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主角登场。

公元581年，杨坚篡周，改国号为隋。

杨广那时才是个十三岁的少年，国家大事跟他还没什么关系，只不过之前他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公子，之后他成了万众瞩目的皇子。

但也不是最瞩目的，最瞩目的当然是皇太子杨勇。

杨广的封号是晋王，因为他的藩地在并州，也就是山西太原那一带。

这是个很重要的位置，承担西北方向对突厥的防御。但是真正发号施令的当然不会是才十三岁的小皇子，杨广在那里不过是接受教育。

他的导师叫王韶，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如果小皇子犯了错，他会把自己锁起来，吓得小皇子连连认错。

于是，在这样的教导下，晋王长大成人，才学、举止、待人处事都非常出众。他变得越来越瞩目。而终于，在某个契机的帮助下，他的风头压过了在京师的太子杨勇。

这个契机，就是两个字——江南。

前面说过，杨广的父母杨坚和独孤伽罗都是根正苗红的关陇集团人士，因此杨广的关陇集团出身也就无可置疑。

然而，他的一生，却偏偏都与江南纠结在一起，这段缘分使得他的关陇贵族身份稍稍地出现了一点偏差，然而这点偏差却可能改变了中国历史。

从头说起。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二十一岁的晋王杨广作为统帅参与了平陈之战。其后，在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末，江南大乱之际，他又被紧急调往江南，开始了为期十年的驻江南行政长官生涯，直到咸鱼翻身取代长兄杨勇成为皇太子。

毫无疑问，前后十一年间，应该是发生过很多事情的。

但是，杨广作为一个亡国之君，有义务也有责任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以便让后世在忆苦思甜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痛贬的反面教材。

这么说，倒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大坏蛋，而是如此彻底地，可以排进最恶劣皇帝前三甲的形象，还是需要一些技巧性的塑造工作的。

比如说，关于他早年在江南做过的一些可能不那么符合大坏蛋形象的事情，史书的态度是能不记载就不记载，所以，对于他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尤其是平陈至坐镇扬州担任江南地区行政长官的经历，我们知道得很含糊。

只好从含糊里拣些相对看得清轮廓的来八卦一番。

三只烂苹果

公元569年，北周隋国公府诞生了一个小婴儿。

他是杨家的第二个儿子，日后被称为隋炀帝。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广，但其实，那会儿他叫杨英。更准确说，在北周时代，因为父亲被赐姓“普六茹”，所以他的名字叫“普六茹英”。这名字用了十几年，直到他父亲杨坚当了皇帝，忽然发觉原来老二的名字倒过来念谐音“嬴殃”（英杨），大不吉利，于是改名为杨广。

按照史书记载，这是个长相漂亮的孩子，从这点推断，杨广应该长得更像他母亲独孤伽罗。理由是他老爸杨坚的长相是非常典型的开国之君——有异相。这也是历史传统，圣君临世，相貌总有些特异，杨坚也不例外，“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长着像龙一样的撅起的下巴，脑门也是像龙角一样凸起……固然尊贵，但是从审美角度来看，跟帅哥距离甚远。称得上帅哥的是杨广的外公独孤信。从遗传的规律来看，“美姿仪”的杨广应该更多继承了母亲这一方的基因。

杨广出生在乱世。那一年的华夏，同时存在着三个年号：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

北齐后主天统五年;

南陈宣帝太建元年。

既然一分为三，就免不了小则磕磕碰碰，大则鱼儿吃虾的交战，此时也不例外。这里可以套上烂苹果理论：最烂的苹果最先被吞掉。

在当时，北周武帝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明君，南陈宣帝是浑浑噩噩的昏君，北齐后主高纬则是烂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所以，在杨广八岁那年，也就是公元577年，最烂的苹果——北齐首先为北周所灭。

按照烂苹果理论，接下来就该轮到南陈了。可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正当北周武帝筹划灭南陈的行动时，突然病死了。他那个“糊不上墙”的儿子宇文赟当仁不让地抢过了最烂苹果的荣誉称号，北周反而先灭亡了。

南陈因此多苟延残喘了近十年，直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杨坚下令五十万大军南渡平陈。

五十万大军统帅，正是晋王杨广。

当时，他年仅二十一岁。

如此重要、如此显赫的位置会属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当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辉煌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皇子身份：这等功劳，很懂得猜忌臣下的杨坚是肯定不能让给随便张三李四，等着让他们来功高震主的，如果没儿子他也得考虑自己上，更不用说他确实有几个成年的儿子;老大杨勇是皇太子，古有云“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候补皇帝的主要职责是等着当皇帝，所谓国本，要求安全;那么轮下来，当然就是老二杨广了。

杨广就这么被历史扔下的馅饼砸中了脑袋。

天下称贤

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秋天，踏着萧萧的落叶，晋王杨广应召回到京师。

整座都城大兴落成未满五年，他的父亲杨坚急于要用一座新的都城来确证新的王朝建立，大概，也为了尽快摆脱自己在旧都城里始终无法甩开的叛臣影子。新都城气势磅礴，由大工程师宇文恺设计，格局清晰而实用，节俭的风格正合杨坚的务实作风。

尽管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十八岁的杨广仍未脱尽年轻飞扬。当他从父亲口中听到即将由自己来完成的使命时，眼睛里顿时放出了光芒。

其后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完善的作战计划在反复商讨和修改中制定下来，配套的交通工程山阳渎也按期完工，军需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一切只等号令。

曾看到过有人说，隋文帝统一中国太容易，因为当时南北军事力量相差悬殊。言下之意，这算不上什么丰功伟业。这话多少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当初，苻坚率领那支投鞭断流的百万大军，踌躇满志地来到长江边，又有几个人能预料他的失败？

当杨广率领大军面对那滚滚东逝的江水，不知他是否想到过苻坚？

但是这一次不同，杨坚不是苻坚，他已用了几年时间做出周密计划，也许更重要的是，南朝也已没有了谢安。

人的心理更向往传奇的故事，以少胜多，眼花缭乱的智谋，血染沙场的悲壮……然而，一边倒的战况虽然缺乏激烈搏杀那种可以事后用来津津乐道的趣味，却更有实效。

容易，更说明事先准备的严密和充分。

中国历经二百七十年分裂之后，再次统一。

对于年轻的统帅杨广而言，这场名垂青史的战争其实更像是一出早已经写好剧本的大戏，他绝非导演，而只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演员。

但这绝不等于说，杨广就只能无所事事地当一个牵线木偶。角色不能够改变，但是演得好不好，却全都在于他自己能不能够抓得住这个机会。

他抓住了。

平定江南是杨广一生政治生涯的真正起点。

没有人会相信年轻的统帅在整个军事行动中起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年轻的统帅也不可能全凭别人发号施令。实际上，进了建康城（今南京）之后，杨广就发了一次威：以“违军令”的罪名把功勋显赫的大将贺若弼给逮捕了。从后来的记载看，与其说贺若弼真的违反了什么军令，倒不如说是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年轻气盛的元帅。

既然不是摆设，那么单单是能够顺利完成“南平吴会”这么一桩大行动，已经足够让年轻的全军统帅得到一片赞誉。如果不是演变为大坏蛋杨广，这辉煌的一笔肯定会被史书大书特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但是”后面是什么了。因此，这件事在史书上只是一笔带过。

虽然鲜少记载，但是零星的也还有些。比如说，杨广进入建康后的第一件事就很有意思。他迫不及待地做了什么呢？

杨广下令，立刻接收南陈国家图书馆。

那个时候，经济军事力量是北方占据绝对优势，但文化却是南方更发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之前的几百年动乱岁月里，原来在北方的那些士人们（也就是有钱读书玩风雅的大爷们）一溜烟跑去了南方，把北方扔给了一帮“胡夷”折腾。

杨广好读书。

他一生都热爱读书，并且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整理图书。从攻下南陈，接收图书馆，史书有了第一次关于此方面的记载，其后始终没有中断过，甚至到了大业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他也仍然在坚持做这件事情。那还是一个没有印刷术没有电脑的时代，所有的书籍文献整理要靠人一笔一笔地誊抄。延续数百年的战乱中，无数人的心血在战火中散失，当杨坚继位的时候，国家图书馆仅仅只有一万五千卷图书，到杨坚过世，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整理，增加到三万余卷，而经过杨广在位时的大力扶持，这个数目飞跃性地增加到三十七万卷。这个数字蕴含的是华夏文化的传承。

除了搜罗图书，其实杨广还搜罗了更重要的——人才。后来成为他左右手的那些人物，宇文述、郭衍……无不是平陈时他的手下。只不过，培植自己的力量，这是暗棋。

另外，他还下令清查并且封存南陈国库，金银财物无所取，都不动。更让江南百姓感到大快人心的是，杨广下令杀了南陈遭人痛恨的五个奸臣。

这些举动，为他招来了一片赞美之声，一时间，“天下称贤”。

张丽华事

然而，一片赞美中，也混进不同的色彩。

——桃色。

有桃色当然有女人，这个女人名叫张丽华。

她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的一个大“祸水”，当然也就是一位大美女，否则哪有资本当祸水呢？据说她发长七尺，光可鉴人，迷得陈后主天天给她梳头也不嫌腻，连见大臣都把她抱在腿上。

当杨坚厉兵秣马的时候，陈后主也在建康皇城里忙作一团。他正忙着废皇后、废太子，改立美女张丽华和她所生的儿子。

事儿还没忙完，隋军已经攻破了建康城。

据说，“废物点心”陈后主吓得一手抱着张丽华，一手搂着孔贵嫔，躲进了井里，可惜最后还是被隋兵抓了出来，自己也成了千古一大笑话。这里插一句，据今人考证，彼时水井甚狭，要让陈后主左拥右抱地躲进去，除非他们仨会缩骨功。不过，这故事颇合一位亡国怂货的形象，因此也就被津津乐道到如今。

我们都知道，古时有个传统，凡举昏君亡国，别人的责任总比他本人的大，尤其身边有美女的话，那就更是现成的替罪羊，比如妹喜、妲己、褒姒……陈后主也不例外，等陈朝亡了国，大家不盯着陈后主，只在他身边找，左看右看，齐刷刷瞄准了张丽华。所以，陈后主可以被隋室好好地供养起来，吃吃喝喝直到寿终正寝。美丽的张丽华就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就地咔嚓，陈尸青溪桥下。

但是这里，在一个细节上，史书的记载出现了分歧。

那就是，究竟谁才是下令杀死美女张丽华的人？

版本一：

杨广早闻张丽华的美貌，垂涎已久。当他听说前锋已经攻下建康城的时候，连忙派人去传话：“留下张丽华！”

这时候在建康主持事务的人是高颎，他是当时隋的左仆射，也就是国务总理。八卦隋史，是不能不提高颎的。此人文韬武略，为隋朝立下过无数功劳，通读《隋书》，他几乎是唯一受到无保留的全面褒奖的人，据说唐太宗看了他的传记之后，口水横流，恨不能把他拽来给自己干活。可惜，实在可惜，这个人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被杨广杀了。

高颎听到晋王的命令，冷冷地回答：“这怎么可以？这妖女简直就是妲己，不杀了她怎么平人心？”不由分说，把张丽华杀了。

多情的杨广怀恨在心，暗下决心：高某人你给我记着！早晚有一天跟你算这笔账！

这段记载很符合杨广的形象，一个荒淫好色的亡国昏君。

民间口碑，称他“色中饿鬼”。从唐代开始，杨广就成为无数内容香艳的传奇小说主角，像《开河记》《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南部烟花录》，到了明清更有《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等。在这些传奇小说里，杨广在皇帝这个职位上几乎就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就是到处寻访美女，整天寻欢作乐，其他的事情，包括修建东都洛阳，开大运河这些事，也是紧紧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的。

更何况，这段八卦白纸黑字记录于正史——《隋书》。

这件事本来可以成为铁案的，无奈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同时代的另一部史书《陈书》给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版本二：

张丽华是被“天下称贤”的五好青年杨广下令砍头的。

这真是一个不懂得怜香惜玉的煞风景说法，顿时破坏了《隋书》为杨广苦心经营的“美好”形象。而且还说杨广进城之后，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拥戴云云，当然，关于这些，《隋书》用两个字就高度概括了：“矫饰”。

《南史》和《北史》，不偏不倚，一家傍一家，《南史》从《陈书》，《北史》从《隋书》，于是二比二平，这事儿顺利成为糊涂公案。直到几百年后，有一个重量级人物出来说话，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资治通鉴》从《隋书》。

两种迥然不同的记载，使得迄今为止，围绕这件事依旧争议纷纷。

痛贬杨广的史学家自然继续引用《隋书》和《资治通鉴》这两部极有分量的史书。

有为杨广说话的则提出，对于杨广而言，争夺储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时他正忙着“形象包装”，一再“矫饰”，就会矫饰到底，连琴瑟蒙尘这种细节都不会放过，哪会因为一个张丽华就破戒，露出“色鬼”本相呢？

何况，高颎本就是杨坚的心腹重臣，这件事只要一对高颎开口就不可能瞒过杨坚。杨广甚至还没进城，也就是说他连张丽华到底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可能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轻易自毁形象吗？

而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在平陈那年，张丽华的儿子陈深已经成年了，而那年杨广才二十一岁。唉……虽然猜想其实张丽华还是有可能未满三十，但自从知道了这个不幸的事实，美感立失。

倒是宁愿设想，杨广当时就看上了那位陈朝公主，也就是后来的宣华夫人。

空梁落燕泥

在平陈过程中，跟晋王杨广结下梁子的，还不止高颎一个人。

另一个在这事儿里被杨广记恨上的，是书呆子薛道衡，这人就是著名的“空梁落燕泥”典故里的主角。

这也算是桩小八卦：据说隋炀帝好诗文，不愿有人能超过自己。薛道衡作《昔昔盐》，里面有两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被杨广嫉妒，因而杀了他，还酸溜溜地说道：“哼！我看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

这事儿《隋书》没有记载，原出自《隋唐嘉话》，而入《资治通鉴》。

《隋书》的记载，薛道衡其人，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做的官大概相当于是隋文帝的秘书。彼时杨广还礼贤下士，很想结交他。有一次薛道衡被人参了，罢官发配岭南，杨广当时坐镇江南，便写信给他，让他从扬州过，这样就可以上奏皇帝留他在身边。可是薛道衡不领这个情，从别处绕路走了。这也就罢了，要命的是，绕路这主意是杨广的小弟弟汉王谅给出的，典型的靠错了边。

不过那时杨广矫饰也罢、真心也罢，还是出了名的“贤王”，因为爱惜薛道衡的才华，还是很敬重他的。到大业初年，也还勉强做出广用人才的样子，可惜这样子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久便不耐烦，至大业三年，杀了高颎和贺若弼。到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轮到老书呆子薛道衡倒霉。

在隋文帝仁寿年间，薛道衡被外调去做地方官，杨广登基后召他回来，本来是要他做秘书监的，这位子相当亲信，所以看起来杨广原意也还是很看重他。无奈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认死理，回来后上了洋洋洒洒一大篇文章，名为《高祖文皇帝颂》，将隋文帝的功绩好好地歌颂了一番。当时杨广的执政已经与他老爸隋文帝背道而驰，看了这篇文章，当然很不痛快，认为他是借着抬高隋文帝而贬低自己。因此也就不再给他秘书监的位子，而换了一个是非很多的官给他，意思就是要找机会整他。老书呆子却仍没感觉，该说啥说啥，一点不知道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

有一次修改律令，讨论了很久仍没有结果，薛道衡私下里跟人说：“要是高颎还在，早搞定了。”高颎作为曾经的反杨广派领导人，始终是杨广的痛脚。因此话传到杨广耳朵里，杨广顿时大怒，说：“你还想高颎啊？”便抓他起来。

薛道衡那时还想，不过也就说了一句话，能怎么样呢？于是吩咐家人准备好酒菜，等他出狱了好压惊。结果杨广的一个亲信大臣裴蕴挑拨说：“薛道衡这糟老头子，仗着自己有才学，整天非议朝政。虽然看起来他是没什么罪，可是他肠子里全是坏水！”杨广深表同意，连带少年时的旧怨全想起来了，说：“没错，这家伙当初就伙同高颎、贺若弼欺负过我，到现在还不老实，杀！”于是真的将七十岁的老书呆子薛道衡给杀了。

注意，这里有句耐人寻味的“伙同高颎、贺若弼”，这三个人聚头“伙同”那会儿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最能让人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平陈期间了吧。

今人有为杨广辩护的，说为了“空梁落燕泥”一句话而杀人，是太夸张了，何况平心而论，杨广的诗文就算没比薛道衡高出一截，也是半斤对八两，实在没必要吃这个干醋。

然而说实在的，即便不是为一句诗文，杀薛道衡仍是近乎“莫须有”的罪名。推究起来，杨广的不能容人，当是其亡国的一大主因。

附：

昔昔盐

薛道衡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

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

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

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庭草无人随意绿

与“空梁落燕泥”事同出《隋唐嘉话》，而入《资治通鉴》的，还有另一件同样性质的公案：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炀帝作了一首《燕歌行》，文士都和了诗，其中唯独王胄的那首水平可以和杨广的平起平坐，杨广因此怀恨在心，找机会把王胄杀了，还恨恨地说：“看你还写不写得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等诗句来？！”

就是说，这王胄也因为“庭草无人随意绿”一句，而被害了性命。

但王胄的生平，在《隋书》中记得相当明白。他本是杨广藩邸旧人，因为文才而被杨广看重，大业年间任著作郎。这不算是个大官。不过杨广很喜欢他，作诗常要他和，并且称赞他的诗“气高致远”。

王胄为人恃才傲物，常常抱怨自己官小，觉得怀才不遇，所以对别人爱搭不理。他因此也跟杨广喜欢的另一个文人诸葛颍不合。这诸葛颍是出了名的嘴碎，因为得宠，老是在杨广面前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这时便在杨广面前说王胄的坏话，但杨广看重王胄的才华，所以也没有理会过。

宠信延续到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在这年里，发生了杨玄感叛乱。王胄因为跟杨玄感关系很好，常在一起吃饭谈诗，便受到株连，被发配了。路上，王胄偷偷逃跑，但被抓住，杀了。

这段记载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怀疑之处。但《资治通鉴》偏偏却舍《隋书》而取《隋唐嘉话》。要知道《隋唐嘉话》的作者刘毕竟是唐玄宗时代的人，距离杨广的年代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曾经说过，正史未必可靠，野史未必不可靠。这当然很有道理，但在有些细节上，不得不说，他确实有着很明显的倾向性。

其实，在《隋书·庾自直》中，还另有一段关于杨广为文的记载：“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杨广每次写了文章，都先请庾自直挑毛病，凡是庾自直说不好的地方，杨广立刻就会修改，而且这样反复再三，直到庾自直说好，杨广才会拿出手。

看得出，尽管杨广个性刚愎自用，但为文的态度还算虚心。否则以杨广已经身为帝王的地位，如果真是一个为了一句诗就会杀人的人，居然还能做到这个地步，岂非太矛盾了？

南北之战

平定江南之后，杨广的使命完成，又回去原来的藩地并州，负责对西北的边境防御，驻守江南的首任行政长官是他的三弟秦王杨俊。但是很快，情势的发展就表明：杨广和江南的缘分还远远未尽。

实际上，这段缘分延续了他的终生。

平陈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尘埃落定。由于陈后主和南陈朝廷不得民心，所以江南老百姓对他的倒台也不怎么同情，再加上隋军在平陈过程中，尤其是进建康城之后，军纪整齐，秋毫无犯，所以百姓甚至是欢迎他们的。可惜，好景不长。

过于顺利的一切让杨坚忘记了军事上的统一仅仅只是第一步。当时，南北分裂已经快三百年，隔阂可想而知——只要看看今日，在长期的统一和各种发达的沟通条件下，南方人和北方人还是有很大地域差异和隔阂，就可以想象当初的情形。作为征服者，北方贵族从上到下地歧视南方人，这里主要是指南方士人，也就是当初从北方渡江南下已被“南化”的那些，而非原来的南方“土著”，后者即使有才能也很难打进官僚圈子，承担重要的职责;南方人则自恃中华文化正统，大概北方人在他们眼里也就是一群被五胡乱过的大老粗。

刚平陈那会儿的新鲜劲过去后，江南百姓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且这乌鸦似乎更黑。杨坚当时将北方的政策强行推广到南方，罢黜原有的官员，改而任命北人。最让江南人反感的是为了“教化民心”，弄了一个语录叫《五教》，命令全江南的男女老幼都得背诵，还得定期抽查，否则便获罪。兔子急了也咬人，这些强制性的洗脑行动终于把南方人惹毛了。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末，也就是平陈之后不到两年，江南大乱。

乱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平陈的时候，统计江南户口是五十万户，一般按照一户五到六口计算，当时江南人口大约三百万，在开皇十年末的动乱中，参与造反的人数达到惊人的三十万！

隋军忽然发现，当初面对南陈正规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他们，现在对着一群手拿破铜烂铁的非正规军，却艰难了许多。五十万大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拿下了江南，可是这一场战争，却零零碎碎足足延续了一年多。

因为，他们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

无论他们到了哪里，无论他们遇到什么人，老人、女人、孩子，都可能是他们的敌人。这些人攻城略地，被抓的北方官员甚至可能被他们抽筋剥皮：“看你们这帮混蛋还能让我们背《五教》？！”

如果说平陈是隋文帝实力所然的话，那么这次平定江南，确实显示出他高超的政治手腕。首先，他派出军事天才杨素率军南下平定动乱，大约在同时或者稍后，他又对调了并州总管杨广和扬州总管杨俊。这次人事任命是战略性的，标志着杨坚开始在江南果断实行区别化管理。

这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是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必须退让出在江南的一部分巨大利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高度集权中，容许两种不同体制的存在。

这才是杨坚最令人佩服的地方。

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立刻做出正确的调整——这才是明君所为。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意孤行。在才华上，在政治眼光上，杨广比起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个性却远远不如其父有弹性，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能成为明君，而另一个身败名裂的原因。

江南总管

为什么选择杨广去江南呢？因为杨坚要变“铁腕”为“怀柔”。

杨广曾经是平陈主帅，当时军纪良好，而且杨广入城后“斩五佞、收图籍、封府库”，“天下称贤”，所以江南百姓对他印象不坏;同时，杨广还有一个大砝码——萧妃。啊，女主角终于有机会露面了。萧妃的曾祖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娶了一位西梁公主的杨广，可算是江南女婿了，理所当然地去江南做了亲善大使。

开皇十年隆冬，杨广又一次来到江南。

上回他来去匆匆，这回不同了，他面对着一个千疮百孔的局面和失却的民心。他必须慢慢地挽回一切，不能操之过急。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相当的手段。

军事上的镇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杨广更喜欢非军事的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更倾向于用外交和威慑手段来解决动乱和争端问题。他写信，言辞诚恳，招降了不少人。日后他越来越痴迷于这种方式，以至于演变出灾难性的后果……后话，暂且不提。

眼下，他必须让江南人接受自己，让他们相信，过去的噩梦不会重现，北方人也会对他们怀着善意，给他们带去美好的生活。

年轻的晋王开始努力接触和学习江南的一切，文化、风俗……他甚至学会了说江南的方言。渐渐地，他真心迷恋上了这方水土。

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杨广在江南度过了整整十年。当初飞扬的年轻人，渐渐成长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除了每年回家（都城大兴）一趟，其余的时间杨广都在江南度过。无疑，这段时间无论对杨广本人，还是对历史而言，都太重要了。那么十年间，杨广都干了些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不知道。

史书没有记载。

但是，也许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其后江南风平浪静，在安宁中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其后百余年，江南更逐步取代关中，成为经济重心。

江南生涯

坐镇江南是一柄双刃剑。

有句俗话叫作“朝中有人好做官”。做皇子的也是如此。“一个篱笆三个桩”，没有哪个光杆司令能够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在杨坚时代，隋帝国的政治核心是一群来自西北的贵族，也就是所谓的关陇贵族。这些人互相扶持，形成了一张由利益、友情、婚姻、血缘等各种复杂关系构成的大网，也阻隔了其他势力的深入。

来到江南，也就远离了这个核心。

所以，杨广意识到，他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

人数不必多，但必须有用。好在杨广有的是时间慢慢地选择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塑造自己的形象。因为这也是一个双向选择，良禽择木而栖，如果你不是好BOSS，有才能的人为什么要跟着你呢？

年轻时代的杨广很会作秀。比如有一次出去狩猎，忽然下起大雨，手下给他送上蓑衣，但是杨广推开了。

“士兵们都在淋雨，为什么唯独我要穿上蓑衣？”

于是，大家一起淋成落汤鸡。

这当然可以赢得印象分。但是，对于那些在“政治大学”里修炼多年，早已目光如炬的“老姜”们，光有印象分是不够的，他还必须亮出实实在在的才能。

必须得说，此时的杨广，形象塑造得非常美好。当时的言论，提到晋王杨广的时候，不约而同地用了八个字：“允文允武，多才多艺。”当然不免有拍马屁的嫌疑，但是拍马屁也有技巧，不能瞎拍，所有人都这样恭维，那就说明多少是有些依据的。

真是“五好青年”。

但是具体说到“五好青年”杨广在江南究竟做了什么？前面已经回答了，史书鲜少记载。将能够知道的列举一下：

其一，“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图书）”——招募了上百名文人当门客，干什么呢？整理图书。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古人那么喜欢拿书出气，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据说当时留了副本，不过就算留了后来也让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到梁元帝就比较夸张了，他自己是博学多才的人，亡国却怨读书，“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天！那时候印刷术还没发明呢，十四万卷聚起来要费多少力气！想想都让人心疼。

而杨广在江南整理图书这事儿，还是得记成功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当时南朝因为连年动乱，书籍散失特别厉害，再不整理很多书就没指望了;其次就得刨根，从杨坚说起。杨坚确实是一个厉害角色，但他的文化水平，尤其他的文学审美趣味，那就有点……这里有首他写的诗：

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唉，就是著名大老粗刘邦写的“大风起兮云飞扬”，那也是何等气派！杨坚虽然也发展了一定的文化事业，但是总体来说，文化事业在他手上不是很受重视，晚年他更是关闭了学校，理由居然是觉得养活学校那区区几百号人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另外，他认为文风轻薄是南朝亡国的祸端，当然这也不能不说有他的道理。不过在他执政期间，文学这玩意儿当然就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了，连薛道衡这等大才子也就是替他写写文书。所以，杨广在江南笼络文人，并且整理书籍，未必是出于杨坚的授意，而更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其二，笼络江南佛教人士。

实际上，杨广当时大力笼络的应该远不止佛教人士，但是不幸别的没有被记载下来，而佛教方面的资料随着佛教文献留存下来。

这里面主要的，是杨广和天台宗智者的交往。天台宗是什么呢？笔者对佛教的了解很浅，根据极有限的知识归纳成一句话，天台宗就是佛教在中国由舶来品发展为国产化的转折点，换而言之，天台宗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本土佛教宗派。而这个本土宗派的产生，跟杨广的大力扶持很有关系。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彼时南朝佛教发达，在当时影响力甚大，亲善大使晋王杨广极力笼络佛教人士，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杨家本身跟佛教渊源甚深，比如杨坚就是庙里长大的，另外最明显的是他们一大家子人的小名都是佛教用语，杨坚的小名叫那罗延，独孤皇后名叫伽罗，老大杨勇字地伐，杨广小名阿等。插一句，要说有个性还是老四蜀王杨秀的儿子，小名“爪子”。

作为天台宗创始人的智者大师（智顗），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尊赫。就当时而言，他是一个比较有活动能力的僧人，在陈朝时，就被尊为国师。他生前与一些显赫人物往来的书信以及碑文等编为《国清百录》（杨广后为智者建国清寺，以寺命书名）。《国清百录》中就有智者与陈后主以及陈朝其他重要人物如宰相等的来往书信。陈朝灭亡后，首任行政长官秦王杨俊也曾写信给他，并有所捐赠，但杨俊远不如杨广那么拉得下脸来。

杨广写给智者的第一封信，是封邀请信，请智者过来坐坐，联络联络感情。那封信的措辞那叫一个客气，文采那叫一个斐然，当时的杨广确实很拉得下脸来。

仅仅几个月之后，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杨广便受菩萨戒，算是正式拜到智者门下。

关于这件事，就看怎么说了，贬的人说他这是“伪善”，褒的人说他这是高明的政治手段，一则笼络佛教人士，二则讨好他身为佛教徒的老爸老妈。总而言之，好像没人相信他是因为信佛而这样做。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登基之后，就不再像杨坚在位时那样全力支持佛教了。

对于杨广的为人，笔者个人持有这样的看法：他的策略很明显是佛道并重;他让道士潘诞炼丹，予取予求，但是潘诞一提出要童子胆髓，他就立刻把潘诞杀了;他禁谶纬一禁到底，彻底得可算是斩草除根;他一生从未想过要给自己修建陵墓（至少没记载他提过）;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他最后的日子里甚至为自己准备了毒药，可是从他死后情形来看，他又从未交代过丧葬的问题。以上种种所描述的为人，似乎已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信仰佛教，或者任何一种其他宗教。

这里插述一个细节，杨广禁谶纬的事。这是他当上皇帝以后干的事情，把东汉以来流行了好几百年的谶纬类图书从民间搜集来，然后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谶纬是什么呢？“谶”比较简单，就是预言，“纬”解释起来复杂些，纬本来指织布机上的横丝，相对于纵丝而言。纵为经，横为纬，所以，所谓“纬”就与“经”相对，把经学神学化。因此，用神学的观点比较来穿凿附会地解释经书的书，就叫作“纬书”。说白了，谶纬就是一种神神道道的玩意儿，一般带有预言性质。举个例子说，陈胜、吴广从鱼肚子里剖出来的“大楚兴，陈胜王”就是很典型的玩谶纬。人对未来总是怀有好奇和敬畏，所以谶纬这套很有市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谶纬大概可算是传说中的《推背图》了吧。

《推背图》的作者之一李淳风，在《旧唐书》里留下了这么一段八卦：“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雠。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唐太宗时有本书叫作《秘记》，里面说：唐三世之后，会有个姓武的女人篡夺李家天下。太宗于是密召李淳风，让他查访此事。李淳风说，据臣推算，这个女人已经在陛下宫中，从今起不出三十年就会拥有天下，届时李唐子孙会被诛杀殆尽。太宗说，那就把疑似的人都杀了，如何？李淳风回答，天命不可违，那女人既然有王者之命，就不会被杀，被杀的多半是无辜之人。何况，她如今已是陛下的眷属，三十年后年纪也大了，年纪大的人总会仁慈些，就算夺了天下，对陛下的子孙可能也不会太过分，而今陛下要是杀了她，她也会再次转生，那么三十年后她还年轻，性情严毒，陛下的子孙就真的在劫难逃了。太宗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罢手了。

这段故事神乎其神，撇开真实性不谈，倒是把谶纬的意思说得很明白。谶纬古已有之，就算今日也不乏踪迹，不过，在东汉以及之后的数百年里，谶纬曾经一度格外兴盛，直到终于撞上了一个看这类玩意儿特别不顺眼的皇帝，当然，就是杨广。

正如后面会提到的，做了皇帝的杨广做事讲究的是一步到位，于是，快刀斩乱麻，谶纬之风就那么狠狠地被压了下去。至于春风吹又生，那又是后代的事了。

以此为始，杨广对智者执弟子礼，至少从书信上看，始终态度谦恭。当然他对这位佛教领袖也是始终有戒心的，所以总想用各种借口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由于文献较多，这段话说来就太长了，就此打住。另外杨广所支持的，也不止智者一派。他的这种扶持的确为他在佛教徒中赢得了声誉。

佛教中人对杨广的溢美之词不少，甚至有“至德光被于亿兆，神化覃洽于黎元”的话（隋唐之际的著名僧人法琳说的，就是传说中唐太宗李世民说“和尚你不是法力强到杀不死吗？拿你试试刀怎么样”的那位）。

所以陈寅恪先生有“中国佛教徒以隋炀帝比于阿阇世王（佛教的恩人），则隋炀帝在佛教中，其地位之尊，远非其他中国历代帝王所能并论，此点与儒家之评价适得其反”的说法，被认为是佛教的另一种史观。

总之，至少从书信上反映的晋王杨广和风细雨，体贴细致，不由让人疑惑和感叹之后的隋炀帝杨广的反差。

另外，《国清百录》中记载了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智者和杨广的一次书信往来，颇有意思：智者写信给杨广，大意是说，最近佛教寺院的木料被拆了好多去，听说是用来修城墙和给政府盖房子，江南竹子木头都多，开采一点就好，何必拆我们的房子？

杨广的回信很有意思，开头洋洋洒洒地写，啊呀，真是的，江南的寺庙真是给糟蹋得不成样子，僧人们都快要无家可归了，可怜啊。毁庙不就跟烧人家宅子一样吗？可恶！放心，绝不让僧人没地方住。然后话锋一转：内院绝不动，拆了也让他们还回去。至于外院的嘛，就先借借用，等过几年民力恢复，我一定让他们还你们新的。

忍俊不禁。

读原文“（廊柱木料）亦贷为府廨，须一二年间民力展息，即于上江结筏，以新酬故”，不由又想，哎呀，此刻分明知道须让“民力展息”的晋王杨广，为何若干年后就成了不让子民休息的隋炀帝？

在杨广身上，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矛盾，前后的矛盾，同时存在的矛盾。还是那句话，一个人要做到最好很不容易，要做到最坏也很不容易，一个人同时做到最好和最坏……真是个奇迹啊。

其三……

没了，实在想不起什么有确凿记载，又特别可以说的事情了。

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话，只有猜想。

可能发生过的事……

开皇年间的某个冬日，曲阿驿馆来了风尘仆仆的一行人。

他们全都穿着布做的黄袍，戴着幞头，身上只佩黄铜和牛角做的饰物。当时的皇帝杨坚大力倡导俭朴，无论朝野，无分贵贱，都是这样俭朴的装束。单从他们的服饰上，无法清楚判断他们的身份。

捉驿（公办旅馆经理）刚刚上任不久，不认识他们，看过他们的介绍信之后，才知道他们是晋王杨广的属官。

“诸位郎君要回江都吗？”

“不，回京师。”为首的人十分年轻，话音温和，眉宇间却带着极深的疲惫，一望可知旅途劳顿。

捉驿有些意外，因为那年轻人操着熟练的吴语，不像是京师的人。但无论如何，捉驿都不敢轻视在驿中下榻的任何一位官员。更何况，那为首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凛然的华贵气度，在他面前，捉驿情不自禁地低垂下头。他毕恭毕敬地安排他们去歇息，又为他们送去热水。正当他安置完一切，想要退出的时候，为首的年轻人又叫住了他，向他询问码头的情形。

“船？”捉驿大惑不解，“郎君要坐船？”

“从这里，不是有水路直抵镇江吗？”

捉驿忍不住挠了挠脑袋，笑道：“郎君从何处听来的？水路早就废了。”

“方才路过，远远地望见有行船。”

“那都是些小船，大船走不了，再者，只怕多少年都没有人走完过这条水路了。郎君还是……”

“废话少说，明天给我弄条船来。”年轻人身边的一个黑瘦小个子突然插话，颐指气使的态度倒比那年轻人还要张扬几分，“小船就小船，只要曲阿还有水，就是划根木头我也能到镇江去！”

捉驿心中更加奇怪，但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只是看了看几个人的神色，没有追问下去。第二天，他果然找了一条丈余的篷船来，一行人几乎把那小小的船舱塞满了。黑瘦小个子走上船头，指手画脚地吩咐船夫行船的方向。

欸乃声声，小船缓缓前行。黑瘦小个子手搭凉棚，往前方看了一会儿，然后从随身的包裹里掏出一大堆玩意儿来。因为好奇，捉驿还一直站在岸边望着，只见那其中一柄笔直得像是尺子，底下却又多个把手，别的几样更加奇形怪状，越发认不出来，只上面黄铜的包角铆钉在冬日的阳光下灿灿发光。黑瘦小个子手里不住地摆弄这些玩意儿，口中似还念念有词。那个为首的年轻人听到他的话音，走上去，不知说了句什么，那黑瘦小个子顿时来了精神，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捉驿心里疑惑着，那小篷船却已越行越远，渐渐地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曲阿是地名（今日的江苏省丹阳），也是一条运河的名字，它由秦始皇下令开掘，因为弯弯曲曲，所以得了这么一个名字。至隋朝时，这条河早已经废弃多年。

可是忽然间，似乎又有人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实际上，不仅仅是曲阿，这行人抵达镇江之后，并没有按照通常的路线沿长江而上，而是继续往北，这回他们寻访的是一条更古远的水道——开通于春秋时的鸿沟。

呃，请千万不要混淆史实，前面纯然只是一段三流小说情节。当然诸位一定猜到了，这段情节里面，那个为首的年轻人正是坐镇江南的晋王杨广。至于那个黑瘦小个子——那就是笔者的猜测：杨广在江南期间，聚到了一位或多位水利专家，并且很可能已经有了那条长沟至少南段（通济渠+邗沟，洛阳到扬州）的施工计划草案。

没有史料支持，只有猜想和推理。

这里，首先说明一件事，杨广后来下令挖的那条沟，一般叫作“南北大运河”，或“隋唐大运河”，用来区别元代挖掘完成的“京杭大运河”。诚然，今天的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而不是隋唐时期的南北大运河，但是就像今天的长城也早已不是秦朝的长城，但仍然说秦始皇修了长城一样，含混地说杨广挖了大运河，也没有什么不对。

然后推理。

首先，应该承认，杨广不是神仙，也不是外星人，所以，杨广绝对不可能在地图上随手画两个圈儿，再画根线，就让人去挖那条沟。

后面大运河一章里，参考对照组的史实会发现，大运河工程对于隋朝人来说，可能既不像我们原先想的那么难，也不像我们原先想得那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这条河的南段和北段（永济渠）都在一千公里左右，却都是一次完工，可说事先的计划相当完备。且不讨论哪位天才负责了总设计，但是要在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上进行勘测，并且最后论证出方案来，就算放在今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吧。

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杨坚闭眼，到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大运河正式开工，中间只有短短八个月，这期间杨广得料理一大堆善后事务，还包括抽空把他五弟汉王谅的谋反给平定了，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详细论证如此庞大的工程方案？更何况同时还要营建东都洛阳。按照杨广的行事风格，他又是多半要亲自参与论证的。而营建东都洛阳和开挖运河，对杨广而言，当属一件事的两个分支，所以，从他当年十一月就迫不及待地巡洛阳亲自勘察来看，分明早有预谋。

问题是早到了什么时间？

估计仁寿年后，杨广在大兴他家老爷子眼皮底下，夹着尾巴当太子的那四年，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就只有江南时期了。而且，这时期确实有些因素，可能刺激他想到这个方案。

最容易想到的，他每年往返大兴、扬州一趟，车马劳顿，估计累得够呛。他多半是一段水路一段陆路地走，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充分意识到了水运的有利。

第二件，逐粮天子事。

“逐粮天子”的典故是这样的，当时大兴附近的地儿开发得差不多了，人多地少，而且那是京城所在，京城嘛，吃“商品粮”的人多，尽是自己不种地的，需要的粮食当然就更多了。外加大兴运输不便，一到灾年，从皇帝到小民全部大眼瞪小眼。粮食运进来太慢且困难怎么办？那就人跑呗，于是皇帝带着官员百姓，“就食洛阳”。为什么是洛阳呢？因为洛阳交通方便嘛。

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杨坚就做了一回“逐粮天子”。

一般的现代史家，都认为这是杨广上台后之所以要营建东都洛阳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就免去从洛阳到大兴的一段运输。莫要小看这段运输，花费不得了。比如说吧，唐代依然定都长安，从洛阳到长安要过黄河上的三门峡，这是一段险路，终唐一朝，没有找出完美的解决办法。这段路区区十八里，得用陆运，每年就需要五十万个劳动力。再如元代，从通州到大都，也不过五十里陆路，却也耗资无数，民夫“不胜其瘁”，“驴畜死者，不可胜计”，最后还是挖运河了事。

从“逐粮天子”这档事儿，又让人想到了另一件事。那时候，肯定有南方物资要北运了吧？若有，那肯定是杨广负责的差使，那么，他肯定知道这一路的麻烦。南北分裂时期，没有这个问题，再以前，南方还不太发达，可能运输量也不大。平陈之后，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从前面几十里地的运输，可以想象上千里运输的困难，又会造成多少耗费。所以，他想要解决南北运输的问题，就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件事，运河的南段特别成功，当然这里有后来历史发展的因素，但是就从当时来看，这条沟的走向，也特别符合，用个现代的高级名词：经济地理学的眼光。猜想，这可能还是跟杨广曾多次往来大兴和扬州之间有关。不管他是有意抑或无意，他应该对这条线路上的城镇分布心里有数。如果那位，或者多位天才设计师当时曾跟他同行，就更为合理。

第四件事，为什么猜想他在南方时聚到了水利专家呢？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横看竖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杨广本人大概不是一个水利专家，否则史书不会一字不提吧？曾主持山阳渎（隋文帝杨坚为平陈开的一条较短的运河）的隋代大工程师宇文恺，也不太像南段的总设计师，一来史书上也是只字未提，二来他当时应该在负责东都洛阳工程，如果他是运河的总设计师，不大可能在施工的时候抛开这个工程吧？由于先挖的是南段，所以总设计师是一个南方人的设想也许更合理。

再有，从杨坚时代朝臣的言论来看，比如在《隋书·陆知命》当中就曾提到过，在平陈之后，根据统一后的帝国布局，陆知命曾力劝杨坚迁都洛阳，只是史书没有提到杨坚为什么没有同意。所以说，迁都洛阳并非杨广拍脑袋的想法，而是朝野间早就已经有呼声的。而作为洛阳的交通配套设施，大运河的设想同时出现，也是合理的猜想。

总之，杨广在这十年间有了建设洛阳和开挖运河的计划，并不是不可能的。

下一个问题也许是，他是否对杨坚提过他的设想？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可以知道的只是，这些事最后都留给了杨广去完成。

当然，对于开皇年间坐镇江南，已经积攒了足够名声的晋王杨广来说，他还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才能完成这些事——

夺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