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日本經學家平賀晉民《詩經原志》稿本探賾[1]

卞東波

一　平賀晉民的生平與學術淵源

日本江户幕府建立之後，致力於發展儒學，特别是朱子學，德川幕府也重用藤原惺窩（1561—1619）、林羅山（1583—1657）等朱子學者，朱子學在日本開始大規模地傳播。不過，日本儒學發展到江户時代中期之後，朱子學的統治地位受到了以伊藤仁齋（1627—1705）爲代表的古義學派，以及以荻生徂徠（1666—1728）爲代表的古文辭學派（又稱蘐園學派）的挑戰[2]。特别是荻生徂徠由於弟子眾多，他的學説幾乎風靡江户時代一百年，對日本學術史、思想史以及漢學史都産生無以倫比的影響。本文討論的對象平賀晉民（1722—1793）[3]，就是古文辭學派的一位經學家。

平賀晉民，初名晉人、叔明，字子亮、房父，號中南、果亭、南嶺、芭園（芭塾），通稱孫次郎、惣右衛門，安藝忠海（廣島縣豐田郡忠海町）人，日本江户時代中期的儒學家。日本現代漢學家高楠順次郎稱：“先生山陽之碩學，而天下之高士。”[4]即是從學與行兩方面對其的概括。

平賀晉民是江户時代中期一位比較有特色，也是很有思想的經學家。他一生的行事，也體現了江户時代知識份子的某種典型。平賀晉民出生於日本的安藝國，即今天的廣島縣（在日本被稱爲“中國”地區），一生以學問爲業，以著述爲事，後人稱其“中國醇儒持操堅”[5]，基本無差。晉民出生於享保七年（1722），此時正是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説在日本風行之時。晉民年十四，出爲沼田土生氏的養子。寶曆五六年（1755—1756）間，養父去世後，他又回復本姓平賀。晉民青年時期即有志於學問，但“僻鄉無師”[6]，他只能從故鄉的寺院裏借一些典籍來閲讀。他的弟子賴春水也説“寒驛無師獨自苦學，躬執賤業而翻閲十三經、廿一史”[7]。正是對學問的執著追求，他渴求名師的指導。寶曆十二年（1762），年已不惑的晉民到肥前（佐賀縣）蓮池龍澤寺從黄檗僧大潮元皓（1678—1768）學習。釋大潮，名元皓，號月枝、魯寮、西溟，肥前松浦（佐賀縣）人，江户中期著名的漢詩人，著有漢詩集《魯寮詩偈》、《松浦詩集》、《西溟餘稿》等。大潮在兩個方面對晉民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是大潮能説漢語，曾在京都宇治由來自中國福建的隱元大師建立的黄檗宗萬福寺做翻譯，晉民後來到長崎學習唐音，也緣於老師的鼓勵；二是大潮與荻生徂徠及其弟子服部南郭（1683—1759）皆有交往，這也奠定了晉民思想的基調。在長崎學習漢語時，他與清人沈綸溪、游撲庵、龔廷堅多有交往，他的文集《日新堂集》中有他與清人的唱和詩多首，留下了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話。明和元年（1764），在長崎學習三年後，他又回到故鄉附近的竹原、三原，以教授爲業。明和四年（1767），第三次遊歷關東地區。明和五年（1768），開始在京都十餘年的僑居生活。安永二年（1773）左右，出任京都青蓮院法親王宫文學。安永三年，出任京都御所大舍人通直郎。天明二三年間（1782—1783），移居大阪。天明八年（1788），掌管幕府政事的老中松平定信（1787—1793年任老中）、松平信明（1788—1803、1806—1817年任老中）爲了革除幕府弊病，援引了一些儒學者作幕僚，松平定信就汲引了朱子學派儒學家、“寬政三博士”之一的柴野栗山（1736—1807），而松平信明則延請了反朱子學派的平賀晉民[8]。晉民比較喜歡書齋中的學者生活，在江户居留一年後，寬政元年（1789），晉民西歸，回到大阪。寬政三年（1791），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八十一卷的《春秋稽古》。寬政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寬政四年，公曆爲1792年，但臘月已到公曆1793年），晉民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卒後葬於大阪天王寺内邦福寺，老中松平信明賜諡“好古先生”。晉民有名的弟子主要有賴春水、間大業二人。現根據《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一書，將晉民生平簡略排列如下：

享保七年（1722），出生於安藝國豐田郡忠海町。

享保二十年（1735），出爲沼田土生氏養子。

延享四年（1747），與櫻井順子結婚。

寶曆五六年間（1755—1756），養父病殁，服喪三年，後復姓平賀。

寶曆十二年（1762），到肥前蓮池龍澤寺從大潮元皓學習。後至長崎學習唐音。在長崎與高君秉等人結芙蓉詩社。

明和元年（1764），離開長崎。

明和二年（1765）左右，居竹原等地，東遊大阪等地。

明和四年（1767），遊歷關東。

明和五年（1768），僑居京都。

安永二年（1773）左右，出任京都青蓮院文學。

安永三年（1774），出任京都御所大舍人通直郎。

天明二三年間（1782—1783），移居大阪。

天明八年（1788），赴江户幕府。

寬政元年（1789），西歸。

寬政四年臘月（1793），去世，葬大阪，諡“好古先生”。

日本享保年間（1716—1736），荻生徂徠倡導的古文辭學派大行於世，加之徂徠眾多弟子的推波助瀾，古文辭學派聲勢非常浩大。晉民出生不久，引領江户一代風氣的荻生徂徠去世，但徂徠的影響並没有消歇，晉民成長的年代正是古文辭學派大行於世之時，木島茂《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序中説得很清楚：“（晉民）專修徂徠學風。”[9]賴春水的《師友録》也説：“其學不出蘐園。”[10]上文已經提到，晉民成爲徂徠的追隨者，主要是受到其師大潮元皓的影響。

荻生徂徠在《與藪震庵》中交代了其發起古文辭的原因：

不佞始習程朱之學，而修歐蘇之辭。方其時，意亦謂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無它，習乎宋文故也。後有感於明人之言，而後知辭有古今焉。知辭有古今，而後取程朱書讀之，稍稍知其與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後取秦漢以上書，而求所謂古言者，以推諸六經焉，則六經之旨，暸然如指諸掌矣。是亦無它，習乎古文故也。[11]

徂徠認爲，要領會“先王孔子之道”，不能依據宋儒的“近言”，而要通過秦漢以上的“古言”。不過，徂徠設計的“古文辭”，不是直接學習秦漢的“古言”，而是要通過學習明代的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文學來達致，他説：

李（攀龍）、王（世貞）崛起，以修辭振之，亦一以古昔爲則，是豈可不謂豪傑乎？……大抵韓柳以後，古今之間，成一大鴻溝，及王、李出而後渾然爲一，豈非一大快事耶。[12]

古文辭學派在學術上的表現就是反對朱子學，這在晉民所著的《詩經原志》（下簡稱《原志》）中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原志》對朱熹的《詩集傳》的觀點進行了近乎冷嘲熱諷的批判。這一點，下文將會展開論述。

東亞學界鮮見關於平賀晉民的研究[13]，關於平賀晉民生平與著作的輯録最權威的專著是澤井常四郎所著的《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一書。此書輯録了平賀晉民《學問捷徑》（三卷）、《大學發蒙》（一卷）兩部學術著作，以及其本人的文集《日新堂集》（十卷及續録）與筆記《蕉窗筆記》（一卷），他最著名的著作《春秋稽古》八十一卷、《世説新語補索解》二卷未收。晉民的著述，除上文列舉的以外，尚有《唐詩選夷考》五卷、《論語合考》（未完成）等等。而本文要討論的《詩經原志》亦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未收於《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一書中。所以對平賀晉民研究的展開，還有賴於平賀晉民著作的進一步整理。

二　《詩經原志》稿本的形態

《詩經原志》是一部重要的日本《詩經》學著作，目前研究日本《詩經》學的論著皆未提到該書[14]，可能與其庋藏於美國有關。關於《詩經原志》，晉民弟子間大業《中南平賀先生略傳》根據印象著録爲：

《詩經原志》　　全九卷　　未刻

《晰義》三卷，《國風》二卷，《小雅》二卷，《大雅》一卷，《頌》一卷。[15]

《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在承襲這段記載之後，又有一個具體的説明：

《詩經原志》　六卷　刊本　　大阪圖書館所藏

卷一二　　風

卷三四五　雅

卷六　　　頌

總紙數二百七十九枚，日新堂所藏，出版年月日及發行書肆未詳。[16]

同一本書，間大業記載與《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的記載很不一致，間大業記載《原志》並未刊刻，且有九卷，在正文之前還有《晰義》三卷；《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則言《原志》有刻本，但所載正文卷帙與間大業所載不同，且没有《晰義》三卷。據筆者檢索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及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的藏書目録，皆未見有收藏《原志》一書，所以筆者懷疑《原志》並未被刊刻過；如果有刊本的話，斷不會僅大阪圖書館一家收藏。當時大阪圖書館的藏本，筆者推測，可能也是一部寫本。筆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見的《原志》與《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所載的卷帙内容完全一致，此書索書號爲TJ439/1416，1955年6月24日入藏哈佛燕京圖書館。《原志》六卷，裝訂爲六册，其封面上明確標明此書爲平賀晉民的“自筆本”：“《詩經原始（志）》稿本　平賀晉民自筆　六。”（見書影一）《原志》卷一首頁，除有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書印之外，尚有“瑞峰”、“嘯月”朱文印兩方（見書影二），可能爲原藏者之印，惜未能考出其人，且俟博雅君子。

書影一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詩經原志》封面

筆者比較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平賀晉民《春秋稽古》稿本與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原志》寫本，發現兩者字體完全一致（見書影二），故可以斷定此爲同一人書寫，皆爲平賀晉民的自筆，即手稿本。

《原志》稿本每册卷首書“詩經原志卷×”，次行書“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每半頁九行，單魚尾，四周雙邊。《原志》謄寫所用的稿紙爲《春秋集箋》用紙，故版心仍有“春秋集箋”四字。《詩經》正文用大字，注文用小字雙行夾注。這部稿本可能是平賀晉民的定稿後的謄抄本，故書寫整潔，一筆不苟。但可能定稿後，晉民又在不斷地修改，所以書中留下了很多修改的痕跡。這些改動之處，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作者親自完成的，所以這進一步證明了此書是平賀晉民的稿本，而非他人的轉抄本。

書影二　左爲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詩經原志》卷一，右爲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春秋稽古》卷九

書影三

我們從稿本可以看到，晉民對原稿修改之痕跡（見書影三），如卷一《王風·大車》“穀則異室”，晉民注云：“穀訓生之妄，不責而自敗。”後將“責”改爲“攻”。原作“責”完全是筆誤，改正後文意始通暢。卷二《唐風·無衣》的解題，晉民原作：“人貽衣於我，説而謝之也。”“説”後被改爲“喜”。卷五《大雅·緜》注云：“古父亶父，即太王，由何稱古公亶父，爲名爲字，何可知之。”“何可知之”後被圈掉，在本頁的天頭被改爲“皆未可知”。除了改動，還有一些删除的痕跡，如卷三《小雅·十月之交》“不憖遺一老”，原注有“憖，有心也”，後這句被删除。卷六《周頌·噫嘻》“既昭假爾”，注文原有“以祀事來，故曰昭假”，後被删除，並在天頭注明“衍アリ”，即有衍文之意。

在删除衍文之外，還補足了一些脱字（見書影四）。如《召南·草蟲》原注云“凡陟山謂瞻望，采物貪得也”，後一句明顯不通，脱一“謂”字，稿本上已補足。《邶風·泉水》原注“故云婦人無寧之事”，“寧”前脱“歸”字，後亦補完。《原志》的稿本上還有晉民粘貼的一些浮簽以覆蓋原來的内容，如卷一《檜風·羔裘》的解題就有一張浮簽云：“稱美人之詩也，不必大夫。”這可能是晉民後來修改時粘貼的。作爲稿本的《原志》，還一些地方顯示出稿本的特徵，即有的地方，明顯並未完成，如卷三《小雅·采薇》：“曰歸曰歸，心亦憂止。”下注云：“不得歸，故……”“故”下明顯有闕文。

書影四

《原志》自筆本上每頁都有數量頗多的眉批，其筆跡與晉民的筆跡略異，可能是收藏者或他人所施。由於《原志》本文僅有對文字的訓詁，未有對《詩經》中文字音韻的注解，故眉批主要是對文字音韻的説明（見書影五）。如卷四《小雅·大田》的天頭有眾多關於音韻的眉批。除了音韻之外，還有一些是對注文的補充。如對《大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一段，晉民就在眉批中補充注釋云：“鰥寡拾摭以爲食。”再如卷五《大雅·文王》“文王降陟，在帝左右”，眉批云：“《左傳》云：‘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因疑‘降’是‘恪’字之誤。恪，敬也。”眉批補充了所引《左傳》的出處是“左氏昭公七年”。又批云：“朱注引《傳》曰：‘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書影五

總之，雖然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原志》是一部謄清的稿本，但完成後，晉民又作了許多修改。如今哈佛所藏的《原志》上還保留著晉民的修改痕跡，從這些痕跡可以看出，晉民認真的治學態度，以及在學問上不斷精進的精神。

三　《詩經原志》對漢儒與宋儒（朱熹）《詩經》學的批判

在中國經學史上，從《毛傳》、《鄭箋》到《孔疏》及朱熹《詩集傳》一系的《詩經》學，由於其與科舉綰合在一起，成爲一種具有霸權地位的主流《詩經》學。特别是隨著朱子學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影響的擴大，朱熹的《詩傳集》更是研究《詩經》必須面對的存在。而作爲徂徠學後勁的晉民，學術批判的對象就是朱熹。作爲一部《詩經》學研究著作，《原志》必須對漢儒與宋儒創造的中國主流《詩經》學進行回應；而晉民對漢宋《詩經》學的回應方式主要是批評，甚至是厲聲批判。

《五經》當中，《詩經》在漢代是最早被尊爲“經”的。《詩經》在漢代的政治生活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漢儒即有以《詩經》爲“諫書”者。漢儒説《詩》的特色就是以“美刺”説《詩》[17]，甚至言美刺時，與詩歌原意偏離甚至相反[18]，即産生一種“言此意彼”的“諷寓”（allegory）效果[19]。特别是《鄭箋》一一坐實《詩經》物象後的“諷寓”意義，更使後世學者看來完全是牽强附會，背離原始詩意。卷四《小雅·賓之初筵》，晉民注云：

鄭玄欲一一合之於禮，故牽强穿鑿已甚矣。不知舉祭之大略，而爲説祭之詩也。

類似的意見，中國學者也早已發表過，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二“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條指出：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20]

除了“以禮説《詩》”之外，晉民還批評了漢儒認爲《詩經》與春秋之時的時事有關的看法，《原志》卷一《鄘風·柏舟》解題云：

舊爲衛僖公世子共伯妻共姜。夫諸侯之女，既歸於諸侯，何有此事。故季本云，共伯爲衛世子，共姜，齊女，其父母豈有越他國奪嫁之理哉？良是。至其以母爲姑，尤非也。此鄘土之節婦，何必衛哉？漢儒謂《詩》皆與於國事，而太史爲之，故爲是誕妄耳。

再如卷一《衛風·淇奥》，晉民解題云：

美君子之詩也。君子或諸公子，或卿大夫，或士庶人，未可知也。此詩極褒獎而不及人君之德度，是知非美衛侯也。漢儒以得失視詩，故指此爲美武公，又因“猗重較”之言云，卿士於周，或云佐周平戎，平王命爲公，皆誕妄、傅會之説也。

在晉民看來，漢儒還有另一個毛病，就是以後代的情況來比附《詩經》時代的情況，犯了“以今例古”大忌，如卷二《齊風·盧令》，晉民解題云：

《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内之狡兔也。毛萇據之以盧爲犬。夫盧，犬名，而非盧即犬也。且以數百年後之事定數百年前之物，可乎？……凡以意爲杜撰，以欺後人，漢儒之常。

再如晉民解釋卷五《大雅·生民》“卬盛於豆，于豆于登。其得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諸句云：“此祭非祀祖宗，非郊祀，只是祭稷而祈年也。而云上帝者，凡神合之，則皆上帝也。後世以后稷爲稷，配天於郊，此是義也，分之則有别。禘嚳於廟，以文王配之是也。一乎，二乎，不可得而知，此神道之教也，聖人敬天敬鬼神之意也。漢儒以此祭爲郊天，稷不可郊，則云二王之後得祀天，此周之禮也。后稷臣於堯舜，何由知許用先代之禮樂，牽强傅會甚者也。”這也是相同的毛病。

書影六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延享三年（1746）刻本《朱氏詩傳膏肓》

同樣受到晉民批判的還有以朱熹爲代表的宋儒。據筆者統計，《原志》一書提到朱熹數十次，僅有兩處對朱熹的觀點表示贊同。其一見卷一《王風·大車》，朱熹將“死則同穴”解釋爲“合葬”，晉民認爲“朱熹氏爲得之”。其二見卷三《小雅·采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注云：“‘車三千’，朱熹云，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此説極是也。”除此之外，《原志》對朱熹及宋儒幾乎皆是批評，晉民還明確説“《集傳》不慊於人意也”（卷二《齊風·盧令》注）。他對朱熹的批評非常直接，卷一《邶風·新臺》：“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注云：“籧，篨，蓋竹器，未詳何物……朱熹‘竹席’之説，亦意料之言，縱令當世有其物，何知古必然。”所謂“意料之言”即臆想之言。卷六《周頌·噫嘻》注云：“朱熹云，成王始置田官而戒命之也。夫詩諷詠之物也，王之戒田官，何用詩之爲，既用之，何假前王之爲。又何本始置田官之爲？不甚迂乎！”又卷三《小雅·由儀》注云：“朱熹諸侯多忌兄弟之説，陋甚矣。”卷二《陳風·羔裘》解題云：“鄭玄以羔裘爲朝服，孤裘爲祭服。朱熹又以錦衣狐裘爲朝天子之服，皆以己意妄説者也，於禮經無據。”卷二《豳風·七月》解題云：“吕祖謙不知此義，徒見三正而云，三正通於民俗，至朱熹云，無純臣之義，及私有紀候之法則，謬之尤大者也。”這裏，晉民對朱熹的批判受到徂徠學派很大的影響。如果我們比較荻生徂徠高弟太宰春臺（1680—1747）所著的《朱氏詩傳膏肓》（書影六）和《詩經原志》就會發現，兩者對朱熹的批評在思想上如出一轍，《朱氏詩傳膏肓》卷上云：

宋儒之説經則不然，專以臆解，不從傳説，好立新義。如晦庵之注詩，謂之注則可，安得謂之傳乎？晦庵本不知詩，其説詩也，不足道已。然其間有大紕繆者，貽學者害不少。

甚至在遣詞用句上，兩書都有驚人的相似，且看幾例《朱氏詩傳膏肓》卷上對朱熹《詩集傳》解詩的批判：

《静女》：若晦庵者，不可與言詩也。

《柏舟》：晦庵拘焉。

《載馳》：晦庵此言，徒爲詩人解説耳。宋儒不識禮義之辨，大抵以禮爲義。

《伯兮》：晦庵拘焉。

《黍離》：泥乎固哉，晦翁之爲詩也。

《君子於役》：晦庵此等解，使人捧腹。

《羔裘》：朱注至此，令人噴飯。

晉民認爲，朱熹等宋儒之所以在解《詩》上有如此多的錯誤，與宋儒喜歡以義理説《詩》有關，如：

卷一《邶風·式微》解題云：舊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按《左傳》載晉伯宗言，赤狄奪黎氏地，晉侯滅潞而立。黎侯傳言是而已，其詳不可考。後世不知詩教，緣傳傅會，欲强合己志。但《毛傳》猶未言之，序始言焉，而鄭玄依之。朱熹雖疑取而釋之，以義理視詩者，不得不然。

卷三《小雅·天保》解題云：後儒不知道，不知禮，不知樂，不知詩，唯義理之視，其陋如此。……理學者所求非道矣焉，得其説，其所謂責難之意寓焉。

卷三《小雅·南陔》解題云：後儒不唯詩以義理視也，欲樂亦以義理聽焉。董氏云，知義已失之，皆理學之弊也。

卷五《大雅·旱麓》注云：宋儒唯理之譚，甚疏於禮，而猶毁經。間有詳之者，亦一據漢説，益傅會耳。

這裏的“後儒”主要指宋儒。同樣，對以義理説《詩》的批判也是古文辭學派的基本觀點，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卷上對這一點再三批判：

所謂義理者，隨人之所見而無常度者也，故君子小人各有所以爲義理，我以吾義理正人，則人亦以其義理抗我，争之所由起也。且禮者，實事也；義理者，虚言也。古人不貴虚言，晦庵以禮爲義理故也。余嘗以爲宋儒義理之説作，而先王之道廢焉，不其然乎？

《朱氏詩傳膏肓》卷下解釋《大雅·柔桑》一詩亦云：“人者，實物也；義理者，虚名也。古人言必實，如宋儒好言義理，徒虚説耳。虚説者，佛氏之道也。”在太宰春臺看來，義理具有很大的主觀性，不同的主體相對應有不同的“義理”，並無一種普適的“義理”。同時，與在現實中被踐行的禮不同，“義理”則是“虚”的，缺乏操作性。義理，在中國文獻的語境中，經常被稱爲“心性”，從宋代起就廣受争議和批評。

晉民批判宋儒的另一個理由是“不知情”、“不知道”。“不知情”可以理解爲不懂人之常情，而“不知道”則可理解爲不懂事情的規律，其實兩者是相通的，且看幾則晉民的批評：

卷四《小雅·大田》解題云：朱熹輕視天物，而慢棄之言，可謂經生不解人間之事矣。

卷四《小雅·北山》解題云：怨役使不均也。宋儒有謂《北山》不當怨而怨者，又有謂《谷風》未免有施勞之意者，其不知人情宜乎？不知道也。

卷五《大雅·旱麓》“豈弟君子，干禄豈弟”，注云：豈弟，嘉樂也。干，求也。干禄、豈弟，言得禄而嘉樂也。後儒謂君子無求福之心，其不知道，職此之由。君子何不求福，其曰“天命靡常”，曰“峻命不易”，曰“爲君也難”。皆勸禄之言也。若無求福之心，則誰爲其難者，凡有血氣者，不能無欲，故以欲誘之，堯舜之欲，安斯民欲也。是以祀天地山川，祭社稷宗廟，雖孝敬爲主，而在己亦得福之道也，故嘏辭授福爲言。左氏每云，求福於敝邑社稷，古之道爲然。然欲有善有惡，故以天道福善禍淫戒之。宋儒欲絶欲，此所以其學流於虚無，而不能遂絶也。

也就是説，宋儒解《詩》時，戴上理學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没有考慮到《詩經》之産生是基於人情這一基本事實，從而遮蔽了對《詩》意的準確判斷。這一點也可能是受到太宰春臺的啟發，《朱氏詩傳膏肓》卷首所附太宰春臺《讀朱氏詩傳》云：“若仲晦者非徒不知詩，要之乃不知聖人之道者也。”又云：“夫詩者，人情之發也。豈可以心言哉？非徒不可以心言，亦不可以道言，必以心與道言。”從上可見，晉民對朱熹的批判應該受到了太宰春臺的影響[21]，但也可以視爲古文辭學派批判朱子學的一貫主張，甚至也是江户儒學的一個共通傾向，如江户另一位儒學家增島蘭園（1769—1839）也著有《詩序質朱》，批判朱子的《詩經》學。

四　《詩經原志》與近世中國《詩經》學

《詩經原志》以自出機杼爲主，並没有大量征引他人之説，這顯示了《原志》在學術上追求原創性的努力。不過，晉民在寫作《原志》的過程中，除了要回應在中國《詩經》學史上影響巨大的《毛傳》、《鄭箋》、《孔疏》和朱熹《詩集傳》外，也參考了中國近世以來的一些《詩經》學著作，包括宋元明清四代《詩經》學者的著作。從中也可尋繹出晉民的學術資源、學術取向以及學術理念。

據筆者統計，《原志》提到明代《詩經》學家季本（1485—1563）的《詩説解頤》最多[22]，不下幾十次。《原志》不但引用季本的觀點，而且時時與其辯論、商榷、反駁，可以説季本的《詩説解頤》是《詩經原志》對話的對象。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曾師事王陽明，受其思想影響很大。其所著《詩説解頤》四十卷，“比諸家舊説爲詳，然一以經文爲主，而於舊説多所破之”[23]，又“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竊前人，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説，凡書中改定舊説者，必反復援據，明著其所以然也”[24]。晉民的《詩經》研究實際上也延續了季本的路子，致力於打破“舊説”。他在《原志》中對季本不拘於舊説之處，皆予以表出，如卷一《王風·黍離》，晉民解題云：“此周民傷己之詩也。舊皆謂周大夫行役閔宗周，獨季本以爲非。”《王風·大車》，晉民解題云：

《大車》：此詩甚難解。序云：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毛鄭以之詩，其有徒陳古而已，而刺今者乎？且詩無男女之訟事，故朱熹氏不從焉，而云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而解，多從《毛傳》。……故季本氏不從焉，而云，妻爲夫所棄，而誓死不嫁，其後夫服毳衣乘大車以出，而妻望見之，故作此詩。……此説最近是。

又解釋此詩中“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兩句中的“子”字云：“毛、鄭及朱共爲大夫，以是‘子’字故也。雖子，大夫之稱，而民間不可指大夫稱子也。季本爲棄婦亦以‘子’字故也，指前夫爲子甚允當。”又卷二《鄭風·將仲子》，晉民解題云：

季本云：舊説以仲爲祭仲，而謂其不當與莊公誅叔段之謀。詩人之閔叔段，未知其得正與否。然以詩意求之，則謂武姜爲母，可也，而武公已死，安得併言父邪？且曰“可懷”，則非所以語祭仲也。此蓋女子私其所私者之言耳。《集傳》獨取夾漈鄭氏淫奔之説，得之矣。季説甚辨，無可議者。

卷二《陳風·宛丘》，晉民解題云：“《地理志》曰：大姬好祭祀用巫。鄭玄和之，又傅會無子。地志因此詩而僞造之説，誣古人，欺後世。漢人之學爲然矣，後代唯季本發其妄誕。”卷五《大雅·皇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晉民注云：“季本云，舊説以爲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則與民無得而稱者，有戾矣。蓋太伯之讓，止是家庭常事，有何異焉，而王季受之，亦不以爲將得天下也。但原周所以得天下之由，則自王季受太伯之讓始，故推及太伯言之，自史遷以來言此事者，多失本意。此説能砭後儒之病。”同詩“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一章，晉民注云：“季本云，舊説以度鮮原，居岐陽爲徙都程邑，則於上文伐密之事不相連屬，而又不言遷程之詳，語亦晦。……後儒因程爲漢扶風安陵，即今咸陽縣，又或以程爲畢郢之郢，亦皆臆説耳。愚謂，文王遷程以此詩附會焉耳，季氏能發漢以來之蒙。”這些地方，皆是季本對舊説的破除，因而得到了晉民的肯定。

不過，對於不同意季本之處，晉民的批評也是辛辣的。卷二《鄭風·有女同車》，解題云：“季本云，國君娶夫人，妾媵同行，而夫人獨賢。人之不知詩，而穿鑿如此。”卷三《小雅·魚麗》，解題云：“季本云，此詩爲尊禮賢者而作，因以爲燕饗之樂歌，蓋亦大雅也。欲强附義理，其迂腐如是。”綜觀《原志》全書可以發現，對季本《詩説解頤》的援引與批評在《原志》中多次出現，可以説，《原志》在其成書過程中，《詩説解頤》是其主要的參考與辨正對象。

除了《詩説解頤》外，《原志》還引用到數十家近世中國《詩經》學者及其著述，今對其所引的文獻一一詳考如下：

宋　歐陽修

卷三《小雅·湛露》解題云：“歐陽修云，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由燕私之情，盡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也。此説甚有理，多當如是。”按：歐陽修（1007—1072）此語見其所著《詩本義》卷六，又見引於明季本《詩説解頤》卷十六。

卷四《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注云：“季本云，如舊説則孫之於祖，豈可以匪人言之，歐陽修亦言之。此大不解事之言也。”按：歐陽修觀點見《詩本義》卷八。

宋　蘇轍

卷二《魏風》解題云：“蘇轍因公行、公路、公族之言云晉詩果然，不係於魏何乎？”按：蘇轍（1039—1112）對魏風的解題見其所著《詩集傳》卷五，但並没有晉民引用的話。

卷四《小雅·小旻》解題引蘇轍語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按：蘇轍此語見《詩集傳》卷十一。

卷六《周頌》解題：“蘇轍云，《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按：蘇轍此語見《詩集傳》卷十八。

宋　李樗

卷一《邶風·旄丘》，解題云：“而甚有李樗者，謂衛之爲狄所滅，不救黎。故人之好穿鑿至如此，可歎哉。”按：《經義考》卷一百五引《閩書》云：“樗字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吕本中，後領鄉貢，有《毛詩注解》，學者稱迂齋先生。”《宋史·藝文志》著録李樗有《毛詩詳解》四十卷，據考應爲三十六卷，與黄櫄《詩解》合爲一編，稱爲《毛詩李黄集解》[25]。李樗對《旄丘》的解釋見《毛詩李黄集解》卷五，亦見劉瑾《詩傳通釋》卷二、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六。

宋　范處義

卷二《秦風·小戎》“虎韔鏤膺”，注云：“膺，《毛傳》爲馬帶，上下文不屬，故范處義、嚴粲、季本皆排之是也。”按：范處義，字由中，純孝鄉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著有《詩補傳》[26]，今有《四庫全書》本，范氏關於“膺”的考證見《詩補傳》卷十一。

宋　王質

卷二《秦風·駟鐵》“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注云：“《毛傳》以獫歇驕爲田犬……故王雪山、戴溪、嚴粲皆以爲非。”王質（1135—1189），字景文，號雪山，其先鄆州（今山東東平）人，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著有《詩總聞》二十卷，今有《四庫全書》本，上述王質意見見於《詩總聞》卷六。

卷四《小雅·四月》“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注云：“漢有侯梅，晉有侯桃。王質以是破朱氏好奇之失也。”按：朱熹《詩集傳》卷五云：“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王質《詩總聞》卷十三注此句云：“此登山有見也。栗熟八月後，梅熟五月後也。”

又《原志》另有兩處提到王質，但據筆者考證，所稱引之語皆未見於《詩總聞》中。卷一《召南·采蘋》“于以湘之”，注引王質語云：“（湘）字從水，澣濯也。”按：此語，《詩總聞》未見。卷四《小雅·大東》解題注云：“雪山王氏以王城爲大東，成周爲小東。皆傅會之説也。”按：檢王質《詩總聞》卷十三並無晉民所引之語，《詩總聞》原文作：“當是周道之側有大東山、小東山，俱在東，而以大小别之也。”此處恐是晉民記憶之誤。

宋　吕祖謙

卷二《鄭風·清人》注云：“此詩之作，在潰奔以前，若在後則詩辭決不如此矣。吕祖謙曰：‘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非也。”按：吕祖謙（1137—1181）之語見其所著《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八（《四庫全書》本）。

卷二《豳風·七月》注云：“吕祖謙不知此義，徒見三正，而云三正通於民俗。”按：上引吕祖謙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卷三《小雅·出車》“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注云：“朱傳引吕祖謙、程頤二説，此腐儒之譚，大費辭。”按：朱熹《詩集傳》卷四云：“東萊吕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吕氏原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卷三《小雅·南陔》解題云：“吕祖謙、嚴粲，皆祖鄭玄。吕氏固信序之爲子夏作……”按：參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卷三《小雅·由庚》“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注云：“凡詩之取譬，無深義，其（朱熹）所引吕祖謙之説，所謂固者也。”按：朱熹《詩集傳》卷四：“東萊吕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吕氏原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卷三《小雅·彤弓》“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注云：“‘一朝’字無意義，鄭、孔拘，朱傳引吕祖謙説。經生之腐談，以此説詩，所以不得詩。”按：朱熹《詩集傳》卷五：“東萊吕氏曰：……‘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吕氏原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

宋　戴溪

卷二《秦風·駟鐵》“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注云：“《毛傳》以獫歇驕爲田犬……故王雪山、戴溪、嚴粲皆以爲非。”按：戴溪，字肖望，一作少望，永嘉（今屬浙江）人。淳熙五年（1178）爲别頭省試第一。著有《續吕氏家墪讀詩記》[27]，今有《四庫全書》輯本三卷。按《續吕氏家墪讀詩記》卷一仍將“獫歇驕”解作“田犬”，未見其非議之辭。引處疑是晉民誤記。

宋　嚴粲

卷一《邶風·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注云：“嚴粲解《谷風》云，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本《桑柔》之詩。大牽强。”按：嚴粲，字坦叔，又字明卿，號華谷，福建邵武人。著有《詩緝》三十卷[28]，今有《四庫全書》本，上引嚴粲觀點見《詩緝》卷四。

卷一《衛風·碩人》“朱幩鑣鑣”，注“鑣鑣”云：“嚴粲以邊傍之異，謂不同。以今視古也。”按：《詩緝》卷六云：“鑣謂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麃麃’，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儦儦’，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

卷二《鄭風·有女同車》，解題云：“嚴粲以《有女同車》爲謂鄭忽嘗娶陳女。……人之不知詩，而穿鑿如此。”按：《詩緝》卷八云：“《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

卷二《鄭風·風雨》，解題云：“甚有如嚴粲之説，而悦之。人之不知詩，至於此，悲夫。”按：《詩緝》卷八解“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云：“今曰傳以夷爲悦，心悦則夷平，憂則鬱結也。”

卷二《秦風·駟鐵》“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注云：“《毛傳》以獫歇驕爲田犬……故王雪山、戴溪、嚴粲皆以爲非。”按：《詩緝》卷十二云：“《補傳》曰：毛云，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

卷二《秦風·小戎》“虎韔鏤膺”，注云：“膺，《毛傳》爲馬帶，上下文不屬，故范處義、嚴粲、季本皆排之是也。”按：《詩緝》卷十二云：“膺，胸也。”

卷二《豳風·存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注云：“嚴粲之言，僻儒之常套。”按：嚴粲解《存斧》之語見《詩緝》卷十六。

卷三《小雅·南陔》，解題云：“吕祖謙、嚴粲，皆祖鄭玄。……嚴粲云，董氏以爲笙入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無也。此説非也。……僻儒之不知樂，可笑如此。”按：上引嚴氏語見《詩緝》卷十七。

卷三《小雅·魚麗》，注云：“程頤、嚴粲皆云，開人主怠政之漸。腐儒哉。”按：嚴粲觀點見《詩緝》卷十七。

卷四《小雅·魚藻》，注云：“嚴粲以魚在藻爲失所，以大首長尾爲勞而窮……理學者，暗於事，空言以惑人，可疾者也。”按：《詩緝》卷二十四：“興也。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魚何在乎，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頒然之大首，猶言魚在於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

宋　董氏

卷三《小雅·南陔》引董氏語云：“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按：董氏語見宋段昌武《段氏毛詩集解》卷十六、元劉瑾《詩傳通釋》卷九，可見董氏爲宋人。

卷四《小雅·何人斯》引董氏語云：“是詩至此，其詞益緩。”按：董氏語見宋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宋段昌武《段氏毛詩集解》卷十九、元劉瑾《詩傳通釋》卷十二，及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

元　胡一桂

卷五《大雅·桑柔》“不殄心憂，倉兄填兮”，注云：“填，未詳。胡一桂訓‘滿’，似是。”按：胡一桂（1247-？），字庭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其學源於父胡方平，胡方平之傳又源自朱熹，故一桂之學，得朱熹源委之正。著有《詩集傳附録纂疏》[29]。然考《詩集傳附録纂疏》卷十八“桑柔”條，胡氏云：“填，未詳，舊説與塵陳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内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30]與晉民所引不同，故疑此處晉民引錯。

元　劉瑾

卷二《唐風》解題云：“劉瑾云：‘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改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絶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夫理學何者，其愚戇甚於序，不堪可笑。”按：劉瑾，字公瑾，江西安福人。著有《詩傳通釋》[31]，有《四庫全書》本。上引劉瑾語見《詩傳通釋》卷十一。

明　楊慎

卷一《召南·采蘋》“于彼行潦”，注引楊慎語云：“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按：此語見楊慎（1488—1559）《丹鉛餘録·總録》卷二、《丹鉛餘録·續録》卷八。

卷一《衛風·氓》，注引楊慎語云：“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按：此語見楊慎《升庵集》卷四十五《氓字訓》。

卷二《秦風·權輿》“夏屋渠渠”，注引楊慎語云：“《魯頌》籩豆大房注”云云。按：此語見《丹鉛餘録》卷三。

卷四《小雅·何斯人》“胡逝我陳”，注引楊慎所引：“《戰國策》‘美人充下陳’證。”按：此語見《丹鉛餘録》卷九、《丹鉛餘録·續録》卷八。

又卷五《大雅·靈臺》“於樂辟廱”直接引用到楊慎《丹鉛録》中關於辟雍泮宫的考證（見《丹鉛餘録》卷十二）。卷六《魯頌·泮水》亦引用此段考證。卷六《商頌·玄鳥》亦提到楊慎駁斥簡狄吞卵之事。

明　黄佐

卷六《周頌·載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注云：“黄佐云，柞，其木子非柞，大木也。”按：黄佐（1490—1566），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明史·藝文志》著録其有《詩傳通解》二十五卷。據《中國古籍善本目録》，中國國内僅復旦大學圖書館有收藏，題作《詩經通解》[32]。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亦藏此本，可見此書曾傳到日本。

明　鄒忠胤

卷一《邶風·谷風》注云：“鄒忠胤云：‘此詩非必棄婦自作，特詩人摹寫其情形，而夫之涼德自見。’夫詩之用在觀風俗，在知人情，若詩人爲之，何用採諸國之詩，使太史作各國之風，可也。且古有詩人者乎？其不知古，不知詩也。悲矣哉？”按：鄒忠胤，一作忠允，字肇敏，武進（今屬江蘇）人。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著有《詩傳闡》[33]，上引鄒氏語見《詩傳闡》卷四[34]。

卷二《鄭風·東門之墠》注云：“鄒氏據僞申培傳併《論語》‘唐棣之華’於此，季本言其非。”按：《詩傳闡》卷十三鄭風部分，未收《東門之墠》之詩。

卷二《陳風·東門之楊》，注云：“朱傳謂‘期而不至’下二句能協，然上二句取譬甚疏，難從。鄒忠胤非朱云：郊外林間幽期密約，豈其不畏人知而反誦言以洩之乎？是非情也。夫男女作詩，駐以贈遺，豈先誦言以洩之乎？詩又有如後世詞曲，必無其事，故設詞歌之者，《丘中有麻》類也，亦寫時之風俗，故取之。鄒何知之乎？”按：鄒氏語見《詩傳闡》卷十四[35]。

卷三《小雅·彤弓》解題云：“鄒忠胤云：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鬯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爲得專征伐，彼特因《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鄒説甚卓見。”按：鄒氏語見《詩傳闡》卷十六[36]。

明　徐常吉

卷二《魏風·陟岵》，注云：“岵、屺、岡等，古義不可知也。役人思家，憑高而瞻望，敘父母屬己之言以傷之。其心可悲。徐士彰之説猶可也。”按：徐常吉（1528—？），字士彰，武進人。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著有《毛詩翼説》五卷[37]。《毛詩翼説》已佚，但其關於《陟岵》的闡釋見於徐光啟的《毛詩六帖講意》卷一：“徐士彰曰：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謁然有天親慘但之情焉。”[38]

明　鄧元錫

卷二《齊風·還》，解題云：“詠在田獵，相揖讓也。不争功而相稱，揚俗之美者，聖世之田，不之過也。儒者不知詩，以美刺勸懲視之，於是窮則曰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甚焉有如鄧元錫之言，豈知詩者矣邪？”按：鄧元錫（1529-1593），字汝極，號潛谷，人稱“潛谷先生”，新城（今屬江西）人。著有《詩經繹》三卷[39]，載於其所著《經繹》中，《詩經繹》卷一釋《還》云：“《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古夏王戒之矣，然《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内，《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40]

明　楊守勤

卷三《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注云：“鄂，毛云：外發也。楊守勤云：‘常棣之華，其内向而下垂者，未必韡韡也……。’後儒穿鑿，大率然也。”按：楊守勤　（？—1620），字克之，號昆阜，慈溪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會試、廷對均第一。著有《詩經講意懸鑒》二十卷、《詩經主意冠玉》[41]。

明　郝敬

卷二《魏風·陟岵》，注云：“岵、屺、岡等，古義不可知也。……如季本、郝敬則理學頭巾氣，豈知詩者乎？”按：郝敬（1558-1639），字仲輿，號楚望，湖北京山人，世稱“京山先生”。著有《毛詩原解》三十六卷（附《讀詩》一卷）[42]，郝敬對《陟岵》的解釋見《毛詩原解》卷十：“山多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43]

卷二《陳風·防有鵲巢》，注云：“……而郝敬駁朱云：‘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大夫矣。’晦翁其將以何解嘲，愚哉！郝敬是膠柱而鼓瑟也……”按：郝敬語見《毛詩原解》卷十三[44]。

卷二《曹風·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注云：“或云郝敬言隆冬之水，故云冽，然寒涼。曰敬雖愚也，必不然矣。冬時諸草死，豈亦水所爲乎？其生者亦不傷之，凡湧泉雖夏必寒，故以冽言之，是亦郝敬所不能知。”按：《毛詩原解》卷十五《下泉》條，未見郝敬將“冽”解釋爲“隆冬之水”，僅云：“冽，寒也。”這兩句詩，郝敬解釋爲：“冽然寒涼下流之泉，本不能生物，況今田無五穀。但浸彼叢生之稂，民間荒涼，苛政侵刻，何以異此。”[45]晉民這裏用的是“或云”，可能是耳食之誤。

卷二《豳風·九罭》解題云：“郝敬駁非朱，何不責‘無以我公歸兮’之言。學究哉！”按：《毛詩原解》卷十六“九罭”條云：“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其於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記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46]

明　徐光啟

卷二《豳風·七月》“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注云：“采蘩，朱熹意解之，徐光啟辨其非。”按：徐光啟（1562—1633）的《詩經》學著述主要有《毛詩六帖講意》、《詩經傳稿》及《葩經嫡證序》[47]。《毛詩六帖講意》卷一“七月”條云：“一説，求柔桑之後，桑已老而蠶尚未齊，故後出者，則以蘩啖之。此本朱傳，想俱未嘗目睹此事，故以意解之耳。且求桑采蘩一時事爾，自無前後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