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美国之旅

我的主要动力，来自对自己灵魂得救的盼望，其他一切都在其之下。

——约翰·卫斯理

1735年8月28日，约翰·卫斯理正沿着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拉德盖特街行走，遇到了神学家、牛津基督圣体学院院士以及新成立的美国佐治亚殖民地受托人约翰·伯顿博士。约翰·卫斯理彼时正在伦敦给父亲长达六百页的《〈约伯记〉解析论文》的印刷做监督工作，此书印刷出来要呈给卡洛琳皇后。佐治亚殖民地是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在1732年设立的。他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议员，他将殖民地以乔治二世国王的名字命名。

伯顿安排约翰见了奥格尔索普，后者鼓励约翰随他一起去佐治亚给拓荒者和印第安原住民当牧师。伯顿还把约翰介绍给福音宣教会。他形容约翰是“一个历经磨炼，对荣华和安逸嗤之以鼻的人”。福音宣教会给约翰提供了殖民地首府萨凡纳的牧师职位，年薪五十英镑。约翰询问了前圣公会牧师、神秘主义者威廉·罗，还征询了约翰·克莱顿和兄长小塞缪尔的意见之后，接受了这个职位。幸运的是，他还能保留林肯学院院士的头衔，尽管他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来做教员了。

约翰和查理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经有过去美国宣教的意愿，他们的父亲塞缪尔也曾表示想到这个新世界去。1734年11月7日，塞缪尔在给奥格尔索普的信里说：“我一直对您的殖民地心存好感和热爱，倘若时光倒退十年，我会很高兴用我的余生为那块土地工作。”他们的兄长小塞缪尔也为这个使命的前景感到振奋，捐献了一套圣餐用具，以便他们在那里使用。他甚至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佐治亚》的诗歌来纪念约翰和查理的探索之旅。

1730年，约翰和姊妹凯姿到林肯去见印第安领袖们（可能是柴罗基部落的首领），是亚历山大男爵把他们带到了英国。1732年，约翰成为基督知识宣教会的成员。他和家人都对奥格尔索普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理想心怀崇敬，因奥格尔索普曾发起一项对囚犯所处环境的调查，塞缪尔把奥格尔索普描述成“守护天使”。实际上，奥格尔索普设立殖民地部分原因就是给那些贫穷的负债者、被排挤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被逼迫的新教少数派（其中包含摩拉维亚和萨尔茨堡派）提供一个避难所。

约翰如此令人意外地踏上去新世界的征途，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牛津生活的理想破灭（尽管他极力坚持留在牛津而不回去做父亲的接班人）吗？是要为自己拒绝回埃普沃思而苦行忏悔吗？又或者，一场失败的爱情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然而，任何别的因素都抵不过他对自己灵魂得拯救的深切期望。他给伯顿博士的信中表达：“我主要的动力，来源于让自己灵魂得拯救的盼望，其他一切都在其之下。我希望通过给未信主的人传福音，让自己真正了解基督福音的真理。”历史学家V.H.H.格林曾经评论说：“约翰·卫斯理天性善于自省。他并不从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求内心平静和精神安宁，而这应该是真基督徒的标志。”[9]格林在文章里还暗示，约翰对伯顿之邀的回应是为了“逃离，而不是要成就。假设在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或者在另一个教会，卫斯理也必定去做一名修道士，哪怕只做一段时间”[10]。约翰相信未来的艰辛能确保他的苦修生活得以实施。他无比天真地认为印第安原住民会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好学，并渴望按神的旨意行事。他还错误地希望未来居住的地方，除了“不同族类”的印第安人之外，女人并不多见，情欲试探方面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奥格尔索普将军

约翰在1735年10月写信给伯顿博士说：“……你可能会问：你在英国不能像在佐治亚一样拯救你的灵魂吗？我回答：不能。在那里也许能达到的圣洁等级，我并不敢指望在这里同样能达到。如果我留在这里，即便已经明白这点，也不敢指望自己能达到任何等级的圣洁。”根据格林的记载：“佐治亚的使命提供了一个逃离机会，同时也是一项挑战。他是在感情脆弱、精神焦虑的状态之下远赴美国的。”[11]这个行程对于约翰来说的确是个挑战。以前他从未乘过船，讨厌大海，几年前他还曾经说过他对大海的恐惧和厌恶从年少时期就开始了。

查理根本没有离开牛津的意愿。他和兄长小塞缪尔都知道，他既没有强壮的体格也没有坚定的意志，难以在那样荒芜的环境下生存。查理后来就此事说过：“我攻读硕士学位，唯一的打算就是在牛津度过一生。但是我那总居于支配地位的哥哥，说服我和他并奥格尔索普先生一道去佐治亚。我对担当神职感到极度畏惧，但他又一次控制了我的前途。”提供给查理的职务是印第安人事务处的秘书，兼拓荒者的牧师，但实际上是听命于奥格尔索普的个人助理。对于查理决定去担任奥格尔索普秘书的事，乔治·怀特菲尔德曾经提出质疑：

假使我问我的朋友为何选择担任奥格尔索普先生的秘书，而不是去做一名传教士需要做的工作，他应当不会见怪。我的朋友，主教按立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填写债券和收据，还是为福音布道？难道我们胆敢不相信，神不用断送或妨碍我们灵里成长，也能保守我们的关系？我说得太多了，请原谅。你知道我的顽固和任性。

令兄长小塞缪尔大为烦恼的是，查理认为他不能拒绝约翰的要求，所以答应跟他一起走。唯一能劝说查理不要理会约翰的人是他们寡居的母亲，但这场冒险却得到了她的祝福，她说：“如果我有二十个儿子，我乐意他们个个都有机会出去宣教。”

看上去约翰认为佐治亚之行远比弟弟的幸福重要。他不但无视查理的勉强和兄长小塞缪尔的反对，还坚持说查理必须被按立做牧师，哪怕他对神的呼召并无感动，对前途感到无比忧虑。与志趣相投的同学们一起追求圣洁生活的那段经历，对查理而言是很难熬的。原先强调因好行为而得救的说法，反导致他深感信心不足，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配成为一个真基督徒。然而，1735年9月21日查理被牛津的主教约翰·波特按立为一名执事，接下来很短时间内，他又在9月29日被伦敦主教艾德蒙·吉布森按立为一名牧师。他后来颇为悲哀地说：“约翰·卫斯理了解自己的长处并大肆利用……坦率说，我认为那是杰克的意愿，我不相信这是神的意愿。”

约翰还说服了另外两名牛津循道会成员与他同行，他们是本杰明·英厄姆和二十一岁的查理·迪拉莫。约翰表达了对即将开启苦行生活的喜悦：“这个世界的虚荣和浮夸在美国的荒蛮之地是没有市场的……我在这里不指望能达到的圣洁等级，在那里有可能达到……我将与所有为满足欲望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而那些欲望，若不根除，它们将把我淹没……使灵魂永远沉沦。”

1735年10月14日，这四位牛津的传教士从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搭乘载有二百五十七位乘客和船员的“鲜敏号”起航前往佐治亚。在离开以前，他们一致同意要相互支持和信任。他们知道，若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就断不可能向那些未信上帝之人传扬神的作为。他们还同意，遇到任何事情，要询问每个人的意见并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如果在某事上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数正好相等，就要通过抽签来决定。他们的客舱位于船的前甲板，当中分为几块区域，这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实行他们严格的日常工作安排，这安排是他们一上船就一致同意的。他们同意戒肉和酒，只吃米饭和饼干。关于在途中的船上生活规定，约翰留下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说明：

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如下：清晨四点钟到五点，每人分开进行祷告。五点到七点，我们一起读圣经，仔细比较（我们不能只依靠自己的理解）现在和较早年代的版本。七点是早餐时间。八点我们公开祷告。从九点到十二点，通常我学德语，迪拉莫先生学希腊语，我弟弟写布道文，英厄姆先生辅导孩子们。十二点我们聚集在一起分享各自在上一次集会后都做了些什么，以及在下一次碰面以前计划做什么。一点吃午饭。饭后到四点之前的时间用来给各自负责的人读祷告文，如果有人需要，则与他们个别交谈。四点是晚祷。集合之前，有时解析第二训导（这通常是次日早晨的安排），或给孩子们做问答和辅导。从五点到六点，我们又一次分别祷告。从六点到七点，我在船舱里给两到三个乘客（船上大约有八十位英国人）读圣经，我的弟兄也给其他一些人读祷文。七点，我参加日耳曼人的公共敬拜，英厄姆先生在甲板间给想听的人读祷告文。八点我们再次聚集，相互劝勉和教导。九点到十点间，我们上床休息，巨浪的咆哮和船体的颠簸都影响不了神赐给我们积蓄精力的睡眠。

新近受按立的查理在船上做了几场布道，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人不情愿为福音放弃自己的所有：“这个世界的虚荣、浮华、欲望、嗜好、娱乐和消遣占有了我们心里的很大一部分……我们把部分时间用来侍奉别的主[5]……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若要做基督的门徒，就当舍弃每一样属世界的东西。”

在如此豪迈之辞的背后，查理的内心却在为是否继续跟约翰同舟共济而苦苦挣扎。海上波涛汹涌，严重的晕船令他痛苦消沉：“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也无法用笔记录我的感受。内在的压力和痛苦仿佛都能摸得着，我非常渴望摆脱这败坏之躯。”查理给莎莉·柯卡姆写信说：“我逃到美国也是徒劳的。我仍在自己天性的忧郁所带来的重负之下苦苦呻吟……无论我去哪里，都背着这个恶魔同行，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得到一点点安心。”

约翰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给船医的妻子贝塔·霍金斯，以及她的朋友，怀有身孕的安妮·威尔驰提供服侍。她们向约翰卖弄风情，他却相信这两个女人的动机单纯，说：

霍金斯夫人表达了她想领受圣餐的意愿。有几个人知道了，警告我说她不诚实，并列举了她的数条罪状，于是我就把这些罪告知了她。晚上，她很平静地逐条做了清楚的回复，看上去很无辜……我不能再怀疑她，她想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意愿不是只有一点，而是全身心的。

可是查理却看穿了两个女人的虚伪，并与约翰争论。他认为约翰是在让自己出洋相。作为回应，约翰在日记里写了好几遍“麻烦的查理”。

1月，轮船遇到一系列剧烈的风暴。约翰记录：“海水一度向我倾泻而来，我几乎无法抬头，直到海水退去……狂风在我们身边呼啸……伴着刺耳的轧轧声，船身前后剧烈颠簸，摇晃得非常厉害且毫无规律。想抓牢船上任何物件非常不易，而不抓牢根本无法站稳。”1月17日晚，当约翰、查理和奥格尔索普正在后者的船舱里的时候，船撞上一个巨浪。约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海水铺天盖地扑向我们的船，击穿了奥格尔索普先生船舱的窗户，当时一个生病的妇女和我们三四个人正坐在窗户前，海水一下子把她淹没了……我大概在十一点躺下了……睡意很快袭来，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活着醒来……哦，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仍能欢喜快乐地来到神面前的人，他的心是何等纯洁啊。

半夜，他又往日记上添加了一行：“狂风暴雨仍在继续，可怕。”

船上还有一队乘客，是二十六名来自联合弟兄教会的日耳曼人，很多人也知道他们的另一个名称叫摩拉维亚教会[12]。与卫斯理兄弟不同的是，他们在主教大卫·尼希曼的带领下，并不畏惧死亡。这些人沉稳淡定，还愿意去做一些英国移民觉得低下卑贱的事情，这为他们赢得许多称赞。即使被侮辱、谩骂乃至身体受到攻击，他们都拒绝报复。

几天以后他们的船又一次遭遇暴风雨袭击。一个巨浪把约翰掀倒了。虽然没有受伤，强烈的恐慌却使他非常不安：“我真的不愿意死，因此只能问自己：‘你为何如此没有信心呢？’”暴风雨仍在持续，星期天晚上，约翰参加了摩拉维亚信徒的礼拜，用他掌握的有限的日耳曼语和他们一起唱赞美诗。关于这件事情，他记录如下：

他们的礼拜以《诗篇》开始，正诵读着，海水冲撞而来，将大帆撕裂成碎片，倾灌在船上。甲板上的水很深，几乎把我们全部淹没。英国人开始尖叫。那些日耳曼人举目向天，没有中断，开始平静地继续歌唱。我后来问他们当中的一个：“你不怕吗？”他回答：“不怕。我感谢神。”我问：“但你们的妇女和儿童们也不怕吗？”他轻声说：“不怕。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并不怕死。”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荣耀的一天。

两年以后约翰记录：“（他们）是要指给我‘最好的道路’。但起初我并不知晓，因那时的我显得太博学睿智，以至于视之为愚笨。我继续布道，随后，明白了靠着肉体无法释罪得义。”关于摩拉维亚教派，本杰明·英厄姆评价：

他们比现有的任何教会更像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彼此相爱、和睦共处，共享拥有的一切财物。他们为邻舍多于为自己。他们勤劳于业，公平交易，凡事严谨、温良而谦卑。

1736年2月5日，船到达佐治亚沿岸海面。“鲜敏号”停靠泰碧岛以后，查理却是心灰意冷，说：“经过千难万险，神把一个无用的倒霉蛋带到这里，让他怨天尤人，继续恨恶自己历经许多奇迹才得以保住的生命……我本性的忧郁仍让我不堪重负，痛苦呻吟。”

奥格尔索普上了岸又回来，带来佐治亚的摩拉维亚主护城区领袖奥古斯特·斯彭金伯格。那位即将被约翰取代的牧师——塞缪尔·昆西仍未腾出萨凡纳的牧师宿舍，受托人终止他的合同是因他曾试图勾引一位教区居民，约翰和查理·迪拉莫只好暂居于摩拉维亚区域。

约翰跟斯彭金伯格进行了交谈，对方的反应令他惊讶：

我请斯彭金伯格先生就我的个人行为提供一些建议。他告诉我，在我回答他提出的两三个问题之前没法给出建议。他的问题是：“你了解自己吗？你有没有过内在见证？你有没有得到神证明你为祂儿女的身份？”我很诧异，不知如何作答。他觉察到了，继续提问：“你认识基督耶稣吗？”我停顿片刻说：“我知道祂是世界的救主。”他继续说：“正确。但你知道祂拯救了你吗？”我回答：“我希望祂的死让我得救。”他只补充了一句：“你了解你自己吗？”我嘴上说“我了解”，心里却担心这是空话。

不过，斯彭金伯格对约翰并不如约翰对自己那么严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了恩典确实临到了他并在他身上掌权。”

奥格尔索普还带来了身着英国服装的多莫察奇首领。在另外一个场合，奥格尔索普在伦敦曾经把他引荐给乔治二世。多莫察奇是萨凡纳的首领。他把自己包裹在一张大毯子里面，头发用珠子装饰，一只耳朵的后面插着一根红色羽毛。多莫察奇首领做了隆重的演说，一个嫁给英国商人为妻的印第安女人担任翻译。这让约翰看到了在印第安人当中传播福音的希望。但这希望很快被证明是他的妄想。他认为自己在佐治亚期间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未能成功带领印第安人转变归主。

摩拉维亚教会的约翰·多希格向约翰透露，在他看来，美国印第安人的不堪甚于动物，他们狂饮烂醉后竟会满地打滚。心灰意冷的卫斯理把印第安人形容成骗子、盗贼、流氓、杀手、奸夫、懒人，还有好色之徒，他还从未“见过或听过在美国大陆上任何一个印第安人有一点点想了解基督信仰的意愿”。

萨凡纳居住着五百名拓荒者，有一百处住宅，四座公共建筑，法院兼做教堂。当约翰终于搬到那里去时，拓荒者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当他们知道他来的消息以后，给予高度的关注。有些人说他的牧养服侍将带来丰富的恩典和诸多益处，让他们对神无限感恩。但是不久以后，约翰就变得不受他们欢迎了，原因在于他试图推行的严厉制度，其中包括：强制周日礼拜；一个仪式分成两部分，早上五点钟要聚会；坚持婴儿受洗仪式为浸水礼，而不是头部点水礼；拒绝为一名非国教信徒主持安葬仪式；他还支持殖民地的反奴役制度，支持严格的贸易法律和一项朗姆酒禁令，这些都令许多人对他日渐疏远。

约翰也因质疑他人的道德品行而得罪了人。有一次他责备他们中一个人信仰松懈、生活懒散，那人气势汹汹地回击说：“你所有的做法，没有一项是我喜欢的。你讲道的时候都在讽刺具体的人，我再不想听了。与我有同感的人都不愿去听你凌辱我们的话。另外，他们说他们是新教徒，至于你，却说不出是何种派别。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你的派别，也不知该如何对待你的派别。”

与此同时，查理和本杰明·英厄姆陪同奥格尔索普去了距离萨凡纳一百英里以外的圣西门岛，要建立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卡堡的新居住点。居住点内只有帐篷和棚屋。沮丧无望的查理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从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给家里写信说：“我走到这个岛屿的北面，站在那个狭窄的、伸入海洋的地角之上。和我脚所站的这地相比，这片海域是如此的广阔而苍凉。有一种感叹在心中升起，生命短暂如斯，它的影响却难以估量。”

奥格尔索普允许查理担任此地拓荒者的牧师。查理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灵魂的苏醒，是因“神给了我一个新心，就像祂曾给扫罗[6]的一样。”但是，那些行政上的职责令他厌烦，他说：“我的时间全部花费在为奥格尔索普先生写信上，在佐治亚各地，我仍要花六日做同样的事。”格林的书里记载，在两个岗位上，查理的能力都是不足的：“查理作为秘书是不称职的，而作为弗雷德里卡的牧师更是个灾难。”[13]

没有教堂建筑，查理每天在户外举办四场仪式，以鼓声召集人来参加。他们来了，却讨厌他的布道内容，这些布道文大部分出自约翰之手，多次谈到罪和神的愤怒。和约翰一样，查理拒绝给婴儿用点水礼施洗，坚持用浸水礼。他到达弗雷德里卡的第二天，在日记里面写道：“我开始和M.杰尔敏讨论关于她孩子的洗礼问题。她非常反对，尽管孩子体格健康。我于是找她丈夫谈，他很快就同意了，并说服了自己的妻子。但是，四天以后，杰尔敏夫妇又改变了主意，收回了他们的承诺。”

奥格尔索普禁止星期天开枪，人们也因此怪罪查理。霍金斯——那位转为居民区医生的船医，因开枪被抓了起来，他妻子当众指责查理“极度的恶毒和下流”。无疑这又重新唤起查理当时在船上对她和她朋友所产生的怀疑：“（她说）她会反击我，还有我哥哥……她要报复，揭露我该死的虚伪，我每天四次祷告的时候她会击鼓，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没有一个女人能说出口，我无法一一写下来。”

罗利夫人的孩子死了，而当时霍金斯仍被囚禁无法施救，这令查理在拓荒者中的名声受到更大的影响。她做水手的丈夫把自己孩子的死归咎于查理，跟奥格尔索普先生说他是内奸，是个滋事者。查理后来和霍金斯夫人女仆的偶遇，使他和霍金斯夫人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祷告以后，我见到了霍金斯夫人的女仆，她泪如雨下，因为刚挨了女主人的打。她似乎下了决心要逃走，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7]。我好不容易成功劝她回去，把她送回她的女主人那里。我请霍金斯夫人原谅这仆人，却被她粗暴、愤怒、骂骂咧咧地拒绝了。

那天晚上，奥格尔索普先生对查理说了许多刺耳的话。查理记录：“我只是为一个可怜的女人提出请求，却第一次听到从奥格尔索普先生口里说出如此难听的话。第二天在一件原本理应大大褒扬的事情上，他却给予了无礼的答复，让我非常诧异。他的冷漠日益加重，令我不知如何应对。”一周以后，查理宣布：“我得到能力真诚地为我的敌人祷告，特别是奥格尔索普先生，我将他视为他们之首。”

但奥格尔索普的冷漠并不是查理面临的唯一问题。他突然发现那位温顺可教的威尔驰夫人变得暴躁异常，她如此任性、倔强、凶猛，以至于他无法忍受跟她相处。随后不久，趁奥格尔索普先生外出打猎两日，贝塔·霍金斯和安妮·威尔驰就向查理透露，奥格尔索普先生在“鲜敏号”上曾经引诱她们。查理很天真地相信了她们的话，让自己与奥格尔索普先生保持了距离。这两个女人又找奥格尔索普先生说查理正在散播他犯奸淫的谣言。她们还说查理曾经企图强奸威尔驰。盛怒之下，奥格尔索普先生断绝了与查理的所有联系，并命令其他所有人与他绝交。查理对此感到很伤心，他的记录如下：

原先因知道要和奥格尔索普先生住在一起，我从英国来的时候除了衣服和书籍，别的什么也没带。今天早晨，我问仆人拿一些东西（记得是茶壶），被告知奥格尔索普先生已经下令任何人不许使用他的物品。我告诉他我应在这个命令所指范围之外。他说：“包括你，先生。你是被他点名不许使用的。”……

连查理那数量极少的仍保持联系的朋友好像也在回避他。他在信中沮丧地写道：“我被人污蔑、怠慢和鄙视，他们知道我失宠了……那极少数的朋友现在也不敢跟我说话。有的为了避开我竟绕道而行，还有的装作不认识我，却还请我不要见怪。”甚至连“之前帮我洗床单的仆人现在也不洗就送回来了”。除了里德先生小屋的地板之外，奥格尔索普报复性地不给查理提供睡觉的地方。查理沮丧地报告：“不能在往常的床上和往常的房间里睡觉，我被迫睡在箱子上面，寒气刺骨，我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情况从糟糕变得更糟。查理找到一些剩下的木板，想拿几块来搭一张床，但是连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后来，弗雷德里卡有个人死了，他的床给了查理，但他只睡了一晚那张床就被人搬走了。查理写道：“奥格尔索普先生把我睡觉的床拿走了，还拒绝让木匠帮我另搭一张。”

窘迫的处境让查理疲惫不堪，向兄长小塞缪尔透露，非常疑惑自己是否是真基督徒。小塞缪尔努力安抚他的恐惧，说：“若说没有主你却活了十八年，我无法理解，还认为绝对不可能。”与奥格尔索普先生和拓荒者的紧张关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1736年4月1日，高烧和据他自己描述的“便血”让他彻底倒下。如果不是得到那位名叫戴佛森的拓荒者和他妻子的照顾，查理可能已经死了。当约翰从英厄姆那里得知了查理的境况，立刻直奔弗雷德里卡。到了那里，他发现弟弟躺在帐篷里的泥地上，发烧和痢疾的病情非常危急。查理身体状况的恶化也跟他自己决意不向其他居民讨要食物有关系。

终于，奥格尔索普和查理面对面谈到那些未被证实的谣言，查理极力为自己辩解：“我告诉他‘我完全否认所有的指控。我既没有发起也没有散播那些事情。相反，我一听到这些事，马上就去查证’。”奥格尔索普接受了查理关于这件事的解释，才知道霍金斯和威尔驰用谎言离间了他们。查理将这一切记了下来：“我说完以后，他像是完全变了，对我充满了慈爱和信任。他为自己所发的怒气责备自己，把这一切归咎于他需要时间来思考。（主啊，请饶恕那些视我为敌的人！）但凡他认为我需要的，他就命令我去做。他还承诺马上建一座房子给我。”1736年4月24日，奥格尔索普在启程往西班牙领地探险之前伤心地向查理透露：“我这是要去送死。你再也见不到我了。”然后他把一个钻石戒指交给查理，如果他死了，让查理把此戒指交给殖民地受托人。五天以后他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查理把戒指归还给他，说：“先生，我不需要这个。真的，能把它归还给您，我无法形容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感恩。”不久以后，查理告诉约翰：“试炼终于结束，却耗尽了我最后一丝力气。”

与此同时，霍金斯夫人认为查理在一封用希腊文写给约翰的信里诽谤了她，而她和威尔驰竟有机会见到此信。她见到约翰，约翰并没有否认，承认说：“这信内容仅与两个人有关，你和威尔驰夫人。”霍金斯伺机报复，她把约翰引到家里，恐吓要开枪打死他：“先生，你误解了我，我现在要开枪让子弹打爆你的头。”据约翰回忆：“我抓住她拿着枪的手，同时她还拿着一把剪刀。然后她整个人扑向我，把我摁在床上，哭着喊叫：‘坏蛋！犬类！放开我的手！’还发毒誓诅咒我和她自己，说要取我头发和我心脏的血。”然后她打他的手臂，剪掉他的半边长发，才被她丈夫拽开了。

惊魂一幕过后，约翰回到萨凡纳，一个名叫菲利普·锡克尼斯的年轻人记录了当时他的情况。“随后的星期天，他依然以谦恭的姿态出现在教堂，头发被剪掉了一部分，像是头部的特殊标志。”约翰以这个形象站在布道台上，锡克尼斯感觉非常奇怪。“他的头发一边很长，另一边却很短。他那一头红褐色卷发，如阿多尼斯[8]般美好，花费了不少心思打理得纹丝不乱，配上他温和谦恭的面容，让人喜爱。”多希格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情：“卫斯理先生告诉我们说那位厉害的妇人要射杀他，但他把枪控制住了。当他抓住她双手的时候，她还猛烈殴打他。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他告诉她真相的时候，说得太直白了。”

约翰离开的时候，查理仍未康复。他的健康状况仍在恶化，只好请求奥格尔索普允许他返回英格兰。约翰同意和查理·迪拉莫一起去弗雷德里卡接替查理的工作，做奥格尔索普的秘书，这也合乎政府的意愿。正如斯坦利·艾灵评论的：“奥格尔索普明显意识到在约翰·卫斯理身上有着他的弟弟缺乏的一点，那就是工作效率。”[14]约翰把本杰明·英厄姆留下来主持萨凡纳的教会事务，便开始了他的旅程。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乘船的历程：“……在靠近斯基德威岛的地方水很深，发洪水时，水深达十二到十四英尺。我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在一个大斗篷里，防止沙蝇，躺在后甲板上。在一点到两点之间，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泡在水里，我实在睡得太沉，乃至嘴巴里呛满了水才醒过来。”

得到解脱的查理在1736年7月离开弗雷德里卡。“远离磨难令我满心欢喜，毫无羞愧。”他把自己回家的安排告知了哥哥小塞缪尔。他一边在萨凡纳等船回英格兰，一边协助英厄姆做一些事情，比如帮助照顾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女孩：

我拜访了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她得了不治之症，奄奄一息躺在那里，这个状态已经维持好几个月了……她看上去像一具喘气的尸体，把我吓着了。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尸体能像她这么苍白恐怖。她的呻吟和尖叫又使她有别于真正的尸体。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丝停顿，哪怕她其实意识清晰，因为当我叫她要相信神、向她读祷告词的时候，她还能微弱举目……我们都流泪了。她向我表示，让我再来。查理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他在给约翰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所有的朋友都催促我去看医生，但“我承担不起如此昂贵的葬礼”……尽管我认为生命可以延续到我回到英格兰，让我有时间把别人委托给我的东西（奥格尔索普委托给他的文件）送达对方，但是我并不期望，也不祈求能活更长的时间。求生本能何等强大，都让像我这样不幸的人有一点活下去的欲望，或说有一点对死的不愿，因为我知道活着比思考生命不能永久要快乐得多。

尽管疾病缠身，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查理回英格兰的脚步。因天气不稳定，需要再等候三日看看船是否能起航，他在日记里记录说：“我的身体状况是很差，但是，除死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回国。我呕吐、便血、冒汗，还服用鸦片酊，仅有的一点力气也都已耗尽。”

1736年10月25日，查理非常虚弱乃至需要朋友背着登上准备开往英格兰的“汉拿号”。航程非常辛苦，查理记录：“海水从船的各个方向大量灌进来，需要四个人不停地抽水，才能让船不致沉没。”无限恐惧中，他不住地祷告：“我为自己能有力量祷告而祷告，祈求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不断地重复呼唤祂的名，直到我最终感觉到因信得力，确认自己在神的庇护之下。”

更糟的是，他们离开波士顿以后遭遇了一场长达十天的暴风雨。船长被迫砍断后桅杆才能保住船不至于下沉。之后的整个航程，查理一次又一次被痢疾折磨，他记录说：“我经常瘫在床上，想安静下来，可根本无法消停。”终于，船在1736年12月2日到达了英格兰，第二天在迪尔靠岸。查理记录了他终于回到家的喜悦和慰藉：“我双膝下跪，感谢那双把我从绝望之地拯救出来的大能之手，一个愿望在心中浮现，若神需要，也许我会再度离开我的国家。”

此时，在佐治亚，约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爱上了教区的一个信徒——十七岁的苏菲·霍普吉，就是殖民地长官托马斯·考斯顿的妻子那美丽无邪的侄女。约翰曾写信告知伯顿说佐治亚的优点是不会有合适的年轻女子，但很快他发现自己错了。抵达六周后，他写信给查理说：“我时时处处都在危险的边缘。这里有两三个女子，年轻、漂亮又虔诚。请为我祷告吧，让我不要跟她们有任何属肉体的瓜葛。”

约翰典型的特点是对婚姻的态度摇摆不定，哪怕他已经非常强烈地暗示求婚，告诉对方说：“苏菲小姐，我认为如果以后的人生和你共同度过，该是件美好的事。”苏菲曾与一个叫托马斯·梅理参普的人有过婚约，但她不想和他结婚。她跟约翰确认过她可以与他结婚，她的姨夫——托马斯·考斯顿也跟约翰讲明他可以娶她，说：“我把她交给你。和她一起做你们想做的事吧！牵着她的手，把你的意愿告诉她。我会让一切顺利的。”约翰却告知苏菲，除非他融入了印第安人当中，否则不结婚。十二天以后，他去拜访考斯顿却单独见到了苏菲。他曾如此记下她的样子：“她的话语，她的双眸，她的头发，她的一举一动，满满的都是温柔和甜蜜！”他握着她的手，几乎就要求婚，但第二天却又写道：“我的决心坍塌了。”然后又几乎求婚。他再一次犹豫不决，只好和查理·迪拉莫一起抽签，后者抽到一张，上面写着“不要再想此事了”。

最后，苏菲厌烦了没完没了的等待，就嫁给了另一位拓荒者威廉·威廉姆森。当约翰发现苏菲和威廉姆森突然决定订婚前已来往至少两周，非常震惊和愤怒，以牧师在普利斯堡给他们证婚时没有发布结婚预告为由，禁止苏菲领受圣餐，宣称她对他不诚实。1737年7月5日，约翰写了一封信给苏菲说明此事，信中说道：

1）你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你完全克服了对梅里参普先生的感情，可是你并没有；2）你频频告诉我并无计划和威廉姆森先生结婚，可马上你又说有计划了；3）为了向我隐藏这两件事，你处心积虑。哦，如此堕落！如此善变！在苏菲小姐生命中肯定曾经有过不诡诈的时候。你要承认这些事实，承认你的错，我才能当作这一切不曾发生……

苏菲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加上又刚刚流产。她的姨妈把流产归咎于约翰·卫斯理，说服威廉姆森控告他诽谤人格罪，索要一千英镑的赔偿，在1737年这是一笔巨款。大陪审团由四十四位拓荒者组成，人选全部由殖民地长官考斯顿亲自挑选，他们决定约翰·卫斯理应对十项控告负责，其中大部分在本质上属于宗教范围，不是法庭有权审判的。他认为这不是一次试炼，担心自己被陷害，于是决定离开佐治亚。他写了一张告示说明自己有意在12月2日离开，将它钉在法庭大门上。威廉姆森贴了另一张关于他一千英镑索赔的告示。后来长官颁布了一条命令，制止约翰离开殖民地，于是他决定赶紧逃离，否则来不及。约翰在日记里记录了逃离佐治亚的事：“现在我只是一名在逃囚犯……我很清楚为了生命安全，逃离此地的时间已经到了。大约八点，晚祷一结束，尽管潮水在上涨，我仍应跺去脚上的尘土，逃离我传讲福音将近一年零九个月的佐治亚……虽然这不是我应当做的，但我还是尽了我的所能。”

约翰和另外三个人一道，穿越密林和湿地，迷失方向，干渴缺水，周折了十天以后终于到达查理顿。好像萨凡纳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扣留他，也许他的离开让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1737年12月22日，他登上了开往英格兰的“塞缪尔号”，从此不再踏上美国土地。佐治亚萨兹堡人社区的歌罗努在1737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听闻约翰·卫斯理先生在晚间秘密取道普利斯堡去了查理顿，并从那里匆匆返回伦敦。我不知道他因何做如此仓促的决定，这影响了他的名誉，也亏损了神的荣耀。”

从表面上看，约翰的美国经历是个彻底的灾难，但格林却认为佐治亚的经历并非完全无用，他说：“这未必让约翰·卫斯理更深入地认识人性，但让他明白了用圣洁会的自我克制、自我牺牲来应对一群顽梗、属世界的男女，是无效的。”[15]格林还说道：“他本人和他弟弟缺乏经验，并且对人性的认识不足，于是马上有人利用这点来诬陷他们是企图污蔑奥格尔索普的阴谋家。”[16]反思佐治亚的经历，约翰说他们教育了他要“提防人”。

作为传教士，约翰和查理在佐治亚的经历是失败的，但这段经历却为未来的循道会在这片殖民地上的发展打下基础。1736年春，约翰建立了一个美国版圣洁会，他们一周聚会一至两次。约翰和查理尝试了即兴祷告和布道，小组或小班交流，诗歌敬拜，以及使用未经正式按立的传道人。

对于约翰在佐治亚的成就，乔治·怀特菲尔德曾经不吝褒扬，乃至这可能显得不太客观。他说：“卫斯理先生在美国所做的善工难以一一描述。他的名字被那里的人们视为珍贵，他打下的根基，我希望无论任何人或是魔鬼，都不能撼动。”讽刺的是，约翰曾在1736年下半年写信给怀特菲尔德，恳求他来佐治亚和他一起共事，信中说：“现在只有我和迪拉莫先生，希望神能兴起他仆人的心，将他们的人生交给祂来引领，让他们来到这地帮助我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9]怀特菲尔德先生，如你是那人，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