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的胜利

父亲去世多年了，每到清明，总会想起父亲的一些往事。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多，他是个忙人，儿时，我一直在学校住校，后来又在母亲的流放地大凉山，陪着母亲在那里读完中学。把我召回到父亲身边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张报纸。1966年初夏，北京大学抛出了陆平，南京大学抛出了匡亚明，于是省城的省报头版以几乎一版的篇幅，点名批判在大学当校长和党委书记的父亲。大段的声讨文字中流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走资派叶某某被愤怒的革命师生包围，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免于一死。就这样，我赶回省城，来到父亲身边。

还记得见面的情形。在被抄得几乎一无所有的家，我等候从批判会回来的父亲。父亲推门进来，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黑圆口布鞋，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黑帮分子叶某某”。“来啦！吃过饭了？”父亲一边打招呼，一边把高帽子脱下来，放到门边，又把胸前的“黑帮分子”牌子挂在衣帽架上。我们这次见面，是经过工作组批准的。父亲以写交代材料需要为理由，从抄家的物件中要回了四十多本工作笔记。大概他早有思想准备，这四十多本工作笔记，在被抄走前都用毛笔在封面上编了号。父亲把它们交给我带走。见面不到一个小时，父亲说：“时间到了，你走吧。”然后胸前挂上牌子，把纸高帽扣在头上，往门外走去。突然，他转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吧？十八岁了！大人了，哦，我在你这个年龄都当团政治部主任了。”父亲淡淡地微笑着，推门出去。这曾是个家，但现在这个家空空荡荡，父亲不能住家里，在学生大楼里被三个学生看管同住。我也不能住这里，武斗开始后，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常常有人朝这里打枪。出门前，我数了数墙壁上被重机枪打出的弹孔，正好有十八个打穿进屋的孔，十八个，和我的年龄一样。

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的消息。听说其中一位还与父亲同住一室，大白天正写着材料，推开窗就一头栽了下去。听到这消息，一连好几天我都围着锦江宾馆散步，我希望父亲万一也推开了窗，会看到我。我希望他活下去。

连连发生跳楼事件，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上面叫各单位派人把自己的“走资派”领回去。我早早骑自行车赶到宾馆门口守候，看到有的开着小车把人接走，有的是派人和家属一道来接人。父亲的那个大学造反派威猛，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贴满“打倒”“砸烂”的大标语，车帮上架着高音喇叭。来者不善。一群造反派，拥着父亲出来，刚迈出大门，立即反扭父亲双臂，按着头，哈着腰，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棚上，大喇叭狂喊乱叫，大卡车疾驶而去，我一路紧追，追进大学的校医院。

我没见到父亲被打的情形，只见父亲牙齿脱落嘴角出血和浑身青紫的伤痕。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中年医生，抬手递给我一张诊断书，上有一行检查结论：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这个医生的这张薄纸，让我明白父亲的处境。大学在城西郊区，距城区六七里路，校门前是一条省道，因而学校是造反派扼守省城的要地。学校变成了“军事据点”，校门口堆满沙包工事，持枪的武斗队员日夜站岗。父亲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大楼里，同房有三个造反派大学生同住，24小时值守。要把父亲从这样的地方救出来，是件难事。我为此找过军队“支左”当局，也找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均无任何结果，有点同情心的也就说出一句：“现在这么复杂，只有家属自己想办法。”

大学的一位中年女老师，找到了一位姓张的工人帮助我，此人在部队当过侦察员，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位姓黄的技术员。讨论产生了一个长达数月的计划，主要实施者是我和父亲两个人。

我每周从城里到城郊的大学去看望父亲两三次，骑自行车，背一大包食品和必需的日用品。每次进校门，武装人员都要检查所带的东西。进到宿舍楼，通常都有人与父亲同在屋里。每次我都带四份食品，给父亲一份药品和咸菜、水果，给那三个同屋的学生点心和水果。开始他们推却，界线划得清楚。我就把东西放在桌上，等我一走他们也就乐得享用。次数多了，当我的面他们也就吃起来。除了送食物，我每周还要给父亲剪一次头发。用推剪给父亲推出短发平头，不在乎样式好孬，剪完了，父亲用手抓一下，头发剪短后抓不住了，说一声：“行了！”上批斗会，揪不住头发，要少遭许多罪。

我的努力目的是让父亲保持与外面的联系，而父亲的努力目的是用耐心争取一个逃走的机会。

和看守的学生关系得到了改善，父亲就提出每天早上到锅炉房打开水，顺便也散步放风在校园里走一圈。原先是每天下午出去放风走一圈，每次都有一个看守陪着，后来改成早上六点起床上锅炉房打水同时放风散步。看守者睡不成懒觉了，不乐意。多说几次、多吃几次我带来的东西后，他们同意了。

秋天的六点钟，天已经亮了，走一圈回来，正是吃早饭的时间。天天不变，清早六点准点起来，天色一天比一天暗，天气也越来越冷。终于有一天轮值陪同者不想起床了，父亲独自一人，照常去锅炉房打水，然后提着热水瓶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七点前回到住处，东方才泛出鱼肚白。校门有人站岗，父亲不可能走出去。天没亮也没有人注意有个“走资派”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默许变成习惯，打那以后，早上起床后没有人跟着父亲了。六点出去，七点回屋，正点正常。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工人老张和我，住进了学校墙外一户人家中。早上五点，我俩推着自行车，来到校园围墙外一道小铁栅门等候。雾气浓重，寒意透心，上下牙不禁时时打战。六点半时分，父亲走到了小铁栅门前。我把一架小竹梯从铁栅间塞进去。父亲把竹梯搭在围墙上，爬上围墙，又抽起竹梯递了出来……成功了！从秋到冬，就为了这一刻！工人老张骑车在前面开道，我努力稳住神，两条腿直哆嗦，一咬牙蹬动了车子，父亲坐在后架上，拍了一下我的背，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沿着小道冲进了浓浓的晨雾中！

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一次成功，这是耐心取得的成功，耐心做那琐碎、乏味、刻板的小事，因为有爱，因为有信心……

201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