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无渡河

“名教叛徒”

被林孝恂斥责为“名教叛徒”的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父亲，也是对林徽因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这一点，在坊间流传颇广的一张父女二人的合影中，可见端倪。镜头里的两个人神情端正地坐在盛大的光阴深处，一样的面目如画、姿态端正，一样的萧萧肃肃、俊美清逸，甚至于，眉宇里的执着与骄傲也如出一辙。这一份难描难画、珠联璧合的天然默契，令人不禁好奇它的养成，除了一望而知的家族基因，还有些什么是旁观者、后来人所不了解的。

作为林徽因父亲的林长民，也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说起林长民，今人只怕大多不甚了了。当年，他的名字却是可以和梁启超相并提的。他是民初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也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法政先锋。他一生志在济世经邦，为官一度至“司法总长”，朝野无人不知，也算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的高位。只是，这样一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却未能逃脱宿命的安排，最后不但遭遇杀身之祸，丧命关外，身后更是一片落寞。林长民故去近百年，其人其事，几近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若不是林徽因，人们只怕早已遗忘了他的名字。真真是一抔黄土掩风流。从这个角度看，林长民的人生堪称是一场悲剧。

林长民，生于1876年，字宗孟，自号苣苳子，亦号桂林一枝室主，晚年因门前栽有两株栝树，故又号双栝庐主人。从照片上看，林孝恂的儿子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他的轮廓，其中，又以林长民酷肖其父。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描述林长民：“躯干短小，而英发之概呈于眉宇。貌癯而气腴，美髯飘动，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语则简括有力。”^[1]不仅如此，林长民心连广宇、胆识超人的胸襟也与林孝恂如出一辙。只不过，毕竟又是一代人，林长民走得远比林孝恂设想的更远。他自幼聪慧绝伦，被乡党宗族视作神童，少年时在自家的林氏家塾中读书，受业于林纾，与教新学的塾师林白水互称友朋。家塾的教育是新旧相兼、双管齐下的，林长民也由此获取了最初的西学知识，想做什么虽然还不太清楚，不想做的却已了然于胸。塾师林纾对自己这位天才学生的志向颇为了解，曾说过：“长民林生独未尝为制举之学，然则长民固不愿取决于庸俗之眼，求倖于蒙昧之获……世变日兹，长民不见窘于制举，长民可语也。”^[2]别人为大志走上了科举，他为更大的志向放弃了科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长民中秀才，这是他科举生涯的开始，也是结束。这一年，他弃举业，在家苦学英文、日文。1906年，林长民赴日留学，不久回国，就读杭州东文学校，毕业后再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预科及大学部政经科求学。

留学日本时期，林长民的各项才能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他是留日学生中的明星式人物，热心社会公益，一度还担任留学生公会会长。推举他的人一致认为他身兼数长：有才，学识渊博，且“善治事”，尤善应付复杂局面；有胆，遇事肯担当，绝无畏葸之态；有口才，善于辞令，滔滔雄辩；有财，“家本素封，交际所需，不匮于用”^[3]，且为人豪爽仗义，乐于为人排难解纷。相传当时中国学生在日本典当衣物换取钱财时，如有林长民介绍，典价必较寻常为高。只因当铺主人知道林长民素来慷慨，即便典当者他日无力赎回，林长民也会代为取偿。

以一身而兼数长，林长民可算得上留日学生里的翘楚。但是，日本的天地并没有把林长民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和林觉民、林尹民不同，林长民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立宪政治。因此，当林觉民、林尹民慷慨陈词，宣扬革命的宗旨时，林长民则更注重广泛地交游结纳。他的交际圈里充满形形色色的人：他认得日本名流犬养毅、尾崎行雄，也熟识中国名人张謇、岑春煊；他和汤化龙、孙洪尹、刘崇佑、徐佛苏等留日的立宪派志士互相引重，定为深交，也结交君宪派的杨度，同盟会的宋教仁、黄兴。不同政见的各路豪杰，都是他的座上宾。用林长民自己的话来讲：“政治家须有容人的雅量，中国前途不可知，尤须联络异己，为沟通将来政治之助。”^[4]他已经开始按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塑造自己，规划未来了。

1909年，33岁的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回国。像当初放弃了举业一样，这时他又拒绝了清政府授予的翰林进士身份，只身返回福建老家。因为林长民本身才华出众，在留学生界声名在外，再加上从福建走出的老父林孝恂官声好、乡誉佳，因此福建官绅对林长民争相延纳。一肚子西洋政经之学的林长民，慨然于国民教育程度的低劣，以为从事政治教育才是根本之图，于是推却四方之聘，出任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其间，他厘定学则，革除积习，大刀阔斧推动变革。他的少年锐气刺痛了许多同僚上司，他们借口林长民改革失当，将他告到了当时的提学使姚文倬那里，林长民遂被罢免。^[5]心高气傲的他索性自立山头，斥资在福州设立法政学堂，自己亲任校长，自诩为“与旧势力奋斗”。一时闻风来学的，竟有百人之多。在林长民的经营下，学校很快就上了轨道。对林长民来说，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应该算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他始终寄予希望的所在。这以后，他远赴北京，奔波政治，但仍关注学校发展，“年筹巨费，以滋维持”。各省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了又关闭，只有福建的这一所日渐正规，后来还扩充为福建学院。这一切，自然离不开林长民的苦心规划。

当林长民进行他的法政教育试验时，清政府迫于时局的宪政改革也在试验之中。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纷纷设立谘议局。林长民极力推动宪政，先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与各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后与梁启超、徐佛苏等组成“宪友会”，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的形式迫使清政府开放政权，转入民主政治的轨道。然而，这温和的“忠告”并不奏效。“宪友会”成立后，清政府为示对抗，组织了一个名为“宪政促进会”的保守党。新旧之争愈演愈烈，立宪派处处受保守派掣肘。面对此景，林长民、梁启超都失望已极。一向温和的梁启超痛心之余，痛斥清政府为“麻木不仁之政府”“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而林长民则表现出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清高，他急流勇退，离开了谘议局，辞去书记长一职，前往上海申报馆谋差。无官一身轻的沪上岁月，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名士习气，整日诗酒文章，挥金如土。据传，林长民这时仅月包马车一项开支就达80块银圆之多。如此挥霍，就连同居上海、淡泊金钱的老父林孝恂也认为太过奢侈。^[6]只有林长民自己知道，整日的闲散只是表象，“千金散尽还复来”，也只是因为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林长民在等待机会。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如星火燎原，各色人物以辛亥革命为舞台，纷纷登场。林长民一方面在上海创立《法政杂志》，普及法政，同时以福建省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临时约法会议。向来主张立宪的他，力荐黎元洪为大元帅，同盟会党人则推举黄兴。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于林长民，局面已然是杀机四伏。投票数日后，林长民偕浙江省代表屈映光同赴南京，于下关火车站遇刺，多亏他有早年在林氏家塾日夜习武的底子，身手矫健，枪声乍响，往地上一趴，子弹从头顶飞过，方才幸免于难。经此一劫，林长民始而明白自己并不见容于革命派，于是漏夜出城，返回上海家中。老父林孝恂又惊又忧，将儿子关在楼上，“累日不得出”。本来林长民在留日时和黄兴、宋教仁颇有交情，立宪与共和于当时的中国，也难说先进与后进，而且，林家才有两位至亲为革命捐躯。同盟会对此一概不顾，林家两兄弟血迹未干，便对林长民痛下杀手，意图永绝后患。如此心狠手辣，在同盟会，固然是存大义而废小节，但在言之凿凿的“铁血共和”的背后，也很难说没有权势之争的私心私欲。对理想狂热，对现实麻木，抽象的抒情、具象的冷漠，林长民的遇刺，勾勒出20世纪初年中国革命的凶险、复杂。作为个体的存在，一旦被裹挟于狂飙的中心，便是步步行来，步步惊心，再难独善其身。

不过，面对如此凶险的情势，林长民矢志不悔。对科举的放弃并不意味着对仕途的放弃，林长民自认为有政治异禀，因此在政治上有远大抱负，一心欲做“治世之能臣”。这依然是中国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只不过，在林长民的时代，这“治世”被他理解成了行之有效的、实行民主宪政的政府。在政局诡变的民初，这样的抱负要想实现，谈何容易？较之“民”字辈兄弟中的林尹民、林觉民（后者为革命牺牲），这样的选择的确需要勇气，但死者已矣，还留有精神气贯人间。林长民浮沉宦海近20年，心力交瘁，最后志向未竟已心灰意冷，他为了政治理想而活着，活得，却更不容易。

卿本佳人

虽已决定以政治为毕生志业，但林长民身上并没有太多政客的圆熟、世故与老到。相反，他在同僚友侪间留下的多是白云出岫、丰神雅淡的印象。

比如他的忘年交徐志摩，撰文提起与他的订交，无限的感慨是：“我从最初惊讶你清奇的相貌，惊讶你更清奇的谈吐，我便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7]以“清奇”一词评骘政界人物，本就不多见，出于诗人之笔，就更是难得。尽管林长民多年来在政坛惨淡经营，但他的一生真正让徐志摩认可并期待的，始终是他的另一重身份——徐志摩以宋代学者张君房比附林长民，多次讽劝林长民“趁早回航……领导这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土”。

徐林二人私交甚笃，这一段文字写于林长民身后，诗人在哀痛中握吊挚友惨变，可说字字肺腑。而由“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到“领导这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土”，徐志摩想表达的绝不仅仅是对林长民才学的引重和推崇，更是一份沉重的扼腕之憾。

林长民究竟是何等样人，他的弃学从政竟令徐志摩感慨如斯而不能去怀？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理由就是，他们是同类，彼此间有同类的懂得和激赏。《红楼梦》里有段话，大意是：天地间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值灵秀之气适过，正邪交葛，搏击掀发。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为情痴情种，奇优名娼，逸士高人。

这段知人论世之语，可用于徐志摩，但放在林长民身上也并无不妥。

从林长民的人生轨迹看，无论气质谈吐、天赋秉性，还是才情才思，他本人都更接近于文人逸士，而不是一名政客。出任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时，有人形容他“瘦骨削面，长髯飘拂，双目炯炯如电”，最为奇特的是“襟袖浓香馥郁”。^[8]这样神仙般的人物，在军匪横行、尘土飞扬的民初政界，除却林长民，只怕再难找出第二人。林长民在北洋政府的同僚也颇以此为奇。提及林长民，他们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呼朋唤友，虽然他广于交游，也不是他的急于用世，虽然他一心入仕，而是隐于其后的“其秀在骨”。^[9]一度和林长民关系颇近的王揖唐就戏称林长民“色艺俱佳”^[10]。在散见于今的各方评语里，对林长民的气质勾勒最传神的，自然还是和林长民结交最深的徐志摩。在记述自己与林长民的交往时，徐志摩有这样一番话：“你摇曳多姿的吐属，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谐趣……我倾倒你的语妙，往往含笑静听，不叫我的笨涩羼杂你的莹澈。”^[11]这段文字写得饶有趣味，以徐志摩的风流俊逸、锦心绣口，面对林长民，竟然自觉笨拙生涩，只愿聆听而不想开口。这场景，恰如大观园里的宝玉见到众多钟灵毓秀的女儿家，立时自觉成了“须眉浊物”，少不得要处处恭敬维护，真心待之。这一份会心和熨帖，再次证明了林长民和徐志摩的气味相投、惺惺相惜，不是一类人绝说不出这样的话。而由这样的视角出发，一个烟云水气、风流自赏、不滞于物、不拘礼俗的林长民便出现在世人面前。他的容貌精神里，“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徐志摩语），永远是年轻的明亮与飞扬。在新旧转型，风气尚不算开的民初社会，他敢用“爱情”作题，为青年们演讲，他和小自己20岁的徐志摩假扮情人，鸿雁往还，做恋爱游戏，他以半百的年纪登台出演泰戈尔的戏剧，他和自己的女儿互称知己，以友朋相待。凡此种种令时人侧目的行为，他却私毫不以为意，轻裘缓带，衣袂飘飘，谈笑间，将那些飞短流长的诛心之论统统弃于身后。

那份尽兴，那种不给自己留一丝余地的勇气和锐气，就好像他从来不会老去。

林长民很清楚自己的这种性情。昔日被福州法政学堂罢免之际，他曾放言“蹇性窈思，难以谐俗”，这固然是受挫后的负气之语，言语间的矜持却也历历在目。之所以“蹇性窈思”，一半固然是天生的个性，另外一半，多少也是因为心中有所恃。只不过，他所凭恃的不是权势、金钱或者门楣，而是他的才情才气，这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林长民自成一格的“其秀在骨”，孤高飘逸。以文字而言，林长民好文字，也擅文字。然而他的好，不是勤于修炼、铁杵磨成针的好，而是随心所欲、闲情偶寄的好，并不苦心雕琢，闲闲着笔，而自有韵致。其行文风格，由“旅欧日记”可见一斑。

余等登岸馆于Hotel Splendiol，馆面湖背山，而湖自Vevey以东，对岸诸峰，回合渐紧，……虽水天相接，而左右映带，岚翠若扉。扉半启，右辟而左翕也。湖光如练，鹅鹤之属，飞泳其上，其乐无极。四时半同人出游，盘山而上。山稍稍凹处，不见湖光。亭馆无数，多富人巨室别墅。行数里后，旷然面水。树木森蔚，略有松柏，针细而短，其枝横出，不若吾东方之松干之夭矫。^[12]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巅，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 at chardraux时许……七时归舟，改乘Simplon，亦一湖畔地名。晚行较迅。云暗如山，霭绿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际尚有微明。^[13]

这两段散记，录于旅欧途中，虽属随意试笔，且篇幅短小，仍极具神韵地勾勒出一幅青绿写意山水，字里行间充满晚明小品文式的精隽清雅，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文章而外，林长民还有极深的书法造诣。今日仍悬于长安街的“新华门”匾额即他的手迹。据福建籍诗人陈兼与记录，林长民“少即工书，初学《灵飞经》，娟秀无匹。偶学小欧，亦极凝整；小行草如时花美女，一时无两。后在北京，不免为风气所趋，亦参北碑”。^[14]这一说法在林长民亲属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据林长民亲属言，林氏研习书法由晋唐人入手，美妙绝伦，中岁习魏碑，字体一变，秀雅中显出朴茂遒劲，达到所谓“融碑入帖”的境界。比如，林长民晚年以行草小楷书写的“旅欧日记”，就被今人评为“疏朗中透着凝练，散淡而不失法度”，置于书家名作行列当无愧色。^[15]另一幅与民初画家姚华合作的书画作品《佛像》更见其功力。这幅作于“甲子（1924年）夏五”，也就是林长民下世前一年的书画小帧，在纵11厘米、横17厘米，如明信片大小的页面上，由姚华绘红衣阿罗汉一尊，线条浑厚苍劲，佛像相貌生动有致。佛像旁辅以林长民手书小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笔力苍劲，结字工楷中有行书笔意，丰润朴茂中见灵动之致，书画相得益彰，堪称传世佳品。^[16]

说起林长民的书法，还有一段佳话。民初，王世澄、黄浚所办《星报》，蒲殿后、刘崇佑所办《晨报》常登林长民的诗。《晨报》是研究系喉舌，孙伏园、徐志摩先后都曾担任过这家报纸的副刊主编。两家报纸的编辑校对一见有林长民送来的诗稿，必要争抢到手，将诗誊录一遍，留起原稿，以抄件付字房排印。原来林长民的诗稿都用特制的笺纸所写，书法秀逸如不沾人间烟火，见者爱不释手，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坛艺苑，一致推崇，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纵论天下书法家，曾和伊峻斋（伊立勋）说起：“你们福建书家，却只有两位……”伊峻斋以为自己会是其中之一，康圣人却从容道：“一个是郑苏戡（郑孝胥），一个是林宗孟。”^[17]伊峻斋出身书法世家，家学渊源，天资过人，真草篆隶无所不能，且功力深厚，在清末民初的名书家中也是数得上的人物。这样的大家，在康有为眼里，尚且及不上林长民，由此也可见，林长民的书法功底绝非是浪得虚名。

在民初的士林中，林长民这般的才情、傲世刺世的锋芒，使他远远区别于一般的风流名士。明人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林长民就是一个才气、痴气并存，有癖有疵之人。一个人携带这样的性情、天赋与才华，固然是极大的幸运，但也未尝不是凶险万分的事。这两者间的转换，全看一路遇见的人，要到达的方向。以林长民的才情，若潜心于学问文章或者翰墨丹青，成就一番名山事业并非难事，“蹇性窈思，难以谐俗”放在文坛艺苑甚至于学界、思想界，也是锦上添花、相映成趣的事，哪一个大家没有些自己的锋芒和个性。然而，遗憾的是，林长民并不甘愿安坐在书斋里孤芳自赏，而是一心一意要走一条自己并不十分擅长的路。总体来说，他不是一个有着自己专业兴趣的现代型知识分子，而是一名转型期的士大夫。他用世心切，虽受过西式教育，在宪政领域一骑绝尘，充当先锋，思想深处却是儒家的生命观照。在他的观念里，“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始终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途，而他自己以西化中、替国家寻出路的宪政理想，也需要通过参与并且实践政治来推进。这两重观念，前者来自古典的庙堂意识，后者取自西方的参政意识，它们一中一西、一旧一新，在林长民的身上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在这双重价值观的合力下，林长民实际上很难跳出为官、从政、立功的窠臼。由此，便也注定了他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

书生意气大王旗

辛亥年的子弹没有挡住林长民入仕的雄心。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林长民出任秘书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正式开始了他参政的历程。他和梁启超旧交张謇等人组织统一党，自任干事，迎回在日本流亡13年之久的梁启超，意图在新政府大展抱负。这一年3月，袁世凯经多方博弈，出任大总统。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袁世凯政府和以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两相对峙。国民党在国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出身于旧王朝的袁世凯，所思所想无非巩固一己之权力，对于民主，无论从制度还是理念，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更谈不上认同和支持。因此，国民党作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局面让袁世凯颇为不安，私底下，他忧心忡忡，对杨度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18]害怕被夺权的袁世凯思虑再三，决定出资20万元支持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而另一厢的梁启超、林长民为避免出现国民党一党独裁，也在努力推进三党合并。

1913年5月29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正式合并为进步党。议会中形成两党对峙之势。林长民以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的身份出任该党最重要的机构——政务部部长一职。进步党虽以黎元洪为理事，但军人出身的黎元洪对组织政党一事不甚了了，也兴趣不大，于是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就成为进步党实际上的领袖。他们主张和现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通过说服引导使中国宪政渐入民主政治的轨道。正像梁启超所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19]梁启超的这番话是功败后的反省，也间接说出了林长民的心声。他俩都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梁启超长林长民三岁，他们同属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两人都有传统功名，对西学都有一定认知，都有相当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政治抱负也大体相同，概言之：“第一是要组织政党，实现政党政治；第二是要做‘国务大臣’，一展个人抱负。”^[20]在帝制已废的民国，这样的理想，犹自带有旧时的士大夫情结。从晚清走出的林长民、梁启超二人渴望成为新时代的贤相，以自己的热血、洞见、智慧，佐明君，定国体，立国基，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功垂后世。这种想法本没有错，新朝初建，悠悠万事，本来就是制宪建章、厘定法规、奠定基业的关键时期。问题在于，梁、林二人以及他们所执掌的政坛研究系，把实现这一政治蓝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现有政治势力的合作上。这一策略，固然是审时度势后的考量，二人走了一条在他们看来虽然保守但是也相对稳健的路线——毕竟，辛亥之后，人心思安，唯有北洋集团这个彼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才有足够的力量平定乱局。用梁启超的话来讲，“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只是，在制度未定、兵祸频仍，政治和武力高度统一的政局里，以一己手无寸铁的书生之能，践行这样的策略，实在不啻为与虎谋皮，困难和复杂程度都毋庸置言，要做到“善用”，谈何容易。当然，林长民对此也不是全无准备，他此前的经历——被免、遇刺，一次比一次凶险，都在提示他前路的艰难，但他认为自己已有足够的智慧应对。只是，随着从政的路途不断深入，他才发现，一切远远超越了他的想象。这条貌似稳健的路不仅危机四伏，而且争议满天。他走得辛苦不已。

1913年，林长民被推选为参议院议员。4月，他出任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袁世凯设临时参政院，副总统黎元洪出任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对于袁世凯，林长民和梁启超自然心意相通。于公，他们都期望能约束并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开明专制”，进而使国家走上宪政轨道；于私，他们也都盼着由此实现自己以读书人之身从政的理想——有效而纯正的政治参与。

1912年，林长民和梁启超便是抱着这样美好的愿望加入袁世凯的政府。

对林长民而言，1912—1913年的光景应该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时节。有什么比新朝兆始、百废俱兴更能激发一个从政之人的热情？更何况还是去帝制、立民国这般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任何言语都不足以形容他此时的意气飞扬，一如早期留日时的明星风采，国会现场的林长民羽扇纶巾，雄姿英发。他文才俊美，谈吐动听，熟悉议场手续，谙熟国会事务，引来一众关注的眼光。然而，这种关注，终究只是场面上的热闹。袁世凯看中林长民，并非认同林长民的议会政治、立宪政治的理想，只是期望借助进步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一决高下。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运作也不是除旧布新的制度建设和健全法制，而是激活传统黑暗面的权力的巩固，收买、暗杀、分化，黑白两道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及至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同时也废弃了国会。这样的结局，绝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悲剧所在。在民主政治这个平台上，任何政党，包括敌对政党之间，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进步党的价值正是依托国民党而存在。当北洋集团借助进步党之手驱逐国民党，国民党的愿望固然落空，但进步党最后也落得和国民党同样的下场，中国失去了一次迎接新纪元的机会。

1913年，眼见着形势急转直下，梁启超急行舍去，和弟子蔡锷联手反袁护国。相比梁启超合则聚、不合则去的快意，林长民的态度则圆润转圜得多。他以为，政党的目的就在于取得政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该自断前程。缘此，当梁启超已开始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式大笔讨袁时，以才华自诩，渴望有所表现的林长民却并不甘心就此收场，仍旧在和袁世凯苦苦周旋。袁世凯也不失时机地给了他坚持的借口。1914年，林长民的父亲林孝恂病危，林长民欲返沪侍奉，到总统府告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等贵重之物。不久，林孝恂病逝，林长民悲恸不已，撰哀启文，袁世凯得知，再赠银三千。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治丧结束之后，当林长民返京入新华宫销假时，袁世凯先是扶起林长民，好言劝慰，接着，他随口背诵出林长民撰写的悼词，自始至终，不落一字，背完泪流不止。

这一幕，隔着一个世纪的时间往回看，在岁月沉重的油彩和灯光下，充满了戏剧式夸张、荒诞和滑稽，同时，也充满了戏剧式剑拔弩张的张力。如同所有登基问鼎的新帝，袁世凯一朝大权在握，恩威并施，当着林长民背诵悼词至涕泪交加，用心不可谓不苦，也不能说没有怜才之意，然而，恩的后面，扑面而来的是一片杀气腾腾。聪明如林长民，自然不会感受不到。私下里，他密告亲友：“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21]从此听命于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林长民也饱受诟病。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出从旧王朝带来的专制的底色，林长民也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书生从政的两面性——理性上追求真理，现实中依附权力。如果说，林长民最初投身袁世凯政府期待的是纯正的政治参与，那么随着袁世凯的野心日益膨胀，他投身的理由其实已不复存在。之所以不能及时抽离，不用说，林长民有他的苦衷，但这份苦衷很难用“被动”二字完全开脱。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早早挂冠而去。其间的犹疑沉吟，在林长民，有试图挽回局面的用心，但多少也体现了他性格中的不甘寂寞、自负执着，以及由此而生的急功近名的恋栈之心。持同样政见的二人相比，如果说梁启超在关键时刻往往能表现出急流勇退的智慧、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清明，林长民的一生则始终难以突破自己，期望“有所为”的时候多，甘心“有所不为”的时候少，于是一再陷入命运的怪圈，以理想主义的初心，一次次重蹈覆辙，成为权力的附庸和装点。

1914年8月，进步党人成立了“宪法研究同志会”，另有一部分人同时组成“宪法讨论会”，两会共同的宗旨都是推进民主宪政。9月12日，进步党人将两会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梁启超、林长民以研究系名义继续参与民国政治，参与的路径一如从前——引导握有实权者行宪政之路。只不过，他们引导的对象由昔日的袁世凯变成了段祺瑞。

1917年，张勋复辟，林长民加入段祺瑞的“讨逆军”。7月，段祺瑞挟讨伐张勋复辟获胜之势出任总理。研究系一众成员由此对段祺瑞寄以极大期望，比如梁启超，早在助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时候就表达过自己对段祺瑞的支持：“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

自然是有很多人佩服。从力逼清帝退位，反袁世凯复辟到讨伐张勋，段祺瑞俨然已经是三造共和的英雄，这样的光芒使他一时之间备受瞩目。1916年，胡适在日记里就写下这样的话：“人问今日国事大势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初年的情形。美国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党闹起来的。后来革命虽成功，政府可闹得太不成样子。那时的美国，比今日的中国正不相上下，怕还更坏呢。后来国中一般稳健的政客，如汉密尔顿、华盛顿之类，起了一次无血的革命，推翻了临时约法（即《邦联条例》），重造新宪法，重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宪法。……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22]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梁启超的诤友周善培就曾经力劝梁启超，与段祺瑞只能为友而不能共事。梁启超问：“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周善培答：“我也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梁启超又反问：“为什么做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善培说：“当然是两回事。做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23]

遗憾的是，这样的忠告在当时并没能阻拦梁启超、林长民和段祺瑞的携手。1917年7月，段祺瑞重组内阁，设置9个总长席位的段内阁，研究系即占去5席，控有行政、内务等重要部门，其中林长民掌司法，梁启超掌财政，汤化龙掌内务，汪大燮掌外交，范源濂掌教育，^[24]段内阁俨然成为研究系内阁。大权在握的研究系天真地以为，他们已经掌控了局面。但事实上，他们的际遇比起此前的袁世凯政府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段祺瑞也只是利用研究系于一时，徐树铮私下对段祺瑞所说：“梁、汤辈只能利其虚声，点缀北洋门面，实在事，还要我们自家有办法。”“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必有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为他人利用。”^[25]就这样，满怀壮志的林长民、梁启超变成了段祺瑞政府的“文案老夫子，不是国务员”，愿望再度落空。

对于林长民，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无所成，既非自己的预期，也令他身后的林家人为他暗暗叫苦。近80年以后，林长民的侄子林宣接受访谈，讲到林长民的从政，他援引了林徽因对自己父亲的评价，这评价只一句话：“他像晋代士大夫，清谈误国。”^[26]

林徽因一生专注学术，远离政治。不仅林徽因，与她同辈的林家后代也无一人从政。

其实，平心而论，林长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并不是只知空谈的清流，他具有超于常人的行政才干，又始终不失终极的价值追求，以及与此追求对应的政治品格。他为官清廉，性格刚直，是非观念极强，任司法总长期间，袁世凯表弟张镇芳因依附张勋复辟下狱，被定为内乱罪，判处无期徒刑。张镇芳以10万巨金笼络林长民，希望得到特赦，林长民不惜摔掉乌纱，断然拒绝。再比如后来的曹锟贿选，林长民坚持拒收5 000元一张的选票，由此见罪于曹锟，不得不往天津避祸，窘迫到要卖字维持生计，好在他素有文名，求字者甚众，他还因此自题了一首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27]

这样的举动，在乌烟瘴气的北洋官场当然不多见。也缘于此，周恩来曾以“北洋政府也有好人”一语称誉林长民。然而，对于林长民，这些举动不过是一再地流露了他身上理想主义者的本色。在他内心深处，白玉为堂金作马从来都不是他的欲求，他只愿出将入相，做一番大事，名垂青史，这是典型的书生报国。至于何为大事，或者说何以报国，早年他在上海主编《法政周刊》时所转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他的思想：“国之中有一人明法政，则国之中多一劲旅；有数十人明法政，则多数十劲旅；有千百人明法政，有亿万人明法政，则多千百亿万之劲旅；举全国之人尽明法政，则全国皆劲旅也。”^[28]没有一兵一卒的林长民，以法政为御侮强国的千军万马，在民智不开、颟顸保守的社会风气下，想当然地设想“全国之人尽明法政，则全国皆劲旅也”，令人惊讶的乐观、天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民主共和、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的强烈渴望。他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激励下鞭策自己建功立业，也是在这样的思想中得出制约和引导“现势力”，渐进、稳定地推动宪政的改良方案。只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法政”蓝图，在握着枪杆子的军阀和尔虞我诈的政客看来，无疑是对现实政治的严酷性、复杂性严重认识不足。在新旧杂陈、南北碰撞的大转型的政治空间里，他们既乐得有人以此为自己正名，装点门面，自然也不会认真计较它的合理性、现实性、可操作性。

马克斯·韦伯曾说，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禀赋是绝对重要的：为自己认定的理想献身的热忱，基于热忱的现实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现实心沉气静的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29]出身士大夫家族的林长民从来都不缺少为江山社稷献身的热忱、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缺了一点对乱世中国复杂现实的深刻理智的判断和洞察。这也是书生从政的通病。比如，周善培就曾经批评梁启超“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30]。听闻此言的梁启超不服气地回敬说：“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周善培反问：“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梁启超闻言叹息，再无话说。

周善培对于梁启超的这一番质问，放在林长民身上也未尝不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个群雄并起、军阀干政，靠武力说话的年代，并不是林长民“能办事”的年代。然而他仍不自知，仍一厢情愿地将希望寄托在和强权的合作。结果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急景凋年里，他的书生意气无所适从。他理想化的愿景和表达、他极富正义感的个人私德，都显得不识时务，迂阔而天真。于是，他的行政才干注定也只能被束之高阁，落得个“文案老夫子”的命运。

1924年2月20日，五四运动的启蒙者陈独秀写道：“张君劢辈鼓吹由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宪法，汤漪、林长民辈鼓吹修改宪法，他们都输在迷信纸上的宪法有治平中国的力量。他们不懂若是没有一种自身确能遵守宪法的力量来拥护宪法，使宪法得以实施，那全部宪法便等于一张废纸。”^[31]这一年，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三年。在北洋时代过后，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国内除国民党以外唯一拥有装武力量的政党。

仅凭一个好人，终究是无法拨乱反正，将国家民族带入坦途。

1917年11月，冯国璋与段祺瑞失和，段祺瑞因直系等多方势力的压力，辞去总理一职，段内阁倒台。早与段祺瑞意见不合的梁启超、林长民、汤化龙相约退出段内阁。一切果然如周善培的预言，“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林长民的司法总长生涯，至此刚满三个月。下台后，他自镌一闲章，上刻“三月司寇”字样，自嘲之意溢于言表。

1918年3月，辞去总长职务的研究系柱梁之一、湖北人汤化龙决定暂赴日本和美国考察，以图再寻民族之出路。临行前，汤化龙回到故乡浠水，作诗道：“挥泪看山非眼福，抽身出世悟神通。”满纸凄楚之意。同年9月1日，留下此诗仅仅半年，汤化龙就在温哥华遭国民党人暗杀，不幸身亡。国民党事后控诉他“袁之走狗，段之帮凶”，凶手王昌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

汤化龙的灵柩被运回北京，梁启超写下一副挽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为民主宪政疲于奔波，到头来不过党同伐异，兔死狗烹。梁启超痛心已极，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他向研究系同人痛陈：“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32]他从此放弃了从政之念，潜心著述讲学，“邈然几与世绝”。而林长民虽屡经挫折，总还是不甘心就此放手。他以为，过往的波折只是因遇人不淑，时运不济，只要坚持，总有希望在将来，总有当权者能为自己所开化。就是抱有这一线希望，他继续留在了风浪频起的北洋政府。

谁点燃赵家楼的火

从段内阁请辞后，林长民在走马灯般更换的政权交接中勉力强撑。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徐世昌本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和林长民的父亲林孝恂是同年钦点的翰林。或许是念着这一段渊源，再加上期望利用研究系力量摆脱段祺瑞控制，徐世昌获权后重新启用林长民。

彼时，南北割据、烽烟四起、民生凋敝，举国上下都对这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抱有极大希望，林长民也不例外。然而，徐世昌对林长民的态度颇令人玩味。一方面，他诚邀林长民担任总统府特设的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参与外交机密。另一方面，他又始终不让林长民进入权力中枢。当有人举荐林长民为他的秘书长时，徐世昌以“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为由，断然拒绝。^[33]如此前拉而后推，徐世昌的私心清晰可见，林长民在他眼里终究是不能信赖的外人，所谓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在徐世昌眼中，也不过是无关宏旨的闲差。就此而言，徐世昌和段祺瑞、袁世凯并无分别。对林长民这样一个以政治为毕生诉求，渴望建功立业的人而言，长久被排除在枢机决策之外，其内心的苦闷、不安是可以想见的。位居京官高位，常有福建同乡找来求职，他每每“力劝官不可做”，不如回家种田。为何“官不可做”？在林长民，恐怕不仅仅是漂亮的推脱、虚与委蛇的敷衍，它还是一份甘苦自知的酸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深深的无望。

对于书生的人生而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乱世就是一场追求未果的悲剧，目标依旧悬远，生命却已耗竭。

关于林长民晚年的心境，有一件事可以为说明。1922年5月14日，胡适发文提倡好政府主义。这个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在当时联名了蔡元培、李大钊、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王宠惠、罗文干等读书界代表，达16人之多，却独独漏掉素来和胡适交厚、期望与其携手并进的梁启超与林长民二人。多年的苦心，袁世凯、段祺瑞不解也就罢了，如今视作同道的胡适也并不领情，林长民难以压制心中的不满，诉苦说：“适之（胡适的字）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元培）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34]

这番话表面上看是发泄对胡适的不满，然而一个一向以清高自诩、才华自负的书生，有朝一日竟会如此自嘲自况，他的胸臆之间未尝没有一份“浊比清难”的不平与激愤。这么多年以来的动心忍性，强压着性情的迎合，周而复始地由期望到失望，到终于一事无成。从政路途当中的种种，于林长民，无一不是耗损，滴水穿石间，曾经睥睨万物的傲气、经天纬地的理想，早已面目全非，遥远得如同前世。而今世，书不成，艺不成，立功不成，欲罢不能，前行无望，林长民进退失据，内心极为煎熬和痛苦。

1919年1月18日，为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召开，外交总长陆徵祥奉派出席巴黎和会，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也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赶赴欧洲。日本在对德战事远未结束之前就先与英法密订，战后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直接由日本继承，同时与段祺瑞安福系国会内阁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密订有济顺（济南至顺德）、高徐（高密至徐州）两条铁路由日本出资建筑的密约。巴黎和会上，日本拿出这两纸密约讨价还价。4月30日，巴黎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原德国在山东之特权全部让给日本。先期得到消息的梁启超立即从巴黎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得知消息的林长民忧愤不已，国事如斯，个人的遭际如斯，二者重叠交错，至此已是忍无可忍。他连夜为《晨报》赶写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社论，长久以来的郁结之气就此宣泄而出。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唯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1915年）之二十一条及千九百十八年（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35]

林长民向万千国民揭露这一卖国行径，文中留下近代史上极慷慨悲壮的一句：“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这篇不足300字的社论一经发表，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5月4日下午，北平12所学校的3 000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宅，痛殴章宗祥，这一切迅速汇聚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亲手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索的林长民，一旦冲破种种顾虑，“发其爱国之愚”，热血任侠之气便一发而不可收。撰文后几日，他携一具棺材往北京大学附近公开演说：“他（曹汝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材预备在此。”^[36]闻讯而来的听众向林长民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因为林长民的态度和立场，以段祺瑞安福系为主的亲日派视之为眼中钉，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37]日本政府更是对林长民恨之入骨。5月21日，日本大使小幡酉吉照会中国外交部，专门提到林长民，“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由此威胁中国政府：“若果放置此等风潮，不特有酿成贵国内治意外之扰乱，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38]从日本人的态度，足可见林长民之于“五四”的影响力。徐世昌全没想到，一个为应对巴黎和会而设的临时机构竟会引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急召林长民到总统府，呵斥他“放野火”，并表示自己是“爱惜人才，未予严惩”。徐世昌、林长民之谊，至此中断。^[39]

当月25日，林长民手书辞职呈文给徐世昌，请求辞去刚任5个月的外交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免政府为难。《晨报》全文照登。林长民在辞呈里一一驳回了小幡酉吉的指责：“长民愤于外交之失败，发其爱国之愚……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且有国者不讳亡，长民措语未为过甚……”并郑重声明：“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40]之后，他又发表《告日本人书》，奉劝日本不要继续其侵华的错误政策：“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不同，饮恨几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无论潮流变迁，未容君等悉奏长技，即令人人袖手恣君所为，吾辈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之民族，文化智能又有牢不可拔之根基，一战而霸，遂足为君等贺耶？”^[41]

因为民情汹涌，1919年6月10日，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徵祥、章宗祥的官职，最终拒绝了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以息事宁人。然而，接踵而来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政治抗议，一浪高过一浪，摧枯拉朽，大破大立，一个新的时代终究是无可避免地降临。

转变的不仅是时代，还有个人的命运。在民初的中国，“五四”就像一部剧情跌宕、荡气回肠的大剧，因为其中的精彩演出而暴得大名者，不在少数。即使对普通的亲历者，“五四”也是持久的荣耀。比如在京的北京大学同学会，每逢5月4日必盛宴同学而捧蔡元培为上座，年年如此。蔡元培颇惫苦之，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42]举座哑然。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五四”的光环于他人，是光环，于林长民这个亲手点燃导火线的人，却是迥然相异的意味。

1920年4月，辞去官职的林长民出游欧洲。3月12日，国民外交协会为其饯别，席间，干事张超盛赞：“五四国民运动发生之后，林理事不避嫌疑，益为本会尽力，国人尤深感激。”林长民也极为感怀地将“五四”视为自己一生的转折。“五四”前，他顾虑到新旧势力嬗变，“偏于缓进”，总是不想“操之过急”，纵然“有不可告人之隐痛”，也一味“隐忍持重”，和权力中枢合作，委曲求全，希望引导改造。等到了“五四”，他发现“无全可求”，也再没有委曲的必要，只有“披沥所信，勇往迈进……与诸君呼号奔走，稍尽绵力”，未了感慨，从“偏于缓进”到“勇往迈进”，“长民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43]这一段总结作于去国之际，林长民大抵也是触景生情，以壮行色，只是一番话说来，却是半实半虚。隔着岁月的风烟回望，林长民的呼号奔走、推波助澜固然促就了五四运动的时代洪流，他也因此而到达“一生事业最光彩的顶点”。^[44]但是，抛开民族的宏大叙事，只关注当时当地个人的悲喜，则林长民的“五四”既有家国之痛，也不乏仕途多艰的恨。1919年5月的他，因家国之变而愤懑，因个人遭际而不平，不再隐忍的爆发固然是出于一己读书人的良知，但多多少少也是为了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这以后，他辞去官职，以在野之身远赴欧洲，参与“国际联盟”的闲差，多年的政治抱负付诸东流，情绪很是消沉。胡适见到的林长民，“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45]。出国前后，两相对比，所谓“政治生涯焕然一新”的说辞，实在是强打精神，自欺欺人。从政不足10年，林长民的心境不复从前，昔日的豪情也再难为继。

渡不过的巨流河

1921年10月，林长民欧游归国。他先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合上书，向政府建议恢复国会，完成宪法。得黎元洪采纳后，林长民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直接参与制宪工作。游欧之后的他，眼界又自不同。他试图将自己在欧洲考察所得一一实践于中国的政治，比如，将劳工制度定入宪法草案以预防过激社会主义思潮。林长民说：“十九世纪世界，各国争宪法，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争生活……谁能保证过激社会主义不至泛滥于中国？”

说到底，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他的宪政梦。

不出意料的是，这一次的结果和以往并没有任何不同。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成功。10月8日，曹锟宪法公布，林长民为之费尽心血的劳工制度、生计制度与地方制度被搁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成了镜花水月。痛心之余，他返回福州，把自办的法政学堂改为私立福建大学，自己担任校长。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徐世昌、曹锟，林长民的“国务大臣”生涯几经更迭，每一次都无一例外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而未来，允许他再败、再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24年10月，段祺瑞复出，设国宪起草委员会。林长民随之复出，一步步走向不可更改的宿命。

1925年8月3日，国宪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70人在北海颐年堂集会，公推林长民为委员长，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宪法制定。从8月初到10月11日，国宪起草委员会凡开会47次，制定宪法草案5部14章共计160余条。林长民晚年的政治观点在这中间得到集中的反映。他自己也想把这部凝结了毕生心血的宪法当作从政生涯的终结，他对徐志摩说，政治生活自己已经尝够而且厌倦，这50年算是一个结束，来年起就打算谢绝俗缘，亲自教课膝前的子女，用功书法，打磨艺术的天才，沥一生的心得，淘成三两篇不易衰朽的纯晶。^[46]

到底是书生。林长民心底固然有强烈的立功意图，然而立德立言也没有一日不萦绕在他脑海。不仅林长民，文章与事功，“为往圣继绝学”和“为万世开太平”，二者之间孰轻孰重，素来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其间的去留取舍，并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话题。徐志摩在林长民身后发表他当年写给自己的情书时，就曾坦言：

看中国二十四史乏味，看西洋传记有趣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史家只注重一个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而略过他的情感最集中的恋爱经验……

中古世纪政治史上多大的事情我们都忘了，但只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的情书（The Love 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elard）^[47]到今天还放着异彩。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大多的事情都变了灰，但一个葡萄牙小尼姑写给一个薄情的法国军官的情书到今天还有使我们掉泪的力量。谁敢断定奉直战争事实的寿命一定会比看来漫不相干的情书类的文章长久？

这篇文章在我看是可传的；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将来双栝斋文集印出时，我敢保证这封情书，如其收入的话，是最可诵的一篇。^[48]

身为旁观者的徐志摩尚且如此想，林长民心里的纠结更可想而知。到底孰轻孰重，几十年后，以文人之身从政的蒋廷黻做了一个颇为经典的回答。蒋廷黻晚年时，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曾一手创立南开大学历史系且做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以外交辞令式语言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49]

若论司马迁和张骞的后世影响，只怕未必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蒋廷黻的答复并不令人满意，他用这样一个巧妙而又含混的反问将问题推回给李济，也可见他内心的犹疑和不确定。

在这样的心理中，除去这个似是而非的反问，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回答。

再回到林长民。徘徊在所有的书生大抵都曾经面对过的两难之间，林长民果然也不出人意料地找到了那条大家都曾经以为是出路的、最理想却也最中庸的路：“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功成身退，然后著书立说。

其实，以林长民的性情与个性，混迹官场并不容易。他令人称道的书生逸士的姿态、“其秀在骨”的气质，若遇知音，如徐志摩，自然是如沐春风，彼此欢喜，但落在政坛，便是一副不合时宜。众人皆知他绝顶聪明，连一向自负的章士钊也称誉他：“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然而，乱世里的“参得最透”并不代表游刃有余，只有可能是痛苦最深。唯其如此，他平素常以“厌世人”自称。人群中，他广于交游，却不会逢场作戏、虚与委蛇，对于“虚伪、矫情、顽老以及乡愿的面目”，从来是发自内心的厌恶，再加上自负才华、锋芒毕露，以及爱憎分明，眼里容不得沙的个性，几乎注定了林长民的处处树敌，处处受制，难以作为。比如，曹锟贿选之后，一度联省自治之说甚嚣尘上，福建各界力倡闽人治闽，举代表进京请愿，推林长民做省长。林长民本人回乡任封疆大吏的心情也很是迫切，第一时间托人向段祺瑞亲信曾毓隽带话。曾毓隽婉言劝告林长民：“老总素性，宗孟所知也，凡事只有由上而下（谓由中央自行选任），决不肯由下而上（谓由各省情愿或举人）……勿入旋涡，反致害事。”林长民对此充耳不闻，执意向前。孰料此时执政府秘书长却是和林长民不睦的梁鸿志。之所以不睦，只因梁鸿志在此前任段芝贵秘书长期间，所拟通电电文被林长民当众指出诸多问题，结果自然是此文未得采纳，梁鸿志也因此衔恨在心。待到有机会可以报昔日一箭之仇，梁鸿志便百般作梗，致使林长民封疆大吏的愿望最终落空。^[50]类似事端，在林长民一生中，不胜枚举。所以，徐志摩说：“这世界，这人情，哪禁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51]说穿了，还是书生意气。以这样的性格周旋于军阀政客间，能及时抽离、挂印封金已是最好的结局。只可惜，林长民放手得太晚。再回首，已是回不去的江湖。

1925年秋，北平又起政变。冯玉祥的部下鹿仲麟以卫戍京城之名，意图囚禁段祺瑞。段政府的法制局局长姚震、亲信幕僚曾毓隽于光天化日之下被擒，秘书长梁鸿志夤夜出走，一时间，京城政界，人人自危。林长民也不例外。他一介书生，除了一肚子宪政学说和心里的政治理想，别无所有。然而，在军阀的权变兵变下，林长民非但不能“拨乱反正”，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一天，日本公使请他吃饭，他的朋友、民初名画家金城也在座。席间有人暗地里对金城说：“像宗孟这样一把瘦骨，满脸死灰色，真活该干掉了事。”^[52]金城听到后又私下告诉林长民，本就恐惶的林长民越发不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下定决心要尽早离开北平。

1925年，张作霖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兵分四路进攻北平，意图击败华北军阀，自任总统，统一全国。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将原奉军第三方面军改称东北国民军，以“清君侧”之名向全国发表《反奉通电》，反对张作霖在东北拥兵自立、穷兵黩武。郭松龄起兵后，身边急需一个有政治谋略的名人相助，他久闻林长民之才，心向往之，于是托幕下和林长民熟识的萧叔宣、李孟鲁两个福建人前往游说，许诺事成以后，郭松龄主军，林长民主政。^[53]林长民一则正想摆脱北平困境，二则感念郭松龄知遇之恩，以为万一能让郭松龄言听计从，举东北之兵力、财力、物力，善为运用，不仅可造福地方，更有可能左右中央的政治局势，实现多年政治理想，于是顺水推舟，出走关外，应邀做郭松龄的高级幕僚。

1925年11月30日晚，林长民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临行前，他修书一封向段祺瑞辞行，并交代身边人，此行“实无意于奉天，只望安稳出京，不受鹿仲麟部下侮辱而已，出京后自当与郭一见”^[54]。在林长民心里，当此风声鹤唳之际，出走关外实在不啻为万全之计，“见了郭之后，如无可作为，便往天津，郭也无奈我何，这是金蝉脱壳之计。再不然，那里到营口精盐公司也近，或且去到那边休息些时候也好”^[55]。因此，出京后两日，他还托人传口信给梁启超，说此行是以进为退，请梁启超放心。

梁启超一颗心却就此悬了起来，事后在给梁思成的信里，他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林叔叔这一年来的行动，实亦有些反常，向来很信我的话，不知何故，一年来我屡次忠告，他都不采纳。我真是一年到头替他捏着一把汗，最后这一着真是更出我意外。他事前若和我商量，我定要尽我的力量扣马而谏，无论如何决不让他往这条路上走。他一声不响，直到走了过后第二日，我才在报纸上知道，第三日才有人传一句口信给我，说他此行是以进为退，请我放心。其实我听见这消息，真是十倍百倍地替他提心吊胆，如何放心得下。当时我写信给你和徽音^[56]，报告他平安出京，一面我盼望在报纸上得着他脱离虎口的消息，但此虎口之不易脱离，是看得见的。^[57]

在梁启超看来，林长民这一去实在是凶多吉少，他为自己没能及时劝阻林长民而追悔不已，为其此去生死未卜的前程捏一把冷汗。

结果果然像梁启超的预测，为了这貌似周全的以退为进，林长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郭松龄起兵之初一路凯歌，7万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由山海关杀回关内，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节节败退。12月15日，郭军前锋部队进抵新民屯巨流河畔，已能望见沈阳满城灯火，只待主力部队一到即可强行渡河。张作霖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得到日本关东军支持，调集了大批人马反攻。寒冬的巨流河，风云变色，两军大战三日，郭军腹背受敌，终于兵败。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12月24日晨携夫人韩淑秀、林长民以及200多名卫士从巨流河西岸亡走，逃到新民县西南老大房村时，遭奉军王永清骑兵旅的追击。和郭松龄同行的林长民毫无战场经验，眼见追兵杀来，仓皇躲到车底。等到枪声停止，同行的李孟鲁回头唤林长民，毫无回音，再一看，林长民的胸前早已被血染透，才知他已被流弹击中身亡。^[58]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藏于一居民的菜窖中，被搜出押往辽中县老达镇，25日被枪杀，^[59]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日，奉天城为之震动。

林长民之所以离京远赴关外，原意只为避祸，却不料反而仓促遇祸。初抵新民屯，他也曾想按原定计划，渡巨流河入营口，返天津，然而河水尚未冻合，他不得已自白旗堡郭军司令部发电，称“河水未合，车不得渡”。眼看着近在咫尺却被一条河隔成天涯的沈阳城，他也曾踯躅楼前，拍遍阑干，口中念着“无端与人共患难”，忧心兵事可能会不利。甚至于，他也做过最坏的打算，设想一旦兵败后的遭遇。只是，尽管如此，他仍旧没有想到，横亘在他眼前的这条巨流河竟然真的成为永隔，不留一丝余地地截断了他的去路。往日沉重得压得他无法喘息的立功庙堂还是归于江湖的疑问、那些循环往复的纠结与挣扎，在这条严寒的大河前，缥缈、虚无得如同轻烟。那一时间，楼前白茫茫一片冰天霜地，绵延到奉天城的满城灯火，照得他心中雪亮。只是，他再也回不去了。

在这一起反奉的兵变中，郭松龄为平息内战，推翻军阀政权，专力建设东三省而战，虽然兵败身死，也是以身殉志，死得其所。而林长民壮志未酬，功业未就，“无端与人共患难”，却是死得不明不白，糊里糊涂。郭松龄兵变之后，赞赏者有之，嗟叹者有之，更多人是不予谅解的诟病之词。他们以成败论英雄，将失败的郭松龄打入人情世故的讨伐。在这个逻辑下，郭松龄是张家父子委以重任的股肱之臣，张作霖提携他为张学良的行伍老师，以示托孤，更将奉军精锐尽数交予他统率，足见信任。郭松龄身受张家如此大恩而不思回报，“以下犯上”，理由再正当，也难逃“叛逆”一词。

至于林长民，无端投身素不相识、亦非同道的郭松龄军中，身陷军阀权势之争，招致杀身的悲剧，时人的评说，更是不尽一致。

有人惋惜。陈宝琛作挽联道：“丧身乱世非关命，感旧儒门惜此才。”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哀叹，“如此美才，竟死于飞弹之下，伤哉伤哉”，并撰一挽联：“处世惟不说假话最难，刻意存真，吾党之中君第一；从政以自殉其身为了，无端共难，人生到此道宁论。”胡适感慨于林长民风流多才，竟而死于非命，遗憾道：“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了。”^[60]

有人心痛。早就奉劝林长民“趁早回航”、退出政界的徐志摩听闻噩耗，急痛大呼“如此灵秀，竟遭横折”。凭着自己与林长民的相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林长民这一步的选择：“徐佛苏挽联，有‘冲锋陷阵哪用书生’之句，说得真是，像林先生这样的才学声望，在天津卖字也过得下去，偏给郭松龄看上了……”^[61]这番话，明明白白写着徐志摩的不甘与不解，林长民未来得及打磨的“艺术的天才”、未来得及斟酌的“三两篇不易衰朽的纯晶”、未来得及发现的“文艺的新土”^[62]，也就此成为徐志摩心里再也解不开的心结。

有人快意。以林长民的性情，宦海多年，见罪之人并不在少。比如曹汝霖，“五四”时因负责对日外交事务而大节有损，此后不问政事，终身茹素，一心向善。抗战军兴，曹汝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然而，对于林长民街头携棺演说一举，他始终不能去怀。站在自己的立场，曹汝霖始终以为，正是林长民挟私报复，无中生有，蛊惑青年，才使他蒙上卖国的恶名，从此抑郁偷生。对于林长民的意外丧生，他淡淡地说，此君“热中过度……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这一副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背后到底是意难平的怨愤。

有人责难。章士钊为林长民扼腕之际，不忘留下一句：“又恨其死，无过鸿毛。”只此一句，立场立见。梁敬錞做《双栝行》，全篇凡数十韵，哀林长民同时，也兼感时伤事，其中“关外忽传佛肸使，急足蜡封走千里。回戈本为民涂炭，让政敢从公鞭弭。中车羽币日数驰，公今不出苍生死。主人对客初踌躇，中夜推几忽长吁。自古陪臣叛大夫，春秋义战今有无”^[63]隐隐露出责问之意。与林长民亦师亦友，关系曾颇亲密的福建同乡林白水更是直截了当，他以为林长民的贸然出关、为郭松龄所用，既有悖理想，又有违道义。为此，林白水在自己主持的《社会日报》中撰文，痛击郭松龄所为，更痛惜林长民不自贵重，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位激烈的报人末了毫不原宥地尖锐追问：“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奈何做贼？林长民欲辩无能，已然是面目全非。

幸好还有梁启超。作为林长民经年的同僚、老友，曾与其一起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惨淡经营的梁启超，对林长民显然多了几分惺惺相惜的理解与看重。因着这份不足为外人道的甘苦自知，梁启超在漫天非议、责难中，在遍地“又恨其死，无过鸿毛”的叹惋声里，以一段知己之论替林长民做了回应。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

天所废，孰能兴，十年补葺艰难，直愚公移山而已；

均是死，容何择，一朝感激义气，竟舍身饲虎为之。

这一副挽联，祭故友，悼亡灵，驳众议，字字千钧。梁启超回顾旧事，百感交集，直叹自己与林长民的过往、那些试图引导当权者入正轨的努力，恰如愚公移山。十年艰难补葺，却不知“天所废，孰能兴”。语中的悲凉、无奈，是梁启超自己久居宦海的写照，也道尽了林长民一生的苦衷。而对于1925年寒冬林长民的出走关外，梁启超压制着心里的痛楚，提醒那些凡俗的、以己度人的心肠，尽可以猜疑，尽可以讨伐，只是别忘了，这世间有一种举动叫作“感激义气”。

人世艰难，困顿里的知遇之恩，有时哪怕只是些微，便足够叫人以身赴险。

至于生死，固然在一念之间。然而这一念，何尝只存于决断那一刻。“均是死，容何择”，出生时的大厦将倾，三千年未有的西力东侵，浸入身心的四书五经，扑面而来的海雨天风，还有飘摇动荡的故土山河……这一念，早就埋藏在幼时的家塾、远渡的重洋、湍急的时事、动荡的时局。

这一念，于林长民，是救亡图存、弃学从政，这半生的宦海，也是耗尽心血、意兴阑珊的宦海。以林长民的才华，如逢治世，原不难一展抱负，大有所为。怎奈生于乱世运偏消。兵荒马乱、黄沙遍野的年代，主义和主张都成为无法施展的屠龙术。无权无势，手无寸铁，仅仅凭借满脑袋的政治理想和一己读书人的力量，如何可能力挽狂澜，扭转政局于不败？

早年留日时，有人不解身为立宪派的林长民何以和同盟会的黄兴、宋教仁交厚。林长民答：“凡政治家首贵气度恢宏，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系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64]这番话自然有他的智慧。现实中的林长民也一直努力这样去做，然而总是力小任重，偾事多而成事少，全无想象中的折冲樽俎、制胜两楹。于是，世人见到的林长民，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盼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一次次反被武力绑架利用，翻覆于股掌。他辛苦经营的国会做了当权者的“政治竞技场”，他一心要实现的“宪政”成了争权夺势的工具，连他自己也因为和军阀的合作，久久不为世谅，最后命丧军阀的权势之争——他辜负了惊世的才华，搭上一己性命、半世清名，于学于政，却均未能有大成，以至身后几近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为世人所遗忘。

就这个结果来说，还是他生前熟识的一位老先生说得通透：“政治这件东西，是可玩而不可玩的，自清末至今，因为玩政治而送却老命的，又何止林宗孟一个？不过这回玩得不大高明罢了，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这一念，于他，已是全部。

1923年，梁启超五十大寿之际，林长民曾专门赋诗一首，笔意倜傥，称颂一时，诗中道：“西郊矮屋穷研诗，出门一笑看残棋。残棋急却听生死，画枰捡子心自怡……我生丙子公癸酉，岁数相差才几时。生天成佛孰先后，两不敢计惟师资。愿公长健作山斗，寸舌椽笔终相追。”^[65]

林长民心里，未尝没有一幅“西郊矮屋穷研诗，出门一笑看残棋”的神仙画面，也未尝不盼着“画枰捡子心自怡”的化外智慧、江湖逍遥。在那里，他和梁启超一个“长健作山斗”，一个“寸舌椽笔终相追”，快意终老。谁曾想，他自己生年才将届50，便撒手人寰。

50岁，知天命，渡不过的巨流河，到达不了的彼岸，像未完成的理想、未实现的夙愿，停摆在现实的严寒。

莫非，这也是天命。

林长民遇难后，尸骨为当地乡民所焚。林长民的弟弟林天民出关为兄长收敛尸骸，他自新民县日本领事馆取得骨灰，并取林长民旧衣冠，整理骨骸，扶柩福州。这个曾经期望衣锦还乡的游子、昔日再造共和的功臣、民主宪政的推动者，留给家乡的，只是一座寂静的新坟。

林长民一生居官廉正，两袖清风，身后积蓄，寥寥无几。1926年，梁启超出面请人为林长民遗属募集赈款，并计划林长民生前所任中国“国际联盟”会长一职由汪年伯接任，每月两千的职薪则归林长民遗属，接济家用。（此事后来未成。）

1926年1月，林长民亲友在雪池林宅设奠开吊，吊客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