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个世纪的学校

在读完国民小学以后我被送入文理中学，这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一户殷实人家出于对社会地位的考虑，都要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让他们学习法语和英语，精通音乐，首先给他们安排家庭保育教师，其后是私人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礼貌。但是，在那个“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能够通向大学文凭的所谓“学术”教育才具有完全的价值。因此，每一个“上层”家庭都有那么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儿子当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应该带个博士头衔，随便什么专业的都行。

通往大学的这条路相当漫长而崎岖。五年的国民小学，八年的文理中学必须得在木头长凳上坐过来，每天五六个小时的功课，课余时间还要完成作业。除此以外，在学校之外他们还被要求获得“通识教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除了这些“活”的语言以外，还有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就是说，五种语言再加上几何学和物理学，以及学校里的常规学科。那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没有给身体的发育、体育和散步留出空间，尤其是没有给兴奋感和愉快留出来任何余地。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我们在七岁时背诵了《快乐而幸福的童年》这首歌曲，必须表演合唱。这首歌那简单而单一的旋律还能在我的耳边回响，但是那首歌的歌词在当时我就很难唱出口，更难觉得它让人口服心服。如果可以实话实说，我的整个学校生涯，全是不间断的无聊厌倦。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摆脱这种磨盘般的折磨；无聊厌倦的感觉却因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长。我不记得在那个单调的、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学校中有什么事情是“快乐”和“幸福”的，它把我们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岁月彻底败坏了。我甚至也会承认，当我看到这个世纪的孩子们，在童年时期能发展出来的幸福、自由和独立比我们那时要多得多时，我还忍不住嫉妒呢。直到今天，当我看见孩子们那么无拘无束，几乎可以说是平等地与老师谈话时，看到他们一点儿也不心怀恐惧地赶往学校，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一直怀着隔阂的感觉，看到他们在学校、家里可以随意公开说出那些来自年轻的、好奇的灵魂中的想法时，我似乎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自由、独立、天然的生灵，在我们踏进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筑物以前，就必须把它掩藏好，以免让自己的前额撞上那看不见的牛轭。对于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冷漠、无聊，是一个对“不值得了解的知识”准确地进行切割分块并死记硬背的地方；对于那些经院式或者被变成经院式的内容，我们找不到它们与现实或者个人兴趣有任何关联。那是一种迟钝枯燥的学习，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学习，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旧式教育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学校里唯一真正让我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也是我要为此感谢学校的时刻，就是学校的大门从此永远在我身后关上了的那一天。

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谓的“教学计划”是在一百年经验基础上精心编制出来的。如果这些内容能以富有启发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就可以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相当全面的教育基础。但是，正因为有死板的计划和枯燥的条条框框，我们的课程表变成了残酷的荒野，死气沉沉。一个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没有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调节，如同一个自动机器一样，只显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来显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学计划上的“要求”。这种人与人之间爱心全无，这种清醒的非个人化，这种军营式的相处方式，正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倍感煎熬的东西。我们有固定的内容要学习，学过的东西要考试。整整八年，没有人问过我们自己愿意学习什么，一次都没有。每个年轻人都暗自渴望获得那种支持他们求知的辅助力量，偏偏在学校里完全没有。

这种冷漠的状态从学校建筑的外观上就可以一览无余。这是一座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以前快速、廉价的方式没多加考虑就搭造起来了。质量糟糕的阴冷石灰墙，教室低矮，没有一张画或者任何能让眼睛感到舒适的装饰，整座房子里都是厕所的气味。这座学习军营从旧宾馆拿来已经被无数人用过的家具，以后还将有无数人继续用下去，不管他们对此是无所谓还是不情愿。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座房子里那种令人不快的霉味，和奥地利行政办公室里的气味是一样的。当时我们将这种气味称为“衙门味”，是那种暖气烧得太热，多人聚集，从来没有真正好好通风的房间里会有的气味。这种气味首先附着在衣服上，随后也附着在灵魂上。我们坐在低矮的木凳上，两人一组，好像摇橹船上的囚犯一样。这种座位让人后背弯曲，我们坐得骨头都发疼。在冬天，煤气灯的明火发出来的蓝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挂上窗帘，好让我们的目光无法瞥见一小块四方形的蓝天，不让我们为此高兴。那个世纪的人们还没有发现，尚在发育的身体需要空气和运动。四五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这期间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钟的休息，人们以为这就足够了。每周两次，我们会被带到体操大厅里，窗户都被关得严严实实，我们在地板上毫无意义地蹦来蹦去，每一步都会扬起一米高的灰尘。这样下来，健体举措就完成了，国家对我们尽了让“健康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体中”这一“责任”。多年以后，当我从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边经过时，还是能有一种获得救赎的感觉，我不必再走进这座我们青少年时代的牢狱。当这座名校在举行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时，我曾经受邀作为出色校友当着部长和市长的面发表演说。我客气地拒绝了。我没有什么要感激这个学校的，每一个这类词汇都会是谎言。

学校生活让人感到的沮丧，责任也不在老师身上。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战友。他们是可怜的魔鬼，像奴隶一样被绑缚在一个程式里面，被绑缚在具有威慑性的既定教学计划上，他们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们也得完成我们的工作量一样。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等到中午学校里那让我们获得自由的钟响起来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们。几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的名字他们都不知道。在那时的教学方法中，他们的脑子里只费心琢磨一件事，去确认“学生”在上一次作业中犯了多少个错误。他们坐在上面的讲台上，我们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长凳之间，在看得见的“上”和看得见的“下”之间，是看不见的“权威”，这阻止了任何接触和相互间的了解。老师将学生当作个体来看待从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对学生的观察写出“报告”——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了——既不是老师的责任，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个人谈话会减少老师的权威，因为那样一来老师就让我们“学生”同他们太平起平坐了，而他们本应该是“坐在上面的人”。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和长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了：我们和老师之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灵魂上都毫无共同关联。在我的记忆当中，如照片一样清晰的是讲台和班级记事本。对那个记事本，我们总是企图去瞄上一眼，因为里面写着我们的分数——就在现在，那个里面有分类标记的小小红色记事本还浮现在我的眼前；接下来便是在记事本中写进数字的那支黑铅笔。我眼前也浮现出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到处都是老师用红色水笔修改过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老师的脸庞。也许那是因为我们面对他们时，总是半闭着眼睛或者用漫不经心的眼睛看他们。

对于学校生活感到乐趣全无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记得同学当中有哪位对学校生活没有反感，我们最佳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愿望在这个磨盘里受到阻滞和压抑，变得兴味索然。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对我们青少年没有爱、没有灵魂的教育方法并非国家主管部门的不作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特有的既定意图，只不过这意图是一个应该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我们面对的世界，或者说，高居我们头上的世界将一切想法都集中于追求“安全”这一偶像上，他们不爱年轻人，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年轻人始终不信任。他们热衷于系统性的“进步”，热衷于它的秩序；他们将市民社会中各种形式的有条不紊和从容不迫当成人类唯一一个有效用的美德。每一种能将我们带向前方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老皇帝君临天下，由老首相实行治理；这个国家没有其他野心，只想通过抵制任何极端性的改变让自己在欧洲毫发无损地得以保全。年轻人在天性上总是想要快速极端的改变，因而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因素，他们应该受到排斥和压制，时间越长越好。没有人有理由让我们的学校生活变得愉快；任何升迁都要先经过耐心的等待。由于一切都在向后推，那时每个年龄阶段所具备的含义也与今天的完全不同。人们对待一位十八岁的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如果被抓到在抽烟，他就会受到惩罚；如果需要离开教室去厕所的话，他得乖乖地先举手报告以便获得批准。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还会被认为羽翼未丰，甚至四十岁也还被认为没有成熟到足以担当责任重大的职位。当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外——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院长——发生之时，整个维也纳被震惊得一塌糊涂。人们到处窃窃私语，因为当局将这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交给了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人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三岁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里程碑作品）。这种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不那么可靠”的不信任，贯穿在各个圈子里。我父亲在业务中从来没有接待过年轻人，如果一个人不幸面相年轻的话，他在哪儿都得先克服人们对他的不信任。年轻成为职业进取上的障碍，年长受到优待，这种做法在今天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我们的今天，一位四十岁的人会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显得像三十岁，六十岁的人显得像四十岁，年轻、精力充沛、行动力和自信是人们想要的、首选的，而在那个太平年代，每一个想要向前的人都得尝试一切想得出来的面具来让自己显得老成。报纸推荐一些让胡子快速生长的办法，二十四五岁，刚刚完成学业的年轻医生留着大胡子，哪怕没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边眼镜，只是为了给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经“有经验”的印象。人们穿上黑色的长外套，迈着从容的步子，还尽可能地挺起微圆的小腹，以此来体现那种刻意的老成持重，有上进心的人会至少从外表上尽量去掩盖那让人感到不可靠的年轻。到六年级、七年级时，我们已经拒绝背双肩背的书包，改用单肩背的公文包，为的是让人不会马上看出来我们是高中生。所有在我们今天看来令人羡慕的素质——年轻人朝气、自信、大胆、好奇、生活的乐趣——在那个只讲究“持重”的时代，都让人觉得是靠不住的。

了解这些特殊看法给人带来的唯一收获是，可以从中明白国家利用学校为工具，来维护自身的权威。我们首先要被灌输这样的想法：一切现存事物均完美无缺，应该尊奉；老师的意见绝不会错；父亲的话语不容反驳；国家机构是绝对性质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那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这在家庭中也要实行）是：年轻人不应该过得太舒服。他们在获得某些权利之前，必须先通晓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完全听话的责任。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牢记住：在生活中我们还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还没有任何经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去追问什么，去要求什么，对于人们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唯有心存感激。在我成长的时代，在孩子们的早期童年，这种愚蠢的恐吓方法就被用在他们的身上了。仆人和愚蠢的母亲会恐吓三四岁的孩子说，要是他们不马上停止做坏事，就会有警察上门来。等到我们上了中学以后，如果某次在某个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绩，就会受到这样的威胁：让我们退学，去学一门手艺。这是市民阶层中最糟糕的威胁：落入无产者的生活状态。但是，当年轻人带着最诚恳的受教渴望，想从成年人那里获得对某个严肃的时下问题的解释时，一句高傲的“这你还不懂”就把他们挡回来了。年轻人所到之处，人们都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在家里、学校、国家。人们诲人不倦地让年轻人明白：他还不“成熟”，还什么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听别人的，什么时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驳。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学校里可怜的魔鬼教师高高地坐在讲台上，那是一尊我们无法接近的神像，他们把我们全部的感觉和心思限制在“教学计划”当中。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身心愉快，没有人在意。在那个时代，老师的使命不是要帮助我们前行，而是教会我们谦让；不是去培养我们的内心世界，而是要求我们尽可能没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们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约束它们，使之趋同。

对年轻人这种心理上的（或者说，这是完全违背年轻人心理的）压力，只会带来两种效果：要么让他们麻木不仁，要么起到刺激和激发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心理分析治疗的档案中看到，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结”。偏巧是在那些从奥地利旧式学校里走出来的男人发现了“自卑情结”的存在，也许这并非纯属巧合。在我本人这里，正因为有这种压力我才很早就带着宣言式的激情来主张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此外，对一切权威的痛恨，对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语的反对，也陪伴了我的一生。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条性内容就像一种本能一样，我已经忘记它来自何处。有一次，我的一场演讲被安排到大学里的一个报告厅内举行，我发现，自己是从讲台上向下对人们讲话，下面坐在长凳上的听众就如同当年我们那些中学生一样，乖乖地听着，没有言谈，没有反问。突然之间，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当时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涯中，这种非团队式的、威权性的、教条性的自上而下的说教，让我遭受了怎样的痛苦。一种恐惧感猛地向我涌来：我在这个高高的讲台上对下面的人发表的演说，可能会如同当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演说一样，完全没有个人化的效果。正是由于这种阻碍，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讲。

直到十四五岁时，我们对学校忍耐得还相当不错。我们打趣老师，带着冷漠的好奇而学习每一课的内容。但是，再往后学校就让我们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是负担。在悄无声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出现了：我们这些在十岁进入文理中学的男孩子，只用了整个八年学制中的四年就超过了学校教学的知识水准。我们直觉地感到，在这个文理中学中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学习了，在某些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比那些可怜的老师还多，而这些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出于自己的兴趣去翻开过一本书。另外一种对比也能日渐一日地让人感觉到：我们原本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这里听不到任何新东西，或者让我们觉得值得了解的东西，而学校外面则是一座充满了无数启发的城市，一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带给人惊喜的城市。所以，我们身上那些被压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上、艺术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学校里找不到任何营养，那么就充满激情地去面对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三个人发现了自己对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兴趣，后来是十几个人，到了最后几乎是全体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