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海天之间

大不列颠岛像一只巨大的马靴。

马靴底部，相对平直的海岸线向着开阔的英吉利海峡，沿岸分布着一个个明珠般的港口城市，宛若一条滨海星光大道，人类文明的熠熠星光在海天之间闪耀。

这些港口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人在这里建立定居点，把恺撒和屋大维的威仪向着遥远的天尽头展示。后来，这些初具规模的城镇，又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成为日不落帝国征服全球的驿站和后花园，体验了征服的冲动，也享受着征服的果实。

年复一年，这方水土色调依然：秀美、富裕而带几分野性，安恬、静谧又存几许蛮荒……

伊斯特本，就是这些港口城市之一。它位于这个城市群的中心地带，又处在伦敦正南方，尽享地利。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使伊斯特本俨然成了伦敦的一个卫星城市。

一本现代旅游小册子这样描述伊斯特本：

伊斯特本是英国南部海岸的一个悠闲小镇

伊斯特本是位于英国南部海岸的一个繁忙而活跃的海边城镇，城镇干净明亮、安全舒适、精致富裕。这里的特色美景令人着迷：长达4英里的白色美丽的海滩，典型的英国乡村房屋和绿茵小径，美丽的公园，还有郁郁葱葱的草原森林。

作为热门海滨度假胜地，伊斯特本被公认为英国南部最安全、阳光最充足的城镇。退休老人是当地人口结构的主体。在这里，你的步调会轻松而自在，没有汽车的乌烟瘴气，没有工业的污染，只有清新的空气、美丽的海景和干净的市容。当地的居民也非常亲切和善，民风淳朴，治安良好，生活便利，是学子游学的好地点。

伊斯特本对外交通十分便利，到伦敦约90分钟车程，到布莱顿只要半小时，搭乘欧洲之星高速列车到肯特，只需40分钟。

伊斯特本的独特，除了拥有天生的地理之利，还因一段特别的历史机缘。1895年8月27日清晨，伊斯特本的海滩静静的，晨起游泳的人并不多。虽值旅游旺季，却感觉不到浮躁的人流气息，扑面而来的是一阵阵激情而温润的海风。

当那表情严肃的三男一女出现以前，今天的海滩与昨天没有两样。可他们出现了，在初露的晨曦中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和谐，却也那么凝重。他们的到来，把伊斯特本这个以前并不怎么知名的海滨小镇，变成了历史长河中一个闪光的凝结。

从此，一个灿若星河的名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它永远连在了一起。

恩格斯今天到伊斯特本，是来向这个他十分钟爱的夏季休养地告别，同时也是向他生活了75年的人世间告别。主持告别仪式的，是他的老朋友、年届古稀的国际工人活动家列斯纳。恩格斯一向十分疼爱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丈夫艾威林，还有恩格斯得意门生伯恩施坦，一起参加了这个仪式。

仪式简朴而庄重。

一只双桨小木船静静地划过海面，仿佛海天云水之间游弋着一个惊叹号。艄公默默地划着桨，他虽然不可能理解船上乘客此时的心情，但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严肃。

这份严肃，感染了并不知情的艄公；而艄公严肃中的劳作，又加深了这份严肃。木桨刺破海水的“哗哗”声，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激荡……

心潮如水，静静地涌动。

在起伏的海浪中，隐约可见西面一块巨大的白垩岩礁石，从海岸向大海延伸，逐渐往上，高达500多英尺，气势雄伟。临海一面，是风雨长年剥蚀而形成的峭壁悬崖，直插入海。崖壁底部被海水冲刷成千姿百态的岩角和洞穴，海浪冲来，激起绚烂的水柱和浪花。连接陆地的一面，坡势较缓，有一条弯曲的小路供游人登临崖顶。退潮的时候，每每有一些胆大的游客沿这条小路攀援而上。不过，这样做是很冒险的。如果还没有爬上岩顶，海潮又很快卷到，他们可就进退维谷了。

爱琳娜捧着一个不大的骨灰罐，小心翼翼地坐在小船正中间。船身的轻微晃动，一次次触动她的神经。她深知，怀里护着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骨灰，它是一颗慈父的心，一个不朽的灵魂。丈夫艾威林静静地坐在她身边，一只手臂挽住她的肩头，给她紧张而悲痛的心一份稳稳的支撑。对面坐着列斯纳和伯恩施坦，一样的默默无语，一样的浮想联翩。

望着恩格斯的骨灰罐，列斯纳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48年的交往，半个世纪的友谊，如潮水般涌来的往事，超出了记忆的承载。可这份交往的源头，却并不因岁月的消磨而稍有褪色，反而在历史的沉淀中愈加鲜明。

现在想来，那个多雾的伦敦的冬季，是多么的不平凡。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虽然出席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德意志人，但由于大会具有空前的国际视野，它实际上奠定了现代国际工人运动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双双参加大会，并接受大会委托，负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那个纲领，就是后来震惊了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

同盟盟员、年仅22岁的德国裁缝列斯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结识了比他年长5岁的恩格斯。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斗友谊从此开始。恩格斯后来亲切地称列斯纳是自己的“御用裁缝”。

列斯纳不善交际，也不喜欢出头露面。他同恩格斯的最初交往，只是彼此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像战友一样地相互问候。但他很清楚，这位彬彬有礼的绅士般的战友，将是一个令旧秩序颤抖的勇敢斗士。

两年前，列斯纳读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今，他又亲耳聆听了恩格斯富于激情和理性的演讲。

友谊始于尊敬，尊敬始于信服，信服始于理解。在列斯纳看来，人们只有深入地认识并理解了恩格斯，才能真正喜欢他。恩格斯的外表和马克思很不一样，他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说话简洁有力，气概英武，活脱脱一副军人模样。他乐观豁达，谈吐诙谐而中肯。凡是和他接触的人，立即就会得到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

可是，恩格斯在和不熟悉的人接触时，态度却十分审慎，透出一种威严。每每有人在列斯纳面前说恩格斯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时，列斯纳总是富有智慧地解释道：要给恩格斯一个正确的评价，就应当对他有很深刻的了解。同样，恩格斯在信任某人之前，也要对这个人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

毫无疑问，在恩格斯面前装模作样是不行的，他能马上辨明别人对他讲的是谎言还是真话。

恩格斯特别慷慨，他曾无条件地帮助过不少人，帮他们摆脱困境和疾病的折磨。他还为此吃过一些苦头，受到过包括乞丐团体等很多不相干的人和组织的打扰。后来，在和列斯纳相交相知以后，恩格斯一般是先向列斯纳了解，是否认识某某人，品性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否见面。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把援助别人的支配权也交给了列斯纳。

恩格斯从不因工作繁忙而拒绝对朋友的帮助，也不因自己的博学和崇高威望而有丝毫骄傲。即便是在晚年，他仍旧非常谦逊，非常重视别人的工作，和年轻时没有两样。

恩格斯始终是一个好客的主人。热情爽朗、沉着真诚的性格，睿智幽默，妙语连珠，每每使他成为谈话的主角。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予简洁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他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并不刻意顾虑对方的感受。但他总是面带笑容，一举一动纯朴而坦率，富于感染力。无论是接见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工联主义者，还是其他社会主义者，他都能很巧妙地营造出一种气氛，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轻松愉快。

恩格斯的客人既有党内同志，也有党外朋友。当19世纪8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到伦敦时，拜访他的人就更多了。列斯纳作为恩格斯家的常客，深得他的信任。在恩格斯的客人特别多的日子里，列斯纳为了不过多地打扰他的休息，便很少登门。而当他再去的时候，恩格斯会马上追问列斯纳为什么不去看他，是不是忘了老朋友。

这便是恩格斯，他是战友，更是朋友。

列斯纳深有感触，恩格斯是多么积极地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他非常热心地支持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自己则经常一天工作16小时，直至深夜。年过七旬，恩格斯仍然积极参加每年五一劳动节的集会，甚至登上工人活动家们用作讲台的马车，即兴发表演说。

恩格斯既要投身实际运动，又要从事理论研究。他是多么的热爱工作，工作能力又是多么的强！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语言专家，精通10多种语言。70多岁的时候，为了阅读易卜生和谢兰的原著，他还开始学习挪威文。

两年前，73岁高龄的恩格斯赴欧洲大陆，作了生平最后一次巡回旅行，并沿途发表演讲。他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他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再从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到柏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列斯纳不止一次地听恩格斯谈起过这次旅行。恩格斯说他非常感动，为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而深感欣慰。他称这次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之行，是一次“思想的胜利进军”，并为马克思未能看到这种情景而深深惋惜。

半个世纪的交往，列斯纳对恩格斯知之甚深。可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前，乐观豁达的恩格斯前往伊斯特本疗养，竟成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旅程。

恩格斯在伊斯特本待了将近两个月，病情未见好转，便于7月24日返回伦敦。爱琳娜对他的病况十分不安，连忙写信告诉列斯纳。列斯纳为了不打扰恩格斯，决定暂时不去看望，以免他见了自己激动，受刺激。没成想，这却使列斯纳失去了在伦敦最后一次同他深深敬仰的老战友晤面的机会。

记得是8月5日傍晚，列斯纳接到伯恩施坦的通知，说恩格斯的病势已经非常严重，他如果想和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再见一面，就必须赶快去。列斯纳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探望恩格斯。可他还是没有想到，死亡对于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恩格斯会来得这样快：清晨第一班邮差送来了恩格斯秘书路易莎的快信，恩格斯于8月5日午夜11至12点之间逝世。列斯纳震惊不已，他立即赶到恩格斯寓所，只见恩格斯僵卧在床上……

一阵压抑的抽泣声，打断了列斯纳的回忆。小船已经驶离海岸好几百米，上船以来一直默默流泪的爱琳娜，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了。

父亲马克思去世的时候，28岁的爱琳娜正与现在的丈夫艾威林热恋。遽然而至的悲痛，把她打蒙了。父亲去世的两个月前，她才刚失去心爱的大姐燕妮。要不是亲如慈父的恩格斯百般安慰和解劝，爱琳娜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怎样才能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友谊是举世无双的。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说，他是马克思的“第二个自我”。恩格斯还把对马克思的友情扩展到马克思全家，马克思的女儿就是他的女儿。爱琳娜自己、大姐燕妮、二姐劳拉都把恩格斯当作第二个父亲。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是成了孩子们在世的唯一父亲。他从政治上帮助和保护她们，经济上支持她们，生活上关心她们，非常认真地担负起父亲的职责，尽量使孩子们过得称心，过得舒适。

恩格斯与马克思、燕妮、劳拉、爱琳娜在一起

无数的感人场面，在爱琳娜脑海中切换。往事历历，静静地从心底滑过——

那场和二姐劳拉的小误会已经过去12年了，现在想来仍让人感怀不已。马克思去世不久，爱琳娜为了能让父亲的大量手稿早日面世，多次去同恩格斯商议。她告诉恩格斯，马克思临终前曾亲口对她讲，希望由她协助恩格斯整理自己的全部文稿，并尽可能地把其中重要的篇章，如《资本论》第二卷和一些数学手稿，公开发表。恩格斯自然感到责无旁贷，他在1883年5月3日第19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束语：“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

劳拉看了恩格斯的文章很不解：为什么父亲会指定年仅28岁的妹妹作为遗著处理人，而不叫自己（当时劳拉已经38岁）来完成这项工作呢？马克思逝世时，劳拉不在跟前，她很想知道父亲临终嘱咐的详情。劳拉写信向恩格斯询问，父亲是否真的亲口这样交代过。恩格斯当时正处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千头万绪之中，劳拉的信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他没有及时回复。

大约半个月后，劳拉再次写信给恩格斯，明显表露出不满的情绪。她说，自己曾经陪父亲在斐维住过一段时间，父亲亲口对她说，要把编写一部第一国际的历史所需的一切文件和材料都给她，并要她着手翻译《资本论》。后来，父亲又邀她一同住到文特诺尔去，以便亲自指导她工作。她不相信父亲在交办遗著处理问题时会把自己排除在外。父亲一生酷爱平等，对自己的女儿，他不可能厚此薄彼，何况大姐燕妮去世后，自己就是长女了。

对劳拉的误解，恩格斯深感不安。马克思不在了，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父亲。调解好姐妹俩的关系，整理好马克思的遗著，以便“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不敢怠慢，向劳拉作了详细解释——

马克思逝世时住在伦敦，后事自然就得在伦敦办理。而根据英国法律，只有同死者生前住在一起的直系亲属才能成为死者的法定代理人。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爱琳娜，只要她不放弃这项权利，也不提出其他人（同样必须居住在英国）代理，就只能由她来处理。如果劳拉当时也住在伦敦，马克思肯定会叫他们三人一同来处理自己的遗著的。事实上，爱琳娜也时时处处在避免承担独立做主的责任，很多事情都要恩格斯拿主意。当然，即便是这样，如果劳拉现在愿意来伦敦，共同商量处理马克思的遗稿，恩格斯和爱琳娜都会非常高兴的。

恩格斯的解释入情入理，劳拉消除了误会，姐妹俩和好如初。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恩格斯没有告诉爱琳娜，他怕又由此生出新的误会。但后来爱琳娜还是知道了，她对恩格斯的由衷感激简直难以言说。在刚刚失去大姐和父亲之后，如果又失去二姐的信任，那将如何是好？虽然母亲一共生了7个孩子，可长大成人的只有她们三姐妹。

“慈父与挚友兼于一身，威严与诙谐统于一体”，这是爱琳娜对恩格斯的印象。爱琳娜由于同恩格斯共同生活的时间较长，得到的爱护和帮助比她两个姐姐都多，她对恩格斯的记忆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她依稀记得13岁那年春天，二姐劳拉和拉法格在伦敦举行婚礼。大姐燕妮给参加婚礼的每位宾客都提了十几个游戏性的问题，要他们照实回答。专程从曼彻斯特赶来的恩格斯，以其机智和幽默赢得满堂喝彩，成了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人。

燕妮首先问恩格斯，他喜爱的优点是什么。

48岁的恩格斯不假思索地回答：“愉快。”接着又补充道，“这是普遍而言。具体地说，男人的优点贵在莫管闲事，女人的优点莫过于妥善安置物品。”

“那么，您自己的特点是什么？”燕妮紧追不舍。

“凡事一知半解。”恩格斯随口答道，并夸张地耸耸肩。

“您对幸福的理解？”

“喝葡萄酒。”

“您对不幸的理解？”

“找牙科医生。”

客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周围人越聚越多，气氛渐趋热烈。燕妮接着问道：“您能原谅的缺点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无节制。”

“不能原谅的缺点呢？”

“伪善。”

“您厌恶的是……”

“矫揉造作、傲慢不逊的女人。”

“您喜欢做的是……”

“捉弄人和被人捉弄。”

提问妙趣横生，回答应对自如，一环扣一环，速度越来越快，兴味越来越浓。时而爆发的笑声，几乎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注意力。香槟、笑声和智慧，酝酿在洋洋的喜气中。

“您喜爱的男英雄是谁？”燕妮继续问道。

“一个也没有。”恩格斯毫不含糊地回答。

“您喜爱的女英雄是谁？”

“太多了，一个也举不出来。”

“您喜爱的格言？”

“一无所有。”

“您喜爱的箴言？”

“从容不迫。”

问答继续着，机智继续着，幽默继续着……

游戏，通常是人生的另一种表达。一个人的修养、品性和志向，都可以在游戏中展露出来，而其中的玩笑和幽默，更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学识与智慧。恩格斯正是以他特有的魅力和风范，以他卓越的智慧和爱心，谱写出了丰富多彩的生命旅程。

爱琳娜清楚地记得，父亲特别欣赏和推崇恩格斯的幽默感和思辨才能。他有时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有时则拿着恩格斯的信自言自语，或争辩，或赞同，好像写信的人就站在面前似的。看父亲读恩格斯的来信，竟成了爱琳娜童年时代最初的记忆之一。

在爱琳娜的印象中，恩格斯总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他的外表和举止总是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内心则更年轻了。到了晚年，尤其如此。爱琳娜一直认为，与同代人相比，恩格斯始终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有人把恩格斯描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批评家，描绘成专制君主、独裁者，这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爱琳娜固执地认为，再没有一个人像恩格斯那样对别人温柔，再没有一个人像恩格斯那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对年轻人，他充满了慈爱。

唯一不能得到恩格斯宽恕的，是虚假。他认为，不诚实是一个人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恩格斯干工作一丝不苟，责任感极强，但丝毫没有清教徒那种拘谨。他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对别人的种种缺点，只要不是伪善，都能痛快地给予原谅。

大家把恩格斯亲切地称作“将军”。那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当时在曼彻斯特开工厂。他凭着非凡的军事洞察力，给报纸写了一系列出色的军事通讯和评论，准确地预测了德国人将在色当战役中对法国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将军”这个绰号从此便在友人中叫开了。他的学生和晚辈们叫得更欢，二姐劳拉说他简直就是总参谋部。

事实上，恩格斯身高6英尺，随时保持挺拔的军人风度，果敢的举止和轻快的步伐倒也颇和这个绰号相称。他自己也常常这么自称，在给劳拉的信中每每落款“爱你的将军”“爱你的冒牌将军”“永远是你的将军”等等。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恩格斯的风趣仍不减当年。

就在恩格斯去世前一个多月，他感到自己的病情不断恶化，很希望多看到一些亲人。劳拉、爱琳娜、艾威林，还有大姐燕妮的孩子们，都陆续来到伊斯特本。只有二姐夫拉法格每次都说要来，就是一直不见人影。恩格斯便同爱琳娜、艾威林、劳拉联名写了一封短信，责备“言而无信”的拉法格：

如果山不到穆罕默德那里去，穆罕默德就到山那里去。如果保尔（注：保尔·拉法格）不愿意到伊斯特本来，伊斯特本就到他那里去。所以说，穆罕默德没有能够实现的，保尔在转瞬之间就能实现。特此证明。

通常，和一个人关系太亲近了，交往容易变得琐碎，反而不容易产生敬意。可对爱琳娜来说，这位她一出世就认识的朋友、导师和父亲，在日常的繁杂和琐碎中展现出来的睿智和慈爱，就足以构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那锐利而慈祥的目光仿佛还在眼前，那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的笑声犹在耳际。可是，无情的阴阳相隔，正把这一切积淀成永恒的回忆。

怀里的骨灰罐很轻，却又分外沉重……

艾威林明显感觉到了爱琳娜双肩的抽动，但他没有说话，只是紧了紧自己的手臂，让妻子更紧地靠住自己的肩头。作为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常客，艾威林也是深得恩格斯关心和帮助的。他同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把恩格斯这个晚年住处当作了自己的麦加。

每个星期天，是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聚会的日子。那些难忘的周日聚会，已成为艾威林最深刻的记忆，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珍藏在脑海里。

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恩格斯晚年住处

聚会的话题主要是关于政治和党务。恩格斯是一个学识广博、饶有风趣的健谈者，他可以用多种语言与来自不同国度的客人交谈。过人的智慧、豪爽的性格被完美地结合起来，人们从恩格斯精辟的分析和幽默的言谈中学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们常说，凡是恩格斯接触过的东西，都被他的光芒照亮了。

当然，除了严肃的话题，聚会中也不乏风趣轻松的谈话和游戏，伴随着由衷的欢笑。有时候，只是几个至爱亲朋相聚，恩格斯便会邀大家打牌，小赌怡情，一打筹码的输赢合半个便士。畅饮烈性啤酒、猛抽雪茄烟，也是恩格斯的喜爱，他把这视为人生乐事。如果由于身体原因，自己不能再喝、再抽时，他就津津有味地看着别人喝、别人抽，并认为这是人生又一大乐事。

星期日聚会（素描）（袁广作）

艾威林发现，他常常为恩格斯的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并从中受到某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一种社会主义的教育。

德国选举日晚上，是雷打不动的聚会。恩格斯要为此买来大桶德国特制啤酒，准备丰盛的晚餐，邀请最好的朋友，静候选举结果。深夜，电报会从德国四面八方飞来，恩格斯便一封封拆开，向大家高声朗读，并言简意赅地作出分析。

如果是胜利的消息，大家就干一杯；

如果是失败的消息，大家也干一杯。

艾威林深切地感受到，恩格斯有着强烈的爱，也有着强烈的恨。他处事严谨，爱憎分明，在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上表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可信、实在和一丝不苟。

想起1887年初发生的那场“假账单”风波，艾威林感触尤深。要不是恩格斯亲自出面，向各地发了十几封信为他辩护，他和爱琳娜的声誉不知要遭到多么严重的损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86年9月，艾威林夫妇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应邀赴美国进行宣传旅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旅行时间为四个月。按事先约定，李卜克内西和艾威林的全部费用由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承担，爱琳娜只报销旅费，生活费及其他费用自理。

恩格斯得知这个安排后，很为艾威林夫妇担心。他认为，在工人运动最初的秘密阶段，即工人还受着传统偏见影响的阶段，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参加了运动，并不慎同工人发生了金钱关系，他是会吃苦头的。那很容易引发关于现金账目方面的争吵，而且马上就会被夸大为试图剥削。要是这个“资产者”在理论问题或策略问题上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甚至少数人不一致的话，就更是如此。这种缺点在德国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尽管在德国本土，由于运动的开展，已不再可能发生类似事情，但在国外的德国人中间还没有完全根除这个恶习，而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又恰恰是一个主要由德国移民组成的政党。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力求避免同党发生任何金钱上的关系。可艾威林和爱琳娜毕竟还年轻，考虑问题不会像老一辈那样周到。如果哪个环节稍有闪失，处理得不好，不但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声誉，而且还会影响到马克思。好在他们是跟李卜克内西一道去，恩格斯才稍微放心一点。李卜克内西是个富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非难。如果有人试图对他提出任何这类控告，那只会使控告者自己成为德国和整个欧洲的笑料。

可是，这次旅行后来还是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美国之行总的来讲是成功的。李卜克内西和艾威林夫妇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欧洲工人运动状况及其他有关问题，在多个城市作了报告和演讲，受到工人们的欢迎，效果很好。

宣传旅行期间，艾威林每个星期向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寄去一次账单，有的是他和李卜克内西的共同开支，有的是他个人的费用。执行委员会对收到的账单一直没有表示异议，但在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人质疑艾威林报了假账。质疑者想当然地认为，艾威林可能并没有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但他编造账目想抵补他妻子的开支。

艾威林得知这一情况后，明确表示：“我不能同党争论钱的问题，凡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正确的，我都准备毫无意见地接受。”

他们离开美国前夕，执行委员会提出一份修改的账单，删除了艾威林所报账目中的几项。根据这份账单，执行委员会还应付给艾威林176美元。艾威林立即表示接受。后来，艾威林因美国之行受到某些人的诽谤，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拒绝接受这本来名正言顺的176美元，分两次退给了执行委员会。

回国后，艾威林向恩格斯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及有关问题的处理情况。恩格斯称赞他做得很对。可是，事情并没有完结。艾威林他们前脚刚走，执行委员会接着就给党的地方组织发了一封通告信，揭露艾威林的“欺骗”行为，并要求各支部在两个月内对这个问题作出决议。随后，执行委员会又在党的宣传读物《纽约人民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这一问题。

恩格斯得到消息后非常气愤，也非常着急。他一方面同艾威林反复商量，帮助艾威林写文章，驳斥执行委员会的污蔑，同时亲自向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广泛去信，澄清对艾威林的错误看法。左尔格、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拉法格、考茨基等人都收到了恩格斯为艾威林辩护的信。

恩格斯为此事奔忙了将近四个月，亲自写了13封信，并协助艾威林向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各支部寄出大量澄清事实的通告。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逝世了，他有责任为马克思的孩子们主持公道，他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他们不受欺负。哪怕有50个执行委员和他作对，他也要履行这个职责。

恩格斯在信中强调，他认识艾威林已经四年了，知道他的才能并相信他的为人。艾威林经历过相当艰苦的环境，经受过各种各样的考验。他曾经为了自己的信仰，两次牺牲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成为英国某所大学的教授和著名的生理学家，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当一个收入极其没有保障、工作负担很重的新闻工作者。现在纽约有些人，凭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来给他下评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控告还涉及爱琳娜，至少在恩格斯看来，这样的控告是完全荒谬的。爱琳娜是他看着长大的，而最近17年来，她更是经常在自己身边，恩格斯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恩格斯指出，说马克思的女儿欺骗工人阶级，简直是笑话！

在恩格斯和艾威林的共同努力下，真相终于大白。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许多支部都给艾威林写信，对他表示同情、信任和支持，有的还寄来了否定执行委员会通告信的支部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发出第二封通告信，措辞大为缓和，并承认了一些对艾威林极其有利的事实。接着，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监察委员会致信艾威林夫妇，希望这件事情就此了结。

可是，个别支部态度仍很强硬，并对支持艾威林的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理。威士涅威茨基夫妇当初也听信流言，认为艾威林在美国的行为“简直是个骗子”，并致信恩格斯，要求恩格斯尽一切力量，把这个“骗子”从党的报刊中赶出去。后来，夫妇俩弄清了事实真相，完全站到艾威林一边，并在他们所在的纽约支部里尽力为艾威林主持公道。结果，纽约支部把威士涅威茨基夫妇双双开除，并得到了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得知这一情况后，恩格斯非常气愤。他说，这样的执行委员会要是在德国早就给罢免了。这些人大概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党也会跟着他们去赴汤蹈火。这伙看来越来越浑的德国人，要求美国人听从他们的摆布，简直是天方夜谭。果真如此，这样的党也就算不得政党了，至多只能是一个小小的宗派。

恩格斯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乐于助人、疾恶如仇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给艾威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常常在满怀崇敬中想起李卜克内西赠给恩格斯的雅号——欧洲第一号粗暴汉。

恩格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四年后艾威林再次遇到类似麻烦时，又一次得到充分展现。

1891年8月，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其间，德国新闻工作者吉勒斯，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海德门的指使下，对艾威林发起了一次诽谤性的攻击。他在出席大会的德国代表中散布谣言，说艾威林为了同爱琳娜结婚，抛弃了原配妻子和三个孩子，使他们陷入极端窘困的境地；他岳父很气愤，要砸烂他的脑袋。吉勒斯还把他编造的这一套塞给资产阶级报纸。唯恐找不到诬蔑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报刊，自然不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对此事进行了大肆渲染，借以败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

艾威林不便于在大会期间采取任何反击措施，他怕比利时警察当局以此为借口破坏代表大会。回到伦敦后，艾威林立即向恩格斯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分析了事件的恶劣影响。他表示，要当面质问吉勒斯，并揍他一顿。

恩格斯当即表示支持：“对，就应该这么办。”

恩格斯很清楚，艾威林根本不存在抛弃原配妻子和孩子的问题。相反，是他的前妻跟一个牧师私奔而离开了他。他和前妻并没有生孩子。在同爱琳娜正式结婚前，艾威林同妻子已经办好了离婚手续。而艾威林同爱琳娜结婚时，马克思早已去世。可见，谣言是极其荒诞不经的。况且，艾威林在同前妻离婚时，还十分大度地把一笔每年可以得到500多英镑收入的财产让给了前妻，所以她的所谓“窘困”也是无从谈起的。

得到恩格斯的支持，艾威林同路易莎一道去吉勒斯家里，义正辞严地驳斥了他的无赖行径，并狠狠地打了他两记耳光。随后，艾威林写了一份声明，揭露吉勒斯的造谣和诽谤，并正大光明地把自己对他的反击公之于众。

声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吉勒斯为了挽回面子，也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反声明，说他也打了艾威林。

艾威林认为这有损他的声誉，便请路易莎作证，以两人的名义又写了一份澄清事实真相的声明。可这次《前进报》却没有刊登，编辑部认为党报不应再在这种事上纠缠，以免引起人们的误会。

恩格斯对此大为不满，立即去信批评《前进报》编辑部剥夺了自己朋友讲话的机会，并指出编辑部的种种疑虑纯属多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海德门策划的反对第二国际路线的一场阴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来揭露海德门。

看来，只要一有需要，老“将军”就会亲自披挂上阵。

艾威林深切地体会到，恩格斯无疑是世界上最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他那大无畏的精神和乐观主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只要他一出场，人心就会振奋。恩格斯的逝世，对经常从他那里获得教诲和帮助的人来说，是难以补偿的损失。由于他的逝世而形成的空白，人们很快就会感受到。而爱琳娜、艾威林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现在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空白。

一个浪头打来，小船左右晃动，艄公连忙扳舵。

艾威林从回忆中惊醒，更紧地搂着怀抱骨灰罐的爱琳娜，并提醒坐在对面的列斯纳老人当心。

小船继续向深海驶去。伯恩施坦在小船离岸不久，就起身站到船头，若有所思地抽着雪茄。此时，他正扶住船舷边一根竖立的木杆，顺着船身的晃动调整了一下站姿，稳住身子，继续遥望大海深处。

在伯恩施坦看来，伊斯特本这个风平浪静的早晨，无疑是一个孕育风暴的日子。敏感的他已经意识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富有现实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去研究和回答。可是，在这世纪交替之际、时代更替之秋，导师却已溘然长逝，如何叫他不心潮起伏、百结萦怀。

对伯恩施坦来说，同恩格斯20多年的交往，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至为关键的。而立之年能与这位百年难逢的智者相识，是伯恩施坦的幸运。随着友谊的加深和思想的碰撞，伯恩施坦不断地从恩格斯那里吸取精神养料。同时，他也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丰富着恩格斯的某些思考。

不过，两人最初打交道却不是从愉快开始的。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

那是1880年11月底，伯恩施坦同倍倍尔一道，去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苏黎世三人团”事件已闹得沸沸扬扬，马克思、恩格斯对伯恩施坦等三人联名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极为恼火，亲自起草通告，就其中的机会主义观点提出严厉批评。

伯恩施坦心里不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有误会，自己并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书斋社会主义者，而是全心全意投身于实际运动的人，在原则的坚定性方面也比当时德国党的许多领导人要强，只是方法更加灵活些而已。

这次伦敦之行，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两位精神之父的谅解。

伯恩施坦是年30岁，恩格斯的年龄正好比他大一倍，刚刚过完60岁生日。伯恩施坦知道恩格斯性格豪放、爱憎分明，对这次拜谒，自己心中很有些忐忑。

为了心理上有个充分的准备，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到伦敦后没有直接去拜访恩格斯。他们先在一个小客店住下，第二天早晨才动身去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伯恩施坦原本打算送倍倍尔到恩格斯住处后，自己先回去，等恩格斯给他发出正式邀请后再来。倍倍尔这次来是恩格斯邀请的，而伯恩施坦没有得到邀请，他不想冒昧行事。

可是，正当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在楼门前告别时，恩格斯从楼里出来了，他不由分说地把两人一块儿拉上楼去。

到了楼上，谈话很快就涉及政治问题。恩格斯热情奔放，他那莱茵人天生的乐观态度，使得谈话气氛很宽松，也很热烈。伯恩施坦深受鼓舞，一切不快仿佛都已化解。

“喝吧，年轻人。”在热烈的讨论中，恩格斯总是不忘给伯恩施坦的杯子里斟满家里常备的波尔多葡萄酒。

伯恩施坦没想到，60岁的老人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讨论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恩格斯突然说：“现在该上马克思那儿去了。”

大家穿上外套，随恩格斯下楼。

伯恩施坦没有做好拜访马克思的思想准备，打算告辞。恩格斯却爽朗地喊道：“别走，别走，跟我们一块儿到摩尔那儿去。”

“到摩尔那儿去？摩尔是谁呀？”伯恩施坦大惑不解。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好像天下人都应该知道摩尔就是马克思似的。

其实，摩尔是马克思的孩子们给父亲起的绰号。当时欧洲人习惯管黑皮肤的人叫“摩尔”，因为“摩尔”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黝黑的”。马克思脸色黝黑，长着满头蓬松的黑发和满腮乌黑的胡子，孩子们就亲昵地给父亲取了这么一个绰号。

穿过长长的伦敦街道时，身材瘦高的恩格斯健步如飞，比同行中最年轻的人走得还要快。伯恩施坦想，自己虽然只有30岁，但要和恩格斯比走路，恐怕不是轻易可以获胜的。不过，后来他才知道，若是和恩格斯比喝酒，自己就更不是对手了。

伯恩施坦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他认为此行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其间有很多细节，迄今想来仍恍若昨日。

记得有一次，他略带愧色地跟恩格斯讲，自己已经30岁了，但还没有写过一本书。恩格斯竟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他大声喊道：“什么，您还没有写过书？这可太好了！”接着，他便激烈地谴责当时德国有些所谓的理论家，年纪轻轻，还没有学到任何正经的东西，就什么书都写。

伯恩施坦本想立即反驳他：一个人要是真有出息的话，24岁就可以写出一本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样划时代的书来了，但他终于忍住没有说。

四年后，伯恩施坦应恩格斯之邀，第二次来到伦敦，就住在恩格斯家里。这时候，恩格斯对伯恩施坦已相当信任，他请伯恩施坦来是教他辨认马克思的手迹，以帮助自己整理马克思的遗稿。

几乎每天晚上，恩格斯都要选择一部分手稿，逐字逐句地念给伯恩施坦听，然后再同他一起分析马克思手书的特点。伯恩施坦记得，有几本马克思关于美国学者路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录和札记，是恩格斯每晚必拿出来的。恩格斯说，这些札记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马克思手书的几种风格。

他俩一般都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便起来得比较晚。吃过早饭，看点报纸，处理来往信件，接着头天晚上的活继续干。午饭通常很简单，饭后一起散步，翻越樱草丘，穿过瑞琴特公园，然后又回到家里干活。7点钟享用正餐，喝点波尔多葡萄酒，伴随着愉快的谈话。晚饭后恩格斯先小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又坐在壁炉旁给伯恩施坦讲述马克思的著作，或者念手稿。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伯恩施坦觉得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两人的友谊也不知不觉地加深了。

自此以后，伯恩施坦同恩格斯的接触更加频繁，也更加深入。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恩格斯不仅思想非常民主，待人接物也平等亲切。这从他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来。恩格斯出身于讲究资产阶级礼仪的家庭，却和工人的女儿结为伴侣。他结交朋友也不分阶级，一个人只要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富有才华，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都必定能成为恩格斯的好朋友。一个社会主义者，并非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甚至非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受到恩格斯热情的接待。

伯恩施坦正是从这一点上感受到，这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并没有多少学究气。事实上，伯恩施坦后来的思想发展，受这一点的影响确实非常大。

当时有一位德国流亡者，名叫鲁道夫·迈耶尔，原是《柏林评论》的保守派编辑，在伦敦逗留期间竟经常成为恩格斯家中的座上客。恩格斯之所以接纳他，是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特长，而且是受到俾斯麦政府迫害才流亡海外的。

一个圣诞节的晚上，迈耶尔在恩格斯家里喝得痛快之极。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遍又一遍地用有些发硬的舌头喊道：“不，人家会对我说，你这个普鲁士保守派，有一天在伦敦这个地方，‘醉倒’在革命的共产党人身边。”

看着迈耶尔那副滑稽的样子，恩格斯在一旁含笑不语。

伯恩施坦由衷地感叹，只要在恩格斯家里，谁都会遇到这种事情，谁都会这样忘我。

恩格斯的魅力，是思想的魅力、人格的魅力。

在恩格斯的果敢、乐观和豁达面前，伯恩施坦每每为自己的优柔寡断、郁郁寡欢而汗颜。

他清楚地记得10年前恩格斯给他写的那封信：

看来，我还得再给你写几句。不然的话，我想你会过于忧郁。你和考茨基两人，大概都在互相助长沮丧的情绪，真可以凑成一部完整的声调忧郁的协奏曲。完全和瓦格纳的小号一样，什么时候发生某种不幸的事，它就在什么时候加进来。每当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你们总是忘记那句旧谚语：鬼并不像描绘的那样可怕。

伯恩施坦心里很清楚，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同恩格斯不完全一致。他也不是不想改，但不知道是性格上有差异，还是思维方式相左，总是改不了。

比如对费边社，伯恩施坦和恩格斯的看法就很不相同。恩格斯说费边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伯恩施坦不以为然。在内心深处，伯恩施坦是同情上层阶级的“高级政治”的，因而对改良主义情有独钟。

恩格斯对此并没有过多计较，只是时不时地戏称他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哈姆雷特”。

现在，恩格斯已经长眠。鼓励听不到了，批评也听不到了，可前面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是时候了，孩子。”列斯纳轻轻地对爱琳娜说，苍老的声音格外凝重。他凝视着爱琳娜怀里的骨灰罐，心中默默念道：“亲爱的弗雷德，你放心地上路吧。”

伯恩施坦缓缓抱过骨灰罐，紧了紧双手，低声吟哦着但丁的诗句：“我将到处追随你那勇士般的灵魂……”

艾威林小心翼翼地接过骨灰罐，交回爱琳娜。

爱琳娜走到船舷边，苍白的面颊紧贴骨灰罐，泪流满面。

时间仿佛停止——

终于，爱琳娜弯下腰，手慢慢松开，嗓音嘶哑地说：“别了，将军！”

骨灰罐静静地没入海水之中，冒出三三两两的水泡。

大海不再咆哮，海浪被悲伤凝固。

葬礼结束了。短短5海里的航行，把无数思绪浓缩成海天之间一份恒远的崇敬。7年后，列斯纳回忆道：“这次航行给我引起的感触，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这次航行，对葬礼的主人来说，是给灿烂人生注上最后一个富有寓意的坐标。沧海有容而成博大，高山无欲而筑巍峨。75年的生命航程，充满跋涉的艰辛、奋斗的快乐和事业的辉煌，而最终以一种平淡归于永恒。

航程的起点，在那遥远的伍珀河谷。

投葬恩格斯骨灰罐的伊斯特本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