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牛津和圣洁会

他们确信若不能把生命中的每时每分都用来侍奉神，就得不到救赎。

——理查·摩根

1720年6月24日，十七岁生日刚过，约翰·卫斯理就以平民身份进入了牛津的基督堂学院。他1724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不久，父母就敦促他努力谋求被按立，成为一名牧师。他母亲在信中说：“我发自内心希望你的一切能安排得有条有理。”他父亲建议他预备好接受圣职委任，并对他说：“你对成为一名年轻牧师的渴慕，远不如我。”

1724年12月，当他终于同意去寻找机会受按立成为牧师，塞缪尔却有了别的考虑，告知约翰说他反对“你对响应呼召操之过急”，而建议他花一年时间帮他校勘正在编撰中的多语种新约圣经中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叙利亚文和拉丁文的内容。他还说：“如果你问我关于圣经注释的书哪本最好，我告诉你，就是圣经本身。”但苏珊娜反对耽延谋求按立的进程，建议他说：“我认为你应尽快当上执事。”塞缪尔后来又改变了主意，1725年写信给约翰说：“上次之后我又改变了想法，现在我倾向于认为你这个夏天就能担任圣职最好。”约翰开始为自己受按立做准备，但他母亲信中谈及的一事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建议他“现在就要进行严肃的自我省察，这样你就能知道你是否有希望被耶稣基督救赎，即是否有信心并愿意悔改”。约翰发现了一本红色旧笔记本，这本子原属于他那清教徒祖父——约翰·韦斯特利。他开始用一种自己发明的密码，将每日的自省记录在这里。这密码非常复杂，直到1972年才得到准确破解。例如，1725年3月26日，他写道：“每时每刻都沉溺于轻松的行为，听了太多空谈，读了太多虚空的剧本和书籍……当避免空谈，远离女人和调味过浓烈的肉类。”他还决心“要从根本上抵制欲望，并不是靠争辩，而是要不再想它，或马上找到同伴们”。

有关早年在牛津的岁月，约翰如此写道：“我开始改变我整个交际方式，真真正正地投入一种新的生活。每天固定花一至两小时进行灵修，每周都进行分享。随时警醒所有罪过，无论是言语上还是行为上的。我开始专注内在的圣洁并为此祷告。”1725年9月19日，他在基督堂座堂受按立的前一夜，他用密码在日记中写道：“夸耀、贪婪、赞扬、嗜睡、毁谤、说谎——靠着主的恩慈——在激烈争战。”

在牛津，他形成了雷打不动的生活规律：在四点到五点起床，接下来的安排是祷告、读圣经、有时在咖啡间用早餐、教导学生、在厅里用午餐、在教员休息室与人交谈、散步、骑马、阅读以及为他在牛津和牛津周边乡村教堂的布道准备讲稿，当这一切完成以后，晚上九点至十点之间安然入睡。

1726年3月，约翰被林肯学院的十二位院士选为新院士。他父亲骄傲地大声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的杰克是林肯院士！”约翰很认真地担负起院士职责，教导逻辑学和希腊语，后来还教哲学。他说：“若不是每天给他们上课（除星期天外），我真没觉得自己的光景比拦路的劫匪强多少。”

三十英镑的年薪非常重要，因为塞缪尔正举债度日，还要负担儿子在牛津的所有费用。1726年他曾写信给约翰说：

最后这十二英镑真的折磨人，我只好求你哥哥萨姆[4]，等丰收以后再把他借给你的那十英镑还给他。我无法给家里足够的用度（估计不到五英镑）好让他们支撑到丰收以后，更不期望自己能为查理上大学做些什么了。夏天结束之前我自己的命运会怎样，只有神知道。

幸运的是，1726年，查理因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当选为基督堂学院御前学者，奖学金金额相当于每年一百英镑。查理是十月份到的牛津，即便有奖学金，他仍有负债。在一月份寒冷的某一天，他坐在无火的炉旁，忧愁而伤感，给约翰写信诉说他窘迫的财务状况：“从埃普沃思和鲁特寄来的几个钱和几件衣裳能带来一点改观，使我有点体面。有句忧伤的格言说‘无中不能生有’，一无所有，则无所存留。钱快来吧，把我从这个状态中解救出来。”

约翰·卫斯理作为牛津院士的条件之一是要保持单身。但是他却很喜欢有魅力的年轻女士，享受与她们谈情说爱。约翰还花大量的时间划船、游泳，和朋友一起饮酒、下棋、打桌球和玩双陆棋。后来他对自己年轻时候如此追求“感官的愉悦、情欲和无益的友情”表示痛悔。

查理觉得自己在静下心来学习之前，也曾追求类似的自由，尤其在刚脱离父母和兄长监视的那段时间。后来他坦白，当时他“灵里枯干，沉睡在撒旦的臂弯里”。

约翰继续与异性风花雪月，还把查理介绍给一群居住在科茨沃尔德乡村里的女性。这些与他兴趣相投的女人中有安·格兰佛和她的妹妹玛丽·潘达维斯，另外还有莎莉、贝蒂和达默里斯·柯卡姆三姐妹。约翰和这些女人喜欢叫对方古典的昵称，比如安被叫成“塞利玛”，玛丽叫“阿斯帕西娅”，莎莉叫“瓦拉内斯”，他自己变成了“居鲁士”，而查理自己选了个昵称叫“阿拉斯匹斯”。但是，当查理正享受着自由时，约翰开始从这些他称为“无聊的熟人”中抽离出来。他在1726年12月5日给兄长小塞缪尔写信说：“我和闲散已经决裂。我以后的计划是，只要我活着，每一天都会是繁忙的。”1726年的整个冬季，约翰都在攻读他的文学硕士课程，在1727年2月递交了三篇拉丁文论文，主题分别关于尤利乌斯·恺撒、动物之灵和上帝之爱。

约翰开始为查理的勤奋不足和缺乏宗教热情担忧。弟弟随意进出他的房间、朗诵诗歌、翻动他文稿等行为也都令他不悦。他责问查理，查理却回答：“什么？你要让我一下子变成圣人吗？”就再不听他的。接下来兄弟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来，查理决定以后再也不吵架了，他写信给约翰说：“我再不与你吵架，除非我背叛了我的信仰，而我永远不会违背这信仰，因我渴望你的祷告，并不以之为耻。”

查理宣称他“非常渴望知识却忍受不了学习的艰苦……”他不像他的兄长们那样专于学术，而发现自己在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时总是“不知所以然”：“我的头脑完全不能和我的心同步，因此恐怕我从心里无法接受非凡的思想。”

为了补贴收入，塞缪尔额外负责了邻近的鲁特教区，每年收入增加了五十英镑。1726年春夏两季，约翰都在做父亲的助手，但在1727年8月他回到家中，任他父亲教区的副牧师，直到1729年11月为止，其间林肯学院每六个月要重新审批他的事假。他母亲健康情况不断在恶化，6月时险些去世。约翰父亲给他写信说：“虽然她时不时会昏厥，但还是希望见你一面能使她恢复。”

1725年，约翰和查理那美貌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姐姐海蒂和英俊的牛津毕业生约翰·罗姆利相恋，当时罗姆利正在担任塞缪尔的副牧师一职。不幸的是，塞缪尔听到罗姆利唱一首他觉得粗俗的歌曲，于是禁止罗姆利进入他的教区。心灰意冷之下，海蒂和当地一名叫威尔·阿金斯的律师私奔了。过了一个晚上她回到家，但是她的父亲拒绝原谅她。后来发现她有了身孕，就将她嫁给了附近劳斯镇一名粗暴、缺乏教养的玻璃工威廉·莱特，并对她扬言：“败类，永别了！我从此失去了她，不过，倒不如她死了更好！”根据约翰记载，他的父亲“再没提起过她，憎恶她到了极点”。苏珊娜和查理在此事上和塞缪尔意见一致，但是约翰对姊妹却充满了同情并在鲁特教区做了一篇关于饶恕的布道。他把这篇布道文给母亲看，母亲评论说：“你写的这篇是为了海蒂。其他的内容都是为了最后一段而写的。”塞缪尔知道这篇布道文是指向他的，对约翰的大胆非常生气，他向查理抱怨说：“你听到他是如何驳斥我的。他把你姐姐的事情摆到我面前，其实就是跟我争论来了……”查理把父亲的愤怒告诉约翰：“父亲昨晚跟我说你对他不敬，说你公开藐视了他。”约翰知道自己冒犯到父亲，深感恐惧，失声痛哭，懊悔自己不为父亲的文章撰写提供协助，却做了如此驳斥他的事。他说：“现在我承诺，我会按你的意愿行事。”他的父亲吻了他，流着泪回应：“我一直知道你内心的善良，明天你就为我做点事情。”约翰回牛津之前，在忏悔自己错误的同时，花了好几小时为父亲写布道词和翻译他解析《约伯记》的巨著中的拉丁文引语。

1728年，查理在信仰和学习上都有长进，这应该要归功于他逃离了伦敦一位名叫莫莉·布凯南的女演员的把控。她曾经在伦敦皇家剧院参演过《童贞女王》。查理去了几次首都，成了她的依附。莫莉的母亲想尽办法让查理引诱她的女儿，以便强迫二人结婚。后来查理向约翰透露说：“公平地说，她的确给了我足够多的机会，我本可以体面地抓住它们……蠢笨如我，竟对所有暗示毫无领会，难怪会成为众人的笑料。”约翰帮助弟弟从中脱身。查理也下决心不再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从今以后，我要尽量少一点表现出自己的大无畏精神……也不会随便喜欢上一个女性……这就够了，我要将女性从我的脑子里和纸面上全部擦得一干二净。”查理答应放弃所有消遣活动，开始认真阅读，以约翰为榜样，保持每日让灵里得长进。不再浅薄轻率，而是严肃正经。他向约翰保证说：“通过你，我坚信，神已经在我身上开始动了善工，祂必坚固它。有一个人，成为让我得着益处的途径，让我甘心乐意地接受，那就是你。”

1728年的圣诞假期，查理和小塞缪尔并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他在给约翰的信中透露，自己的一些变化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为我现在出奇的沉闷感到不解（实际上我很开心，握手然后分别），同时称赞说，我变得实在太像你了。”虽然小塞缪尔的本意并不是“称赞”。后者写信给约翰说查理“完全被你的那种认真严肃所影响，以至于他的动作、眼神都让我几乎误以为那就是你。说实在的，我开始认为，如果让他在性格和行为上放下这样的严肃认真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查理觉得牛津的生活并无益于他的学习进步或巩固他刚刚找到的信仰。他形容学校里“学术被摆在最高的位置，而恶魔掌控着最牢固的权势……”若要选一个地方推行变革，基督堂学院无疑是世界上最不合适的地方。一个人，哪怕他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都有机会被人拿他的宗教信仰来当笑料，因为他所在之处“只要有信仰就是可耻的”。1729年1月之前，约翰不在，查理害怕自己会回到老光景。他写道：

一个十三年来一直极度疏忽公开祷告的人，不能期待在那里（牛津）第一次寻求就能找到他从不知道的温暖……（但是）我将这种冷漠视为试炼……（而且）我不会让我自己安逸地退步回原来的光景，因我害怕如果我自己无事可做，魔鬼很快会给我找些事情来……我渴望你的祷告，不为之感到羞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这人似乎是我的母亲）让我学会思考之后再行动，因我无法告诉自己怎样或何时从昏睡中醒来——这才是你走后不久。

查理告诉约翰他需要有一群心意相通的朋友为伴。于是他说服几个同学加入他每周的团契：莎莉的哥哥罗伯特·柯卡姆，还有一位都柏林律师的长子威廉·摩根。查理形容摩根是个“诚实、谦卑并乐于助人的年轻人”，因他鼓励大家“决心不白费任何能使自己得救的机会”。

约翰在1729年的11月被林肯学院院长召回学院给本科生提供辅导和指引。大家一致同意约翰接替查理任团契小组的领导，同时他还是弟弟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辅导员。在日记中，约翰记录了他们聚集祷告、研读圣经和其他书籍的情形：“1729年11月，牛津的四位年轻人——林肯学院院士约翰·卫斯理、基督堂学院学生查理·卫斯理，基督堂学院平民学生摩根和墨顿学院的学生柯卡姆开始每周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聚集在一起，主要学习希腊文版旧约。”1730年夏，威廉·摩根去拜访一位牛津监狱的囚犯，那位囚犯因谋杀妻子而被判处死刑。他邀请约翰和查理跟他一起探访监狱，告诉约翰说“对于深处痛苦之中的人，和他说说话多少是一种善行”。约翰不太确定作为一名教师，跟学生去探访监狱是否合适。他给他的父亲和牛津的主教约翰·波特写了信询问他们的意见。两位都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波特回复说他“对此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塞缪尔透露说他自己在牛津读书时就探访过囚犯，“至今仍带给他极大的满足”并且“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对你们这样的行为产生偏见”。塞缪尔还评价说：“我有千万种理由感谢神，衪让我的两个儿子，都在牛津，因祂所赐的恩典和勇气发起与世界和魔鬼的斗争……我想我应收养摩根先生（也）作为我的儿子。”

8月24日，约翰和查理陪伴摩根去监狱。从此，这就成为他们的例行事务。约翰和圣洁会的其他成员一道，每月在牛津城堡和博卡多监狱布道一次，博卡多监狱关押了大部分的欠债者。他们每天都到监狱探访，一周两次给犯人们念祷告词。1730年12月11日，约翰写信给父亲说：“周日他们在城堡祷告和听布道，圣诞节当天我希望他们有一顿圣诞晚餐，之后的周日，能有个团契。”塞缪尔深为约翰的行为感动，他说：“我听说儿子约翰荣幸地被称为‘圣洁会之父’，若真这样，那我应是圣洁会祖父了。毋庸说，无论哪个儿子得此称号，都比拥有‘陛下’称号还要庄严和尊贵。”

圣洁会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圣托马斯感化院，还筹集了一笔基金来购买药物，帮助负债者还清欠款，建立一座学校让穷苦孩子能上学受教育。一位圣洁会成员说：“那所学校是卫斯理先生（他这么认为）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威廉·摩根）支付女教师的工资和全部或部分孩子的服装。只要他们在那里，他们会询问每个孩子表现如何，还会看看他们做的活儿（编织和纺线），听他们朗读，聆听他们的祷告，了解他们对教义的疑问并给他们解释。”

上：约翰·卫斯理时期的牛津林肯学院

下：圣洁会的部分成员

1731年夏季约翰和查理从埃普沃思回来以后，约翰伤心地告诉父亲：“以前和我们一道的伙伴，现在都离开了，几乎一个不剩。”但是工作还是继续下去，包括监狱的事工。根据约翰的记录，牛津城堡监狱在押的人“仍有机会听到福音布道，他们一些暂时的需要也能得到满足，我们的小基金数额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摩根先生留下让我们照顾的孩子们，我们也不用被迫遣走任何一个”。

探访监狱和慈善活动吸引了更多学生参与，其中包括弗朗西斯·戈尔和前牛津市长的儿子约翰·博伊斯。基督堂学院的约翰·甘博尔德也在其中，他后来成为摩拉维亚派的主教。1732年牛津大学布莱齐诺斯学院的辅导员约翰·克莱顿也加入了这个社团。六个月后离开牛津去做牧师之前，克莱顿促成他们按初期教会的传统保持禁食，每一个小时都要祷告和行动。通过查理，两名后来对循道宗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被吸引进来，他们是本杰明·英厄姆和乔治·怀特菲尔德。加入社团的其他人还有查理·金琴、托马斯·伯顿及詹姆斯·赫维。

1730年11月，一些同学把约翰和查理的社团戏称为“圣洁会”或“敬虔会”，把他们的成员叫“圣经虫”或“圣经迷”。后来他们又因狂热遵从圣公会的仪式，尤其是像禁食这样的仪式，被称为“连祷超人”。其他人给他们贴上了“圣礼主义者”的标签，因为他们每个周日都穿过牛津的大街去学校的圣玛丽教堂举行圣餐仪式。1732年9月之前，人们又给圣洁会成员创造了一个新名字——循道友。这可能因为无论是在敬拜神的时候还是他们日常的生活里，他们都试图做到遵循规范。这个名称在十七世纪开始被用来称呼那些不信国教的新教徒，这些新教徒跟随加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圣经教授、神学家雅各布斯·阿民念。1732年以前，甚至连父亲塞缪尔也认为有必要告诉约翰停止这些“宗教狂热或盲信”的行为。艾米丽·卫斯理批评他们频繁的团体自省，她说：“于我看来，这几乎无异于教会暴行，你支配同为受造物的伙伴，这可不是神所设定的。”

约翰痴迷于倡导这样的苦修生活，包含每天四点起床（早起让他克服了困扰多年的不眠症）和逢周三、周五禁食。他制订的时间表，把一天的活动按小时安排。每次默想之后（与其说是默想不如说是自我审问），将自己的信心等级给予评分，评分等级为一到九级。他对此状态非常痴迷，乃至当父母试图让他回归埃普沃思时，他感到厌烦。他每天一有空隙就祷告，尤其在每个小时之间，他把这叫作快速祷告。据一位圣洁会成员的观察：“他认为祷告更多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与别人并无太多关系。我曾见他从一个壁橱里出来，神采奕奕，几乎散发着光芒。”

约翰和查理彰显的是一种克己、朴素的生活。比如，约翰常常住在没生火炉的房间，为了节省，或为了忏悔己罪。还有，卫斯理两兄弟去哪里都靠步行，去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的埃普沃思也如此，这令他们的父亲非常担忧。他在1731年的信里说：“今春在这里见到你们，本应高兴，但路途遥远条件恶劣，真把我吓着了。路太远太辛苦，我真担心你们长途跋涉会危及生命，这样的不安大大降低了我们沟通的喜悦。”他们的母亲也表达了她对于他们日常禁食的感受：“我必须告诉你们，林肯院士，约翰·卫斯理先生，还有基督堂学院学生查理·卫斯理先生，你们两个不像话的行者，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吃让自己个性消沉……为了节省费用！我怀疑你们是不是真不以自己为耻。”但是约翰决心坚持自我惩罚的一套体系，声称：“禁食不仅仅意味着朴素纯洁，还代表肉体欲求的死、敬虔的心志，因此是必要的……于所有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一样。”有位观察家评论圣洁会的成员说：“他们的自费午餐非常节制，一点点肉、少量的面包、一口水。晚餐则什么也不吃。”

并非所有成员都能效仿约翰这样的模范行为。本杰明·英厄姆特意睡在既不铺床单也没垫床垫的床上以期早起，但每天早晨该起床时就出问题了。他不但放了闹钟，还请一位朋友帮忙叫醒他，甚至还规定了若不按时起床，则重重自罚。但是最终结果证明他根本无法完全遵守每天按时早起的戒律。

查理和威廉·摩根曾经跟随约翰早起和禁食。这对他们的健康可能造成了影响。查理的母亲说他“无法完整地吃顿饭，而是吃进去很快又呕吐了出来”。查理的一位医生也把他频繁生病的原因归咎于他在牛津的过度禁食。威廉·摩根的父亲也为自己儿子参与这个社团深感担忧，他给威廉写信时措辞严厉地说：

你想象不出来你所参与的那个可笑的社团给这里留下的印象。除了在牛津所行的种种荒唐事之外，听说你们还要去霍尔特的乡村，进入贫穷人们的家，把他们的孩子聚集一处，教他们祷告和教理，临走再给他们一个先令，这令我感到深深的困扰。

1732年2月，约翰·卫斯理冷冷地告知母亲，说他认为威廉·摩根快死了：“他失眠，无法阅读，站不起来，也坐不稳……无疑现在，他成了自己的负担，对于这个世界也几乎毫无用处了。他在世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了。”1732年6月，威廉·摩根的病实在太严重，只能回到爱尔兰，8月26日离世，离世前精神是失常的。他的父亲说：“他在病中絮絮叨叨，说的几乎全是卫斯理兄弟。”

牛津被谣言和指责声所笼罩，风传摩根的疾病和死亡是被约翰·卫斯理强制过度禁食造成的。约翰写信给理查·摩根——威廉的父亲，坚称他儿子在去世前一年半就已经不再禁食，而约翰也仅仅在六个月以前才开始禁食。无论如何，1732年12月，有一封匿名信被送到伦敦一家报纸《福格周报》，谈论“循道宗”和他们“疯狂的热情”：“目前这学校深被这些忧伤之子所困扰，而他们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他们回避……任何愉悦和感动之情。所有娱乐和放松的活动一律禁止，为了努力避免奢侈，他们不但排斥便利，还排斥生活绝对必要之物。”这封信还描述在圣洁会成员影响下的学校“根本就是个修道院”，并抱怨他们“可笑的没完没了的抑郁……灰暗悲观的生活方式……习惯性的哀伤把他们压垮了……他们疑神疑鬼，顾虑重重……令人沮丧的愚昧。”约翰在1733年1月1日在圣玛丽教堂以一场布道来回应这些批评。他布道的中心是圣洁，第一次阐述了他关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完美，宣扬“我们灵里更新”的必要，以便成为“完全的，因为我们在天的父是完全的”。有一本名为《牛津循道友》（作者可能是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威廉·罗）的匿名小册子，帮助遏制了卫斯理所形容的“从四面八方向着我翻滚而来的狂潮”。但是他仍不得不接受“我的个性造成的恶果”，被朋友、学生所弃，名誉受损。他甚至在林肯学院大门口遭遇了一群敌对暴徒的攻击。

尽管批评约翰·卫斯理的生活方式，威廉·摩根的父亲还是接受了卫斯理为自己所受指责的辩解，他感谢卫斯理兄弟对威廉所表现出的好意，并愿意把自己最小的儿子小理查托付给约翰照顾，请约翰做他的导师，但是小理查对约翰的严格却怀有怨气。1734年1月14日，约翰进入小理查·摩根的房间，发现他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强烈抱怨他导师的管理方法：

……一个绅士的社会……他们的世界叫循道会，而我的导师是领袖。在他们臆想中，如果不把生命中的每一小时，实际上是每一分钟用来侍奉神，就不能得救。因此他们每天聚集一起诵读祷告词，每周日布道，每月举行圣餐仪式。他们几乎是饿着自己的肚子以便能解救穷人并买书帮助他们得以转变。他们努力让声名狼藉的娼妓转变，让闹鬼屋子里的灵魂得安宁。他们每周禁食两天，于是他们消瘦到一个程度，让人看着都觉得恐怖……一周中的五天，每天五点起床到八点祷告之间，他们唱赞美诗和读神学文章。他们每晚六点在房间里聚集，七点到九点读一本宗教书籍。另外，六点到七点他们读穷人的陈情书，收集他们的需求，分派宗教书籍，确定次日的任务。

小理查还抱怨：

跟他们当中每一个人一样，我也遭受了全城人的嘲讽和蔑视。只要我还是他的学生，就要一直忍受这样的嘲讽和蔑视。全学院的人都拿我当笑柄，院士们对我的态度也没有普通的礼貌，他们对我的导师是如此深恶痛绝。他说除了关于灵修的书外，我什么也不缺。于是给了我一本内尔森先生的书让我打发圣诞节时光。因做了他的学生，我被冠以循道友之名，我无法形容个中不幸……我想我必须告知你，我认为若继续做卫斯理的学生，我会被毁掉。

约翰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摩根前途渺茫因他毫无诚意。”讽刺的是，小理查·摩根后来变成约翰最忠心的门徒，是1735年10月在格雷夫森德送别卫斯理兄弟去美国佐治亚州的人之一。

牛津循道会不但渡过了威廉·摩根之死所引发的危机，人数还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约翰·克莱顿和查理。查理最忠诚的门徒本杰明·英厄姆声称：“我相信因神的慈爱和恩典，赐给我能力渡过难关，并勇敢去与属世界的、属血气的和邪恶的对抗。”他弃绝一切“世上的排场和名利……一切自我的骄傲和虚荣的思想，还有一切属肉体的罪”。他和另一位同伴，詹姆斯·赫维开始拜访感化院，在医院与牛津的贫民区中和穷人并肩工作。社团成员还试图把每年的开销控制在一定数目以下。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就可以把剩余的用来做慈善。

在埃普沃思，塞缪尔非常希望约翰能担当起教区牧师的责任，尤其在自己1731年遭遇了一场严重事故之后。在那场事故中他从马车上跌落头部受到撞击，导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734年之前，塞缪尔知道等他去世以后，苏珊娜就不能再居住在埃普沃思教区内，于是要求他的一个儿子来接手他的职位。小塞缪尔当时在德文郡布伦德尔的学校当校长，查理未被按立，所以只有约翰了。但是约翰拒绝接受，他冷冷地告诉父亲他一点也不希望重复他的失败之路，也无意和这群“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一起工作，他个人需要被神拯救，应该留在牛津。

1734年11月，他的父亲再一次写信给约翰，催促他接受这份工作，为了使他自己履行了四十年的职责得以延续，也“为了那些穷苦人们对他的爱心与期盼”。约翰在十二月以一封长信作为回复。这封信洋洋五千言，有条有理，分为二十六节。约翰在信中解释了自己决定不回去的理由：“在埃普沃思，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应该是毫无用处的。我不但不能为这群粗野的人们带来益处，反而有可能被拉回以前不羁和放纵的光景。另外，找一个比我更适合担当此职的人应该不难。我目前的职业应该在这里，在牛津，而非其他地方。”信的结尾说：“除了在牛津，在任何别的地方我都不太可能做得很好，哪怕在埃普沃思也不行。”

约翰还停止给母亲写信，这加上他对父亲的冷漠态度令他的兄长小塞缪尔非常生气。他给约翰写了封语气尖刻的信：“我能断定你是虚伪的……在你身上我只看到爱自己，却没有看到丝毫你对邻舍的爱。”这封信暗示了约翰的自私，还有他并不情愿透露的事实：就是说他喜欢当一名牛津教师，而不想去做一名偏僻乡下教区的牧师。V.H.H.格林于此事有个推断：

如果卫斯理想要的是否定和放弃自我的生活，背起十字架，就像他自己一直强调的那样，那么埃普沃思教区和牛津一样都能让他有丰盛回报。实际上，与其说他证明了自己拒绝为父亲而活，还不如说他是拒绝为自己而活。这封信，清清楚楚却又小心翼翼地揭示了他当时正处于思想的困惑中。然而，写完此信以后不到两年，卫斯理虽然仍是林肯院士，却踏上了去佐治亚宣教的旅途。[8]

等到约翰幡然醒悟再去申请牧师职位，已为时太晚。伦敦主教艾德蒙·吉布森断定约翰不适合这职位。他认为约翰太过狂热而拒绝了他，讽刺的是，教区将这一职位交给了约翰·罗姆利，就是曾经与海蒂谈婚论嫁的那位。直至1751年去世，罗姆利都是卫斯理的强烈批评者。

查理在1734年已经写信给兄长小塞缪尔：“父亲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也许等不到明年就会走完他的人生旅途离开我们。因此我必须现在去看他，否则以后可能再也无法亲眼看看他了。母亲因担心父亲去世而忧心忡忡，比我预计的更甚。更糟的是，父亲好像也由此而担心。”对于父亲，约翰是这么说的：

他以前所经历的，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他病中最后的日子，大约有八个月时间，他清楚地感知自己被神所接受，满心喜悦。我听到他不止一次表达他的心情，虽然当时我并不能明白他。“内在见证，儿子，这是内在的见证。”他这么对我说，“这就是基督的证明，最强有力的证明。”当我问他（在他的时间临近的时候）：“父亲，你觉得很疼吗？”他微笑着大声回答：“神以疼痛熬炼我——是的，我全身的骨头都在剧烈疼痛，但我为一切感谢神，感恩祂的保守，爱祂。”

1735年4月25日父亲去世时，查理又写信给兄长小塞缪尔：“他完全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最后他放弃了自己人生最后的愿望，这些愿望是：读完《约伯记》，偿还所有债务，还有见你一面。”在另外一封给兄长的信中，查理写道：“他走的时候真的非常安详，不知不觉中，脉搏停止，生命迹象及情感就此停息，真怀疑他的灵魂是否已经离开……”

约翰和查理在父亲去世时都陪在身边，都忍受着巨大的悲痛。而后者显得非常正式——查理仍然把塞缪尔当成“尊敬的先生”……他对父亲怀着深厚的感情，深深地敬重他，他又给不能及时回家的兄长小塞缪尔写了信：“你有理由羡慕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在他最后的病中时光与他在一起。我牢记他所能说的一些话，希望永远不要忘记……他有完全的信心和平安……还经常把手放在我头上，告诉我‘不要动摇。基督的信定会复兴这个国度。你会见到，而我是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