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郑振铎是“五四”以后著名的学者、文学史家和艺术史家，大概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太突出了，以致人们几乎忘了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尤其是一位毫无愧色的散文名家。从二十年代开始，他曾出版过《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及《民族文话》、《劫中得书记》等散文集。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未曾收集。一九五六年底，他曾打算把自己解放前未经收集的一些散文编成《灯火集》，并将《访书日记》整理出来，同时，打算把解放后写的一些散文编成《到处是花是春天》，把一些序跋散文编成《艺林杂话》，还打算再增写几篇游记和读书笔记，以编成《考古游记》、《漫步书林》等散文集。可惜因为他太忙，后又不幸在出国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这些计划均未能实现。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是《春天在呼唤》。是的，我们可以说，他一生所写的散文，篇篇都是为人类美好的春天而呼唤着的。

一

郁达夫说过： “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郏振铎的散文最鲜明的个性，是始终充满着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的激情。象一条红线那样，爱国主义思想和进步的时代精神贯穿在他的全部散文中。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这里，我们仅举几个历史转折关头他的散文来谈谈。

首先是“五四”时期，即我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时期。一开始得到重大发展并起了深远影响的，是议论性散文。即后来人们通称之杂文。从《新青年》开辟“随感录”专栏起，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就写了配合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犀利有味的杂文，成为现代议论性散文的最初开拓者。而郑振铎在主编《新社会》时，从第四期(1919年12月)起也专设了“随感录”栏，并写作了不少杂文。可以说，他也是我国新文学家中较早创作杂文的作者之一。他早期写的随感录，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大多带着感情，富有文采。如《中国人与人道》，对笼统地说“中国人最人道”的说法表示异议，用“反话”的形式作了强烈的讽刺，且画出了旧中国血淋淋的现状。另一篇《天地人》，更全篇都是象征性的形象描写，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十分有力。这类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型的杂文，他当时和后来还写过不少，大多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拥抱真理的激情。随着《小说月报》的改革(他参与)与《文学旬刊》的创刊(他主编)，他又大量写作了另一类文艺杂谈型的议论性散文。《小说月报》从改革号(1921年1月)起，就辟有《文艺杂谈》专栏，《文学旬刊》从第二期(1921年5月)起，设有《杂谭》专栏，他都是主要撰稿人。他写的这类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侧如《血和泪的文学》一文，不仅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口号，而且文章本身就是文学评论与抒情散文的结合，读了令人激奋。在这类散文中，同样贯注着强烈的爱国精神。

“五卅”期间他创作的散文，更是历来受到人们称赞。阿英认为，这是“五四”战斗的小品文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是特耀着光彩，飞扬着战斗的精神”(《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作者这时的散文，除了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外，还侧重于指出民众中的落后面。他的名篇《街血洗去后》，以质朴的笔调描述了在大屠杀后一个多小时的南京路上的所见所闻，表达了悲愤欲绝的感情，最后写到当夜他第二次又去南京路，却见到依然是灯火通明、店门大开、顾客拥挤，有的地方竟然还在开“游艺会”!文章临末笔锋陡然而转，又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是深深的思考。如果说，这篇散文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的批评还是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接着发表的《迂缓与麻木》，《止水的下层》等，则更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市民的麻木不仁。当然，作者在这些散文中对群众的某些看法也许不无偏激，但无疑是完全出于一片爱国至诚。《六月一日)一文，记述了这一天的又一次屠杀，再次悲愤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暴行，描写了在人民的“眼中，脑中，红红的被屠杀者的血，是永远洗涤不去的。红色的帘，似永远的挂着。”这篇散文比《街血洗去后》写得更为激越而又深沉，文笔流畅生动，节奏铿锵有力，记事、写景、抒情结合得很好。此外，作者当时还曾在以他为首编辑的《公理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政论性散文，达到相当高的思想水平。

收集于《海燕》中的几篇抒情散文，生动地记述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国时在船上的复杂心情与所见所闻。写法极细腻动人。《离别》曾在一九三五年被郁达夫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郁达夫同时指出： “且取他的叙别离之苦的文字，来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见得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了。”这说明这篇散文在依依惜别之情中蕴含着雄健阳刚之美；而更重要的，我认为郑振铎此文比起冰心当时的叙别离的散文来，具有强烈得多的爱国激情。另一篇《阿剌伯人》，写的是船到亚丁时遇见的丧失国土、受尽欺凌的阿拉伯人。作者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先写了历史上曾给人类以“强大的战粟”的阿拉伯人祖先的英雄形象，也写了当时有关阿拉伯人专干劫盗之类的谣言；然而，作者亲眼看到的却是和善耐劳、备遭凌辱的阿拉伯人。作者看到他们被外国人殴打，“心中突感着一种难名的苦楚和悲戚”。这是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伟大同情，是作者高尚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在海外的流露，至今读来令人激动。

作者同时开始写的日记体散文，也是充满动人肺腑的爱国感情。在《欧行日记》的第一天里，他就写下了可与《离别》对读的一段话： “中国，我爱的中国，我们再见了！……我虽然离了你，我的全心都萦在你那里，决不会一刻忘记的，我虽离开你，仍将为你而努力！”他在海外为祖国而努力，主要表现为发愤学习，充实自己，以便更好地回国工作。《欧行日记》虽然只保存有作者原日记的四、五分之一，文笔又相当质朴，却使每一个读者都深受感动。如作者在七月二十四日那天记道： “巴黎的四个星期，不过是如此草草的过去，时间不嫌得太浪费了么?！”“一点成绩也没有，愧甚！”。甚至自责。“再不学，将奈何?”然而，从日记中可知这四个星期他几乎是以全副精力扑在图书馆和博物院中学习的。这是何等严格和自觉的要求啊!八月十八日，他记述参观某个反映巴黎历史的博物院时写到： 当看到法国“革命时代的巷战情形，那发狂似的民众的暴动情形，尤使我忆起了今年三月间上海的一个大时代”。在这朴素无华的字句底下，不正潜流着他对祖国的眷恋、对上海工人起义的怀念之情吗?爱祖国，必是与爱人民相连的。日记中满载着对国内亲友的深沉的爱，特别是深深怀念着“正用它们的血建造着新的中国”的“勇士们”，甚至萦诸梦寐。例如，七月二十九日，作者写到梦见了瞿秋白，并深为其肺病而担心，八月二十三日，又梦见“玄珠”(茅盾)，“我是天天为他担心着”，并“祝他是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大时代中过着呢！”这些描写虽然笔墨不多，却是十分感人的。

抗战爆发前后，他又写了很多政论性杂文，十分尖锐，也十分及时；然而大多文学性不很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学》月刊《前哨》栏发表的三篇杂文。虽因未署名而不为人提起，然而却都是文理并茂的佳作。《送旧中国入净火》一篇，首引但丁《神曲》中的著名描写： “从‘地狱’升到‘天堂’，不能一步就跨上去，必须要通过一重惨苦的‘炼狱’。”文章以此比喻抗日战争是“一片炎炎的净火”，这火原是魔王放起的地狱火，但对于旧中国“却将发生以毒攻毒的效验，而尽着神圣净火的功用了”。文章连用了许多排比句，表达了对于祖国必将在“净火”中新生的信念，写得精练而富有哲理。《四维大张》一文，痛斥了汉奸电台对共产党的诬蔑，辛辣地写道： “说共产党泯灭纲常，不知礼义廉耻，这话少说也已有了十来年的历史，听起来倒也不觉新鲜，然而这礼义廉耻四个字竟会从那‘披发左衽’者的口里喊出来，我真不知管夷吾泉下有知，要作何感想！”文中还表彰了抗日的中国士兵及英国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礼义廉耻，以此再次说明抗战的“净火”可以“把我们民族的余垢逐渐洗涤，而使人类高尚的道德慢慢抬起头来”。另一篇《礼之用》亦是妙文，文章一开头说，“四维”中礼义廉耻一向被人平等看待，其实价值并不相等，特别是“礼”，决不能同其他三者同日而语。作者描写和讽刺了从前皇帝的“躬耕”之礼和民国时“长官”的“植树”之礼，接着笔锋一转，揭露了当时救亡运动中国民党当局的虚伪礼仪，尖锐地指出： “礼”是“诚”之仇，对人民必须“相见以至诚”，“若平日视民若犬马，临患难而责民以执礼尽节，是缘木而求鱼也！”这样的优秀杂文，在抗战初期是不多见的。

抗战胜利后，他更以一个激进的政论家的姿态显身文坛。他发表了大量以抨击国民党当局反民主、搞内战和贪污腐化为主要内容的政论时评，其中不乏富有文采情志的扁章。侧如，《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一文，是为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南通血案”而作的，作者压抑不住满腔愤火，短促有力的句子象排枪一样喷射而出，读之震人肺腑，真可谓“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谢榛语)。再如《党和群》一文，既评论，亦抒怀，有激情，又形象。一开头便生动描写了自己的郁怒心情和幻想感，把反动派描写成一群乞食摇尾的狗；接着，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说明“党”在历史上是用来诬陷政敌的一个名词，但对内专横镇压的政权都没有好下场。汉有党锢之祸，但汉代江山也随着送终；宋有元祐党人碑之立，但北宋也便为金人所灭；明有对东林党的镇压，但明帝国也不日覆亡。这对现实生活中反动派的反共行径不啻是严重的警告。最后，文章说到现代各种各样的党都应运而生，但作者认为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才可称为“党”，反之只配称作“群”——以私利相勾结的乌合之群。这篇文章的激情与文采，都远远胜过宋人的《朋党论》之类名文。

作者当时最有名的散文，是在《周报》上连载、后又出集子的《蜇居散记》。这不仅是描述上海沦陷时期人民痛苦生活的地狱相，日寇汉奸横行一时的鬼趣图 同时也是歌颂中华儿女英勇不屈的正气歌。在《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记复社》等文中，他满怀激情地描写了爱国者可歌可泣的斗争、受难和功绩。在这些散文中，作者从不表白自己当时如何；但我们在全书中，特别是《最后一课》、 《烧书记》等文中，却深深地为作者的爱国斗争精神所感动。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作者一生中最好的散文集，也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散文界第一流的佳作。它不仅可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图热情，帮助人们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而且对于广大日本人民也具有生动的教育意义。因此，它一出版就被日本史学界翻译了过去。翻译者之一的斋藤秋男，在一九四七年就盛赞这些散文是“贵重的文章”，“具有亲切感人的魅力”，并认为《最后一课》“表现了‘殉道者的最后的晚餐’般的肃然悲壮”，《烧书记》则“可以见出幻影般屹立着的民族的不屈精神”。 (《新中国人物传·郑振铎》)

二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极其渊博的学者。郁达夫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说过： 他的知识素养“已经积到了百分之百”，因此他的散文必将“有着惊人的长进”。(《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确实，深湛的多方面的学识，正是他的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并使其成为“学者散文”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读他的散文作品，往往令人如置身知识的高山大海，神游其中，流连忘返，享受高雅的情趣。他的散文中，社会历史、民俗风尚、海外奇闻、国内名胜、文物书画、史料考据、小说戏曲、诗词名句等等，都被顺手摄来，织入文中，因而总显得流光溢彩，益人心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漫步于一般散文作家较少或难以涉足的领地。而且，他很早就开始写一些知识性极强的散文。

作于一九二五年，后被郁达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蝴蝶的文学》，就不仅文笔粲然，而且广征博引，从梁朝诗人刘孝标的《咏素蝶》到日本诗人的俳句，从庄子梦蝶的寓言到梁祝化蝶的传说，从《六朝录言》中的蝶变女子到日本《飞的蝶簪》中的冤魂化蝶，等等，或比较其异同，或指出其嬗变，让人领受无穷的趣味与启示。而且时有言简意赅的评骘，如最末一节谈到唐明皇宫中逐蝶投宿，和《聊斋》中一个“罚令纳蝶”的县官受到“风流之小谴”的故事，指出前者没有什么意义而后者则带有人道主义精神，品评适当，颇有新意。由于此文涉及中外文学掌故不少，近年甚至还被人收入比较文学论文集呢。作者第二年所作的《插图之话》也是如此，从自己孩童时玩的花纸画片说到国外图书的插图，从屈原《天问》所咏庙堂壁画说到汉武梁祠石刻，等等，内容极为丰富、生动。特别是讲到中国历史悠久的版画时，作者神采飞扬，洋溢着强烈的自豪感；讲到当时国内儿童读物之不重视插图，则态度严肃，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融知识、趣味、批评、爱国思想于一体的散文，确是不可多得的。一九三三年，他与鲁迅合作编印笺谱，负有选购笺纸之责，后作《北平笺谱序》，并有《访笺杂记》记其事。这两篇文章均得到鲁迅的赞赏，认为“序文甚好，内函掌故不少”⁽¹⁾，又说《访笺杂记》“是极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谱中”⁽²⁾。这两篇散文，一用语体，一用白话，一隐括笺纸流传历史，一叙述笺样搜求经过相映成趣，均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古代版画史的极深的功力，既“掌故”丰富，又生动有趣，是作者以外的散文家所写不出来的。自然，鉴赏这样的散文，需要知识层次较高的读者。

他还写过不少最赋有个性的有关求学、求书的散文。更一直深受知识分子的喜爱。近年香港的刊物上还有人提到： “在郑振铎的论文随笔矣《佝偻集》中，就有几篇关于买书的文章，在他的《欧行日记》里也有一些话，而旧书店中买书的快乐和艰苦，几乎被他说完了。”(克亮《旧书店》)他在《欧行日记》中所记在巴黎求学访书的情景，感人至深。 《佝偻集》中《抄本百种传奇的发现》这样的文章，将叙事散文与书目报告相结合，更是作者的创造。该文最后描写得书归来时的苍茫暮色与自己的喜悦心情，虽寥寥数句，却极有韵味。这类散文中最感人的，当推作者记述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国家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劫中得书记》(及《续记》)的几篇序文、《清代文集目录》的序与跋、 《求书日录》等。作者在世变方殷、劫火遍燃之际，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精神，尽一切力量搜购善本图书。每得一书，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扼腕不已，甚或数日食不甘味。有时，他因生计所迫，只得把部分藏书出让，书去之日，心意惘惘，他风趣又心酸地说，有如“李后主之挥泪对宫娥也”；而一旦又获得，则若睹阔别之契友，秋窗剪烛，娓娓语不休。作者将自己这种与爱国主义紧紧相连的爱书如命的心情，极为真实地坦露于读者之前，令人起敬。在有些文章中，他还详细地记述了求书的艰辛，如《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第二节，记述自己抢救这部稀世国宝的曲折经过，极其生动。《求书日录》在抗战胜利后发表，读者更纷纷反映“实在太使我们感动了”。(郭天闻《从郑振铎先生求书记起》)

抗战胜利后，作者目睹国民党政府非但不重视劫后幸存的文物的保管工作，甚至有的要人还监守自盗，出卖国宝。他曾气愤地公开对记者说： 这样的“执政者”，“简直是民族文化的大罪人人”。 (刘岚山《作家访问记之一》)为了保护文物，宣传其价值，提醒民众，教育后人，他不仅不顾一切地收购了大量的陶俑雕塑之类，而且编印了很多古代名画集、陶俑明器图录等。而他当时写的《〈看俑录〉序》、《〈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序录》、《跋唐宋以来的名画集》、 《写在〈西域画〉之后》等文，就都是具有高度学术性的优秀序跋散文。例如，他在“时春暮犹寒，天阴欲泣，落花如雨，地上膏滑，独对如林的古俑，如在墟墓间也”的情怀下写的《〈看俑录〉序》，便不仅说明了自己何以要凭一己之力来做收集陶俑之类“没有人做的傻工作”，而且生动地描写了自己“七八月来，已聚俑一室。窗前案面，橱顶地上，无非俑也。立者，坐者，舞者，奏乐者，武装者，胡服者，骑者，倦乏的旅行者众态毕具。瓦屋，磨，龟，牛，马，多有之。黑泥白彩，红彩、绿釉，三彩，白泥画彩等等，自汉迄唐，皆略备。六朝小俑数十件，尤精绝。”令人如临其境。这类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可说是“独此一家”。

作者更写过直接取材于历史古籍的散文。仿“历史小说”之名，或可称作“历史散文”吧。例如，一九三八年五月开始写的《民族文话》，原计划是从我国春秋时写起 一直到民国初年为止，目的是写出“我们民族的整个的生存与发展”的一个轮廓。他认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显之词复述出来，当不会是没有作用的。”可惜大概因为时间太紧迫，作者写得稍逊文采；后又因发表的刊物停刊，而只写到孔子为止。尽管如此，作者运用自己丰厚的历史知识，尝试创作这类散文，来为现实斗争服务，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而且，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赵景深就学习这种写法，写了《民族曲话》、《民族小说话》等。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将自己这些文章收集出书时说： “象这样的写法，似乎还不算陈腐。自己校读了一遍，也颇为喜悦。”他对自己的这一尝试还是肯定的。而在战后新形势下，他又创作了一组类似的散文《故事新谈》，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民主》周刊上。该刊“编者按”明确指出，这些散文是“拿现代的眼光，来叙述历史上的大小事情”，目的是借古讽今。他写至二十四篇后中辍，内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写到张汤之虚诈迎合，主要取材于《史记》。这组散文的文笔较之《民族文话》要生动一点，作者还常常在简单叙述完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后加上极短的一句话，点出与现实的相似处，十分警辟。

作者也写过一些游记，而他的游记自成一格，除了语言、风格等方面与众不同外，特别注重于描写所到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的遗迹等。香港文学评论家王俊东在《书话录》中，曾把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郑振铎的《欧行日记》、巴金的《旅途随笔》和郁达夫的《屐痕处处》三本散文集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三种游记虽然各有自己的风格和内容却同样为游记文学开了新见解和新风格的面目。”他认为郑振铎的这本，虽然缺乏巴金那样的热情表现社会生活的图画，也没有郁达夫那样的对山川景物的优美赞歌，但“他却是以一个学者的生活过程为主，而以朴素亲切的笔致来叙述他的研究和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人的生活史，又可以得着文坛上的一些人物介绍和学术资料的提供，所以他的游记，对于我们年青人是最有启示作用的。”一九三四年夏，郑振铎与冰心等人一起沿平绥铁路旅游，他们两人都写了游记。如果对照读，郑振铎的《西行书简》的特点也是十分鲜明的。他不仅也生动地描写了沿途景色、风土人情、民众困苦等等，同时，每到一处总凭藉其渊博的知识，介绍当地的历史、古迹。有时，他引用古籍上的记载和传说中的故事，与所到之处相对照，令人益增趣味；有时，他把云冈的佛像与法国洛夫博物院的“维纳斯”相比较，更显示前者的伟大；有时，他略作考证语，却有重要的发见(如他认为“大茹茹即蠕蠕国”等)。而这一切，又都是与他热烈的爱国精神融合在一起的。作者的艺术想象力伴随着他的知识学力而发挥，请看《云冈》中的一段描写：

在这古窟宝洞之前，在这天黑星稀的时候，在当前便是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大佛，便是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人世浩劫的佛室，听得了这一声声的呜呜托托的乐调，这情怀是怎样可以分析呢?凄惋?眷恋?舒畅?忧郁?沉闷?啊，这飘荡着的轻纱似的无端的薄愁呀!啊，在罗马斗兽场见到黑衫党聚会，在埃及的金字塔下听到土人们作乐。在雅典处女庙的古址上见旅客们乘汽车而过，是矛盾?是调和?这永古不能分析的轻纱似的薄愁的情怀!

真有“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之慨！这样的散文，在冰心的作品中就不易读到。

解放后，作者负责全国的文物工作。一九五七年，他写了记叙视察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的四篇游记散文，总其名曰“考古游记”。在这些游记中，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社会建设，赞美这些古都，认为每一寸土，每一处遗迹，“都可以有它们诗般地美丽的故事给人传诵。”作者还提出了“古”与“今”如何结合的重要问题，并揭露了在建设中有人不重视、甚至破坏地下文物的严重情况。当他听到郑州发现殷代城墙时，立即想到：“这个远古的城墙遣址是相当于荷马史诗所歌咏的特洛伊古城的，是相当于古印度的摩亨杰达罗遗址的。”这样简单质朴的一句话，便说明了事情的全部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学识的渊博。当见到部分殷代的文化遗址被无知地毁坏时，他动人地描写了自己几乎落泪的痛苦心情，并认为：“我们至少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为什么斗争性不强呢?为什么不执法如山呢?为什么不耐心用力，多做些教育说服工作呢?”他的这几篇游记散文，就不仅具有艺术性和知识性，甚至还准得地体现出政策性。

作者还写过大量的题跋。题跋是我国具有悠久传统的一个散文品种： 特别是宋代以后，获得较大的发展，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等人甚至有专集传世。“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中从事于此者下多，而作者就是十分喜欢这一文体并写得最多最好的一个。在抗战期间写的《求书目录》中，他曾充分肯定宋人题跋的文学价值：“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欢看。……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在战后所写的《求书日录》序言中，他把在沦陷期间“写了好些跋尾”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成果来对待。他的题跋，今已辑得者约计有六百四十余则(据吴晓铃)。作者生前身后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少许，一九六三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谛书目》一书附录了一百七十三则。可知尚有大量未曾发表。作者从二十年代初即已开始写作题跋了，而写作最多的则是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从他的题跋中可见，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宽广，有文学、历史，民俗、艺术、文献学以及政治、经济等等方面。这些题跋，长的如《录鬼簿跋》、《女贞观重会玉簪记跋》等，亦不超过千字，大部分则不过数十字，但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象前人题跋那样，有记述得书之经过，表明整理之辛劳，考证版本目录之源流，评论书中内容之得失等等；还有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自述生平经历的片段，记载书友之情谊，提出科研项目的设想等等。可见作者拓展了这一古老文体的表现内容。而且，他的题跋大多短而有味，不少是极富文学意味的佳作。他在抗战期间沦陷区写的跋语，总是流露了一种悲愤的情感，如在《芥子园画传跋》的最后他写到 “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姑不闻问矣。”而解放后，他的心情完全不同，试看《绘事发微跋》末所记：“时晴日满窗，残雪未消，间有鸟雀飞鸣觅食。披卷一过，心旷神怡。”真可谓“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的上乘之作。与题跋相近似的，他还写过不少“读书记”、“得书记”等。写得最多的是在抗战时期。例如在上海“孤岛”时写的《渭南文集》得书记中说： “余幼时即喜诵放翁诗，今置全集案头，几日日快读数十首。每不觉悲从中来，泪涔涔下，渍透纸背。然念今日局面，决非昔比，则又自壮！”写得何等悲壮，何等激动人心！又如在沦陷时期，他在一页残稿上写的《张司业诗集》读书记(未刊)，末云：“初冬午后，日丽风和，晴窗展卷，俗尘尽涤。然诵‘共知路旁多虎窟，未出深林不敢歇’句，却憬然悟此身仍在虎窟中也。 多么生动地反映了他当年蛰居虎穴之旁的大智大勇、惊险紧张的生活！

在“文学研究会”一派作家中，有两个散文作家是以其博学多识而著称的，那就是郑振铎和周作人。周氏的知识性散文亦有特色，他也写过大量读书记、题跋等，在文字的潇洒飘逸、趣味的驳杂广泛等方面甚至还超过郑振铎。但是，“五卅”后周氏在思想上逐渐落伍，他的散文也就越来越缺少郑振铎那种进步倾向。 (当然，解放后周氏又有新的进步。)至于抗战时期周氏的知识性散文，乃大多谈蛇说鬼，品茶评诗，充满了封建士大夫情趣；有的甚至宣扬卖国主义，则更是毫不足取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郑振铎此时写的散文、题跋，显示了极其动人的爱国情操。在这一点上，两者已不可同日而语。

三

与郑振铎的人品个性完全一致，他的散文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是感情真挚。他的老友、著名散文家俞平伯说，郑振铎“最难得的是他的天真”，他的“光风霁月的神情，海阔天空的襟怀，将永远活在凡认识他的，无论新知旧友的记忆里。”(《哀念郑振铎同志》)我觉得，这些也永远活在他的散文作品里。他的散文，大多写得朴素无华，澄清见底，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然而，正如郁达夫说的，“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有一些优秀散文，即使置诸中国现代第一流的“美文”之中，也毫不逊色。也就是说，他的散文不仅情真，而且文美。上面提到的不少作品已反映了这一点；这里再举些例子说说。

他一生写过不少悼念亡友的散文。古人云： “一死一生，交情乃见。”这类散文最易见出作者真挚的个性。最早，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悼念“五四”学生运动积极分子郭梦良的《哭梦良》，生动地回忆了五年前他们“几于每日必见，至少亦一周数见，见则必笑谑杂作，无所不言，言则必直揭胸臆；所见合则欢呼称快，不合则至于拍案叱骂”的情景。而他的这类散文，最多的要数纪念鲁迅的了。鲁迅逝世的当年，他就写了《永在的温情》、《鲁迅先生并不偏狭》、《悼鲁迅先生》；后几年，他又写过《忆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失去了的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十年祭》等；解放后，他还写了《鲁迅——民族魂》等。其中《永在的温情》一文最动人，以质朴的文笔通过记述与鲁迅交往中的几件事，揭示了鲁迅伟大的心灵世界，歌颂了他的“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而我们从这儿篇散文中，不仅看到了真实可亲的鲁迅，同时也很自然地看到作者自己也正是具有这样真挚的友情的。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他的一些为悼念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员而写的散文。这方面首先令人想起的，是他回忆瞿秋台的两篇散文：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前一篇写于全国解放前夕，离秋白牺牲已十多年了；后一篇为纪念秋白牺牲二十周年而作，可以说是前一篇的放大与补充。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主要记述了秋白“五四”时期的生活和战斗，文笔质直而耐读，事迹真实而生动，成为研究烈士生平的重要文献。作者在一九三一年底写的《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文人》(由四篇可以独立的散文组成)，是长期被忽视的优秀散文。作者悼念了同年被杀害及被迫害而死的三位共产党人，以及因飞机失事而遭难的一位诗人。在文章的一开头，作者便悲愤地写道：

当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几位友人，正有如万木森森的树林里，落下了两片三片的黄叶，那又算得什么事！:……

然而在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的那几位友人，却正是无数的受苦难的民众的缩影。我们为那几位友人而哭，而哀悼，除了为我们的友情之外，也还有些难堪的别的情怀在。

他无所畏惧地痛斥反动派摧残民族的“新生的根芽”的罪行：“那不全是被‘屠杀’——当然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还有无数的别的不可说的法术儿，被用来销铄他们，毁亡他们。总之，要使意志坚定的最好的最有希望的青年们，在全国不见了踪迹。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事。”他首先悼念的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文章谈了胡也频的生活、创作、革命，以至最后“战士般的死去”，记述了胡也频从“绅士”而成为战士，从颓唐的文人“一变成为一位勇敢的时代的先驱”，赞扬了他的爽直的性格、真纯的意志、充足的生活力和追求光明的精神。特别是描写胡也频将《到莫斯科去》一书初稿给自己看的一节，生动地反映了烈士生前对作者的信任和尊敬。作者悼念的第二位，是与胡也频同时壮烈牺牲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洛生)。文章从自己发表恽雨棠的投稿《苏俄文学概论》说起，追述了与这位“神秘”的革命者的几次交往。虽然着墨不多，但一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有时化装活动的地下党员的形象如在眼前。另一位作者悼念的共产党人，是因受反动派通缉而逃亡日本并病逝的杨贤江。作者正要写这一节时，读到了上海某商业机关出版物上一篇歪曲和诬蔑亡者的文章，“不禁愤然，更不禁由愤而悲了”，于是，“便赶快的将这篇文字写出”(该文附记)。文章一开始便描写了杨贤江的身体一直是“出群拔萃的壮健”说明他的病逝完全是因生活艰辛和反动派迫害所致。文章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写出他“具有真实的伟大的人格”；更写到了他从事于“政党的活动”，“显出他的坚贞纯一的崇高的精神”。因此，“他的逝去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顺便提及，作者在全国解放前夕，还曾写过一篇《忆贤江》，可与此篇对读。)作者同时写的悼念诗人徐志摩一节，也是带有诚挚的友情的。作者认为很多人对这位诗人有误会，而他则强调指出诗人“宽容”“恳挚”的一面，并认为诗人有转变为进步的可能。然而，作者意味深长地问道：“也频洛生的死，是战士般的牺牲；志摩的死，却是何所为的呢?”可见，他更是把最大的悲痛与崇敬献给为人民事业牺牲的革命者的。

对其他为革命、为祖国而献身的友人，他也写过不少情意真挚的回忆文章。 《蛰居散记》中有一篇《韬奋的最后》，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自己在邹韬奋生命的最后时刻如何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前往医院探视的情景，热情歌颂了邹韬奋与病魔顽强搏斗、渴望继续为人民工作的伟大精神。后来，他还发表了《忆韬奋先生》等文。对在抗日战争中被敌寇杀害的刘湛恩、张似旭、姚名达、陈三才，平祖仁等友人，他后来都写过感人的散文。四十年代后期，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更一连写了两篇悲愤的悼念文章。与上面提到的那些散文不同的是，这两篇悼文无暇写自己与两位先生的友情，而主要是猛烈地斥责反动派无耻的暗杀行径，并表示：“凡有坚定的信仰和主张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反因战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冲去的勇气”。作者在同时期写的悼念陶行知、悼念昆明爱国师生于再等烈士的文章，也都是这样把悼文与声讨反动派的檄文相结合的优秀散文。

此外，他对老友耿济之、何炳松、许地山、朱自清、谢六逸、吴瞿安、王统照、夏丐尊、胡咏骐、伍光建等人，都写过文情并茂的悼念文章。其中《悼伍光建先生》一文，是作者在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期冲破封锁发表在后方刊物上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文中高度赞扬了一个贫穷而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指出：“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国之所以永生者，以有无数有人格之国民前死后继耳。……狐兔虽横行于村落中，但鹰鹗亦高翔于晴空之上。”这样的散文，真如一曲浩然“正气歌”。他还写过一篇《忆愈之》，是在抗战胜利后因听说胡愈之已在南洋病故而写的，后虽证明这是“海外东坡”之误传，但这篇真挚的散文却深深地感动了千万读者，包括胡愈之本人。上述这类悼念类散文，文笔大多十分朴素，不假雕饰，但因作者描写真实，特别是情感真挚，既洋溢着正义感，又充满了人情美，所以很吸引读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作者这样写了这么多的悼念散文的，并不多见，值得注意。

作者写过一些描写思想、意境的散文。发表在“五卅”周年纪念日的《向光明走去》，就是一篇充满浓郁诗意的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有人干脆把它称作散文诗。作者把深刻的思想、哲理，化作明白的艺术形象，把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比喻成在黑夜中向着光明的行进。文章节奏鲜明，张弛有致，语言纯净流畅，达到了朴素与优美的统一。作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幻境》，更是一篇象征隐喻的作品，艺术手法上近似鲁迅《野草》中的作品，更可视为散文诗了。文章写了一个梦，但又似梦非梦。所谓的“幻境”，实际正是当时现实的形象化。在阴冷的绿光、凄惨的叫声中，“我镇定而无视的踏着坚实而稳定的足步向前走”，终于迎来“玫瑰色的曙光”。整篇散文音响丰富，色彩鲜明，在艺术上十分成功。

作者也写过一些描写情景、氛围的散文。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祖国在船上写的《海燕》，先用细腻的工笔描绘了家乡春天时燕子归来的美妙画图；接着笔锋一转，传神地描写了此刻在船上见到的海燕在万顷碧波上奋飞的英姿。通过这种从远而近、由彼及此的移步换景的写法，作者不仅在小燕子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满腹乡愁，而且又随着海燕的飞翔而抒发了自己迎风搏击的壮怀。燕子化为写实与抒情、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形象，令人感到文中有画，画中有诗。作者归国后不久写的《黄昏的观前街》，也是一篇触景生情、情景交融的佳作。它欲扬先抑，先写白昼苏州观前街的纷杂喧闹；接着笔锋陡转，饱蘸浓墨描绘了黄昏时观前街的繁华亲切景象与温馥燠暖的气氛，并以自己刚刚去过的“不夜之城”巴黎、伦敦的冷漠空虚来作强烈的对照。文中用了一连串有趣而夸张的比喻和排比句，将江南名城的美妙黄昏描写得令人心驰神往。这样的散文，可以象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样，被称之为“白话美文的模范”而无愧了。

除了前面说过的哀痛或悲悼的壮美型散文外，作者还写过不少充满温暖的人间情谊的优美散文。如《宴之趣》，也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先写交际社会中各种宴会的无聊和没有生趣；作为强烈对比，又写了与知心朋友的聚餐和温暖的家庭共餐等，令人如临其境，心醉神怡。作者在被迫出国避难的船上，还写过一篇《回过头去——献给上海的诸友》，也是令人多读不厌的佳作。文章先写船上整天看到的“墨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由这样的“无生趣，无变化”的眼前景色，写到“那末生动，那未有趣的过去。”接着，他一口气分别回忆，描写了在上海的十多位好友。对每个人以寥寥数笔，或写出其人神态(如面色焦黄的胡愈之、风度清俊的周予同、美秀的叶圣陶、瘦削的傅东华，短小的徐调孚等等)，或写出其人品格(如老成谦和的王伯祥、谦抑而又坚强的叶圣陶、勤奋著译的傅东华，镇静而足智多谋的沈雁冰等等)，或写出其人带有鲜明个性的琐事细节(如傅东华的喜欢赌博、李石岑的耳朵会动等等)。十分传神，栩栩如生，充满感情。我认为这些描写可与古代散文名作《世说新语》中的某些描写媲美。文章的后半，则回忆、描写了与这班朋友在上海时的生活片断，如喝酒(可与《宴之趣》对读)、逛旧书店、通宵达旦的聚谈等等，虽平凡无奇，却令人向往。结尾则与开头相呼应，又写到“墨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使读者更加回味人间友情的至贵。《蛰居散记》中的《秋夜吟》一篇，节奏极为缓和，抒情十分优美，与该集其他散文的风格明显不同。主要描写沦陷期间作者与一个学生小石在秋夜的一次散步。看似闲散之文，而形散神不散，全篇紧紧环绕着小石的诚挚朴实的品质来描写。联系该文开头描写的蛰居生活的艰苦与危险，小石及一位老太太对作者的安危与生活上的关照更令人“饱饫这善良的温情而陶然了”。读罢此篇，就象在秋夜月下静听秋虫的合唱似的，感到濯心涤神。

除了前面提到的作者写的“考古游记”外，他对祖国的江山风光也曾呈上过不少标准的“美文”。解放后，他曾有写一组“风土小志”的计划，可惜因工作太忙未能多写。这里且举其中的一篇《石湖》为例。这篇散文在他的作品中是很普通的、也是有代表性的一篇，现已作为范文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中。文章简繁得当，布局自然。先写第一次乘船经过石湖，匆匆一瞥，未作实写，而引出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石湖的一段描叙，提示了小湖的不平凡的历史。继写第二次从陆路去石湖，则着力细致描写它的各种胜景，远望近观，并登高俯视更远的太湖，写得神采飞扬，淋漓尽致。最后，又写到石湖建设的远景规划，把读者的视线从眼前的实景一下子推延到理想中的更美好的未来。由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短短千余字的散文中包涵了石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并将远方的太湖也作为“借景”写了进去，使该文在尺幅之内产生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艺术效果。文中关于湖光山景的描绘，色彩十分鲜艳，又充满情感，在语言的提炼上也是下功夫的。

四

鲁迅曾经说过，“五四”以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朱自清也认为，现代散文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 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而在中国现代散文的百花园中，郑振铎是不可忽视的有特色的一家，在“文学研究会”一流派中，他更是有代表性的。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功与发展，他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综上所述，有这样几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首先，从他开始写随感录起，终其一生，创作的散文数量十分可观，品类亦相当齐全。从内容上说，议论的、抒情的、叙事的都有，不少是一篇中即兼而有之。从形式上说，随感录、书信、日记、读书记、得书记、序跋、题跋、游记、书信、传记、悼文等等体式，应有尽有。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学遗产，以前对它重视不够是完全不应该的。

第二，在散文形式的开拓或发展上，他都有所贡献。他是随感录的早期作者之一，直到解放后他也提倡写作杂文。(如曾在主编的《政协会刊》上开辟杂文专栏，并带头写作。)他也是写作读书记与书话的较早的探索者之一。朱自清在一九三五年曾说：“读书记需要博学，现在几乎还只有周岂明先生一人动手。”(《什么是散文》)其实，早在一九二三年郑振铎接手主编《小说月报》的第一期起，他就特辟了《读书杂记》专栏，并带头写了不少读书记，后来写得就更多了。抗战期间，他写的大量得书记，更是一对新的品种，以新文学家而写作大量题跋，他也是数一数二的。直接取材于历史的散文，也是一种尝试。此外，如《求书日录》更是得书记与日记体散文的结合。

第三，他的散文以其不可替代的个性特点和成就，丰富了新文学的实绩。郁达夫说：“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在郑振铎的散文中尤为突出。他的散文即生动地反映了他热情、真挚、爱国、勤学、战斗的人格；而他的散文的总的风格也就是率性见真、爱憎分明、明快坦荡、博学多识，有时也相当细腻。在现代散文作品中，象他那样充满爱国激情和闪烁学识之光的，并不多见。

他的散文在艺术、思想质量上，在真善美、才学识诸方面都取得相当成就。当然，也无须讳言。由于他创作个性的明快率直，有时随兴所至，或过于激动，语句可能推敲不够，缺少修饰，布局可能嫌得粗糙等，又由于他是一个学者，有时引征考证过多，包括一些难懂的古文，不免使艺术性没淹于学术性之中；又由于他一生各时期思想发展有急有缓，生活视野有宽有狭，从而也影响到他的某些散文的意境；等等。然而，总的说来，他大部分的散文，文字平淡而见新意，章法轻松而见严谨，读者能直接接触到作者的心，犹如当面倾听其谈吐，浑然忘却这是一种文学的表现——这不正是一种相当高超的艺术境界吗?

本书限于篇幅，不可能将郑振铎的所有优秀散文全部收入，例如杂文、文艺短论、题跋、书话、得书记、“历史散文”、以及用文言写的散文等等，就几乎都割爱了，主要只收了有关抒情，叙事类散文。但仍尽可能照顾到作者各时期散文创作的代表性，既注意选入那些流传广泛的优秀散文，也适当发掘收入那些长期为人遗忘的佳作。入选作品，一般以写作，发表的先后排列，若有不当处，谨候明教。

陈福康

1988年2月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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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鲁迅1933年12月2日致郑振铎信。

⁽²⁾鲁迅1933年10月21日致郑振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