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在郴郡六城联立中学读书时的邓中夏

在湖南省宜章县城东北，距离县城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作邓家湾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1894年10月5日，邓中夏出身于这里的一户书香之家，谱名邓隆渤，乳名隆顺，字仲澥。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曾考中举人，做过清政府湖南衡山县知事，担任过北洋政府铨叙局官员，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三等秘书、湖南省参议会议员和湖南省政府顾问等职，母亲欧阳庚翠是个简朴善良的农村妇女。邓中夏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炮火连天的日子里，青少年时代便感受到亡国的威胁。他受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受到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三湘革命家和杨昌济等湖南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的影响，在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湖湘青年才俊的结识、交往中，萌生了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为求真理离家乡

受到家庭的熏陶，邓中夏从小酷爱读书。1901年，邓中夏进入邓家湾邓氏私塾“增经门学”学习。这一年，邓中夏的生母欧阳庚翠病逝，父亲续娶了廖彩德为妻。廖彩德对欧氏所生的子女另眼相待，让邓中夏与家里的长工邓玉思同睡一间屋。邓中夏与邓玉思吃住在一起，课余时间更是常缠着邓玉思给他讲故事，有时还帮邓玉思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通过与长工的共同生活，邓中夏初步了解了农民的疾苦。

1907年，邓中夏转学到了离家不远的樟桥小学。1909年，奉父母之命与杨氏成婚。这是一桩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前一年，邓中夏的哥哥隆泮与杨氏完婚，婚后，父亲和继母听说杨氏与隆泮“属相不对”，便强制性地将杨氏易配中夏。杨氏比邓中夏大两岁，双方毫无感情，但父母之命不能违抗。这段婚姻给邓中夏带来了长期的烦恼，直到1921年夏，邓中夏回湖南时，给杨氏“带去了一部织袜机”，帮助她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才与她解除了婚姻。

1911年2月，邓中夏考入宜章县立高等小学做插班生。在这里，邓中夏开始接触一些新书报。这一年秋天，革命风暴吹到宜昌，三湘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并宣告全省独立。年轻的邓中夏极为兴奋，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把课余时间用于广泛阅读各种新书和报刊，立志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父亲邓典谟看到儿子思想激进，担心他会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曾叹息道：隆渤（邓中夏）这孩子，将来恐怕不是我家的人了。

1912年冬，邓中夏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从宜章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并“奖给廪生”。1913年3月，邓中夏以优异成绩考入郴郡六城联立中学（1914年改为湖南省第七联合中学）。当时宜章县没有中学，邻近的郴县有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联合中学。宜章的许多同学报考教会学校，邓中夏说：“读教会学校，似乎很新鲜，但那种奴化教育，是为洋人服务的，有什么好？”他以这种深厚的爱国思想和不满现实的态度，树立起读书救国的抱负，因而他刻苦学习，成绩通常名列甲等前三名，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

从宜章到郴县，邓中夏的眼界大大开阔。他读了谭嗣同的《仁学》后，对谭嗣同为维新事业献身的精神极为敬佩，尤喜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不时吟诵之。激进的民主党人奋斗的事迹促使他接触了更多的进步书籍，他开始推崇激进民主主义。课余，他经常和同学们谈论打倒帝制，准备为国家做大事。

湖南省第七联合中学校风陈腐，教员中封建思想浓厚的老学究居多数，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这使邓中夏越来越不满。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国人愤慨，湖南省第七联合中学却没有反响。5月中旬，邓中夏与本校同学联络郴城其他学校学生，在城隍庙召开反日大会，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宣传抵制日货，以“五九”为国耻日。这是邓中夏第一次参加爱国反帝运动。

1915年春，邓中夏发起并组织宜章籍旅郴学生成立“宜章旅郴同学会”。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推举为同学会总干事。“宜章旅郴同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宜章兴利除弊，改造旧社会”。每个会员每年交纳会费两元，用作同学会活动经费。邓中夏决定用会费创办会刊，宣传同学会的主张，介绍新知识、新思想，启迪县人觉悟，一扫宜章腐败闭塞的风气，得到赞同。这个同学会后来为宜章社会进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1915年6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高师”）开设文史专修科并在全省招生的消息传到郴县。邓中夏决心到省会长沙学习新知识。他中断了第七联合中学的学业，借了哥哥的中学毕业证书，以“邓康”之名，考取了湖南高师范文史专修科，被分在文科乙班。邓中夏进入长沙，结识了很多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同学，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

岳麓书院大门

湖南高师位于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内，前临湘水，后倚岳麓，风景优美。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宋、元、明、清各代，至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这里又位于湖南省会所在地，学校图书馆里的书报杂志种类比第七联合中学丰富得多，国内外消息也比县城灵通得多，这使邓中夏增长了见识，扩大了眼界，从而更加关心国内外大事。1915年是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一年，湖南高师校长吴嘉瑞、教务主任刘宗向，都是湖南有名的旧派人物，循清末两湖书院旧习，以教授六经为主，文史专修科主要课程采用古文教材，以文言文讲授。每月初一举行祭孔典礼。这种封建复古的氛围，使邓中夏感到窒息。他写了一篇讨袁檄文寄给报社，并且常邀约同学饮酒赋诗，探讨国内大事。

结缘毛泽东

1916年到1917年上半年，杨昌济来到湖南高师任教授，先后讲授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他对邓中夏的学业和救国抱负很是欣赏，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向邓中夏等进步青年讲哲理，谈中国的前途，要求他们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立志救国，改造社会。邓中夏对杨昌济先生的学识、理想十分崇敬。他经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家，听杨先生传授新知识，讲解新思想。

1915年邓中夏在湖南高师住处

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杨昌济在那里授课，毛泽东作文中体现出来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以及气魄过人的文笔，得到杨昌济先生的赏识，成为其得意门生，因而常在星期天去杨先生家里求教，便与邓中夏结识了。他们两人都性格豪爽，志存高远，对国家大事的见解往往一拍即合。他们多次在夕阳下步出岳麓书院后门，沿石阶上行200米，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谈古论今，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

湖湘大地上的两个青年才俊——毛泽东与邓中夏在此结缘，“他们由相识到相知，在时间并不太长的交往中，具有许多惊人的一致，结下了并肩战斗的深情厚谊，堪称著名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的一段佳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启迪。”此后两人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和交往。邓中夏在北京多次与毛泽东聚首，并一度在北大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毛泽东在长沙也多次与邓中夏接触，他们曾在橘子洲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在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两人多年并肩战斗，发挥出重要作用。

北大受教蔡元培

1917年暑假，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为选拔全国品学兼优的学子，主持北大连续三次招生。考生没有名额限制，凡考试成绩及格者均录取。邓中夏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赶上北大暑期第二次招生。他立即报考，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中国文学系）。到北大后，邓中夏立即卷入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他很快明白了“新时代的青年”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成了北大学生中的进步分子。

北京大学入学登记表上的邓中夏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大学，创立于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京师大学堂虽被保存下来，但又秉承封建文化传统，入学者多为出身举人、进士的京官，这些人官僚习气很重，相沿形成风气。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马良、何橘时、胡仁源相继担任校长。学校虽有一些改革，但面貌变化不大。

北大校长蔡元培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讲演中，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升官发财，而要认真研究学问。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听其自由发展，学生也可以参加研究工作。他还提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但年龄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亦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在他的倡导下，北大建立了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一些进步师生爱国救国的政治活动逐步展开，客观上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邓中夏对蔡元培的革新精神非常推崇，为自己能够受教于蔡先生而感到荣幸。1917年10月，他开始参加蔡元培成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的活动，之后又报名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进德会（为乙种会员）、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等社团。

但邓中夏很快认识到，中国劳动人民识字的很少，难以通过哲学唤醒青年工人和全国民众共同救国，广大劳动青年迫切要求学习，爱国学生应当向民众传播文化知识和爱国救国的道理。于是邓中夏与朱务善等几个湘籍同学积极协助蔡元培在北大办起“校役夜班”，利用课余时间兼任“校役夜班”国文教员，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工人上文化课，同时向他们宣传国内外的时政大事。一些校外的青年工人也来听课。这是邓中夏学习毛泽东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道路的第一步。原来，邓中夏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前夕的暑假中，曾与毛泽东多次探讨举办工人夜校的问题。当时毛泽东组织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动员校内的工友和长沙几个新式企业的工人办起工人夜校，参加学习的有120多人。通过开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在他的周围逐步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

邓中夏到北京大学后对毛泽东的这项创举一直很关心，并吸收毛泽东的办学经验，取得一些成果。与此同时，他与毛泽东保持信息交流，不时给毛泽东传去北京出版的新书报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的动态。

1918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离职，推荐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得到蔡元培的聘任。李大钊履职后大量增购中外新图书和宣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报纸杂志，逐渐把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成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邓中夏是图书馆的热心读者，他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古今中外的书籍，对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更是爱不释手。

北京大学沙滩红楼

8月初，邓中夏与几个同学一道赴日本进行考察和游历。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等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到北京。在这之前，蔡和森等人也到了北京。邓中夏归国后，立即去看望毛泽东、蔡和森，与他们来往密切，多次在一起聚会，商讨中国社会改造诸问题。每逢星期日或假日，邓中夏就和毛泽东等人到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里，探讨新文化新思潮。杨昌济给他们介绍了英文杂志Outlook，邓中夏和毛泽东开始从书刊上接触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学说，并对有关布尔什维克问题的文章产生浓厚兴趣。他们多方搜集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很快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1918年秋，蔡元培主持建筑的北京大学沙滩红楼落成。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从马神庙校区搬入沙滩红楼。邓中夏、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到北大图书馆泡上几个小时。10月16日，毛泽东经杨昌济等人介绍，被李大钊聘为图书馆助理管理员。邓中夏常去他在图书馆一楼的办公室，与毛泽东几乎天天见面，一道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