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一首科学长诗进行的谈话

1967年7月8日

您有关时尚的分析，是基于何种考虑和研究呢？

我到现在所写的全部的东西，可能带有所涉对象的多样性特征，因为我既谈了文学，也谈了日常生活之谜或是广告，我还从共同性方面谈到了主体，因为从我的第一部随笔集《写作的零度》起，我所一直关注的，就是文化对象的意指问题，显然我更为关注文学这种特殊文化对象。最初，我曾把这种研究用于意指方面，当然是采用了语言文化的方法，但是直到为《神话集》（Mythologies）一书写后记之前，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二级意指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这种科学本身也源于语言学，源于一种真正的方法学探索。

从那时开始，我想我注意到，有可能对文化对象的意指问题进行带有明确方法的系统思考。对于这一点，多亏了关于意指的科学，它已经存在，那就是语言学。于是，至少是在设想上，我便从意义角度开始对一定数量的文化对象进行系统研究，我首先是从服饰起步的。

至于这样的一种研究，在当代人文科学整体中的地位，您想必也知道，在这种个人计划（这一计划的构想，是在语言学对许多研究者来说尚未变成权威模式的时候出现的）实施的同时，多亏了一定数量的学者所做的无论是联合的还是独立的努力，表现出了对语言学的兴趣，出现了语言学方法在应用领域方面的扩展，这当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因此，这本书，应属于一部分人文科学在与语言学接触之后的新成果之列。

您的书一开始，就让读者遇到了多个属于言语活动方面的基础性断言：“人的言语活动不仅是意义的模式，而且也是意义的基础”，或者“真正的理由要求，人们要从构成性言语过渡到言语所构成的真实”，或者还有，要言语成为“任何意蕴秩序的必然替代”等。这些论题，其意义似乎是很大的，但却并不直白易懂，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下介绍呢？

首先，对这些做并非重要的解释，涉及书的成书过程：最初，我构想的是对女性在街上或在家中穿着的真实服饰的研究，于是，我便对这种确实是真实的服饰应用了一种分析方法，为的是了解它是怎样有所意味的。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服饰并不仅仅是用来自我保护、自我美化的，它也被用以沟通信息，因此在这一点上，它明显地具有一种言语活动，原则上，它应该适用于一种语言学分析，尽管这种素材并非是一种分节性言语活动^[4]。后来，随着我克服了属于意义本身技术性的某些真实困难，我逐渐地意识到，服饰的言语活动的确存在，但确实是非常笼统的。这种言语活动勉强地包含着几项内容，而且，尽管服饰的形式明显地多种多样，但其能指仍然是非常贫瘠的。^[5]真实服饰的编码存在着，但实际上，这种编码与为汽车司机们建立的有关公路意指的编码比起来，既不更为丰富，也说不上更让人感兴趣。

真实编码的这种贫瘠和不足，是与我们知道的从集体展示中获得的丰富性、与意义在社会内部的繁复性、与服饰世界的真实重要性是相矛盾的。正是非常贫瘠的真实编码与非常丰富的世界之间的这种距离，导致我改变了主意，并让我意识到，服饰只有在其被人类言语活动所承载的情况下，才真正有所意味。我们有多种方式来谈论服饰，这不仅仅因为服饰是一种谈话对象，尤其是因为它还是一种广告对象、评论对象和商品目录对象。在任何时刻，分节性言语活动都会向服饰之中进行渗透，而在没有言语活动就没有思想和没有内在性的情况下，这种渗透更多：思考服饰，这已经是向服饰之中渗透言语活动了。因此，在一种被说出的和被写出的分节言语活动之外去思考一种文化对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文化对象就沐浴在这种分节言语活动之中。于是，语言学便不再像是关于意指的总体科学的一部分：必须改变打算，语言学就是有关意指的总体科学，这种科学根据人类语言所遇到的各种对象而分别属于多种特殊的符号学。

在您的书中，您把风格说成是个人的，把写作说成是集体的，而且，您所分析的是有关服饰的写作。但是，这样一来，在服饰杂志的那些匿名文章中，是谁在说话呢？我们能否说是社会在谈论有关服饰的写作呢？

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在谈服饰语言的形式，并且，只有很少的人去谈内容。有关术语和谈论服饰的言语活动所赖以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体编码，是由社会所产生的，而在其是形式的情况下，这种编码几乎具有普遍性特征。是整个社会在建立关于服饰的语言。但是，当然，如果您用语言来陈述一些特殊内容的话，您就限制了讯息的传递，而且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社会上的一组人例如服饰生产商或杂志的编辑们，才说这种关于服饰的一般语言，并用特殊内容来填充这种语言。可是，我没有研究过内容，我一直进行着一种完全是形式的分析。我根据“语言”的本意研究服饰的语言，也就是说，这种语言就像是抽象的系统，完全就像是我们在一种语言中研究名词、形容词、动词、冠词、从句等那样，而不考虑全部的特殊句子。我没有研究某一种服饰，而是研究了作为纯粹形式之关系系统的整体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