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自不平

杨炯对唐诗的发展贡献很大，是“初唐四杰”之一，居第二位。

杨炯本人似乎对这个排位不太满意，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同朝的另一位诗人张说站出来替他解释说：“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耻王后，愧卢前，谦也。”如此看来，杨炯之语谦虚和自嘲的成分当是兼而有之。

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个天才，十一岁就被举为神童。公元676年，二十六岁的杨炯被授校书郎官职，这是个没有多少实权的文职。

大抵是少年得志，脱不了要犯些恃才傲物的文人通病。其表象就在于“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炯的“恨”大抵有两个原因：心中不平，既是对现实的态度，也有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自勉。

他不仅说在嘴上，写在诗里，也落实到了行动上。

“诗言志。”或可说，诗里也是最好发牢骚的地方。杨炯也不例外。“春恨几裴回”(《落梅花》)，因春天的离去而生“恨”，不为自己，为那些深锁闺中的怨妇，侠骨柔情，特有同情心；“终恨隔青天”(《和郑雠校内省眺瞩思乡怀友》)，既为别人，也为自己，友人分离肯定伤心，友情是每个人心中最值得珍视的一部分，杨炯特看重这一点。在他最有名的《从军行》里写道：“心中自不平!”心中不平，乃是大敌当前，边关危急，激起了他这类热血青年保家卫国的斗志。对此，杨炯只得干着急，“恨”自己没有上战场的机会。

这些“恨”都不是坏事，体现了一个诗人的同情心、爱心和责任感。特别是他“建功欲”“功业梦”毫无遮拦的展示、呈现，是大唐诗人们青春神采的曙光初露。

杨炯的“恨”还在于对现实的不满，因不满而傲物。《唐才子传》说：

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初，张说以《箴》赠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称。

说杨炯恃才傲物，在官场说“恨话”，做“恨事”。

这说“恨话”，就是不把天子脚下的官员、国家的顶梁柱们放在眼里，经常取笑他们，有时还要过分地戏耍一下他们。每当杨炯看到那些穿着官服下朝的官员，就大呼“麒麟楦”。什么意思呢？唐朝官员穿的官服是根据级别的不同，在官服上设计了不同花色且鲜艳夺目的麒麟图案。而在演麒麟戏时，没有麒麟，就找来一头驴，画一张麒麟外衣披在驴身上，拿这头驴充当麒麟。杨炯这样对着官员喊，这不等于在公开叫骂这些官员都是驴吗？敢于“挑衅”朝廷众官员，打击面太大，树敌太多，不久，杨炯就被挤出了长安。

被挤出长安的杨炯到浙江盈川当了个县令，就对其下属行“恨事”。下属背地里干点违规之事在所难免，杨炯一旦知晓，一发“恨”，不管轻重，一律打板子。于是，杨炯得来一顶“酷吏”的帽子。他“恨官不成钢”，却对老百姓不“酷”，还算个体恤百姓的父母官。

杨炯作诗也有一股子“恨劲”，对唐代的诗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可以说，杨炯开创了唐代盛行边塞诗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自他始，这个朝代的众多文人都在他的身后肆无忌惮地歌唱，气冲霄汉，纵横绝荡，恣肆纵情地把无边的豪情、凌云的壮志写在了纸上，写进了诗行。李颀、王昌龄、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王维、李贺、杜牧……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声势浩大的队伍，仿佛不书写边塞建功，不表达驰骋疆场，他们的激情就找不到挥霍的地方!他们的合力演唱成了盛世强音的一个最为悦耳的声部，激扬，激扬，一直在我们的耳畔，在我们的心房，在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上。

在唐朝，受时代的催发，那些平日里的文弱书生也习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闲时纸上谈兵，可看着酒后余事。但是，一旦风云际会，狼烟四起，边事紧急，他们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就会陡生赳赳武夫的豪情，渴望能手持长剑，决战沙场，去吞咽战争的血腥，去体会战事的频仍。除了王维、岑参少数几个亲自到边关走过一遭外，其他人舞弄的，都是他们最擅长的文字武器，都只是为了打一顿爽心的精神牙祭。

当然，当朝的统治者也很无奈，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无法给每一个人走马边关的机会，就像今天的政府无法给每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较为满意的工作岗位一样，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级难题。

边塞诗固然有超强男人的超能释放之嫌，但，真正的边塞，真正的狼烟，真正的拼杀，没有一点血性，没有一股子狠劲，行吗？我们现在无法苛责他们。因为，他们的豪言壮语毕竟是那个时代文人志士从心底里发出的最强音，是众多声音的和鸣，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朝代的特有气质和精神风貌，领略到了一个庞大群体人生价值的共同取向和心灵共振。

时代需要这样的歌者——比起当下那些把鸡毛蒜皮，生活锁事都写入“诗”的诗人，两者的境界高度、心灵纯度、诗歌格度，自有天壤之别。

杨炯们的诗歌留在了我们翘首仰望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