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阴谋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1918年5月，日本政府勾结中国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北洋政府派军队到俄国的外贝加尔，参加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而日本军队则以“共同防敌”为借口，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

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首先遭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坚决反对。5月中旬，留日学生1400余人回到上海，在上海设立救亡团本部；并与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活动积极分子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的行动计划。5月20日晚，邓中夏、许德珩等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和留日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一致决定第二天到总统府请愿。21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学生爱国反帝请愿斗争开始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校的学生2000多人群情激昂，来到新华门，要求面见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冯国璋被迫接见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敷衍学生提出的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半岛等要求。但实际上，北洋政府根本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不但没有废除《协定》，而且不久又与日本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办法》。这次大学生爱国反帝请愿行动虽然失败了，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成立《国民》杂志社

大学生爱国反帝请愿行动的失败，使邓中夏认识到：要取得胜利，必须把爱国学生真正地组织起来。不久，在邓中夏等人的活动下，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7月间，他们联络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学生，组织了近乎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邓中夏、许德珩等被推举为负责人。

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遭到警察当局的严密监视。在不能公开活动的情况下，邓中夏等学生救国会负责人决定创办一个杂志，向全国人民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并将该杂志定名为《国民》。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北大校长蔡元培和《京报》主编邵飘萍等应邀出席会议，李大钊被聘为杂志社顾问。

国民杂志社是五四运动前夕爱国反帝运动开始走向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中国最早的学生社团之一，其中起骨干作用的是邓中夏等后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封面（徐悲鸿设计、绘画）

1919年1月1日，《国民》杂志创刊。杂志封面上画着一个对未来饱含无限希望的青年凝神沉思、眺望前方，表现出五四运动前夜爱国青年的精神状态。这幅画的作者是青年画家徐悲鸿。

《国民》杂志主编是陈钟凡、黄建中，他俩是北京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并不问事。因此邓中夏、许德珩成为其真正的主编。邓中夏作为杂志社的编辑干事，负责编辑《国民》的主打栏目“国内外大事”。他经常撰写文章，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评述。仅在1919年2月到4月间出版的三期《国民》中，邓中夏就以“大壑”的笔名发表了八篇文章，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妄图吞并中国的阴谋与劣迹；同时揭露了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为扩张势力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密约。

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邓中夏与同仁合影纪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学生社团出版的刊物中，《国民》杂志是反帝政治色彩最浓的。它从三个方面促进了五四运动：一是提高了知识青年的爱国觉悟；二是使青年深感军阀政治的腐败；三是使青年初步察觉社会制度、组织之不良，即有初步的反帝反军阀与改造社会的觉醒。

参与发起五四运动

1919年1月18日，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27国代表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战胜国在“和平”幌子下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协约国”一方，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邓中夏在《国民》杂志上，以时事述评的方式，及时地把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的勾当，以及中国代表在“和会”上的言行，报告给读者，引导广大民众密切注意巴黎和会动向和会上的斗争。

4月29日至30日，英美法三国通过的“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竟规定“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包括“支路”、“矿产”等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完全拒绝了中国关于归还山东主权等项合理要求，而且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欲，使日本在山东的强盗行径合法化。

5月2日，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得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告诉了邓中夏。邓中夏义愤填膺，当天下午即与许德珩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开紧急会议，商讨对应办法。会议采纳邓中夏与许德珩的提议，决定以国民杂志社名义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5月3日晚在法科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北京的大中专学校代表参加会议，共商斗争策略。

5月3日晚7时，邓中夏以国民杂志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负责人身份，与许德珩、廖书仓等同学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主持召开北大学生大会。北京高师、中国大学、朝阳法政专门学校、工专、农专、法专、医专、商专、汇文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大会。出席会议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深刻地指出：“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邓中夏接着发言，他激愤地挥着手说：“我们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立即组织游行示威！”

同学们热烈响应：“对！我们要游行示威！”“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会议当即作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不签字；三、通电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上午，邓中夏出席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13所学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议决五条：“（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

五四运动天安门会场

当日下午13时，邓中夏率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途中遇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某次长和军警的阻拦。邓中夏与五四运动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傅斯年和黄日葵等学生代表与教育部代表展开辩论，终于突破阻拦，到达天安门广场。13时半，北京1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在此汇齐，举行“国民大会”，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演出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壮烈一幕。随后，军警进行镇压，30多名学生被捕。当晚，北京大学学生再次召开大会，决定进一步组织起来，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同学，继续开展爱国反帝运动。会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学生会。

五四运动中的邓中夏

邓中夏负责干事会文书股工作。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总罢课。为更有组织地开展斗争、统一行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邓中夏担任联合会宣传股主任，参与领导北京和全国的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5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代表，联系各地学生，采取共同行动。邓中夏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到湖南找毛泽东，研究在湖南开展爱国反帝运动的问题。

当时，统治湖南的封建军阀张敬尧封锁新闻，不准湖南的报纸刊登五四运动的消息。因此，湖南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了解甚少。邓中夏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全面情况，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反帝斗争的问题。毛泽东非常赞成。他把邓中夏安置在楚怡小学休息后，连夜去找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在后山操坪开月光会，决定邀请各校学生代表于5月25日在楚怡小学集会。

25日，湖南大中专学生领袖20余人齐聚楚怡小学。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示威的情况，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的经过。希望湖南学生组织起来，实行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共同行动，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并惩办卖国贼。各校学生代表一致赞成。

2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发表《罢课宣言》，率领全省学生罢课。湖南学生爱国反帝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邓中夏随即赶回北京。

6月1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发布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进行辩护，一道命令是要求学生立即复课。同时，反动军警在北京街头逮捕大批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这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义愤，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从6月3日起大规模开展街头演讲活动。

6月3日，邓中夏率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前门箭楼下用桌子搭成临时讲台讲演，遭到反动军警的殴打而被捕。是日，全市2000多学生上街进行演讲宣传，先后有170多人遭到逮捕。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没有吓倒爱国学生。当晚，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校继续派学生上街演讲，每校每批50人，如这五十人被军警捉去，再派五十人出去，如官厅拘留一人，就一起前去，听他发落。6月4日，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拘捕。到5日上午，被捉去的学生有1000多人。北京原有的监狱容纳不下。军警竟包围北河沿法科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邓中夏在狱中毫不畏惧，向看守的警察展开了强烈的宣传鼓动。

北京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残暴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为了抗议北京政府迫害学生，支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6月3日，上海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接着，沪上其他纱厂工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电车工人、机器工人、海员工人、电灯厂、电话局和自来水厂的工人乃至清洁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总人数达到6万多人。

在上海工人斗争的影响下，天津等城市的工人也准备举行大罢工。这样，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反帝斗争，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强烈反对下，北洋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同时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

邓中夏获释后，立即被北京学联派到上海，发动上海的学生和工人罢课、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在邓中夏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推动下，各地学联相继成立。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国学生斗争。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经常记载邓中夏的名字与活动。邓中夏成为五四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秋，李大钊邀请邓中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是五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社会团体。总会设立于北京，在南京、成都和法国巴黎设立分会。其学会会员成分复杂，信仰各异，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有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沈泽民、刘云汉、黄日葵、杨贤江、侯绍裘、田汉、许德珩等人；曾加入共产党的有周佛海、刘仁静、张申府等人；一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诗人、学者、工程师和实业家，如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卢作孚等。

邓中夏加入学会后被选为庶务股主任，他极力主张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实现“创造少年中国”的目标，和李大钊、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创办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

五四运动前后，邓中夏发起创办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也成为了推动五四运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创立于1919年3月7日。邓中夏起草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规定：“本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本团讲演分为定期与不定期两种：甲、定期讲演。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一时至四时举行之。乙、不定期讲演。此项讲演，如有事情发生，或春假、暑假及国庆日，经本团团员认为必须时，临时酌定。”“本团设干事四人，经理一切事物，任期半年，但得连举连任。前项干事由大会选举之。”“本简章得全体过半数之同意，可随时修改之。”

3月11日至14日，《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刊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进步学生积极响应，踊跃报名。3月21日，邓中夏与廖书仓、许德珩、易克嶷、黄日葵等39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3月23日上午，邓中夏主持召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大会，35人到会。会上讨论修改讲演团简章和露天讲演办法，选举讲演团职员。邓中夏与廖书仓当选为总务干事。3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公布经讨论修改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3月27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致函京师警察厅：“本校平民教育讲演团，现定于春假后每逢星期日，在京中各相当地点，由团员中择人分别讲演。本校现特具函报告京师警察厅，请其转饬各区查照矣。”3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公布41名团员分组名单。邓中夏分在第二组。3月30日，邓中夏主持召开平民教育讲演团干事及各讲演组主任会议，商讨外出演讲事宜。会上议决：“定于四月一日至五日在东便门内蟠桃宫讲演，每日午后一时开讲。场内有本团干事招待并备茶水。除本团团员按日到场讲演外，教职员同学中有愿莅临讲演者，尤所欢迎。”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街头听大学生讲演的市民

1919年4月1日下午，邓中夏率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四个小组，高举北京大学校旗，到东便门内蟠桃宫举行第一次露天讲演。邓中夏讲演的题目是《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其他团员讲演的题目有《爱国》《国民应尽之责任》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4月3日，北京大学开始放春假。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25名团员利用春假时间，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庙会上举行连续三天的讲演大会。每天下午团员们三五人一组，打着白布小旗，敲响铜锣，到人多的地方开讲。当日讲题为《平民教育之意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等38个。尽管讲演时“黄沙漫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4月4日下午，邓中夏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庙会上作题为《家庭制度》的讲演。这一天，平民教育讲演团共讲演《国民常识》《什么是善？》《平民教育》等15个讲题。4月5日下午，邓中夏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庙会上作题为《平民教育》的讲演。其他团员的讲题分别为《迷信》《世界的国家》《都市人民当注重工商业》《爱国》《衣食住》《国民应尽之责任》《利己与利他》《劝勤》等。

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从街头的不定期讲演，发展到利用官立讲演所定期定点讲演，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4月27日下午，邓中夏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地安门外的护国寺举行讲演大会，讲题有《互相帮助》《头彩十万元》《国家思想》等。4月30日，邓中夏与廖书仓一同出面交涉，向京师学务局借用东、南、西、北四个讲演所，作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扩大讲演之处。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布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决定自本日起，每周星期四上街讲演。邓中夏与廖书仓、常惠、丁肇青为第一讲演组成员，演讲地点在珠市口南路东，时间为下午2至4时。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中夏率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冲锋陷阵，推动爱国反帝斗争深入发展。5月5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上街讲演，邓中夏作了题为《青岛交涉失败之原因》的演讲。5月11日，邓中夏将讲演团分成四个组，在北京城东、南、西、北四个讲演所进行讲演，他再次作了《青岛交涉失败之原因》的讲演。这次讲演团的15个讲题均与爱国反帝有关，如《青岛问题》《痛史》《朝鲜独立》《争回青岛》《国民自决》《报告学生团的义举究竟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等。5月18日，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在东城讲演所讲演。邓中夏讲题为《青岛交涉失败史》，廖书仓讲题为《国民和民国的关系》，周炳琳讲题为《山东与全国之关系》，其他同学的讲题分别是：《国民快醒》《警察》《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欧洲和会与世界和平》《政府为甚么要抽税》《盐税之批评》《人力万能》《甚么叫做法律》等。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固定讲演所之一

在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不仅向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反封建思想、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更重要的是，紧密配合爱国运动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讲演。1919年5月至6月间，邓中夏带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北京城区各处发表爱国反帝演讲。演讲的题目有：《国民快醒》《国民的责任》《经济侵略之抵御》《抵抗强权》《为什么要爱国》《亡国之痛苦及救亡之方法》《关于山东问题》《日本的野心》，等等。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城乡的讲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更重要的是，邓中夏开创的露天讲演方法，使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立刻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因而在五四运动中被迅速推广。受到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影响，北京各校都迅速组织了讲演团，为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邓中夏继国民杂志社之后建立的又一个重要的新文化运动组织，在五四运动后存在了四年之久，团员最多时达100多人。1921年之前，邓中夏一直是讲演团的实际负责人。他先后担任过总务干事和编辑干事，带头作过多次讲演；讲演团的许多文件、讲稿都出自他的手笔。讲演团所取得的各项成绩，都与他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组织和领导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讲演活动，邓中夏锻炼了自己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能力，进一步了解了劳动人民，为他后来成为杰出的群众领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