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黄包车牌号的母亲

一

每次回到成都，办完该办的事情，总要安排半天时间，邀成都的亲戚一道去磨盘山陵园看母亲。

母亲去世多年了，那年就是在磨盘山殡仪馆送走了母亲。真是让人难忘的事。我刚到北京不久，收到了家里的电报：母病危，速回。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得的是肺气肿，后来发展到肺心病，时不时喘不过气，最后离不了医院里的氧气管，只好把医院住成了家，一住就数年。好在她算老红军，能有一间单人病房。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和妻子带着儿子去医院陪母亲。儿子一直到进了北京，才知道原先他对星期天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一直认为“星期天就是人们上医院看病人的日子”。我调离成都后，在外地工作的妹妹调回了成都，照顾母亲。离开成都时，我感到母亲的不舍，但我的调动，可以让在外地教书多年的妹妹回到省城，母亲也就鼓励我到北京工作。

母亲名叫张淑容，出生于辽宁西丰的大富商家庭，“九一八”后，只身从东北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革命起点就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按组织部门的资历年限计算，人们都习惯称她“老红军大姐”。我离开成都，两年间回去过一次，医院也发过几次病危通知书，但都在事后才告诉我。这封电报极短，让我有不祥之感。收到电报，给妻子打个电话，我立即到东单的民航售票大厅，买了最近的一班飞机票，回到成都已是傍晚。从机场直接打出租到了医院，母亲已深度昏迷了，脉搏微弱。我坐到她跟前，喊她，连喊数声，她的眼皮抖动了几下。妹妹和妹夫说，妈总算等到你回来了。他们让我到医院门口小饭馆吃点东西，大家都一天没吃饭了，就留下长期陪同的阿姨守着母亲，出去吃饭。还是不放心，我们匆匆吃碗面条充饥，就赶回病房，前后不到半小时，母亲在我们离开时停止了呼吸。这令我深感遗憾，在她生命最后一刻，还是没有在她身边陪她。同时我也感到震撼：母亲坚持着最后一丝气，只是要等儿子回到她身边，听我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就安详地走了。

母亲去世后，把母亲的骨灰埋在哪里？有人说青城山，风水好；有人建议安放在龙泉驿，那里春天满山的桃花，风景也好。但最后还是安葬在磨盘山陵园。这是个小山丘，但离城最近，我只要回成都，花半天时间就能来给母亲扫墓。

上次，我们全家和成都的亲友都来到这里，难得聚集在一起。不是节假日，陵园显得宁静而肃穆。山不高，但一排排青松守着整洁的墓碑，空气里弥漫着鲜花和野草的气味，让我感到慰藉。我们在墓前给母亲烧了纸。墓园里有专用铁桶，把纸烧在桶里，不会污染环境又不会引起火灾。我们又找到香炉，点上蜡烛和香火，把带来的鲜花一朵一朵摘下来，摆放在墓座上。有人过来问，需不需要给墓碑描字？只需一百元！于是两个工匠又把石碑上的字全用金漆描了一遍。点蜡、烧香、燃纸钱、摆鲜花、描碑文，一件一件地做，我们又陪母亲度过了半天时间。

怀念一座小山丘，这小山叫磨盘山，因为母亲在那里。怀念是心在颤动，总需要一种形式，否则，我们难以释怀！灵魂需要肉体，当失去肉体后，我们说死亡降临了。死亡需要坟茔，因为死亡最好的证明是人们的怀念。送别亲人，这真是人生必修的一课。自从送走了母亲，我感到又走过了人生一道门坎。是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是我把她送出了这个世界。母亲走后，我常常从梦中惊醒，醒来以前，她还和我在一起。我每次回成都，都尽量挤出半天去这个小山丘，因为心灵需要一个实在的证明，不是证明给别人，而是证明给自己。形式是必要的，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彻底精神第一以至“空无”了，然而在这彻底之中仍需要借助语言这个形式啊！

有时，怀念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能闻到那青草的气味，能感到一片碧绿抚慰着你的心灵……

二

我小时候是喜欢养小动物的，养过鸽、兔、鸡、猫、狗、金鱼、蟋蟀还有蚕。养蚕是在刚进小学的头两年，说起来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但我记得还很清楚。这一点我也很奇怪，怎么像是昨天的事情……

最早的蚕种是向人讨来的，巴掌大的一张旧报纸上，有一片密密的蚕籽。开春不久，还冻手，就把这片纸捂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几天后，黑黑的蚕宝宝就出来了。找来纸盒，盒盖上用锥子穿出一些小孔。放上一层刚从桑树上冒出来的嫩叶子，用毛笔把黑黑的小蚕扫进盒里，也好像把自己的心扫进那小盒去了。那是一种快乐，也许正是这人生最初的快乐，让人同时记住了童年。那一年，母亲因为与地委书记意见不同，加上其他一些事，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在地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调到成都市教育局当中教科长。我们住的地方叫将军衙门，在衙门府后叫西胜街的巷子里。那院子大，从窗上的彩花玻璃，可以想见这院子曾风光得很。我们住在西房，北房姓王，东面是个书库，南面是个开会的房子，但没开过会。天井里的砖都被雨水锈绿了，滑，也就没人在天井里玩。只是有一丛含羞草长得很喜人，用手一触，它就瘫在地上，像戏里边的美人昏倒一样，你转身过去一会儿，它又容光焕发在阳光里招摇。母亲到这里后依然很忙，平时顾不上我们，连星期天也常是和老师们坐茶馆谈事。星期六母亲通常要带我们姐弟俩看一场晚场电影，电影院离家远，那时这城里的公共汽车只在几条大街上跑，电影散场后，昏黄的街灯下，回家的路真是太长了。

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在我养蚕的日子里，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源自蚕。看蚕吃桑是非常开心的事。盖上一层桑叶，蚕先伸出一星儿嘴，啃出一个缺口，露出一头，然后沙沙地吃出一大块地盘。当它们全爬在上面来了，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它们一个个昂起头，四处晃动，要吃的。这副乞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桑树叶不久便被各家养蚕的孩子摘光了。一到蚕断了粮，我就眼泪汪汪。母亲冲我吵一句：“哭什么，没出息！”便骑上车，到院里有桑树的老师家里去讨，还不能总去给一家找麻烦，我养一季蚕，母亲要跑半座城。那时，我读的是寄宿学校。星期天上学校的时候，要用一只大竹篮，把一片片擦得干干净净的桑叶，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上面盖一条湿毛巾。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一周的食品。到蚕宝宝长大了，变胖了，身子发亮了，吃得也更多了，一篮子桑叶坚持不到周末就空了。母亲就在星期四到学校来给我送桑叶。一到星期四课外活动时间，我就在校门边转悠，盼望看到母亲的身影。那时我见到母亲真是快活极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愿意为我送桑叶到学校。这违反了校方的规定，寄宿学校平时是不能探视学生的。

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大概因为养蚕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来说是有太多麻烦和太不容易的事情。养蚕只是让我找来这些小东西让自己去关心，却给逆境中的母亲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蚕吐丝了、结茧了，那些茧一动也不动了，我的养蚕事业也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茧能干什么，装进纸盒，收起来。只是想到这些小黑毛毛虫就这么长大，还能吐丝，还结这么美丽的蚕茧，世界在我心里也就可爱了。这些蚕茧也真神奇，因为它们，我刚读一年级时的情形，也保留下许多珍贵的片段。今天是我母亲的祭日，记得她停止呼吸之后，我从她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她时，她轻得好像吐尽了丝的蚕，能飘起来……

三

成都杜甫草堂外的浣花溪旁，辟出了个开放性的诗歌公园，我们出席公园剪彩仪式。草堂已经成了繁华的闹市区，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将草堂围在中心。草堂变得像进城的乡下人，怯怯地坐落在高楼新宅中，保持着安静，唯有安静是草堂最后的尊严。也许这安静也有价，门票六十元一张。于是爱进公园喝茶打麻将的成都市民，难得迈进这个高贵的去处，而把草堂留给外来的游客，让他们在静静的草堂里听杜甫的诗，也发一点天地之悠悠的感叹。

我的感叹不会远回唐朝，只回到半个世纪前。那是刚解放不久的成都。草堂寺、百花潭与浣花溪，这几个毗邻的近郊好去处，是成都市民春节“赶花会”和春天踏青的地方。这片成都西郊的风景地，是我童年记忆的导游图。我与母亲住在锦城西南的将军衙门附近，向西就到青羊宫。青羊宫是一座道观，它名气大，因为每年春节花会在此举办。青羊宫边隔溪相望百花潭。刚解放时这里是个小型的动物园，从青羊宫到百花潭，浣花溪相隔，那时没有桥，用木船架起浮桥，过桥收门票。我上的第一个幼儿园成都育才保育院，就在百花潭的后面。周末回家和星期天返园，都要路过百花潭。动物园里关小动物，保育院里关小朋友，大概“同命相邻”吧。青羊宫还算是城区，尽管是在城外挨着老城墙。百花潭多了一道溪水与城墙相望，完全是乡下风景了。再往西行，就是杜甫草堂，老成都人都叫草堂寺。原先这里有一座寺院，后来香火少了，名气压不住杜甫了，草堂寺也就改叫杜甫草堂。当年杜甫在此住了三年零九个月，此后自唐以来，代代修葺扩建，到清代嘉庆年间最后重修完成，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一座很了不起的园林建筑群。小时候我常常在草堂里游玩，原因是父亲所在的大学，位于草堂西面的光华村。解放后，旧大学进行调整重组，十三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合并成四川财经学院，父亲在这所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四川解放后，父母从武汉一齐进川，分别在川南两个地区工作，父亲在乐山任专员，母亲在另一地区任宣传部部长。1952年后，父亲调进成都组建大学，母亲也进了成都，但已被降为成都市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父母也离了婚。我和姐姐就经常在“将军衙门—青羊宫—百花潭—杜甫草堂—光华村”这一条路线上来回往返于父母之间。

那时，这条路线就是野外远足的乡村郊野路线。公共汽车只开到将军衙门西面一站的通惠门，再向西就出了城。我们平时和母亲住在城里，寒假和暑假才到光华村，住父亲处。老百姓往来行走，只有两种交通工具。独轮车也叫鸡公车，多运货物用，也坐人，人坐在车头，推车的人在后面推。这种车走得慢，但载重大，压得独轮叽叽咕咕叫，得了“鸡公车”的名字。另一种就是人力车，成都人叫黄包车，坐起来比鸡公车舒适，两个车轮也大，拉车人一溜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难得坐它，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出租车。成都人称之为“包车”，可见不便宜。我们姐弟俩去父亲学校度假，母亲就要叫一辆黄包车。坐黄包车去光华村，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跑长途了，是件大事。母亲总是在街头认真挑选，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实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轻人。找到车子后，母亲总是再三叮嘱，然后记下车号和车夫号衣上的号码，才扬起手与我们告别，一直在街边望着我们远去。

那时，从城里到草堂再到光华村，很长的路，路上行人也少。沙土的马路，没有铺柏油，难得有汽车开过。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就会扬起满天尘土。汽车真少，汽车也没有汽油，驾驶舱旁挂着大炉子烧木炭，边跑边喘，一口气上不来就抛锚。这样的车，一路上也见不到几辆，好在有两旁田野茅舍，“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也真是童年记忆中的美景！

如今，杜甫草堂变成城市中的盆景。高楼如云，车水马龙。站在这里，真的找不回我的童年了，还有那个记黄包车车号的母亲……

四

我说的茶馆不是老舍的茶馆，是成都这座南方省城的老茶馆。

我对于家庭和幼儿园外面的“社会”，最早接触的就是茶馆，是成都的老茶馆。老茶馆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场景，一张木桌，几把竹椅，便可开张迎客。茶馆有大的，比方说，当年的人民公园、武侯祠这些较大的公园，都有大茶馆，茶馆都是雨棚式的开放建筑，有顶没墙，房柱之间有低矮的木栏，木栏不高，可坐，人多的时候也可供跑单帮的茶客，坐在木栏上，倚着屋柱品茶休息。茶馆四面开放，围着茶馆的院坝也是茶馆的组成部分，摆满了竹椅木桌，院坝里的树木，便为茶客遮阳，太阳斜了，树荫移了，茶客只是把竹椅挪动一下，并不碍事。大的茶馆，茶馆里外，能摆几十张茶桌。小的茶馆，开在小街窄巷子，三五张桌子，都摆在街边上，茶馆小得只有一盘灶，摆着几只铜茶炉。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在茶馆里泡着，因为母亲坐茶馆。母亲坐茶馆是刚解放不久在成都当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的时候。她在延安时期就当过延安中学的老师，在我印象中，这一变故对于刚三十来岁的母亲，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灰暗。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名校的老师，周末常和老师们在茶馆里聚会聊天，每次三四位，一聊就是半天。

成都的老茶馆规矩好，客人泡了茶，从早喝到晚，随意，如果单个的人来喝茶，要出外方便走动一下，只要把盖碗茶的茶盖放在椅子上，掺茶的师傅就不会收茶碗，你可以回来接着喝。茶钱便宜，一杯有品级的花茶也就一角钱，公园里的这种大茶馆就像大集市，乌泱乌泱一大片人，茶客喊：“掺茶喽！”茶师叫：“来喽！来喽！”还有笑的骂的吵的闹的，整个茶馆就像一壶开水，咕嘟咕嘟地热气腾腾。有句老话：闹中取静，我以为正是说的成都老茶馆。

茶馆里，沸腾的声浪就是最好的屏风，让每张桌子上的人几乎只能听见自己的同伴讲话，熙熙攘攘的茶客们便各有洞天，相安无扰。和母亲常一起喝茶的老师都是成都几所名校的骨干教师。我想，除了谈工作，还有气味相投吧。他们都尊重母亲，谈话中总用“张科长”这个称呼。难道这是由于母亲身上的“游击习气”？反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没有见到过爱和老师们坐茶馆的教育科长了。

老茶馆不像现在的时髦茶楼，摆出一副“饮茶品茗”的高雅，老茶馆是市井的社交场所。据说以前老板会贴一张“莫谈国事”的帖子。这个帖子我在茶馆里没见过。茶馆是个开放的环境，说雅一点“阳光下的交际场所”，凡是能见光的事，在这里都能做。会朋友、谈生意、相亲见面、看书读报、听评书、晒太阳、捏肩膀、挖耳朵……一听金属镊子划出的声音，那就是掏耳朵的师傅过来了。我跟着坐茶馆，便用小人儿书打发时间。茶馆里有出租连环画的，一分钱看两本，五分钱便能畅快地看上半天，大人们谈什么，也就从不关心了。

想到老茶馆，是由于掂量出母亲和这些老师的友谊真是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据说成都的茶馆文化盛行，是与当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关系。清兵南征，一批满蒙子弟留在成都，他们生活的地区便是后来的“少城”，这些闲人，让成都变成消费之都，遍地饭馆茶馆让成都活色生香。我们家进成都就住在少城区，将军衙门后的西胜街一所公馆里住着全机关的家属。刚进城的共产党不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还真的很清廉。在我记忆中，不知跟着母亲进了多少次茶馆，但从没有和任何老师一起吃过饭。“下馆子”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没有人动这个念头。

跟着母亲坐茶馆的事情在1957年结束了。记得那两天下班后，母亲骑着车外出，很晚才回来。后来才知道，母亲那两天都在往学校跑，给她熟悉的老师朋友说一句忠告：“多听少说！”记得有位老师在母亲赶到前已经不住动员在大会上发过言了，这位老师姓黄，后来被划为右派。

十年之后“文革”中，我们家再次遇到风浪，我独自在成都为父亲的事奔波。此时已被下放到大凉山的母亲给我写信，信中说，如遇到困难，生活无着，可以去找这几个老师：九中的陈老师、十九中的张老师，还有附中的黄老师……

他们都认识我，记得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说一样的话：“我认识你，你是张科长的儿子。”啊，那时，我只是茶馆里读小人儿书的孩子……

五

在大凉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来里，有个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沪山的山，五十多年前，山下湖边有一所学校——西昌师范学校，在这学校的一排平房中，有过我的家。那是“大跃进”后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我的母亲被从成都下放到这个偏僻山区当一名教师。不久，我也从成都转学到西昌，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亲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编和某研究室的副处长，尽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过开除党籍处分，降了职，但下放一事，没有任何“新处分”的痕迹。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员的“带队领导”。其他被下放者到基层劳动了，她待在机关里闲得没事干，又不愿去监督巡视下放人员，于是就要求到学校当老师。有关部门不知是谁同意了，她就来到了这所师范学校。到学校后，她每月去领工资，发现自己的工资比校长多得多。她想，我是来锻炼的，于是她交了两份申请，重新入党的申请和要求把工资降到低于校长水平的申请。入党的申请没批，工资很快降下来了。从此她在大凉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母亲得到甄别，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但她的下放问题和降工资问题“无法弄明白”。这二十年来她的档案一直还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动下放和自动降级”二十年。

我从成都坐了三天的汽车，又让一辆小马车接到了这个家。

那时，这里真荒凉。学校没有围墙，野兽常在房前屋后窜。大凉山刚搞过民主改革解放奴隶，社会治安也不太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读了艾芜的《南行记》，如果你今天读这本书，就可以了解我那时的心境。

比蛮荒更直接的是饥荒。我到这里后，正赶上全国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西昌是一个没有大灾的地方，除了夏天的泥石流，人们还没有经历天灾的经验。

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的母亲，又在这里让我体会到许多难忘的事。

我们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了苞谷，长得挺好，但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没有阳光，苞谷秆就拼命地往上蹿，老高老高，夏天第一场暴雨，它们就全倒了。我们在屋后种了南瓜。南瓜长得很大，二三十斤一个，又能放得久，两三个南瓜，就让一个冬天有了底气。

饥饿年月，冬天特别难熬。越冷越饿，越饿越怕冷。在学校里念书，一下课，大家就靠着太阳晒着的那面墙，特别觉得“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都是向阳花”真是唱到心坎上了。

在那个饿死许多人的灾年里，我开始了在大凉山里的生活，这三年我长高了两厘米。这三年我就读于邛海另一侧的一所初中——西昌川兴中学。

现在，这地方是有名的航天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去年，我应邀去现场看“亚太一号”发射实况。我对主人说，我在邛海边住过三年。“哎呀，那可是依山傍海最有名的风景区，著名的疗养地。”是啊，我想起来了，那里确实风光美丽，只是住了三年，我都没有注意到这山光、这水色，可惜了。

写到下放大凉山，想起了母亲的几个同事。那时，原本实行奴隶制的彝族地区刚实行民主改革，大凉山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形容：穷乡僻壤。那时的大凉山有多荒凉？记得头一个月，学校前的马路上就发生了抢劫案，民族干校的会计到城里领了工资回校，半途便被两个学生劫了道。学校建在半山坡上，山上的花豹钻进猪圈咬死了猪，花豹拖不动肥猪，便在圈内饱餐美食，吃饱了，竟然不能再从猪圈木栅栏钻出去，被人生擒了。门前有劫匪，后山有豺狼，头一次身处如此险恶的环境，我便对身边的人特别关注。母亲的同事中，大多是当地的教师，也有不同凡响的人物，让人终生难忘。

一位是学校的音乐教师，气度非凡的高挑美人，在这荒山僻野就是仙女下凡。她和我的母亲关系很好，常到家里与母亲聊天。她没有男人，却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不像她的妈妈，两条眉毛又浓又黑，像个男孩。那时总有运动，还时兴写“大字报”，一来运动，老师们的事就被好事者们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揭发音乐教师的“大字报”总是用“糖衣炮弹”代替她的名字。我问母亲，母亲说：“别信那些，这是个不平凡的女人，读大学时，与学校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发生恋情，有了这个女儿。为了保护那个男人，她主动申请支援边疆，来这儿当了老师。”这个女老师让这蛮荒之地充满了一种温馨气息，让我从劫匪和花豹的噩梦中走出来，发现这里满山遍布着黄色的、紫色的小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位头发斑白的男人来学校里，先找我母亲，后来又与这位女教师见了面。他就是那个女孩的父亲。那次见面后，这位父亲将女儿接回了省城，而音乐教师依然孤身一人,终老于大凉山这所平常的学校。

还有一个男老师，对我母亲很好，因为我母亲在北京读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总是这样对别人介绍我母亲：“张老师就是林道静！”这位男老师是个混血儿，老爹是美国人。男老师喜爱游泳，学校前面有个大湖，让他十分开心，每天上完课他就泡在湖水里。他能在水底潜水行走，这让我十分不解。他力气也大，学校里凡有义务劳动这类事情，他也一个人顶三个人。他像个大男孩，也爱和孩子们一道玩。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爸爸？”他笑着说：“他是帝国主义！”如果说音乐老师像个仙女，这男老师就像个洋人王子，这穷乡僻壤也就有点“绿野仙踪”的味道了。只是男老师很快就离开学校了。这是由于受三年严重困难的影响，学校一天就开两顿饭，一顿饭每人一个馒头或半碗蒸饭。这位体格硕大的老师以前一餐就要吃四五个馒头，熬了几个月，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便给那位美国老爹写了信。不久，上面便给他办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看来，他那个爹还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哩。临走之前，他来向我母亲告别：“大姐，不是我不爱你们，我实在太饿了，真的。”就这么说的，告别词简单得让人想忘也忘不了。

六

晚上电视里又出现了那位说东北话、总是饰演母亲角色的老演员，妻子说：“这演员真像咱家老太太。老太太真是个心善的人，我想到那个困难的时候，周末为你留的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她说完这话，我俩都沉默了。老母亲去世多年了，妻子一下子说起干瘪的胡萝卜，又把我引回到五十年前那段漫长而饥饿的乡村中学生活……

母亲是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基层锻炼”的，下放后遇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当时，我就近上学的西昌专科学校附中只办了一年就撤销了。学校撤销，农村来的同学就失学回乡，学校里少数城镇户口的学生便安排到其他学校读书，我去了川兴初级中学。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块坝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围起来的一块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誉。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和川兴初级中学隔湖相望。在20世纪60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沿田埂小道走，老乡说，这段路有三十多里，我每次回家，都要走三个多小时路。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又走上了那三十多里的田埂小道。学校是周六下午放假。川兴初级中学是川兴公社办的农村中学，几排干打垒的房子，再加一个平整出来的操场，便是学校。我刚去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四周都是农田。有一条不长的土路连接进县城的公路，公路也是土路，没有铺柏油，也没有公共汽车。学校到城里有十五六里远。从县城再到母亲所在的师范校也是土石公路，还是十五六里。开初从学校回家，胆子小，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所以要走公路回家，公路上虽然没有灯光，但总有来往的行人车辆给自己壮胆。那时候，不光是怕黑，还怕狼，当地人叫狗豹子。不仅怕狼，还怕山上的彝民，大凉山民主改革在1958年才进行，在此以前奴隶主下山来抢人当奴隶的事，还让当地老百姓心惊肉跳。家里的小孩一淘气，大人就吓唬：“还不回家，下山抢人的来喽！”那时，我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走完三十多里路，实在是“弟弟你大胆地往前走”，没有人给我唱这支歌，只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那里有我想了一个星期的妈妈。我在这路上过了两年，越走越大胆，到后来就不走公路，沿着湖旁走田埂小道，这样会省两三里路；同时，走小路心里紧张，脚下的步子自然也急，总觉得能早些回到家里。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鸣和月色。能够与我的心境还有当时感受到的山野风景相呼应的有两本老书，一本是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一本是作家高缨的散文集《西昌月》。艾芜描写的是经典风光，苍凉而凄清；高缨的作品则是在西昌深入生活之作，浪漫而绮丽。两种情绪糅在一起，就是在大凉山乡村中学读书的叶延滨每个周末步行三十多里回家的心境。

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中学生有每月27斤粮食的供应，由于没有肉、糖、油、蛋等副食品，27斤粮食分配到每天就是每日三餐共九两食品充饥。到了周六最后一餐的时候，不同家景的同学就会有不同的举动：家景较差的同学，平时吃饭时，常把自己定量的食品让给其他同学，说好周六的时候“偿还”，这些同学到了周六吃饭时，就会“收回”平时省下的米饭，给家人带回去；家景好的同学，就会把这一餐“还给”平时“借饭”的同学，空着肚子回家去，吃家里的晚餐。西昌是山区，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靠湖的农家能偷偷下湖捉鱼，生活比较宽裕。靠山的农家，能上山采蘑菇、拾山货、打野味，过日子也能有点油水。苦的是种粮的农民，还有城镇居民，有钱也买不到吃食。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地就留着它，留给周六回家的爱子。

细节，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码。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对于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和亲情中永远温馨的母爱……

七

记忆是奇怪的。有时，记忆像个最吝啬的精灵，选择那些当时零碎枝节的细部，留了下来，而且越在脑海中留得久，印痕越深；越在时光之中存放，越放大得清晰。记忆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这种珍惜又使我记得我曾经珍惜过的事情。

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课本中还有没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了。这篇回忆录，从七根火柴的角度，写下了红军过草地的千辛万苦。这是一个短篇纪实文学作品，每次看到那些动辄数十万字的“巨型报告文学”作品，我就想到了《七根火柴》。我以为这是一篇写长征的经典作品，用一个红军战士对七根火柴的珍惜，表现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长征壮举中人性的光彩。

我们生活的现实，已经到了处处声光电的五光十色时代。我记得，在我少年时期，最困难的岁月，我们珍惜每一根火柴。那是疯狂的“大跃进”之后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物质匮乏到了空前的境地，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配给，都要凭票证定量供应。我记得，有粮票，粮票还分粗粮票、细粮票、全国粮票、省粮票等。县里自制的粮票叫“搭伙证”，不能流通购买粮食，只供在单位食堂就餐，然后各个单位的食堂可以用它到粮站购买粮食。此外还有食油票(每月三两)、棉花票(每年半斤)、糖票(每月半斤)、糕点票(每月半斤)、布票(最少的一年每人一尺五寸)、肥皂票(每人一块)、肉票(最少的一年每人每月半斤)、蜂窝煤票(城市居民专有)、煤油票(发给电力不足的小城市居民)等，还有逢年过节发的茶叶票、香烟票、豆瓣酱票、酒票、豆腐票……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在1960年前后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情况，可以去调查一下那个时候城市居民的票证发放情况。那些邮票大小的票证，让人们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证中，还有一种叫火柴票。

说到火柴，我们就会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用火柴的光，点燃了自己的梦想，让生命最后时刻有些许光明和温暖。我读这个课文的年代，正是中国人连火柴也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年代，因此，这小女孩不断划燃火柴的举动，在我们那一代孩子眼中，也许显得太奢侈了。我们更理解《七根火柴》，知道每划一根火柴，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有一年，在我的记忆中，火柴也要凭票供应，一家每月两盒火柴。火柴在那时不贵，两分钱一盒，但没有票，有钱也买不到。两盒火柴，不足两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烧三顿饭，晚上停电点煤油灯、点蚊香，还不是每一根都能点燃。两盒火柴，一个家庭维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里有一个抽烟的人，那就不够用了，两分钱的火柴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家人的面前。

四分钱，两盒火柴，在那个饥饿和寒冷的年代，让我看到了母亲坚韧而乐观的灵魂。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下面的这个细节：那时候，每天清晨，学校大食堂烧早饭的时候，烧柴草的灶孔下，堆着从灶里落下的柴草灰烬，灰烬中还有没有熄灭的红炭渣。下放到大凉山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母亲，就到伙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压得紧紧的一盆炭灰，可以从早上到下午都保持着热气，用小火钳拨开灰烬，还会冒出豆粒般星星点点的小火炭。就这样，不仅能取暖，还能省下火柴，留在没有炭灰的时候用。

用手指捏着火柴，划一下，噗地燃起来，那火花真好看。小心地点燃煤油灯，黑黝黝的屋子顿时有橘黄色的光亮。“真好啊，有火柴的时候，就不怕停电。”这是我对光明最早的礼赞。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我们家除了每月两盒火柴，母亲还有一份“特殊的供给”——每月一斤肉、一斤黄豆、一条香烟。这是配给具有“老红军资格”的人的待遇。母亲虽然被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待遇没有取消，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点奢侈品。买肉的时候尽量挑肥一点的，连皮带骨头的一斤肉，把皮和骨头加上青菜做一锅肉汤。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在热油里做熟了，然后一起放在一只小罐里，做成一小罐有肉渣的猪油。以后的一个月，做菜的时候，用竹筷挑上一星儿，青菜就有了肉味了。

一根火柴点亮油灯，半星油煮一碗青菜，在那个最困难的年月，在那个叫大凉山的深山里，让我感受到母爱那么真切、那么细腻。

2013年2月　整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