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个象形文字。按照甲骨文字形，“水”字中间是水脉，两边像流水。“水”字的构成正好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中间水脉为主体，两边流水为附庸，流水对称地伴在水脉两侧，从而构成平衡的态势。“水”的物理特性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观，以静为态，以柔为势，因势利导，以柔克刚。

《说文》曰：“水，准也。”《释名》进一步说：“水，准也。准，平也。天下莫平于水。”在中国古人看来，“水”是考量一切事物(包括人)的标准，比如“业务水平”和“道德水准”。某某老师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将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提高到一定高度时会说：“要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艺术鉴赏水准。”同样的，说某个人深不可测或资历很深，也是以“水”为衡量标准的。

“水”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是圣人都难以达到的标准。道家经典著作《道德经》中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意思是说：最高的善行就像水的品行一样，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争功德，能够置身于众人都厌恶的环境中，所以它就接近于道的境界。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心胸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伺机而动。正因为他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没有烦恼。在老子看来，“水”具备了君子应遵循的至高美德，即身居于人所鄙夷的地方，谦虚而又滋养万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可以像水一样，深沉、友善、真诚、有条理、善于把握时机。更重要的是“不争”，因而“无敌”，所以没有忧愁。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成为百谷王。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喜欢水，有仁德的人喜欢山。智者反应敏捷思想活跃，像水一样不停地流动，所以很快乐；仁者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因而要长寿一些。欧阳修(1007—1072)的《醉翁亭记》中有一段话：“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乃唐宋八大家之一，颇好酒，四十岁时自称“醉翁”，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酒并不给人以智慧和快乐，所以其意在于山水之间。“山水”在儒家思想中是“仁德”和“智慧”的象征，而这二者是古代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和快乐。

水给人智慧和愉悦，山让人宁静和稳重。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儒家思想的影响，东晋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山水诗”。谢灵运(385—433)便是“山水诗派”早期的杰出代表，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写道：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山间从清晨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暝色聚合，一天之内不仅气候冷暖多变，而且峰峦林泉在红日光辉照耀下亦五彩缤纷，明暗深浅，绚烂多姿，使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如此美景怎不令游子流连忘返？

谢灵运长期悠游名山胜境，写有大量的山水诗。其诗语言富丽精工，喜雕琢，追求形似。“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园林；“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写黄昏；“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写江景；“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写秋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写冬景。这些精美的诗句如一幅幅精致的山水画。随后，南齐诗人谢朓(464—499)也写了一些清新流丽的山水诗篇，有些佳句：“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等。另一位山水诗人的代表是南朝梁代诗人何逊(约480—约518)，他的许多诗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衬托出诗人的主观感受，情景交融。他也有些写景名句：“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与胡兴安夜别》)；“露清晓风冷，天曙江晃爽。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相送》)；“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已，江上望归舟”(《慈姥矶》)。

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源于纷乱的国情。东晋偏安江东，中原文士随之东迁，但他们发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加上政治上颇受鞭挞，又有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越来越沉重。他们大多都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松弛，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日趋兴盛，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包含了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山水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自然”，成为文人们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也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师法对象。

水是柔美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体系中属于“阴”的一面。太阴即月亮，不入南北斗，在天为月之精也，属水，显得很阴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被比作“水”。比如，《红楼梦》曰：“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主人公出场的地方常常伴有水。《诗经》的开篇《关雎》就有这样的描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亦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杜甫(712—770)的《丽人行》开头两句即为：“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美女们常常会聚在水边，因而越发显得柔美。

水、女人和相思是中国传统情诗中三个相互交织的元素。美女总出现在水边，常常会陷入无限的相思之中。上述诗经中的两首诗描述了青年男子对水边女子的爱慕之情。到了汉代，这一题材的情诗逐渐从“慕”演变成“怨”，水边的美女有了心上人，但心上人却不在身边，这让她饱受相思之苦，从而心中产生“埋怨”之情。比如，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描写了一位丰姿绰约的思妇怀念离家的丈夫：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位思妇独自站立在高楼上，倚着窗儿，向外望去，像是在盼望着离家很久的丈夫。她容光照人，像明月一样皎皎照人；她特地红妆艳服，用心打扮，纤纤双手，扶着窗棂，以最美的样子等待着丈夫归家。她以前是个娼家女，卖身度日，过着低贱的生活。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郎君偏偏外出浪荡，不愿守家陪伴。她终还是孤独地守着空床，熬过一个又一个冰冷的夜晚。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温庭筠(约812—约870)的《梦江南》一词写尽了一位女子在江水边等待心上人回来的那一份肝肠寸断的痴情。在这里，白帆片片、斜晖脉脉、水流悠悠、小洲朦胧，一切均是那样的美好，一切又是那样的忧伤，只因为千帆过尽皆不是，心上人始终未回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李之仪(1038—1117)的这首《卜算子》描述了一对有情人遥遥分居江头江尾，通过水流的悠悠无限固守着那一份浪漫的相思。

女性的美多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水嫩说的是女人的肌肤；水汪汪、水灵灵说的是女人的眼睛；女人的眼神是秋波；女人的清纯用纯洁；女人的毫无城府如水晶；女人美丽的腰肢是水蛇腰；女人的温柔是柔情似水。“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碧水常绕着那青山转。”台湾这首民歌将女子比作涧水，将男子比作高山，碧水常绕青山流，象征男女结合永远相守，极为贴切自然，因而这首歌在中国广为传唱。

在认识论方面，人类很早就开始对水产生了认识，东西方古代朴素的物质观中都把水视为一种基本的组成元素。水是中国古代“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由“水、火、土、气”四大元素构成。“水”还具有很浓的宗教色彩。在许多宗教中，“水”常常被当做净化剂。道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日本神道都有用水洗去人身上和心灵里污浊的仪式。比如，基督教里的“洗礼”就是要洗去一个人的原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来更新自己的生命。主礼者口诵经文，把水滴在受洗人的额上，或将受洗人身体浸在水里，表示赦免入教者的“原罪”和“本罪”，并赋予“恩宠”和“印号”，使其成为教徒。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迷信中还有关于“圣水”能医治百病的说法，我国民间和道教中还有“符水”能祛病消灾的传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水的认识是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谈到水中的人生哲学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

水，由于它的灿烂透明、它的淡青色的光辉而令人迷恋，水把周围的一切如画地反映出来，把这一切委曲地摇曳着，我们看到的水是第一流的写生家。

的确，清凉柔美的“水”在告诉我们处世的大智慧：明镜止水，波澜不兴的心境正如光滑透彻的镜子，可以映照世间的真相。在透明的水面前，才知道什么是纯粹，什么是污浊；在清澈的心灵面前，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滴水穿石”启示了我们事业成功的秘诀：只要有恒心，任何难关都可以攻破。“高山流水”让我们相信人总可以遇到知己或知音，你永远不会孤独，只是知音难觅而已；“饮水思源”要求我们要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切莫忘本。

“水”给了我们很多人生智慧，还是孔子说得妙：“知者乐水。”

《溪山泛艇图》，(明)张路，绢本，设色，纵165.8厘米，横97.5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