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谏议大夫李定上书宋神宗，说苏轼(1037—1101)写诗诽谤朝政，攻击新法，甚至谤怨皇上。宋神宗欲借此打击反对派，出出怨气，于是立即批准将苏轼送御史台拘审。御史台即所谓“乌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苏轼的诗词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苏轼被拘审的这一案件，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事发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区县一级的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副科级干部)。同样受到“乌台诗案”牵连的还有苏轼的好友王巩(约1048—约1117，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被贬到穷乡僻壤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务。王巩家中原养有好几个歌女，其中一位复姓宇文、名曰柔奴者最为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王巩定案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唯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他共赴宾州。

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多。其间，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贫，而且受尽磨难，王巩的一个儿子还命丧黄泉。然而，王巩在那里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催促奋发。后来，王巩奉旨北归还朝。苏轼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非但没有遭受贬谪的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反而神色焕发更胜当年。苏轼又见窈窕的柔奴容颜红润依旧，不像是在南疆僻岭的宾州度过了艰苦岁月的样子。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在岭南的生活应该不会好吧？”柔奴顺口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其意为凡心安处，到哪里都像在家乡一样；只要心安，条件再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愉快地生活。没想到如此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苏东坡对柔奴大为赞赏，写下《定风波》一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然，柔奴并不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唐代乐天知命的白居易(772—846)曾多次在诗中表达此意。他的《初出城留别》说：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

吾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他的《吾土》一诗有：“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重题》一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种桃杏》还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苏轼与白居易有着同样的心境，他的诗文中也多处表达这种意境。1073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有一次因生病到祖塔院，留下了“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之句。他还说过：“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

生逢乱世、大半生投身军旅的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面对动荡的社会和激化的民族矛盾，依然有着安之若素、旷达不羁的胸怀。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心安”的颂扬，谈及“心安”对人生的益处。他认为心安是药，可以除病，有益健康，在《午醉径睡比觉已甲夜矣》一诗中，他说：“心安病自除，衾暖梦欲重。”他的《晨起》一诗云：“心安已到无心处，病去浑如未病前。晨起更知秋色好，一庭风露听鸣蝉。”在艰难困苦的岁月，“心安”让人满足，粗茶淡饭一样美味无穷。他在《旅食》一诗中谈道：“心安失粗粝，味美出艰难。”“心安”还可以修身养性，磨炼人的品质。他的《养气》诗提到“养气安心不计年，未尝一念住愁边”。《宴坐》诗曰：“气住即存神，心安自保身。谁欤二竖子，卓尔一真人。”定住气可以存贮心神，安住心可以保重身体，有此两样，一个人不就像修道已久的真人吗？所以陆游在《道院遣兴》一诗中明确指出“浮世不堪供把玩，安心随处是修行”。陆游一生的理想是抗击金兵入侵，收复中原，“壮岁从戎”，这一矢志不渝的理想让他的人生过得很心安。然而，他到死都心有不甘，因为他的人生理想因朝廷里的投降派不作为而无法得以实现，只能寄希望于后人。因而，他在悲愤之中写下了《示儿》一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白居易和陆游能做到心安靠的是人生的信念和理想追求，而王巩的心安则具备古人创造心安之“安”字的基本要素，即“居住之所”和“女人”。王巩被贬蛮荒之地宾州，他在那里有个简易的家，有柔奴相伴，所以很心安。

有了居住之所就有了家，家给人以温暖，让人心安下来。表示“让人心安静下来”的汉字一般都有宝盖头“宀”，如“定”和“宁”。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了居住的房子，人心才得以安定，人生才有安全感。在条件不好、生产力低下的过去，中国人奋斗一生，积攒一辈子，都要在家乡建一栋房子。有了房子，人们夜晚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睡觉了。如今年轻人找对象，女方会提出买房的要求。这实不为过，因为汉字告诉我们，房屋是人心安宁的基本要素。你要一个青春女子跟你过一辈子，你就需要有个居住之所，以安其心。

当然这个居住之所不一定就是豪华别墅，不一定需要宽敞明亮。只要是属于你自己的，就算很小很简陋也一样让你感到温暖、安宁。宋朝陈宓(1171—1226)有《望夕》一诗为证：

一点射窗明已足，三更当户意慵看。

竹篱茅舍心安处，不羡乘风到广寒。

陈宓与理学大家朱熹(1130—1200)是同时代的人。他小时候登朱熹家门，朱熹感到这孩子天赋秉性异常，非一般孩子。陈宓为宰相陈俊卿之子，却不因出身名门而傲视百姓。相反，他为官清廉，体恤百姓，而且安于贫穷，很能吃苦。他任安溪知县的时候，看到那里地僻无药，民众生病时相信巫术，就在县衙大门边设“惠民药局”，聘医生诊治并制药。他一生做官不大，但多有惠民之举。去世之时，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对他来说，“竹篱茅舍”一样让人过得安稳，何必羡慕月亮上富丽堂皇的广寒宫？

从文字的构成上看，心安的另一要素就是“女人”。中国人讲究“成家然后立业”，“成家”就是要娶个老婆，有个女人后，心里才会安宁，才会做出大事业来。没有“女子”，无以成其“好”，无法成其“妙”。汉朝和唐朝甚至将“女人”用在外交上，用“和亲”的政策让边境安宁。

英语中表示“安心、安宁”的词有“composed”、“placid”、“sedate”等等。在这几个单词中，我尤为喜欢“sedate”，其词根“sed”本义是“坐下来”或“沉下来”。它似乎在告诉人们，要坐得下来，沉得下去，才可以让人的灵魂安宁。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坐下来思考问题，能够沉得下去，看清问题。这个词的构成也很符合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沉”与“静”相连，即为“沉静”，沉静者，镇定也，内心沉静可得安宁；“浮”则与“躁”相连，凡是为人处世浮在表面的人，内心都躁动不安。“composed”和“placid”的词根“pos”和“plac”都有“放置”的含义，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要想内心安宁就必须“放得下”，不计较，不奢望，放下不必要的欲念。

深刻影响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佛教劝诫人们放下欲念，追求内心的安宁。宋真宗(968—1022)年间释道原所撰之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禅宗二祖慧可曾向初祖达摩大师求法，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大师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找了半天，拿不出心来，说：“觅心了不可得。”大师说：“我与汝安心竟。”《稠禅师意》中又有记载：“大乘安心，入道之法云何？”说：“夫安心者，要须常见本清净心。”在佛教中，“安心”有三重意思。第一层即不安心；第二层意思为如何安心？第三层意思为无心可安。我们所有的心，包括烦恼心、欲望心、憎恨心、妒忌心等种种意念，要想将起心动念的那个心找出来，是没办法找得出来的，所以一切的心了不可得。到了无心可安的境界，那便是真的安心了，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陆游诗：“心安已到无心处，病去浑如未病前。”到了无心的境界，所有的心病皆除去了，人就没有烦恼和忧愁了。俗话说：世上本无忧，庸人自扰之。就像狂犬吠月或堂吉诃德挑战风车，许多烦恼都是人们自找的。

现今许多人的烦恼皆来自内心躁动，有太多不该有的欲念，背负着本该弃去的包袱。我的一些朋友本来学问做得很不错，沉下心来，专心学问，就可以成为学科领域里的权威。可是，他们偏偏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古代中国文人的理想追求，非要弄个行政职位不可，几年下来，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当官，浪费了光阴，学问也耽搁了。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不安心于在小城镇里工作，想尽千方百计，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漂荡，最后也弄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他们羡慕那些北漂成功的人，可并不知道北漂的人很多很多，并不是人人都能成功。其实，只要心安下来，就算是在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也能享受快意人生。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社会地位陡然下降，但他常常“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虽然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照样过着闲适的生活：“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吃饱了没事情，一路散漫而走，看看花草，好不逍遥自在！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体会到生活的甘美，高声吟唱“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苏轼面对逆境从容坦荡，豁达超脱。公元1094年，58岁的苏轼被放逐到更为荒远的岭南，由于荒山路远，生活条件艰苦，许多人把岭南当做不归之路。然而，苏轼来到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内心宁静，安然酣睡，十分超然，并自得其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结果他又因诗得祸，被迫渡海，61岁时白首投荒来到海南。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东坡依然满不在乎：“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并道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人生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