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 一太平盛世

一太平盛世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陡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一切都刺激我们的感官，

有些让我们欢喜，有些让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些微的不安在起伏摇荡，

我们去感知，而我们所感知到的，

又被缤纷的尘世扰攘冲散。

——歌德

倘若我试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描述，我希望“那是一个万事太平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是最精辟的。在我们这个差不多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王权下，好像一切事物在建成之初就打算要天长地久似的，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持久性的最高保证。这个国家保证让公民享有的权利，是在得到议会签署后而生效的，议会的成员则是通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民众代表；公民的每一项责任也都有精确的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以亮闪闪的金币形式流通，这也就保证了它不发生变化。每个人都知道他拥有多少财产或者能获得多少，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一切都自有其规范，有其特定的尺度和分量。拥有财产的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自己每年可以获得多少利息；公职人员和军官可以很有把握地在日历上找到哪一年会升职，哪一年将退休。每个家庭都有明确的预算，他们知道一家人的食住需要多少花销，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会花费多少。此外，一项不可或缺的预算是，要留出一小笔钱以备不时之需，求医问病。拥有房产的人，会把房子视为子孙的万安家园；农庄和商铺会代代相传；婴儿还躺在摇篮里，人们已经在储蓄罐里或者在储蓄银行里为他/她的人生之路放上一笔钱，这是用来规划未来的小小“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一切都各安其位，不容出错，而占据最高位置的便是老皇帝。万一老皇帝驾崩，人们也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就会有另外一位来继位，而那些仔细筹划的秩序不会有任何改变。没有人相信会发生战争、革命和颠覆。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一切极端的、暴力的情形似乎都已经不再可能发生。

这种太平无忧的感觉是数百万人心目中最值得获取的财富，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有这样的太平时日，生活才有其价值，于是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渴望着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争取到自己的一份。刚开始，先是那些有产者为有这样的幸运而欣喜；慢慢地，大众也加入这一行列当中。于是，这个太平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购买火险和盗险，为农田购买冰雹险和天气灾害险，为自己的人身购买事故险和医疗险，为自己的老年岁月购买终身养老储备险，甚至签好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婴的摇篮里，以保证她将来的嫁妆会有着落。最后，甚至连工人们也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常态化的薪酬和医疗保险；佣工们也省出钱来投放到养老保险中，并在丧葬保险账户中预付了自己的葬礼费用。只有那些能够不带任何忧虑前瞻未来的人，才会舒心地享受当下的日子。

人们有着一种深切的信心，相信无论面对怎样的命运冲击自己都能将生活中的裂缝弥合。不过，尽管坚定与谦虚存在于人们的生活观念当中，但是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自负还是隐约可见。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思潮下，19世纪的人们满怀真诚地坚信，他们正走在一条笔直的、万无一失的、通向“最美好之世界”的路上。人们轻蔑地回首过去那些充满了战争、饥馑和叛乱的时代，以为那是人类还没有长大成熟，没有得到启蒙的时代。现在呢，用不了几十年的时间，最后残留的邪恶和暴力行为就会被彻底铲除。在那个时代，人们坚信“进步”不会中断、不会停止，这种信念在当时真如宗教力量一般。人们对“进步”的信仰要超过对《圣经》的信仰，而科学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奇迹似乎也在无可争辩地证实着“进步”传递的福音。的确，在这个和平世纪即将结束之时，总体上生活质量的提升变得越来越可见，越来越快速，越来越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不再是昏暗不明的煤气灯，而是电灯；商铺将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光彩从主街一直延展到郊区。由于有了电话，人们可以对远方的人说话；由于有无须马拉的车辆，人们已经能以全新的速度疾驰行路，也已经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直冲云霄。令生活变得舒适的设备已经从上等人的豪宅进入普通市民家庭：人们不需要从水井里或到街道上取水；不需要费力地用炉灶生火；卫生观念流行开来，肮脏消失不见。自从有了体育强身健体，人们变得越来越美丽、强壮和健康。在大街上看到瘸腿者、大脖子病人和残障人的情况越来越少。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这“进步”派来的大天使——带来的。社会方面的因素也在向前迈进：年复一年，个人都在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司法运行变得温和而人性化。即便如“大众贫困”这样重中之重的问题，似乎也并非不能克服。越来越广泛的阶层获得选举权，他们可以合法地保护自身的利益；社会学家和大学教授们争相出谋划策，将无产者的生活条件规划得更健康，甚至更幸福。那么，如果这个世纪沐浴在自身成就的阳光里，把每一个过去的十年都当成迈向下一个更美好的十年的台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不相信战争会在欧洲各民族之间发生，就如同人们不再相信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深信宽容与和睦具备万无一失的凝聚之力，他们真诚地以为民族、宗教信仰上的界限和分歧会慢慢地在共同的人性当中融合在一起，和平与安宁这至高无上的财富会为整个人类所共享。

对于我们今天早已将“太平”当作痴人说梦而从词汇表中划掉的人来说，去嘲笑那一代被理想主义所迷惑因而抱着乐观痴想的人——他们以为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会无条件地带来快速的道德提升——那是再廉价不过的了。我们在这个新世纪里领教到，人类集体兽性大爆发也不再足以让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预料得到，每个即将到来之日都会比过去之日有更多无耻的事情发生，因而我们对人类道德培养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怀疑。我们得承认弗洛伊德是对的：他看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层，它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来自地狱的摧毁性力量击穿；我们早已不得不逐渐习惯于在没有根基、没有法律、没有自由、没有安全中生活。我们早已为了自身的生存拒绝了父辈们的宗教，拒绝相信人性快速而持久的提升。面对一蹴之间便将人类的千年努力化为乌有的灾难，那些过于性急的乐观主义教诲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可怕。不过，哪怕那只是一种痴想，但毕竟是我们的父辈曾经为之努力的痴想，是美好而高贵的痴想，比今天的口号更有人性，更有成效。尽管我们对此有所认识，尽管我们感到失望，这些痴想还是不可思议地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一个人从童年的时代气息中所获取的东西渗入血脉当中，终其一生都会如影相随，不弃不离。不管每天我的耳边聒噪着什么，不管我自己和无数同病相怜的人遭受了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无论怎样，我还是不愿意完全否定年轻时的信念：无论怎样，这世界还是会变好起来。哪怕我们身处这残忍暴行的深渊，带着黯然而破碎的灵魂几乎像盲人一样来回摸索，我仍然不断地抬起头去看那些往昔的星辰，它们曾经照耀了我的童年。我用这些从前辈那里承继而来的信念安慰自己：这些倒退不过是永远向前的旋律中的一个音程而已。

因为一场大雷雨早已将那个太平世界给摧毁掉了，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只是一个梦中殿堂。不，不完全如此，我的父母曾经置身其中，正如置身于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坚固房屋当中一样。没有任何一场风暴，哪怕一阵猛烈的过堂风，曾经侵入他们那温暖舒适的生活中。当然，他们还有一道特别的防风屏障：他们是富裕的人，他们渐渐地变得富裕甚至非常富裕，在那个时代，这又给遮风挡雨的墙壁门窗提供了一层非常可靠的柔软防护层。在我的眼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那种典型的“上层犹太市民”生活。这些人给维也纳文化生活带来如此重要的贡献，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彻底消灭。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所讲述的他们那悠闲安适、不事声张的生活，并非为他们个人所独有：有一万甚至两万个像我父母一样的家庭，在那个安然可靠的世纪里生活在维也纳。

我父亲的家族来自摩拉维亚。那里的犹太人社区位于方圆不大的乡村，完全是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方式，他们身上完全没有加利西亚即东部犹太人的困苦，也没有那种要不遗余力去争先恐后的急躁。农村生活让他们体魄强健有力，沉着稳健地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就像老家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野上一样。他们早就从正统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了“进步”这一时代宗教的热烈追随者；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参加选举最受尊敬的国会议员。从老家搬迁到维也纳以后，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这里更高级的文化氛围，他们自身生活的提升与这个时代普遍的兴盛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就这一转变形式而言，我的家族也完全是典型的。我祖父曾经做过纺织品零售。在随之而来的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突飞猛进。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生产经营上的合理化，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比老式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便宜很多。正是那些犹太商人，以他们的商业观察天赋和国际视野，率先认识到在奥地利转向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以及它所能带来的成果。他们以非常少的资金快速建造起一些临时工厂，一开始只是以水力来驱动，后来慢慢扩展为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业，遍及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如果说我的祖父还是前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只是做了成品的转手贸易，我父亲则下定决心进入这个新时代：在三十三岁那年，他在北波希米亚成立了一家小纺织厂。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不慌不忙、小心谨慎地将它经营为一个稳健的大企业。

在企业扩展方面，我父亲仍然采用谨慎的方式，尽管当时经济景气的氛围十分诱人。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况且这也完全与我父亲那种极为克制、绝不贪婪的天性相符合。他完全接受了那个时代“稳妥为先”的信条。他更看重的是，拥有一个凭靠自己财力的“稳健的”企业——“稳健”也是那个时代一个备受青睐的词汇——而不是去通过银行贷款或者抵押贷款来扩大企业的规模。终其一生，从未有任何人在任何一张债据、期票上看到过他的名字，在他开户的银行——当然是那家最稳健的信贷机构，罗斯柴尔德银行——他始终处于贷方的地位，这是他特别自豪的事情。哪怕与最些微的风险阴影相随的收益，都会让他感到难以接受，他一生从来没有参与过自己不了解的交易。他慢慢地变得富有，而且越来越富有，这绝非得益于大胆的投机或是特别有先见之明的行动，而是因为他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里的一般做法：总是将收益的一小部分用作生活开销，而将日益可观的数目一年年地投放到资本总额当中。如果一个人不假思索地将收入的一半用于消费而不是去“考虑将来”——这也是在那个太平时代总能听到的词汇——那在我父亲以及与他同代的大部分人眼里，这人便是一位不太可靠的败家子。不断将收益投入资本当中，这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不断增加的繁荣，政府还没有想起来要对高收入征收不止那么几个百分点的税，而国债和工业股票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对于有财产的人来说，越来越富并不需要有什么作为。这种做法在当时还是值得的，当时还不像后来通货膨胀的时代那样，克勤克俭的人遭遇偷窃，稳健可靠的人受到欺诈。当时，正好是那些最有耐心、最不投机的人获得了最好的收益。由于我父亲完全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在他五十岁时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也算是非常有钱的人了。但是，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只是拖沓地追随着财富增长的脚步。我们慢慢添置了一些设备，让生活变得舒适，从一个小公寓搬到一个大一些的出租公寓，为春天的午后出游预订一辆出租车，乘二等卧铺车旅行。我父亲一直到了五十多岁时，才破天荒让自己奢侈了一番：在冬天和我的母亲一起去尼斯度假一个月。总体而言，他享受财富的基本态度完全没有改变：去拥有财富，而不是炫耀财富。已经是百万富翁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抽过一支进口雪茄，而是抽朴素的国内通行品牌特拉武柯（Trabuco）雪茄，就如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Virginia）牌一样；打牌时他也总是下很小的注。他不折不扣地坚守着自己的克制低调，过着不显山不露水的舒适生活。尽管他比很多工业界同仁都更有风度，更有文化素养——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能讲法语和英语——但他坚定地拒绝了所有荣誉称号，所有荣誉职位。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谋取和接受过任何荣誉和头衔，尽管作为一个大工业家，经常有人将这些荣誉和头衔给他送上门来。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请求过什么，从来没有不得不对人说“请求”或者“感谢”的话，对他来说，这种不为人所见的自豪比任何表面的东西都更为重要。

每个人一生中都难免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在自身形象中与自己的父亲再度相遇。我父亲身上那种不爱抛头露面、愿意隐姓埋名的特质，开始在我的身上一年一年地变强，强到与我的职业构成矛盾——我的职业本来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我这个人和我的名字为公众所知。但是，出于同样的深藏内心的自豪，我长久以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外在荣誉，不要勋章，不要头衔，不接受任何一个协会的主席职位，不属于任何一个研究院、主席团或者评委会。甚至坐在一个隆重的宴会席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一想到要和某个人谈某件事——哪怕我的请求是为了第三方——在说出第一个词之前我已经感到口干舌燥。我知道，在一个人们只能通过诡计和逃离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歌德老人睿智地说过“在人头攒动的争先恐后中，勋章和头衔可以抵挡某些伤害”的世界里，这种内心的拘束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存留在我内心深处的父亲以及他的自豪，迫使我这样低调，这是我无法抵抗的：正是拜他所赐，我才能感觉到唯一比较可靠的财富：那种内心自由的感觉。

我母亲的家世则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国际化的家世，她娘家的姓氏为布雷陶厄尔（Brettauer）。她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Ancona），就像德语一样，她从小就使用意大利语。每当她有什么事要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和她的姐妹说，又不想让仆人听懂的时候，就改讲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起就熟悉意大利烩饭、当时还非常少见的洋蓟，以及其他南方风味菜肴；后来我每次到意大利，马上就感觉像回到家一样。不过，我母亲的家族绝非一个意大利家族，而是一个有意而为的国际化家族。布雷陶厄尔家族最初拥有一家银行，但是他们以犹太银行世家为榜样（规模当然小得多），很早就从瑞士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霍海内姆斯（Hohenems）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当中的一支去了圣加伦（St．Gallen），另外的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还有一位舅舅去了纽约。这些国际性的联系让他们获得更优良的教养，有了更宽广的视野，还形成了某种家族的高傲感。这个家族不再有小商人、掮客，只有银行家、厂长、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讲多种语言。我还记得，在巴黎的姨妈家里，餐桌上的谈话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是多么理所当然。那是一个非常“自重”的家族：当家族中经济条件较差的亲戚家里有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龄，整个家族的人都会一起为她凑上一份可观的嫁妆，只是为了防止她因为嫁妆不足而“下嫁”。虽然我母亲与我父亲有着最为幸福的婚姻，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也深得尊敬，但是母亲从来不能容忍别人将父亲的亲戚与她娘家亲戚相提并论。这种来自“上流”家庭的骄傲，在所有布雷陶厄尔家族人中都无法根除。后来，这个家族的一员在力图向我表示特别的美意时，曾经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原本就是一位真正的布雷陶厄尔家人”，就好像他想借此说出这样的认可：“你算是没有投错胎。”

这种贵族气，有些犹太家族凭一己之力发迹，附丽自身的这种贵族气，让我和哥哥从童年时代起就觉得时而好玩，时而可气。我们总能听到，这是“高雅”的人，那些是“不高雅”的人。每位朋友都会受到仔细探究：是否出自“名门”，对该人身世中最远的渊源及其亲属和财产状况都要查证一番。这种不断将人归类的做法，本是每一场家庭谈话或者社交应酬中的主要话题，当时在我们看来却太可笑、太自以为是了。因为各个犹太家族的差异，充其量也不过是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犹太人居住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名门”这个概念——在我们小男孩的眼里就是假贵族的滑稽闹剧——表达了犹太人一个最内在、最隐秘的倾向。人们普遍认为，发财致富是一个犹太人最终的、典型的生活目标。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对犹太人来说，发财致富只是一个中间站，是通往真正目标的一个手段，绝不是他们的内在目标本身。犹太的原本意志、他们内心深处的理想，是升入精神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在突出表明犹太民族全部弱点和长处的东部正统犹太文化中，对精神生活的渴望胜过单纯的物质财富，这种超强意志，已经得到了直观的表达：一位虔诚的《圣经》学者，在犹太社区中的地位要高过富人一千倍，即便最有钱的富翁也宁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贫如洗的智识人士，而不是商人。高看精神世界，这在各阶层的犹太人当中都是共通的。即使是街上那些每天肩扛货物、风里来雨里去的赤贫小贩，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会努力至少让一个儿子去读大学，这个文凭会被当成全家人的荣誉头衔。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跻身于无可争议的文化阶层，是一位教授、一位学者、一位音乐家，就好像这个人的成就让他们所有人都变得高贵了。犹太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在无意识当中要让他们去摆脱那些道德上的灰色地带，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小家子气和粗俗，那些只认交易和买卖的做法，他们要将自己提升到纯粹的、没有铜臭的精神领域，用瓦格纳的话说，好像要让整个种族从金钱的诅咒中解脱出来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在犹太人中，一个家族对财富的渴求在两代、最多三代之内就会枯竭，那些鼎盛的财富家族会发现，他们的儿子根本不愿意接手父辈建设起来的炙手可热的银行和工厂。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为鸟类学家，阿比·瓦尔堡成了艺术史学家，一位卡西尔成为哲学家，一位萨松成为诗人，这一切都并非偶然。他们都听命于同一种下意识的驱动，要让自己从只知冷酷赚钱这种使犹太文化变得狭隘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也许还表达出一种隐秘的渴望：通过逃向精神世界而让自己不再只具有犹太人的特质，而是成为普遍人类中的一员。“名门”的含义不仅仅是家族借由这样的称号昭示出的社会地位，它也意味着犹太文化要通过适应另外一个文化，并且尽可能是一个普世的文化，让自己挣脱或开始挣脱犹太人聚居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气。向精神世界的逃亡之旅，使得犹太人当中从事知识阶层职业的人比例畸高，对犹太文化来说这又变成了不祥的渊薮，正如他们此前专注于物质获取一样。这当然也是犹太人命运当中的永恒矛盾之处。

几乎没有哪座欧洲城市像维也纳这样，激情饱满地热衷于文化生活。因为奥地利这个君主国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在军事上也没有成绩斐然的行动，人们的家国自豪感就最强烈地注入这一愿望当中：追求艺术上的卓越地位。这个曾一度统治欧洲的老哈布斯堡帝国，早已经失去了其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地区：德国、意大利或佛兰德、瓦隆都已经脱离出去；只有都城，作为宫廷的所在地，千年传统的守护女神，还完好地留驻在帝国昔日的辉煌中。罗马人给这座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为抵御蛮族、保卫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欧洲的汹涌进攻在这座城的城墙上被击得粉碎。尼伯龙根传说中的人物到过这里，音乐界不朽的北斗七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也从这里照耀世界。欧洲文化的各种洪流都在这里汇集，无论在宫廷、在贵族还是平民当中，德意志文化都和斯拉夫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国的、佛兰德的文化血脉相连。这座音乐之城真正的天才之处，正在于能让一切反差和谐地融入一个新型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当中，这是奥地利式的、维也纳式的。这座城市有海纳百川的愿望，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招贤纳圣的意识，它将各种不同人物吸引到自己这里，让他们感到放松、自在、舒展。在这种充满祥和精神的氛围中生活，着实令人安适。在不知不觉中，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位居民都被培养成了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

这种调适的艺术，这种如乐曲般的轻缓过渡，在这座城市的外观上已经彰显出来。它是在几个世纪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从内城圈有机地向外扩展；它有两百万居民，足以保证一座都市所要求的各种奢华和缤纷，不过它还不像伦敦或者纽约那样，大得失去了自然景色。城市边缘的房舍，或倒映在多瑙河的汹涌洪流中，或眺望着宽广的平原，或是融入园林和田野之中，或者矗立在被森林环绕的阿尔卑斯山余脉的缓坡上。人们几乎无法感觉到，哪里是城市的边界，哪里是大自然的开端，它们彼此交融，全无抵牾之处。到了城市里面，人们又能感觉到城市的成长过程，如同树的年轮一般一圈圈扩展。将最里面、最珍贵的城市核心环绕起来的也已不是昔日的要塞墙垣，而是一条沿途有着华美房屋的环城大道。在内城里，皇室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讲述着如磐石般的往事：在这里，贝多芬曾经在利希诺夫斯基府上演奏音乐；在这里，海顿曾是埃斯特哈兹家的座上宾，就在这儿的古老大学里，海顿的《创世记》举行了首演。霍夫堡见证了各代皇帝的生活，美泉宫曾经目睹过拿破仑的身影；在斯特凡大教堂，结盟的基督教公侯因为摆脱土耳其人的威胁而跪下做感恩祷告；大学建筑的墙身曾经见证过无数明灯般的学人巨擘。而在这些古老的宫殿之间，新建筑带着骄傲和光彩耸立着，连带着辉煌夺目的大道和流光溢彩的商店。但在这里，古老建筑与新建筑并不相争，就如同被开凿的石头与未被惊扰的大自然相安无事一样。在这里生活美妙无比，这座城市好客地接纳所有外来者，也乐于自我奉献。在这座与巴黎一样满是欢愉轻松氛围的城市中，人们能更加自然地享受生活。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之城，而所谓的文化，不就是在艺术和爱情中获取生活的粗粝原质中那些最美好、最温柔、最精致的东西吗？这座城市的人在美食方面在意上好的葡萄酒、微苦的鲜啤酒、丰盛的面点和蛋糕，在精致的享受方面也有着高要求。演奏音乐、跳舞、演戏、交谈、得体而彬彬有礼的举手投足，这些都被视为特殊的艺术。无论在单个人身上还是在整个社会当中，占据举足轻重位置的不是军事和政治，也不是商业事务。普通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翻看报纸时，第一眼看的不是议会讨论或者世界新闻，而是那座剧院的节目单——那座剧院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性，其他城市几乎无法理解。因为这座皇家剧院——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光是演员上演戏剧的舞台，它是把大千世界映射在其中的小天地，是色彩斑斓的光束，社会在其中审视自身，是唯一代表了正宗“宫廷做派”的高上品位。观众从宫廷演员身上看到榜样：如何穿着，如何步入厅堂，如何交谈，作为一个有良好品位的男人可以使用哪些言辞，又需要避免哪些言辞。这座舞台不光是娱乐场所，而是体面的举止、正确发音的有声有形的指南。哪怕与宫廷剧院只是沾上一点边儿的人和事，敬仰就如同圣光环一般环绕在他们头上。首相巨贾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走过，可能不会有人回望；但一位宫廷演员、一位女歌剧演唱家从街上走过的话，每一位售货摊的女摊主，每一位马车夫都认得他们，我们这些小男孩如果看到这些名角中有谁经过的话（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就会得意扬扬地互相讲来听。这种近乎宗教性质的人物崇拜，严重得都可以说爱屋及乌了。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人们都暗暗地嫉妒他们。年轻的高雅之士都以与演艺界名人有同样的裁剪师而感到骄傲。伟大演员的每一个纪念日、每一个葬礼都会变成一个重大事件，盖过所有政治事件。自己的剧本能够在城堡剧院上演，这是每个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因为这意味着贯穿一生的高贵尊荣：种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这如同一张终生有效的入场券，所有官方活动他都会得到邀请，这毕竟是成了皇室的宾客。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种庄严的方式。那天上午，城堡剧院的院长先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就为了通知我——先向我表示了祝贺——我的剧本被接受了。等到我晚上回到家，发现房间里有他的名片：他正式回访了我，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我，作为皇家舞台的作者，只因为作品被接受就变成了一个“绅士”，可以有幸得到皇家机构的院长给予对等礼遇。剧院里发生的事情会间接涉及每一个人，甚至那些并无直接关联的人。比如，我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厨娘满眼泪水冲进房间：刚刚有人告诉她，夏洛特·沃尔特（Charlotte Wolter）——城堡剧院里最著名的女演员——去世了。这种极度悲伤之所以让人感到诡异，是因为这位几乎是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来没有去过那座高级剧院，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或者生活中见过沃尔特。但是，在维也纳，一位伟大的国家演员是整座城市的集体财富，即便一个不相干的人也会感到她的逝世是一场大不幸。每失去一位，每一位深受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离世都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国哀。当曾经首次上演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旧”城堡剧院被拆掉时，整个维也纳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一样庄严肃穆地聚集在大厅里。帷幕刚一落下，每个人都奔向舞台，为的是至少拿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作为圣体遗物带回家——他们钟爱的艺术家曾经在上面表演过。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在十几个剧院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不起眼的木片被保存在珍贵的匣子里，如同圣十字架上的木片被保存在教堂。当所谓的贝森朵夫音乐厅被拆掉时，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举动也未见理智多少。

这个音乐厅只用来演奏室内乐，本身是一座并不起眼也没有什么艺术性的小建筑，是列支敦士登公爵先前的骑术学校，后来简单地在四壁包上木板，改造成适合演奏音乐的场所。但是，如同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受到钟爱，它是音乐热爱者的圣所，因为肖邦和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办过音乐会，因为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是在这里举行首演。现在这个地方要为一个新的实用建筑让路。对于我们这些在这里经历过许多难忘时刻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当贝多芬的旋律——罗塞四重奏的此次演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出色——渐渐消失，却没有人离座。我们喝彩，我们鼓掌，有些妇女开始因为动情而啜泣起来，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是一场永别。他们关掉了大厅里的灯光，要把我们赶出来。这四五百个狂热分子，没有一人离开座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留在那里，好像我们只要在场就能强迫这个神圣之地获得拯救一样。作为大学生，我们用请愿、游行、文章来抗争过：贝多芬在里面离世的房子不能被拆掉！拆掉维也纳每一座有历史意义的房屋，都是在从我们的身体上撕下一缕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各个社会阶层。由于有几百年的传统，维也纳原本是一座阶层划分明晰但又能完美交响的城市。这座城市的指挥台还属于皇室。皇室城堡是中心，不光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这个超越民族的皇权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围绕着皇室城堡的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那些高级贵族的府邸，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第二道城墙。接下来是“上层”社会，由一些小贵族、高级官员、工业界巨头和“古老家族”所组成，再往下则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者。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各自有自己的城区：高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的府邸里，外交官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物住在内环大道的近旁，小市民住在内城的从二区到九区，无产者住在外环。这些人之间的互动发生在戏剧或大型庆典活动中，比如普拉特绿地公园（Prater）里举行的鲜花彩车游行上，数十万计的人群会兴奋地向坐在华美彩车里的“上面的一万人”欢呼三次。在维也纳，凡是有音乐、有色彩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庆典的由头：基督圣体节这种宗教游行、军事检阅或者“城堡音乐节”等。即使是出殡的行列，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围观。每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有着这样的渴望，自己要有一个排场豪华的“漂漂亮亮的出殡”和众多送葬者；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要将自己的死亡转变为他人的观赏乐趣。对一切多彩的、有声的和庆典性内容的热衷，把表演性内容当作生活本身的游戏形式和镜像形式并乐在其中，不管这发生在舞台上还是在实实在在的空间里。在这方面，整个城市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戏剧痴”，确实让人们去追踪那些备受喜爱的人物最琐碎的生活细节，有时候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很容易遭别人嘲笑。跟意志坚定的德意志邻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在政治上的无动于衷，在经济上的落后可能真的可以部分归于过分看重享受生活。不过，从文化上看，对艺术活动的过分重视造就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首先，对所有艺术成就都无比敬畏；其次，这样几百年下来，他们就有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鉴赏力，而这样的鉴赏力最终又让他们在所有文化领域里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准。艺术家在这里总是觉得最为安适，也最能受到启发和激励，他们在这里被重视，甚至被高估。艺术总是在那些能成为全民生活要素的地方，才会有顶尖的成就出现。就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罗马将画家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把他们培养成巨匠，因为每位艺术家都感觉到自己是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其他艺术家竞争，他们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知道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任何疏忽都不会不被察觉到：每个演奏错的音符会立刻被注意到；每个不正确的定音、每个被缩短的音长都会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光来自那些观看首演的专业文艺批评者，而是日复一日地来自全体观众——在不断的比较中，他们的头脑越来越警醒，耳朵越来越敏锐。由于在政治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在社会风习方面都波澜不惊，人们对这些领域里的任何“拖沓”都心态平和地感到无所谓，对任何违规不当之处都能宽容体谅，只是在与艺术相关的事物上却没有半点含糊：这座城市的荣誉全系于此。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演员、每一位音乐家都必须自始至终竭尽全力，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在维也纳，成为人们喜爱的艺术家是很美妙的事情，但让自己保持被喜爱的地位，却并不容易：对艺术的松懈是不会得到谅解的。维也纳的艺术家知道自己处于这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之下，从而迫使自己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的水平，并让维也纳的艺术界在整体上获得了不起的水平。我们每一个人从年轻时就学会了用一种严格苛刻的标准去衡量人生中接触到的艺术作品。要是一个人曾经对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手下的歌剧院以最铁板一块的严格规矩来处理最小细节的演出都习以为常，将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那种极为精准而又有爆发力的演奏视为理所当然的话，那么他/她在今天就很少能够对戏剧或者音乐演出感到十分满意。不过我们从中也学会了一点：对自己的艺术表现也要严格。对我们来说，这种水平曾经是，也一直是标杆性质的，世界上（只有）少数几座城市这样培养未来艺术家。但是，即便很底层的民众也有关于节奏和旋律起伏的知识，甚至那些坐在“新酿酒”酒馆里最不起眼的市民，也要求铜管乐队演奏上等的好音乐，要求店主提供好葡萄酒。在普拉特绿地公园里的民众也非常清楚，哪一个军乐队——到底是“德意志大师”还是“匈牙利”——的演奏最有“动感”。谁在维也纳生活，从空气中马上就能获得对韵律的感觉。这种音乐性，我们作家在特别讲究的诗歌当中将它表达出来；在别人那里，节奏感则体现在社会态度和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一个维也纳人要是没有艺术感觉、对形式无动于衷，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在底层社会，最穷的人也已经从风景、从人的欢快氛围中将某种美的直觉带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文化的热爱，对生活中这种最神圣的多余之事保持着同时既能享受又能挑剔的感觉，他/她就不是一位真正的维也纳人。

对于犹太人来说，让自己去适应生活于其中的民众环境或者该国的情形，这不仅是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度的内心需求。那种需要家乡，平静、安宁、安全感，不被当成外人的要求促使他们带着满腔的激情将自身与周围的文化联结在一起。除了在15世纪的西班牙以外，这类联结几乎没有哪里能比在奥地利发生得更顺利、更富有成果。犹太人已经在这座皇城里住了两百多年，他们在这里遇到了轻松愉快、乐于与人为善的人。这些人表面上并不讲究繁文缛节，在内心深处却对思想和审美价值有着深深的直觉，一点儿也不逊于犹太人自身。生活在维也纳的这类人，其数量甚至还超过犹太人自身。在这里，犹太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一个世纪（19世纪），奥地利的艺术发展失去了其传统的守护者和保卫者：皇室和贵族。在18世纪，女皇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让格鲁克给她的女儿们教授音乐，约瑟夫二世能作为一个内行人与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列奥波特三世能够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和斐迪南（Ferdinand）对艺术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在他八十年的人生中除了军阶手册以外，就没有读过一本书或者将一本书拿在手里，他甚至对音乐还表现出特别的反感。那些高级贵族也放弃了从前的保护人的位置。那些辉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埃斯特哈兹家族将海顿奉为座上宾，洛布科维茨（Lobkowitz）、金斯基（Kinsky）、瓦尔德施泰因（Waldstein）家族竞相争取在自家府邸中举行贝多芬作品的首演，而图恩伯爵夫人（Gräfin Thun）竟然在这位伟大的灵魂面前屈膝，请求他不要将歌剧《菲岱里奥》（Fidelio）从歌剧院的节目中撤掉。后来，甚至连瓦格纳、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Hugo Wolf）在他们那里也得不到一丁点儿的赞助。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保持过去的水准，让画家、雕塑家能够生存下去，市民阶层就不得不挺身而出给予支持。这正是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他们成了维也纳文化得以保持昔日光彩的排头人物。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一心一意毫无保留地在这里安家落户；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奉献出的爱心，他们才感觉到自己有资格将这里当作家乡，自己成了真正的维也纳人。在其他公共领域，他们的影响非常小。皇室的煊赫让任何私家财富黯然失色，国事方面的高级职位都是世袭罔替的，外交界留给了贵族，军界和高级文官留给了那些古老家族。犹太人也根本不奢望向这些特权圈子挺进。他们知趣地尊重这些传统特权，视其为天经地义。我还记得，我父亲终其一生都避免在萨赫大饭店（Sache Hotel）用餐，并非是出于节俭——这里与其他高级酒店在价格上的差异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距离感：如果与一位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亲王或者一位洛布科维茨人邻桌而坐，他会有无地自容或者越位的感觉。唯有在面对艺术时，一切维也纳人才会觉得他们都有平等的权利。在维也纳，爱与艺术是共同的责任，犹太市民通过襄助的方式对维也纳文化活动的参与是难以估量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受众，他们光顾剧场、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和绘画作品，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他们有灵活的理解力，受传统的束缚相对较少，他们到处是一切新艺术的支持者和先锋。19世纪的大型艺术收藏几乎都是由他们来定型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都只能在他们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来自犹太市民阶层这种坚持不懈的、令人倍感鼓舞的兴趣，指望皇室、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他们更愿意将钱花在赛马的马厩上或者打猎上——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会远远落后于柏林，就如同奥地利在政治上落后于德国一样。如果有谁想在维也纳做些新尝试，如果一位外来客要在维也纳找到知音和观众，就得依靠这些犹太市民阶层。在反犹时代有过唯一一次成立“民族剧院”的尝试，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更没有观众。几个月以后，这家“民族剧院”就惨淡地倒闭了。正是此事才让人们恍然大悟：享誉世界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中，百分之九十的成就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襄助和哺育，甚至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

正好是在最近一些年，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上产出丰富起来，与在西班牙（犹太人）那悲剧性的毁灭前夕的情形相似。但是，其艺术产出的方式并非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而是经由一种通感的奇迹，让奥地利的、维也纳的艺术获得了最强有力的表达形式。在创新音乐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勋伯格是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s）、莱奥·法尔（Leo Fall）、卡尔曼（Kalman）让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了新的生机；霍夫曼斯塔尔（Hofmansthal）、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贝尔——霍夫曼（Beer-Hofmann）、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让维也纳的文学登入了欧洲文学的殿堂，这是维也纳文学甚至在格里尔帕尔策尔（Grillparzer）和施蒂弗特（Stifter）时代都未曾得到过的尊荣；索嫩塔尔和马克斯·赖因哈特（Max Reinhardt）让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其他学术巨擘让早已名声斐然的大学获得举世的瞩目。无论在哪里，这些浸润着维也纳精神生活的人，作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和建筑设计师、记者，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至为崇高的地位。出于对这座城市充满激情的热爱，出于融入的愿望，他们完全让自己适应这个社会，以能够为奥地利争得荣誉而感到幸福。他们感觉，自己作为奥地利文化中的一员是面对世人的一种使命。而且，我们需要诚实地再次重申：那些今天在欧洲和美国大获赞赏，被认为在音乐、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表达了新生的奥地利文化的作品，如果不说是很大一部分的话，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维也纳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在放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却达到了他们千年以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一种几个世纪以来找不到出路的智识能量，在这里与一种已经变得疲惫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用新力量和永无疲倦的创造力让它（旧传统）得到滋养、再现生机，让它得以提升和焕然一新。这座城市在多元因素相遇中形成的文化和感觉，让它获得了精神上的超民族性。未来的几十年将会证明，那些以粗暴的方式将这种维也纳文化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做法，对维也纳这座城市来说是怎样的犯罪。维也纳的天赋——一种特殊的音乐性的——是能让一切族群上、语言上的对立在自身中变得和谐一致，它的文化是所有欧洲文化的综合。凡是在那里生活和做事的人，都感觉自己抛开了褊狭和成见。再没有哪里比在维也纳更容易让人成为一个欧洲人。我深知，自己能够早早地学会将人类共同体的理念作为内心的最高准则来热爱，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这座城市：它早在马可·奥勒留（Marc Aurel）时代就曾经保卫过那种罗马的、普世的精神。

在昔日的维也纳，人们过着好日子，人们活得轻松、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带着恼怒和轻蔑俯视着我们这些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人既不“能干”，也不保持严整的秩序，而是让自己好好地享受生活，享受美食，在节日和剧院里找到乐趣，还能创作无与伦比的音乐。维也纳人的确不具备德国人的那种“能干”——这种“能干”毕竟使其他民族的生存遭受了无比的痛苦和毁灭——也没有那种贪婪的“想要赶超一切他人”和“向前冲”的愿望，他们更愿意愉快地闲谈，愿意融洽地相处，愿意在安详愉快和放松的共处中，每个人都各得其所，于任何人并无不利。“活着以及让人活着”是最著名的维也纳基本准则。即便在今天，我仍然认为这个基本准则要比一切范畴性的绝对命令更符合人性，它可以在所有的生活圈子里不可抗拒地大行其道。穷人与富人、捷克人与德国人、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尽管他们偶尔也互相嘲弄；即便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也摆脱了那种残忍的仇恨，这种残忍的仇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留毒物，进入时代的血液当中。在过去的奥地利，人们彼此斗争时保持着骑士风度；在报纸上、在议会里，人们也会相互谩骂，但是在发表过西塞罗式的辩论演说以后，这些议员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杯啤酒或者咖啡，相互谈话时用“你”而不是“您”。即便在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作为反犹党党魁成为维也纳的市长期间，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至少在私人交往领域里。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在中小学、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都没有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遭受任何阻碍或者蔑视。那种一国针对另外一国，一个民族针对另外一个民族，一张桌子旁的人针对另外一张桌子旁的人的仇恨还没有每天从报纸上跳到人们的眼前，那种仇恨还没有将人与人、国与国隔离开来；在公共生活中，群体情绪还不至于强烈得让人反感；私人领域有自己做和允许别人做的自由——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在当时还是理所当然之事。那时人们也不像今天这样把容忍蔑视为软弱和无能，而是将其盛赞为一种伦理力量。

这是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激情主导的世纪。那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阶层划分，存在着平缓过渡地带的井井有条的世界，一个没有匆忙的世界。新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转移到人的身上，衡量岁月和年龄还有着另外的标尺。人们生活得较为悠闲。当我今天试图去回忆起童年时期出现在我身边的成年人的形象时，尤其明显的特征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很早就发福了的。我的父亲、我父母辈的男性亲属、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指挥台上的爱乐乐团里的音乐家，他们在四十岁时已经是心宽体胖的“气派”男人了。他们走路不慌不忙，说话得体，在谈话中抚摸着精心呵护、通常已经变得灰白的胡子。不过，白发只是表明一个人的尊严新的标记，一位“稳重”的男人要有意避免年轻人的体态和自负，那会被看成是不恰当的。即便我还是一个小孩子，那时我父亲还不到四十岁，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看见过他急匆匆地上楼下楼，或者以能让人察觉到的形式匆忙做什么。匆忙不光意味着不够精致，实际上那也是多余之举，因为在这种市民阶层的稳定生活中，由于有各种小型的保障和补偿措施，从来不会有什么突然之事发生。外面世界所发生的灾难，无法穿透这“有保障的”生活的坚实围墙。发生在南非的英布战争、亚洲的日俄战争，哪怕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存都不能有分毫的影响。他们对报纸上关于每一场战役的报告一翻而过，就如同看体育栏目一样感到无所谓。的确，奥地利以外发生了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生活能因此有什么改变呢？他们所经历的奥地利，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没有政体上的大起大落，没有出其不意的财产贬值。如果在股票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人们就会称之为“暴跌”，会愁眉不展地说这是灾难。人们抱怨“高”赋税，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人们真的以为如此。实际上，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税收相比的话，当时的税额不过如同给国家的一点儿小费而已。那时候人们在遗嘱里还精确地写下，如何才能避免让他们的孙子以及重孙子遭受财产方面的损失，就好像一旦有一张看不见的债契就有了永远的安全保证一样。人们在此间舒适地生活着，抚平小小的忧虑，如同去抚摸一只好玩而听话的宠物，从根本上人们不会对它们心怀恐惧。每当我手里碰巧拿着一张过去的旧报纸，每当我读到一篇激情澎湃的、关于一个小社区选举的文章，当我去回忆城堡剧院的某场演出以及它出现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人在讨论一些原本无关紧要事情时那种过分的激动时，我就会忍俊不禁。这些忧愁是多么微不足道，那个时代是多么波澜不惊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人生平静、笔直而清晰从一端到另外一端。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从此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所以未曾遭遇过什么实实在在的愁苦、命运的险恶和重创；他们不曾经历任何危机和问题：它们会让心灵遭受压迫，但同时也让心灵有了不起的拓展！他们生活在安宁、富足、舒适的象牙塔中，关于生活也能变成重负和焦虑，生活是永远的意外，生活能被从各种角度撬离根基这一点，他们所知是多么少！在他们那令人感动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想法中，他们多么难以想到，即将到来的，晨光在窗前初现的每一天都能将我们的生活践踏破碎。即便他们在经历最黑暗的时刻，也不会愿意去放下幻想，去想到人会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难以想到人能有多大的力气来战胜危险、经受考验。我们，被生活的急流所追逐；我们，被拔除掉一切纽带关联的根基；我们，总是在被推到一个终结时再重新开始；我们，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却也是它心甘情愿的仆人。对我们而言，舒适已经变成一个传说，太平只是一个童年梦想。我们感觉到了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张力，永久的新情况带来的恐惧深入我们肌体中的每一条纤维。我们时日中的每一刻，都与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带着苦痛和乐趣，经历着远远超出自身生活小圈子的时代和历史，而我们的前人只局限于自身的生活当中。因此，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哪怕是这一代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也会千百倍地胜过我们祖先当中最睿智的人。但是，这不是我们白白得到的礼物，我们为此付出了不折不扣的代价。

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父亲代达罗斯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用羽毛制成双翼，用蜡沾在身上，飞上天空，逃出克里特。伊卡洛斯因为兴奋而忘记父亲的嘱咐，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最终因羽翼上的蜡融化，坠海而亡。
摩拉维亚，历史地名，今捷克东部地区摩拉瓦河流域（因河得名），历史上曾经是波希米亚的一部分，自15世纪以来一直在哈布斯堡王朝势力控制之下。
加利西亚，历史地名，在今波兰东南部。
尼斯，法国东南部海港城市，疗养胜地。
里奥内尔·瓦尔特·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1868—1937），著名银行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第二代男爵，生于伦敦，动物学家，收藏家，在伦敦创立了罗斯柴尔德自然史博物馆。阿比·瓦尔堡（Abraham Moritz Warburg或Aby Warburg，1866—1929），德国艺术史家、文化理论家，于德国汉堡创立了文化研究的私人图书馆“瓦尔堡文化学图书馆”，后移址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瓦尔堡家族亦是富庶的银行家族）。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国哲学家，其家族是一个工商业界的犹太家族。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Loraine Sassoon，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巴格达犹太巨商萨松家族的后裔。
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Ritter von Gluck，1714—1787），早期古典音乐家，生于德国，后定居维也纳。擅长创作意大利式、法国式歌剧，并致力于歌剧改革。
利西诺夫斯基（Lichnowsky），来自上西里西亚的贵族。家族中，第二世利希诺夫斯基藩侯（Karl Alois，Fürst von Lichnowsky，1761—1814），奥地利宫廷总管，对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有庇护资助。埃斯特哈兹（Esterházy）是中世纪兴起的匈牙利贵族。家族中，约瑟夫——尼古拉一世藩侯（匈牙利语Esterházy I．Miklós József，德语Nikolaus I．Joseph Fürst Esterhazy，1714—1790）是海顿的最大雇主。
霍夫堡（Hofburg，意为“宫廷的城堡”），坐落在维也纳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宫主建筑群。美泉宫（Schönbrunn）坐落在维也纳西南，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
索嫩塔尔（Adolf von Sonnenthals，1834—1909），奥地利著名话剧演员。
约瑟夫·凯恩茨（Josef Kainz，1858—1910），奥地利著名演员。
贝森朵夫音乐厅（Bösendorfer Saal），著名钢琴制作家路德维希·贝森朵夫于1872年完成对原建筑的改建，举办了音乐厅落成演出。音乐厅可容纳588名听众。该建筑于1913年被拆除，期间举办过的音乐会大约4500场，无数音乐名人曾经在这里登场演出，他们的作品在这里首演。这曾经是维也纳艺术世界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罗塞四重奏（Rose-Quartett），由维也纳小提琴家阿诺·罗塞于1882年成立的弦乐四重奏乐队，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乐队之一。1938年，在奥地利与纳粹德国结盟之后，身为犹太人的罗塞被迫离开维也纳，流亡到伦敦。该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45年的伦敦，次年罗塞去世。
鲜花彩车游行（Blumenkorso），从1886年到1914年，每年的5月份举行的春季庆典。传统上只有贵族和上层社会才可以将用鲜花装饰自己的马车参加游行，出租马车没有资格参加，观众则为普通民众。
新酿酒（Heurige）：本义是指当年的新酿葡萄酒。奥地利法律规定，葡萄酒酿造者可以在无须许可证、无须缴税的情况下，向顾客提供当年的葡萄酒。各州的相关法律不尽相同。在维也纳，纯粹的“新酿酒馆”不需要经营许可，但是除不含酒精的饮料以外，这样的酒馆只能提供自家酿造酒类，只允许为顾客提供冷餐。这是维也纳餐饮文化生活中一道特有的风景。提供新酿酒期间，往往有铜管乐队现场演奏音乐。
这里的“德意志大师”（Deutschmeister）和“匈牙利人”（Ungarn）指的是奥地利的两支传统军乐队。作为维也纳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今天的“德意志大师”军乐队与维也纳旅游局合作定期在霍夫堡和内城为游客提供表演。
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1830—1915），祖籍匈牙利的奥地利著名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