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与人口占少数的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多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元的中华文化。回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因经济文化起点高、族源众多、汉语言使用水平高及“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轨迹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个性。回族古代文学是回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孕育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其萌芽就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 选题缘由

中国文学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自觉地展示本土特征是当下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学者以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等研究视角与方法去探析我国不同地区文化与文学的特质，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研究新动向。尤其是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学理性探讨越来越深入，研究视角更加新颖、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大量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2]、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3]、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4]、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5]和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6]等。在已有的成果中，学者们将社会史、地域史与文学史联系起来考察，扭转了多年来偏于线性研究、忽于文学生成空间因素的立体研究的文学研究取向。从地域、自然、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家族传承与文学成就，以及社会交往与时代倾向等多方面探索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本土性特征呈现的问题。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以汉族文学为考察对象，对少数民族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学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仅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7]、《民族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学》^[8]和《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为表现——评裕固族作家玛尔简的诗文》^[9]等为数不多的成果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与地域文化这一现象。这些成果或是对少数民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现象进行一般性的描述，或是提出开展少数民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建议与方法，而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整体高度对少数民族文学所进行的研究为数不多。从研究现状来看，只有满族、藏族、蒙古族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学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相比较而言，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回族文学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对回族古代文学的地域文化属性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更是鲜有关注。

回族自萌芽就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格局特色，回族人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小聚居于江浙、云南、陕甘等地。这种分布格局为回族文学地域特色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我国疆域辽阔，人口稠密，民族众多，不同地域间文化差别较大。无论是地形土壤、水文气候、山川植被等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等文化地理环境，都千差万别。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特征为回族文学地域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性。宋元时期回族尚未形成，来华的色目人以侨民身份寓居中国，他们的文学创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族文学。明清时期是我国回族最终形成并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10]，也是回族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因而本书将研究的时段选在明清时期。

之所以将地域范围选定在云南地区，理由有四点。其一，聚居于云南地区的回族文学家，其族属基本清楚，回族身份基本确定，为笔者从事回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其二，明清时期集中在云南地区的族属情况比较清晰的回族文学家的数量超过江浙地区而跃居第一。在云南府、永昌府、大理府等地出现了回族文学家群体和回族文学家族，他们积极参与云南本土文化活动，发展并繁荣了云南地区的回族文学，凸显了云南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文坛格局，理应在云南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其三，较之其他三大回族聚居区而言，云南地区具有丰富的乡邦文献资料，如清代保山袁文典、袁文揆兄弟所纂辑《滇南诗略》^[11]、《滇南文略》^[12]，李根源所编《永昌府文征》^[13]，以及周钟岳、赵式铭所纂《新纂云南通志》^[14]等，这无疑为我们从事古代回族文学地域特色研究提供了数量巨大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文本材料。其四，目前学术界对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研究尚付阙如。综上所述，这一选题具有历史依据和文献基础，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推进回族文学和明清文学研究的进展。

二 相关概念

自回族在中华大地扎根之日起，回族文学便应运而生了。回族文学与回族同生共长，厘清回族文学、回族古代文学等概念是研究展开的前提。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人们一般是从作家族属、作品题材、作品语言等方面进行界定的。何其芳曾指出：“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15]20世纪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家吴重阳进一步强调：“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归属的主要标志，是看作者的民族出身。”^[16]到了90年代，学界多是以作家族属为依据来辨认少数民族文学^[17]。21世纪初，梁庭望、黄凤显进一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进行了廓清与界定：“从广义上看，凡少数民族作者所创造的文学，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这包括群体创造的民间口头文学、民间书面文学和作家、作者个人的创作；包括远古文学、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既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也包括曾活跃于历史舞台，后来融入其他民族的匈奴、鲜卑、党项、契丹、东南越族等古代民族的文学；既包括用民族语文创作的作品，也包括用汉语文或其他民族语文创作的作品；既包括本民族的题材，也包括来自汉族或其他民族的题材，包括翻译并做了民族化处理的外来作品。”^[18]这种观点大大扩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外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语言决定论和题材决定论的偏颇，是一种比较全面合理的界定。

由此可见，把作家族属作为少数民族文学识别的标准几乎在学界形成共识。以此为标准可以这样界定回族文学，即凡是族属为回族的创作群体或个人所创作、编写、整理的文学（口头和书面）作品都算回族文学（文献）。

就明清云南回族文学而言，明清是一个时间定位，囊括了从明初至清中后期共计五百多年的历史范围。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形态有诗、词、赋、散文、序、跋等，其中诗歌近1600首、散文10篇、词5首、赋2篇，诗歌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主要样式。虽然诗歌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本书之所以称研究对象为文学而不是诗歌，主要是因为行文举例既有诗歌，也涉及散文、赋、词、序、跋等文学体式。

三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作品概况

笔者依据《滇南诗略》《永昌府文徵》《滇南碑传集》《云南历代各族作家》《新纂云南通志》《回族人物志》等资料，对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诗文集进行统计，汇总如下。

如表0-1所示，绝大部分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都曾有诗文集，但有的已经佚失，有的有目无辞，还有的遗留下来的作品很少。《滇南诗略》中辑录了闪继迪、马继龙、孙继鲁等人的作品，是我们了解明代回族文学家文学创作情况的重要文献。清代回族文学家的文集或作品数量多于明代，孙鹏与沙琛是存诗最多的两位回族文学家，马之龙和马汝为次之。孙鹏《南村诗集》收在《云南丛书》中，收录孙鹏30～72岁之作，包括《少华集》2卷、《锦川集》2卷、《松韶集》4卷，共8卷，作品300余首。沙琛是清代云南回族文学家中作品数量最多的诗人，《云南丛书》收其《点苍山人诗抄》共8卷，既有其居滇时创作的诗歌，又有其任职安徽时所作之诗，共计1300多首。马之龙著有《雪楼诗选》2卷、《临池秘论》4卷、《卦极图说》1卷、《阳羡茗壶谱》1卷，《云南丛书》辑诗近200首。马汝为有《马悔斋先生遗集》4卷。

表0-1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作品统计

表0-1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作品统计-续表

虽然大部分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诗文集佚失较多，但就现存的作品来看，有诗歌1500多首、散文16篇、赋2篇、词5首，各类序、跋及文论近10篇，涉及诸多文体，具有文学、史料学、文化学等多重价值，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四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书以明清云南回族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地域文化为视角，将回族文学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运用文化地理学、宗教学等学科方法，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对明清云南回族文学以文学、民族学视野予以观照和诠释。具体表现为：其一，宏观上廓清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空间分布，分析其分布特征，阐释其历史原因；其二，厘清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兴起背景；其三，分析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探讨地域文化对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交游活动及心理、情感的影响；其四，总结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借鉴意义，分析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在回族文学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总之，本书以明清云南回族文学为研究对象，厘清明云南回族文学兴起的时空背景，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切入点，分析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地理环境对回族文学家情感世界与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文学史地位。

[1]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3] 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

[5]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

[6] 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8] 奎曾：《民族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9] 钟进文：《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为表现——评裕固族作家玛尔简的诗文》，《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0] 关于回族的形成时期历来主要有“元代说”和“明代说”，持“元代说”的学者主要有杨志玖和张迎胜等，见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2页；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第5页。持“明代说”的学者主要有白寿彝、林松、邱树森等，见白寿彝《回回民族的新生》，载《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第46页；林松、龚和《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教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第209～211页；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第351～393页。从民族形成的四大条件来看，笔者认同“明代说”。

[11] 由清代云南永昌府袁文典、袁文揆兄弟纂辑，共47卷，是云南第一部诗歌总集。有嘉庆刊本、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和《云南丛书初编》本，本书征引自《云南丛书初编》本。

[12] 纂辑《滇南诗略》后，袁文典、袁文揆兄弟又纂辑了《滇南文略》，共47卷，为云南第一部大规模的散文总集，有《云南丛书初编》本。

[13] 由民国李根源编，分为诗录、文录、记载、列传4个部分共136卷，诗录、文录部分收录汉代至民国的诗11653首、文1102篇，于1941年正式刊印。

[14] 由龙云、卢汉修，周钟岳、赵式铭纂，共266卷，分装为140册，1941年铅印本。本书所依版本为李春龙、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5] 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

[16] 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第7页。

[17] 赵志忠：《民族文学论稿》，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第2页。

[18] 梁庭望、黄凤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