁。仁者，爱人。澳门华人、土生葡人和葡人虽然共同生活在澳门这块弹丸之地，却分别居住于相对独立的社区，相互之间少有干涉。在华人占90%以上的澳门，社会安定其实主要还是受益于华人的道德规约，当然，这种和平共处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创造了难得的外部条件。

作为管治地区，澳门主流文化自然会表现出反殖民性的一面，但是又没有演化为“东方主义”的对抗模式。确切地说，反殖民性的文化倾向虽然存在，并没有形成文化史的支配力量，也没有因为“过渡期”的到来而对异族文化有强烈的排斥。澳门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与追求消解东西方二元对立、达到文化对话融合的新理念天然契合，刘登翰先生将其总结为“鸡尾酒文化”或“拼盘文化”^[7]，的确是很形象的。与香港相比，澳门历史有其特殊性，即中、葡两国对澳门的政治影响长期处于均势，即使在葡萄牙19世纪末驱逐清国官员、强占澳门到20世纪中后期期间仍然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葡萄牙新政府不再推行殖民政策，以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华人地位得到相应改善，80年代开始逐渐参与政府对澳门的治理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与西方的冲突，使澳门得以用更冷静、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西方。

20世纪90年代关于澳门社会特性的大讨论，结论之一是：澳门是东西方文化的熔炉。澳门文化界总体而言对此并不反感，毫不讳言澳门文化“中西融合”，甚至将其作为澳门的特色津津乐道。比如本土意识强烈的诗人韩牧曾将中西融合作为澳门文化“独具特色”的依据之一：“澳门，从历史、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甚至语言、语音，都是与其他地方有异的。从1557年开始，澳门就受西方文化影响，比香港早了近三百年；而且是另一个西方民族文化。”^[8]潘日明神父认为，中、葡文化就特质层面而言本具有诸多相通之处：“在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国人和西方人时，将会注意到与其他欧洲人相比，葡国人较少形而上学，更多抒情成份，因此更接近中国人。唯美主义的表现手法，对大自然的倾心，喜好历史，具有生活节奏的艺术（志在逃避严厉家规），以田园生活作为理想，酷爱和平，对政治的冷漠，由缺乏法律保护以及当权者自私所引起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简单、节俭、修身养性……这些都是中国人和葡国人的相似之处。”^[9]这实质上是以儒家对伦理人情的强化和道家对自然（包括外在自然和内心本真）的追求等中国文化理念来阐释南欧的浪漫主义传统，为中西融合提供更有利于本位文化的合理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