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神父之梦

斯大林传 作者:戴隆斌 著


神父之梦

斯大林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没有什么文化,仅能“马马虎虎写自己的名字”。她是个很有原则的女人,很固执,也很严厉,有时也揍自己的儿子,但与她的丈夫那种平白无故的揍不同,她的揍是出于母爱,她想让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出人头地。叶卡捷琳娜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儿子将来能成为一名神父。在当时,做神父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职业选择,因为按规定,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进而可以步步高升,在替上帝效力的同时,可以享受到梦寐以求的安逸生活。

1888年,叶卡捷琳娜把儿子送进了哥里教会小学。除了学校当局每月发给贫困学生的三卢布助学金外,为了维持儿子的学业,她还设法在学校为教师们洗洗衣服、做清洁工,每月可挣得10卢布。但斯大林的父亲对此并不以为然。维萨里昂想让儿子继续走自己的路,将来也成为一名鞋匠。有一次竟然对妻子大嚷大叫:“你想让我的儿子当上大主教吗?痴心妄想!我是个鞋匠,我的儿子也只能当个鞋匠,他不会比当鞋匠有更大的出息了!”维萨里昂真的去了学校,把儿子强行带走,并送进了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当童工。叶卡捷琳娜不顾一切,到鞋厂把儿子领了出来,又送回了学校。1890年,维萨里昂在一次酗酒后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父亲的去世,对斯大林一家并未带来什么影响。据斯大林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约瑟夫·伊雷马什维里回忆说:“父亲英年早逝,对儿子是完全无所谓的事。被他称作父亲的这个人的死,没有使他失掉任何东西。”也就在10岁或11岁时,斯大林被马车撞倒,左臂肘关节受了重伤,伤口发炎溃烂,差点死掉。“我不知道当时是谁救了我。”斯大林后来说,“也许是由于我健康的体格或是那个乡下医生的膏药,总之我好了。”这就是斯大林告诉他妻子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有关肘部不易弯曲和左臂较短的原因。安娜在1946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此事。由于这点小小的残疾,斯大林在1917年初被宣布免服兵役。

一年级同学合影(后排左四为斯大林)

从1888年9月至1894年7月,斯大林在哥里小学读了6年书。他通常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记忆力非凡,上课听讲时聚精会神,从不漏听一字一句,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作业完成得干净利索。他在完成神学功课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其他方面的书,如格鲁吉亚作家达·乔恩卡泽的中篇小说《苏玛尔城堡》,还有恰夫恰瓦泽、阿·策烈铁里等格鲁吉亚作家的长诗和小说,但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写的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短篇小说《弑父》,它取材于1845年格鲁吉亚山民反对沙皇压迫的真实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机智、善于战胜任何困难的英雄柯巴,他拯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斯大林特别崇拜柯巴,“柯巴成了索索的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对于索索来说,柯巴就是神,就是生命的全部真谛。他决心要成为第二个柯巴,成为像柯巴那样的斗士、英雄和著名人物。索索认为柯巴将在他身上复活。此后,索索就开始称自己为‘柯巴’,并要求同学们也这样称呼他”。

1894年的斯大林

斯大林虽然体格瘦小,但很结实,强壮有力,是学校最优秀的摔跤手。他的老师和同学回忆说,斯大林天生机敏而任性,有着强烈的报仇心理。当一个最不受同学们欢迎的教师走过去之后,他就带头起哄,在这位老师背后吹口哨,说些讽刺挖苦的话。他有时候挑动同学们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受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他总是能使那些听话的同学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抱打不平。有一次学校的一位学监带领高年级学生去郊游,路上有一条较宽的溪流,斯大林第一个跳了过去,而学监因害怕落水,让一个学生把他背过去。斯大林对那个学生说:“你是驴子吗?就是上帝我也不会让他骑我,更别说小小的学监了。”斯大林的这种“胆大妄为”和“足智多谋”自然赢得了同学的敬重,他也开始在同学们中间树立其“领袖”形象。

尽管如此,1894年6月,斯大林还是获取了全优文凭,轻松地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第比利斯正教中学是一所奇怪的学校,看起来像座兵营,由严厉的教士严格地管理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日夜待在学校里,一律早7时起床,然后是晨祷、吃早点,上课到下午2时,下午3时进午餐,5时点名、晚祷,8时进晚餐,上自习,10时就寝。连节假日都要做三四个小时的祷告活动。学生只有得到特殊允许才可以外出一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时校门关闭前返校。学生哪怕只是犯了小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学校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过修道士认可的作品才可阅读。修道士们经常侦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的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稍有怀疑,就向校长告发。而且学校也鼓励互相告密。对于穷困学生来说,学校生活尤其艰苦,因为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

斯大林的成绩单

19世纪末的第比利斯

伊雷马什维里回忆说:“学校生活既悲惨又单调,昼夜锁在兵营式的屋子里,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囚犯,没有犯任何罪行,却必须在那儿待许多年。我们大家都很沮丧和忧郁……当青年人的气质偶尔表现出来时,就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长的压制。沙皇政府……禁止我们阅读格鲁吉亚文学和报纸……他们害怕我们受到我国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鼓舞,担心我们年轻的灵魂会受到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感染。”

1894年,斯大林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

当时的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大楼

斯大林入学以后,最初一两年留给老师的印象显然是一个用功听话的学生。第一年,他在全班名列第八名;第二年,名列第五名。他曾对新旧约全书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思想。学校也开设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等课程,但这些并未使他的求知欲得到满足。入学后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自学小组,小组负责人由高年级同学捷甫达里阿尼担任。尽管学校有严厉的规章制度,但他们还是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在课外甚至在课堂上秘密阅读。当时,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斯大林就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书。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的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如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雨果的《海上劳工》和《九三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果戈理的《死魂灵》、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等。

这时的斯大林似乎变了一个人,他性格内向,举止谨慎。他的同学瓦诺·克茨霍韦利回忆道:“这时索索同学的性格完全变了,童年的活泼好动成了过去的事。他少言寡语,似乎非常内向。他放弃了那些童年的幼稚活动,总是手不释卷地躲在角落里一人读书。”他讨厌同学们跟他开玩笑,动不动因此就大发雷霆。当年与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从事革命活动的战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有一次与斯大林的中学同学谈起斯大林的中学生活,这位中学同学对奥尔忠尼启则说:“对柯巴简直开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在同学中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时,斯大林是佼佼者,他比许多同学知道的东西多一些,能够顽强而巧妙地提出自己的论点,而且他渴望压人一头,绝不轻易地忍受别人超过自己。这一点也在别的方面表现了出来。他不甘只作为一名自学小组的成员。在参加以捷甫达里阿尼为首的自学小组后不久,他就自己另行组织了几个小组并自任领导人。

大约在1895-1896年期间,这时斯大林也就十六七岁,正是天真烂漫并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把自己的憧憬写成几首诗,发表在第比利斯文学杂志《伊维利亚》(格鲁吉亚的古称)上。其中的《致明月》,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抒情诗,歌颂为反抗外国压迫者而牺牲的格鲁吉亚烈士们。诗中写道:

你不知劳累一如既往,

巡行在乌云笼罩的大地上,

用你那银色的清辉,

把浓浓的黑雾驱散。

你的微笑是那么柔美,

你俯瞰的大地还在沉睡,

卡兹别克的冰峰直插天外,

你的催眠曲叫它陶醉。

但是你要永远牢记,

有人虽然遭受压迫和毁灭,

却有着一腔强烈的希冀,

要与姆塔茨明达一争高低。

你照亮黑沉沉的苍穹,

迸射出淡淡的光辉,

像以往那样优柔和婉,

映照故土的山山水水。

我向你敞开心扉,

我向你举起双臂,

我看到明月皎洁,

思潮重又起伏澎湃。

他早年的几首诗带有儿时的纯朴,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在一首名为《早晨》的诗里写道:

玫瑰花蕾绽开了,

在紫罗兰旁依偎,

微风惊醒了铃兰,

花朵向青草低垂。

云雀飞得高过白云,

歌声在蓝天里飘荡,

树丛里夜莺啼声呖呖,

给孩子们把歌儿轻唱:

“我的格鲁吉亚,愿你兴旺!

愿和平降临祖国大地上!

朋友们啊,要好好学习,

为我们的祖国增添荣光!”

根据学校的记载,教士们只是在斯大林入学后的第三年才发觉,这位刻苦学习经文的好学生也在违反校规。1896年11月,学校助理学监穆拉霍夫斯基在学生品行登记簿上写道:

看来朱加施维里有一张廉价出租书刊的图书馆的借书证。今天,我没收了维克多·雨果写的《海上劳工》,在书里发现了那张图书馆的借书证。

校长格尔莫格尼斯在这个报告上批道:“罚他长期禁闭。上次我已经为雨果的《九三年》一书警告过他一次了。”

1897年3月,穆拉霍夫斯基又在品行登记簿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上午11时,我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手里没收了勒图努写的《民族文学发展史》,这本书是他从廉价图书馆借的……当时朱加施维里正在礼拜堂楼梯处看这本书。这已是第十三次发现该学生阅读从廉价图书馆借来的书了。

这一次犯规离第一次仅仅4个月,这一次校长仍命令说:“罚他长期禁闭,并给予严重警告。”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虽然已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但对于自己未来将走什么路,心里还是不很清楚。在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革命家,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外高加索虽然处于俄国的南部边陲,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还是在那里有所展开。1892年,“麦撒墨达西”社成立,它是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主要创始人是诺伊·饶尔丹尼亚、谢·齐赫泽、格·策列铁里和西尔维斯特尔·吉布拉泽。它所以取名为“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是为了区别于“麦奥里达西”(第二小组,这是19世纪80年代曾领导格鲁吉亚知识界的一个进步的自由派组织)和“皮尔维里达西”(第一小组,曾受到格鲁吉亚贵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19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主张废除农奴制)。1903年,“麦撒墨达西”社成员集体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据《斯大林全集》第1卷后面所附年表说:“1895年,斯大林和当时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南高加索一带的俄罗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建立了联系。”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回答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问题时说:“我不能说我从6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甚至也不是从10岁或者12岁。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对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

但据一些学者考证,此说在时间方面不可全信。所说“流放到高加索一带的”或“居住在外高加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指的是斯大林的同学瓦诺·克茨霍韦利的哥哥拉多·克茨霍韦利。拉多曾于1893年12月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的同学举行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罢课,此次罢课导致87名学生被学校开除,拉多是其中之一。在被开除出后不久(1893年底或1894年春),拉多被驱逐出格鲁吉亚,到了基辅,在那里同一些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小组有了接触,1897年才潜回第比利斯,过着隐蔽的职业革命家生活,印刷、散发非法小册子和传单,并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通过瓦诺,斯大林才结识了拉多,并在拉多那里阅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而斯大林是在拉多被驱逐出格鲁吉亚后几个月才考入正教中学的,考入中学时就快15岁的斯大林不可能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后来同激进的职业革命家有所接触,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些革命家中,除拉多外,还有西尔维斯特尔·吉布拉泽和萨沙·祖鲁启则等人。吉布拉泽是“麦撒墨达西”社的领导人之一,1885年由于袭击了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的第比利斯正教中学校长丘杰斯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走向了革命道路。祖鲁启则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投身了革命斗争,是“麦撒墨达西”社中一个颇有名望的文人,经常为格鲁吉亚两家大型报刊《犁沟报》和《伊比利亚》撰搞,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写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通俗著作,但他于1905年6月患肺病去世。斯大林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并在1927年时,要求把祖鲁启则的论文编辑成册出版,作为对他的纪念。

这些革命家的思想和活动,激发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使他也逐步走向革命道路。1898年8月,斯大林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他参加该社时,正值带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温和派(多数派)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左翼少数派激烈论战的阶段,斯大林加入了左翼少数派,不久便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他的任务是给一些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每次集会都聚集在拥挤的窝棚里,房间里充满着刺鼻的马合烟气味和汗臭味。门外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给工人讲课,对这个年仅19岁的革命者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他十分兴奋。但每次这样的集会后,他必须匆匆赶回学校,向教士进行解释,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找借口,然后装成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进行祈祷。

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中学学生,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生活使斯大林处境很难堪。他决心摆脱这种处境。1899年5月29日,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六七月间,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由作出了将他开除的决定。但斯大林本人后来坚持说,他被开除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全集》《斯大林传略》等出版物也都坚持此说。而斯大林的母亲1930年与美国记者H.R.尼克博克谈话时争辩说:“索索一直是个好孩子……他没有被开除。由于他身体不好,我才把他接回家的。他进中学时15岁,可身体像小伙子那么棒。可是,由于过分用功,他19岁时身体垮了。医生对我说他可能患了肺病,于是我把他从学校领走了。他不想离开学校,是我把他拖走的。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呀……”

这段充满感情的诉说包含了一颗破碎心灵的自我安慰。曾几何时,叶卡捷琳娜梦想让儿子成为一名神父,可儿子中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她的梦想永远地破灭了。除了对儿子的这一点点企盼,她一生没有太多的奢望,也没有什么嗜好,生活简朴。后来斯大林当上了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事业成功了,他曾力劝母亲搬到莫斯科去住,她也曾在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但她“蔑视他的成就,看不起热闹场中的喧嚣和世俗的荣华富贵”,还是回到了她那熟悉的格鲁吉亚老家,过着那安静、没有排场的生活,当一个简朴、虔诚的老太婆。她晚年很孤独,她溺爱的儿子实际上已离开了她的生活。自从斯大林15岁离开家到第比利斯去上中学后,他每次回家看她的时间都很短。斯大林走上革命道路、功成名就以后,他虽然经常给母亲写信,但很少回家看母亲。在母亲临终前不久,斯大林回过一次家。她对儿子没能当上神父还耿耿于怀,她婉惜地对儿子说:“你没能当上神父,真可惜!”1936年,叶卡捷琳娜带着这个遗憾在格鲁吉亚去世,终年80岁。

斯大林母亲,1931年摄于第比利斯

斯大林和母亲(1935年)

斯大林母亲和她的孙辈们(左起:瓦西里、斯维特兰娜、雅科夫)在一起(1936年)

卡明斯基、维列沙金《领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载于《青年近卫军》杂志1939年第12期第44页。引文转引自姜长斌《历史的孤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卡明斯基、维列沙金《领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载于《青年近卫军》杂志1939年第12期第38-39页。转引自姜长斌《历史的孤独》第10页。

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本1963年版,第26页。

转引自姜长斌《历史的孤独》第13页。

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214页。

卡兹别克,大高加索山脉中部的一段山名。

姆塔茨明达,大高加索山脉的主峰之一。

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4辑第34-38页。

参见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79页。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0页。

参见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第30页;路·费希尔《斯大林的生与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参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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