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北斐特集会

1844年9月，恩格斯途经巴黎，从曼彻斯特回到伍珀河谷。自从1838年7月前往不来梅实习商务，随后又到柏林服兵役，赴曼彻斯特经商，其间除了1841年夏天和1842年10月回来作过短暂停留外，恩格斯离别家乡已经整整6年了。

在这6年里，恩格斯自己的变化固然十分巨大，而伍珀河谷的变化更加让人震惊。恩格斯回到家乡后，在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里，就表达了这种震惊：

自从我离开以后，伍珀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五十年都要大。

伍珀河谷的变化，是整个德国历史大变动的一个缩影。

随着德国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工人群众迅速觉醒。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正式擂响了反抗资本血腥统治的战鼓。萨克森、柏林以及普鲁士其他稍具规模的城市，产业工人都纷纷举行罢工或局部起义，来响应西里西亚工人的创举。工人阶级解放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

作为这种运动的理论反应，共产主义思想在德国各地开始传播。许多城市都在举行集会。一些风头正劲的哲学家，比如费尔巴哈，也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回家途中经过科隆，停留了三天，去看望在那里当兵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他惊异地发现，科隆思想界远比以前活跃，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虽然还谈不上普及，但随处可以听到人们谈论共产主义，谈论如何消除贫困、愚昧和犯罪现象。随后，他又经过杜塞尔多夫，看到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回到伍珀河谷，恩格斯一方面惊异于几年来工业的巨大进步，城市的迅速发展，拔地而起的高楼和通宵不灭的霓虹灯，与曼彻斯特的繁华已不相上下；另一方面，他对人们思想上的一些革命性变化，感到由衷的欣喜——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那些爱北斐特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认真地着手搞自己家庭秩序的革命化，只要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我们宗法的爱北斐特已经很多了。除了这一批人之外，在爱北斐特还有一批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来访，尽管他从来没有跟共产主义者接触过，但他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

不过，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工人运动尚处于开始阶段。尽管斗争有时候也很激烈，但基本上还是采取个人暴力、捣毁机器、焚烧账簿之类的简陋形式，缺乏组织性和持续性。

换句话说，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对新文明却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只能在本能的反抗意识的支配下，通过迅速增多的抢劫和杀人等犯罪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

在伍珀河谷，每到晚上，大街上就很不安全，资产者常常遭到殴打、抢劫乃至暗杀。但恩格斯从这种混乱中看到了工人运动开展的潜力，看到了共产主义原则普及的希望：

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造成良好的土壤，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白工吸引到运动中来，那么，我们的伍珀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把道路指给他们该多好！

恩格斯毅然承担起了“把道路指给他们”的工作。

他首先采取的形式，是当时随处可见的周末集会。刚从曼彻斯特回来的恩格斯，急于想把自己从英国社会获得的深刻体验告诉给家乡的工人和有改良倾向的资产者。虽然他并不认为这种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官员和有产者参加的集会能够立竿见影地给工人阶级带来多大的实际好处，但公开的集会毕竟可以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影响民众的思想。

1845年2月，恩格斯联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莫泽斯·赫斯、古斯达夫·克特根等人，连续组织了三次周末集会。

2月8日晚，四五十个伍珀河谷“最有身份的人物”，举行了一个“比较私人性质”的集会。参加者包括爱北斐特市总检察长，法院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几乎所有大工厂和大商号的代表。

晚上9点整，赫斯宣布会议开始，并建议选举克特根做会议主席，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随后是赫斯发表演说。他分析了社会的现状和抛弃旧的竞争制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竞争制度就是公开抢劫的制度。赫斯的演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着，恩格斯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详细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性，并以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英国欧文主义者的“和谐”移民区的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断。

恩格斯的演说把集会推向了高潮，大家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在辩论中，赫斯、克特根等人赞成恩格斯的论证，支持共产主义；总检察长和文学家贝奈狄克斯博士等人，则对恩格斯的观点不以为然。集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才散。

2月15日，第二次集会在爱北斐特市最好的一个旅馆的大厅中举行。这次集会来人较多，有130余人，但主要参加者仍然是伍珀河谷上层社会“有身份的人物”。

克特根以上次集会主席的身份，首先讲了一下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未来社会制度及其远景，恩格斯接着发表演说。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德国的现状必将在短期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次革命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震荡都更加猛烈，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法都阻止不了这种无法避免的革命。防止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并为这种制度的实现做准备。

恩格斯关于革命不可避免的观点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的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却再次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赞成者除了上次的几个人外，从科隆和杜塞尔多夫赶来参加集会的几个律师也加入进来。由于人多，会议的气氛比上次更热烈，一直开到半夜。还有人在会上朗诵了杜塞尔多夫的弥勒博士写的几首歌颂共产主义的诗，而弥勒博士本人当时也参加了集会。

2月22日，第三次集会也是在一家上等饭店的大厅举行。这次集会人数更多，超过了200人。赫斯在会上又发表了演说，并宣读了几篇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恩格斯没有发表演说，但积极参与了会议辩论。

会议气氛仍然很热烈。会上又朗诵了弥勒的诗，还有皮特曼的诗以及雪莱的诗的一些片段。恩格斯感到收效极大，但也有一些遗憾：“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

赫斯在散会时宣布，下次集会将于一个星期后照常在这家饭店举行，欢迎大家继续参加。

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城里纷传警察将要解散下次集会，逮捕会上的发言人。

爱北斐特市市长知会饭店老板，如果他再允许在他的饭店里举行这类集会，就要撤销他的营业执照。

集会前一天，赫斯、恩格斯和克特根分别收到地方当局的通知。通知引证了一大堆习惯法和成文法，宣布这类集会是违法的，并威胁说如果不停止，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解散集会。

果然，当参加集会的人员如期而至，看到市长和第一次集会后就再没有在这类集会上露面的总检察长也来了，陪同他们的是一队从杜塞尔多夫用火车运来的武装警察。看来，当局要动真格的了。在这种场合下，自然没有人发表演说，到会者都只管喝酒、吃牛排，气氛极其沉闷。

由于当局的大动干戈和虎视眈眈，公开集会是不可能再举行了。赫斯和克特根提出了抗议，但无济于事。恩格斯到波恩和科隆去待了一个星期，因为科隆还没有禁止类似集会。

回到爱北斐特后，恩格斯发现当局并没有对集会发起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且赫斯对当局的“无可奈何”很是乐观。更有意思的是，正是当局对周末集会的超常重视，反而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使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主义的人都对此发生了兴趣。一个月后，恩格斯在向朋友介绍集会情况时，不无自豪地说：

那些参加了辩论会但是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观点或者甚至对它抱嘲讽态度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主义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家。这种尊敬部分地也是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会上显得很有身份而引起的，因为该市所有的名门富家几乎都有自己家里的人或亲戚出席，和共产主义者同坐在一个大餐桌上。总而言之，这几次集会对整个工业区的舆论所起的影响确实是惊人的；几天以后就有人向那些发言赞成我们的事业的人索取书报，以便从中了解整个共产主义的制度。

恩格斯认为，这几次集会对自己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自己在集会上讲了些什么，对于一个24岁的年轻人来说，亲自参与实际的社会活动比什么都重要——

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随意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正是出于这种关注现实运动的考虑，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组织周末集会的同时，还努力加强与德国各地的地下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联系。他的努力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秘密的组织联络。为此，恩格斯必须经常旅行，往返于巴门、爱北斐特、科隆、杜塞尔多夫、波恩等城市之间。当时德国的政治情况仍然是很恶劣的，普鲁士专制政府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但结社是违法的，通信也很不安全。秘密警察灵敏的嗅觉，随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积极性。

二是力争建立起某种公开的写作联系，借助各种出版物来进行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在恩格斯的积极倡导和直接参与筹备下，德斯特尔在科隆出版了《人民总汇报》，吕宁在比勒费尔德出版了《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皮特曼在达姆斯塔特出版了《莱茵年鉴》，赫斯在爱北斐特出版了《社会明镜》。这些刊物，实际上成了活跃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络站。

恩格斯对投身这些活动，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他写信给旅居巴黎的马克思说：

你看，我们在德国的事情可够多了，要给所有这些刊物提供材料，还要写比较大的著作。不过，如果我们要想做出点什么成绩，那就得苦干一番；吃一些苦，那也很好。

然而，环境越来越恶劣，普鲁士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开动起来。杜塞尔多夫的行政长官在向王国内务大臣呈递的报告中，不无恐惧地指出，共产主义思想在人口过剩的工厂城市爱北斐特和巴门等地的传播，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危险，建议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禁止。内务大臣正式下文：

关于在爱北斐特这样的工厂城市传播共产主义原理的危险性，政府完全赞同市长的意见。而且我认为，由于近来在莱茵区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厂城市多次出现类似情况，而且又是在工人阶级福利协会纷纷成立之际，就更应该同意采取措施。那些鼓动性刊物企图煽动和蛊惑社会上的无产阶级，要对它严加注视，要最严厉地责成检查官最严格地行使检查法，使之不致为害。

普鲁士政府显然已经明白，共产主义宣传运动以发动工人阶级为目的，势必成为整个人民民主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倡导者。如果不予以坚决的打击和制止，这种宣传运动所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将极大地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

除了当局的压力外，家庭的压力也越来越让恩格斯无法忍受。父亲气势汹汹地逼他，母亲唉声叹气地数落他，弟弟妹妹轮番劝他。全家都希望他停止目前的危险举动，认认真真去做生意，当工厂主。特别是父亲老弗里德里希，他那动辄爆发的呵斥、责骂，以及悲天悯人似的叹息，在恩格斯看来，无异于对灵魂的“刁恶征讨”。

周末集会被迫停止以后的一个晚上，恩格斯到赫斯那儿去讨论共产主义宣传问题，凌晨两点才回家。第二天一早，父亲的脸色就很难看了。他板起面孔，不时发出冷笑。好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老弗里德里希还是忍不住了，冷冷地问道：“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

“在赫斯那里。”恩格斯平静地回答道。

“在赫斯那里！天呀！”老弗里德里希先是一声惊呼，然后停顿片刻，脸上露出难以形容的基督徒的绝望神情，嘟哝道，“看你交了些什么朋友。”接着便是一连声的叹息。

恩格斯的压抑，越来越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决定离开家，离开这个“愚蠢”“狂热”而“专横”的“老头”。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激愤地谈到了自己的处境和打算：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

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

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

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

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点点公正的原则都跟他们讲不通了。

爱北斐特的集会中止了，恩格斯对家庭的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他的现实处境与自己的理想产生了尖锐冲突——

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资产者，而且还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

一想到这种可怕的情景，恩格斯就感到某种油然而生的绝望和愤怒。只有想方设法离开这里了！到巴黎、伦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否则，“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终将把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

家里为了阻止他离开，提出了种种琐碎的借口，甚至搬出了好多可笑的迷信说法。就像一年前阻止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艾米尔·布兰克订婚一样，全家乱得不可开交。

面对这种状况，一贯主张在原则上决不让步而方法上不妨灵活一些的恩格斯，做好了自己的盘算：在气氛“平和”的时候继续做做生意，而一旦这个“平和”过去，就写一些违禁的东西，冠冕堂皇地让普鲁士当局把自己赶出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