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伍珀河谷

1841年3月底，恩格斯回到巴门，为秋季服兵役做准备。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在家里待多久，就又外出了。当时，他刚刚经历一场不成功的恋爱，心情十分抑郁。而伍珀河谷周而复始的单调生活，使他倍感枯燥乏味。小酒店的狂欢，拼命地抽烟，以及少有的缺乏乐趣的聚会，都不能充实他那颗不安分的心。

为了消解满腹惆怅，5月中旬，恩格斯同意与父亲一道去瑞士和意大利作一次短期商务旅行。

旅行的动机是纯商业性的。老弗里德里希叫恩格斯同往，主要是为了让他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年轻的恩格斯从这次夏季旅行中获益匪浅。旅行既增加了新的经历和感受，又淡化了失恋的记忆。恩格斯先后在巴塞尔和苏黎世停留，他翻越阿尔卑斯山，游览瓦伦施泰特湖，攀登雨特利峰……

面对如诗如画的青山绿水，平庸无知之辈只会对秀色美景空发感叹，而禀性深沉的人却每每被大自然的朴实醇厚唤醒心底的悲痛。这种唤醒，又恰恰是为了使这一切消失于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之中，交融于一片温柔和谐之中。

恩格斯穿军装的自画像

从他的游记《漫游伦巴第》看，恩格斯旅行归来，惆怅感已消失了大半。他心情爽快，精力集中，待在家里专心致志地读了两个月的书，然后启程上路。

1841年9月底，恩格斯来到柏林，进入近卫炮兵旅第十二步兵连，开始为期一年的志愿兵服役。作为富家子弟，本来是可以花一些钱使自己免服兵役的，但恩格斯已经厌倦了商行枯燥的实习生活，很想换个环境透透气，尝试一下别的活法，而服兵役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当时的柏林，作为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无疑是一个充满官僚衙门的地方，但这里也有一个展开着热烈辩论、沸腾着思想交锋的“知识分子大本营”——柏林大学。对于中途辍学的恩格斯，这一点尤其具有吸引力。

柏林近卫炮兵旅兵营，现改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兵营

根据有关规定，服役一年的志愿兵除了参加军事训练外，可以不必住在兵营。恩格斯在兵营附近租了一间二层楼房，布置了一个雅致、舒适的小天地。

恩格斯对普鲁士王国等级森严、枯燥无聊的兵营生活十分厌烦，他常常借故不去执行那些毫无意义的任务。不过，恩格斯对军事训练倒是十分认真的。一年的军事学习，除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之外，他还对军事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自学了一些军事著作。这为他后来研究军事史和战略战术并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打下了基础。晚年，朋友们送他一个“将军”的雅号，不能说与此无关。

例行服役没有锁住恩格斯那颗永远探求真理的心。服役期间，他经常抽空以旁听生的身份去柏林大学听课，尤其关注哲学演讲。当时，著名哲学家谢林正好在柏林大学讲学，这便为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第一次爆发提供了一个契机。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由于关税同盟的成立而进入普遍的经济高涨时期。这种经济高涨引起的直接社会后果，是资产阶级实力的增长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并由此导致自由主义思想的流行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产生，是这种趋势的集中反映。这些黑格尔的左派学生们，力图从导师的理论中导引出民主主义革命的结论。

为了同这股“危险的”思潮相抗衡，“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普鲁士政府把年届古稀的哲学名流谢林搬到了柏林大学的讲堂。

1840年左右的柏林大学

谢林作为一个哲学家，在19世纪初曾以自己的辩证自然哲学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众多哲学家产生过影响；但随着维也纳和约之后欧洲复辟势力的日益猖獗，他却愈来愈和基督教正统思想接近，并在哲学上为这种正统思想辩护，成为宗教的卫道士和科学的敌人。

普鲁士反动势力把希望寄托在谢林身上，希望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通过同“黑格尔门徒所领导的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直接交锋，给青年黑格尔派以致命的打击，使“猖狂”的无神论者哑口无言。

1841年11月15日，谢林的“启示哲学”系列讲座在柏林大学第六讲堂开始了第一讲。大讲堂里座无虚席，为首一排坐的是大学名流和其他大人物，在他们后面，交错地坐着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代表。400余名听众来自德国各地，有的还来自国外。他们都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包括正统主义者、老黑格尔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

讲座开始前，人们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以及土耳其语交谈着，人声嘈杂。大家以极大的关注，等待谢林的登场。

在兴致勃勃的青年听众中间，十分显眼地坐着一位胡须花白的参谋官。在他旁边，斜靠着一个无拘无束的志愿兵。要是在别的场合，这个志愿兵出于对高级长官的敬畏，举手投足可能会有些拘谨。可今天，在思想的殿堂里，他的等级观念已完全让位于对真理的渴求。

这个志愿兵，就是即将度过21岁生日的恩格斯。他兴奋地观察着四周形形色色的听众，发现很多年迈的博士和宗教界人士都是荡漾着难得的激情，仿佛年轻的精神和朝气又在心中复苏。恩格斯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染了。

可遗憾的是，谢林的演讲只赢得了少数正统主义者的赞许，大多数受过黑格尔哲学熏陶的听众都对演讲大失所望。他的神秘的启示哲学，遭到保守的黑格尔派的普遍反对。而他对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否认，以及对基督教的极端辩护，则无异于公开宣布与青年黑格尔派为敌。

在讲台上，谢林肆无忌惮地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窗黑格尔大加攻击。可黑格尔无法回击，他已经去世10年了。回击谢林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黑格尔的追随者们身上，尤其落在了革命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身上。

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1775-1854）

恩格斯义无反顾，下决心“要替伟大的死者应战”。他把黑格尔和谢林进行对比，认为这两个毕业于同一所学院却在40年后成为对手的哲学大师——

一个，在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另一个，在这些学生看来，三十年来精神上早已死亡，如今却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充沛的生命力，要求得到公认。

声望显赫的谢林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的听众中有一位很不起眼的旁听生，要对他的哲学体系提出致命的挑战，要把他自以为是的系列讲座驳得体无完肤。

更让谢林没有想到的是，挑战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这个哲学界的庞然大物几乎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

就在短短四个星期以后，第六讲堂的启示哲学余音未尽，柏林《每日电讯》上便刊登了一篇题为《谢林论黑格尔》的长文，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几个月后，两本未署名的小册子又出现在柏林学术圈：一本叫《谢林和启示》，一本叫《谢林——基督哲学家》。

三部论著风格清新、逻辑严谨、言辞犀利、观点鲜明，深刻地揭示了启示哲学为普鲁士专制王朝服务的精神实质及其虚弱性，抨击了谢林在对待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上的卑劣态度，在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谁会想到，这些让一代学术权威威风扫地的论著，竟出自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仅21岁的普鲁士炮兵之手。人们对作者纷纷猜测。有人以为是《每日电讯》的主编谷兹科夫，有人以为是著名政论家卢格，有人以为是俄国流亡革命家巴枯宁……

柏林大学的旁听生（油画）（林缨李天祥作）

青年黑格尔派的同人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主编卢格也误认为作者一定是某位“名家”“博士”，并写信询问“博士先生”，为什么不把《谢林和启示》这样的好作品寄给《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发表。恩格斯在回信中说：

您的信经过多次转递之后我才收到。为什么我不把《谢林和启示》寄给《年鉴》？

（1）因为我打算写成一本五、六印张的书，只是在同出版商谈判时，才不得不把篇幅限制到三个半印张；

（2）因为《年鉴》直到那时对谢林还总是有些客气；

（3）因为这里有人劝我不要再在杂志上攻击谢林，而最好是立即写本小册子来反驳他。

……

此外，我绝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

恩格斯的谦虚并不全然是出于礼貌和客气，他深知，虽然这几篇论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但自己的知识毕竟有限，学问很不系统。他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集中精力读点书，思考一些问题。他在信中十分真诚地对卢格说：

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一个普鲁士王朝的志愿兵，一个大资本家的儿子，却把自己的理想确立在“促进进步事业”上，这便是柏林时期的恩格斯。从这一点上讲，他已经告别了伍珀河谷，走上了谋求人类解放的世界舞台。

波澜壮阔的新生活等待着他，召唤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