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若干问题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日）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十二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是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得出的结论，也是分析许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改进党的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党员队伍的状况，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适应这种新情况新变化，必须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世界形势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是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其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只有把它正确地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开放、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自然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本所在。可以这样讲，没有创新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创新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邓小平理论，没有创新就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出现了股份公司经营和托拉斯的情况，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托拉斯，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列宁突破马克思的某些论断，提出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也突破了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没有这些突破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向前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许多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

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搞本本主义、习惯从概念出发、教条主义严重等情况。这些同志没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讲，“左”的思想观念在一些同志头脑中依然严重存在；“‘左’比右好”的观点在一些人中仍然有市场；“左”的动机目的似乎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前途着想，似乎是忧国忧民，但是如果实行他们那一套，则后果严重。这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已多次表现。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的一段话，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实践在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变化层出不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死守固有的过时的观念，搞本本主义、机械主义、形而上学，搞“左”的一套，老祖宗的话一句都不能动，那就必然是思想僵化。是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是关系党、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根本大事。我们必须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方面要加强理论学习，掌握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魄力，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推动理论创新，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取得的新认识，大胆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

先进性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体现，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大发展。

党员成分对党的性质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是由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这也就是我们讲党的先进性主要看它的理论和纲领的根本原因。我们党的历史很能说明党员成分对党的性质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不少来自知识分子，还有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党又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指导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因而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最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旦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就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成为党的坚实的阶级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的阶级根源，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中国工人阶级，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没有不断增强的阶级基础，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工人阶级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解放前提的没有阶级私利的大公无私的阶级，是一个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阶级。以这样一个阶级作为自己阶级基础的政党，就有了先进性的基础条件和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结构有了很大变化，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

第一，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职工人数只有八百万，一九七八年大约为九千四百九十九万，到一九九九年在岗职工接近一点二亿。第二，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据统计，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一九九八年为一亿二千五百三十七万人，一九九九年为一亿二千七百零四万人，二零零零年为一亿二千八百二十万人。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单位从业人员和职工人数不断增加。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一九九九年为两千零二十一点五万人，二零零零年为两千四百零六点五万人；外商投资单位职工人数一九九八年约二百八十万，一九九九年约二百九十一万，二零零零年约三百一十四万。工人队伍不仅有第二产业职工，而且有第一、第三产业职工；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职工，而且有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职工。

第三，工人队伍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据统计，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一九七八年为四百三十四点五万人，到一九九九年已达两千一百四十三万多人，二零零零年为两千一百六十五万多人。职工文化程度普遍有了很大提高，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现代高新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工人的能力和水平也得到提升。

由于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些工人群众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从长远看，这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发挥工人阶级的整体优势。

正是工人阶级先进性的发展，使党的先进性得到了更大发扬；正是党的阶级基础的不断增强，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工人阶级是最进步、最有活力的阶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始终不渝地体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权益。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就要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感；要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关心工人群众的疾苦冷暖，做好对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的扶贫解困工作。

三、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对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需要；是增强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提高党对整个社会影响力的需要。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正确认识和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些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充分肯定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更广泛地凝聚我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是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日益多样化。城市和农村出现了掌握一定生产资料和拥有知识产权的经营者群体、为国外资本所雇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群体、自由职业者群体以及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等中介组织从业者群体等。二是个人身份日益呈现多样性、多重性、多变性，大量的劳动者从过去的“国家人”“组织人”“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比如，不少国有企业的工人进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大批农民成为乡镇企业工人或进城务工人员，一些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下海”经商或成为各种自由职业者，各阶层中都有一些人成为股票持有者或私营企业主，等等。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增强了人们就业和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的流动性、多变性。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员流动日趋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和地位不再固定，传统意义上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是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产物。它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一九九二年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以后，私营经济发展迅猛。据统计，全国私营企业二零零零年达到一百七十六点一八万户（不含个体工商户），近四年来分别以百分之十七点二六、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百分之十六点七六的速度增长；注册资金二零零零年达到一万三千三百零七点六九亿元，近三来年以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二点九、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六的速度增长。据调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私营企业发展呈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逐步打破了所有制和行业限制，主要按投资方式、责任方式和组织形式来划分企业。目前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合伙企业发展不稳定，独资企业发展缓慢。二是私营企业涉足高科技领域，并有增长趋势。就整个非公有制经济来看，据统计，二零零零年非公有制经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占百分之三十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非公有制经济占百分之六十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内在统一的必然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正是因为把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党始终站在为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宏伟目标而奋斗的前列，我们党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应当强调指出，党要在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同时，当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必须在新的情况下，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对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把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

四、正确处理党的性质和党员成分的关系

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奋斗。毫无疑问，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组织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这里，涉及党员成分和党的性质的关系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论断，既是从实际出发，又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党历史上有经验也有教训。建党初期，党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城市为活动中心，着重开展工人运动，强调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开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新的环境中，党员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党从一个以知识分子、工人为主要成分的党，发展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有四万余人，其中工人占百分之十点九，知识分子占百分六点九，农民占百分七十六点六，士兵占百分之零点八，其他占百分之四点八。从这时起，我们党一直是农民成分占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成为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

当时党内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力主通过发展工人党员改变党的组织成分，以保证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当时中央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口号，一是“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二是党的组织基础无产阶级化，即发展产业工人入党，改变党员成分结构。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六人，有二十一人是工人党员。一九三一年中央通过决议，提出发展工人党员竞赛，规定“每人每月至少需介绍一工人入党”，“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按照这种思路，既在实践中降低了党员标准，也必然导致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这条思路被历史证明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实际，是行不通的。

第二种思路，着重于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同时加强党在其他方面的建设，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思路的发展，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建党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对于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才作出结论。这次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强调“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明确提出：“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瓦窑堡会议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是中央红军长征已经结束，历史已经判明过去“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二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情况要求党必须肃清关门主义的错误，巩固、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达到全民族抗战的目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坚持正确的党的建设方针，党组织获得空前的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党已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的大党，为夺取最后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当时并不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周恩来同志说，他一九四零年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这说明，革命事业的任何一种创新，尽管是正确的，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往往为固守旧有观念的教条主义者难以理解。

党的七大对此做了总结。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因而始终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五、“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员特别是私营企业主能不能入党，一直是党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这个问题，大体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绝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认为私营企业主同过去的资本家一样是剥削者，发展他们入党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符，党会蜕化变质为社会民主党、全民党。

第二种看法是，党应该向私营企业主敞开大门。

第三种看法是，可以有限制地发展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从调查看，党内多数同志持这种意见。

应该说，前两种认识都是不正确的。我的看法有两点：

第一，要对私营企业主的合法的正当利润分配即经营收入，结合实际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其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促进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不能把由此获得的收入简单地看作剥削所得。其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能创造出比其他生产力要素高得多的价值。对于那些运用自身掌握的先进技术，而创造出高价值的投资经营者来讲，有时获得的收入是很丰厚的。我们不能从概念出发将这种收入判定为剥削。其三，一些私营企业主在经营管理中，不仅有劳动、有工作，而且有些是复杂劳动，还要承担某种风险，由此而获得的收入，也不应划入剥削范围。其四，对私营企业主取得的有限的超额利润，鉴于这是在我国特定环境中的客观存在，不能用一百多年前的劳动价值理论简单地去套，要充分看到一百多年的巨大变化，要充分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要充分看到马克思的劳动、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目的是推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它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具有历史的功绩。但是同我们今天的情况确实有根本不同。我们要根据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深化对劳动、劳动价值的研究。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

要特别指出，一些私营企业存在的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克扣工人工资、工人必要的生活环境条件和劳动安全得不到保障、雇用童工等现象，这已不只是什么剥削的问题了，而是违反劳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甚至是犯罪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说的范围。

第二，正确理解“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社会成员个人的财产也在逐渐增加。面对新的情况，怎样看待人们政治上是否先进，是一个必须正确认识和判断的大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由于复杂的原因，人们财富的积累不可能是一样的。例如，含有更多技能的复杂劳动、含有更多技术与知识的脑力劳动，应该比一般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得到更多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应当怎么看呢？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我觉得这个论断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这“三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评判体系。其中，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具有基本的、决定性的意义。思想政治状况，包括政治立场、理想信念、理论素养、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等。判断思想、政治表现当然不是抽象的，所以，同时要看到他的财产是怎样得来的，是怎样支配和使用的。获得财产的手段和方式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是合法经营所得，是诚实劳动和工作所得，财产的支配和使用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回报社会、服务人民，这也是政治上先进的表现。政治上的先进分子必然以自己的努力工作和辛苦劳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六、坚持党员标准，切实做好从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第一，新的社会阶层中确有先进分子。他们拥护党的纲领、路线，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头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热心公益事业，关心本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

第二，可以发展这些先进分子入党。原因在于：一是符合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对他们的信任，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没有阶级基础，无以立党；没有群众基础，党就缺乏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三是更好地加强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导的要求。

从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工作要稳妥，有些具体政策规定要经过试点，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降格以求。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人员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我们应当欢迎、支持和鼓励。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引导，组织他们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党的纲领、宗旨和任务。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必须坚持标准，严格程序，确保质量。我们允许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但不是毫无原则地敞开大门，绝不能把那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发展入党，使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受到损害。必须严格履行入党手续，真正把那些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要始终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对私营企业主党员，要教育他们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要平等对待工人，尊重工人的合法权益，真心诚意为职工谋利益。要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热心公益事业。要坚持党的理想和宗旨，严格履行党员义务，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要增强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绝不能凭借经济实力干预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要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及时将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人清除出党，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要正确处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与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关系。我们允许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绝不意味着要把这些人作为发展党员工作的重点。江泽民同志讲得非常清楚，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发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始终是发展党员工作的重点。我们要适应工人阶级队伍变化的实际，从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进一步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七、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要执行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纪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要结合新的实际，努力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时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要坚决克服一切不符合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良风气，特别要注意克服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状况，纠正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重实际、求实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党内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中共中央组织宣讲团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讲。这是作者参加宣讲的报告稿的部分内容，由作者在统一提纲基础上编写。标题为收入本书时所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5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参见［德］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八日—二十九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德］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一八七四年七月一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德］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八四三年十月中—十二月中），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我国职工人数增加两千万左右，数量不多。但要考虑到，一九七八年由于经济成分较为单一，当时的“职工”基本相当于全部城镇从业人员，而一九九九年的“职工”统计数据则不包含私营企业、城镇个体劳动者以及不在岗职工等各类人员。如果一九九九年也以城镇就业人员口径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最终数据，人数为两亿二千四百多万。
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建国以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变化的一些资料》，见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3》，1~36页，经济管理杂志社，1983。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122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一九九八年以后的统计数字均为在岗职工数。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122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120~12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13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132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同上书，122页。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708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一九九七年—二零零一年统计数据，全国私营企业户数一九九六年为八十一点九三万户，一九九七年为九十六点零七万户，一九九八年为一百二十点一万户，一九九九年为一百五十点八九万户，二零零零年为一百七十六点一八万户，相关增长率系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得出。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参见《辉煌“九五”：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载《人民日报》，20000923。
关于党的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迄今为止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比较明确的说法来自六大的三个文献资料：周恩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以及大会资料《全国党员数量统计》。这些文件都提到当时全国党员为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周恩来在组织报告中说：“现在我们有很夸大的数量，但没有法子保证是正确的。我们的总数是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农民居多数，但海陆丰、醴陵一定要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总数是不能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有学者进行推断和估计，得出了“四万人”的说法，很多著作采用这一说法，比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第68页）等，但这个数字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文献依据。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未写出当时确切的全国党员人数，只是注明“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第261页）。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28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8册，2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5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1~2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67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178~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刘少奇：《论党》（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见《刘文奇选集》，上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