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文学家分布

明清时期是云南回族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也是云南回族文学发展兴盛的时期。袁文典曾指出明代是云南文学始著之时，“迄于有明，尽变蒙、段旧习，学士大夫多能文章，娴吟咏。一时名流蔚起，树帜词坛，滇诗始著”^[1]。作为云南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兴起同样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第一节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各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这包括民族历史、民族生存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地理概况等。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云南特有的民族文化环境。云南回族的历史发展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分布格局的历史基础，明清时期相对开明的民族宗教政策是回族文学家参加科举考试及从事文学创作的有力保障，云南地区富裕的经济条件和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回族文学家成长的物质条件和坚实基础，这也正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 明清云南回族的历史发展

云南回族的历史从元代开始。据《元史·世祖本纪》和《元世祖平云南碑》记载，1253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军南下平定大理国，这是回族人入居云南的开端。此后70余年间，回族军人被派驻云南10余次，每次人口数以万计，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2]，并入社而编，聚族而居。还有一些回族上层人物，如赛典赤·赡思丁、纳速拉丁等被派往云南。这些人与当地的汉族、蒙古族、白族、彝族交往，繁衍子孙。元朝统治者对色目人高度重视和重用，回族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优越的政治地位，广泛而深入的民族文化交融，使不少回族人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能用汉语写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繁荣的基础。

明清两代内地的回族人继续大批进入云南，并最终留在永昌、丽江、元江、曲靖等要塞之地。1381年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30万大军征讨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云南平定后，沐英被委派治理云南，随其入滇的大批江南回族落籍云南，《云南机务抄黄》载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朱元璋发到云南的命令说：“各卫所上紧屯种，尽问军每，若是有粮，便差内官送将家小来。”^[3]军队中的回族家属遍布各地，如滇南玉溪地区的回族就是明代军屯回族的后裔，据《续修玉溪县志》记载：“明沐英入滇，兵临我邑，土著夷民散居四隅，外来官兵分布五区聚屯而耕。”^[4]明中期又有一批西北和江南的回族将士被遣调入云南参加“三征麓川”。据《明史·沐英传》记载，1399年“思伦发死，诸蛮分据其地，晟讨平之。以其地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之西，置屯卫千户所戍之，麓川遂定”^[5]。平定思氏土司的叛乱后，又屯江南回、汉士兵于滇西各地，加强戒备。随征回族士兵以军屯形式落籍于云南的很多，并且其家小也随后迁来，落籍于全滇各地。今大理、漾濞、保山等地，都有回族聚居区或居民点。此后，明廷继续扩大屯田规模，只要有卫所的地方都有军屯田。又有大批陕甘、江南回族将士陆续入云南屯垦，历经几代发展成为农民、城镇居民及小手工业者，成为明代入滇回族的一个主要部分。

明代随征回族军士多留戍在永昌、丽江、寻甸等卫所，这些地方是交通厄塞，对镇守云南十分重要。顾祖禹云：“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安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厄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6]这些地方经历代统治者的经营建设，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多民族错杂而居的社会特点，吸引了回族人依族而居，而成为云南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以寻甸和腾冲为例，明时寻甸府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回族人，据明人王尚修《寻甸府志》记载：“色目人头戴白布小帽，不裹巾，身穿白布短衣……多娶同姓，诵经以杀牲为斋，埋葬以剥衣为净，无棺以送亲，无祭以享亲……”^[7]这段话说明寻甸府下辖居民种类各异，其中就有很多回族人。腾冲多朱姓和明姓的回族人，据《腾冲明·朱姓族谱》记载：“追其明氏之源者，世系到滕之始祖都指挥讳明恭，原籍南京应天府七溪县人氏也，即今之江苏省江宁县，于洪武三年奉调南征，攻平缅甸后驻守边疆。”^[8]《腾冲马氏家谱》也指出其先祖是江南金陵人氏，洪武时奉上调随至腾居守。

此外，云南北距吐蕃，拥有西南丝绸古道的交通便利，发挥着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迁徙融合的国际交通枢纽的功能。这条通道“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笮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牁、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巂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又自蜀经僰道、滇池而南，从句町、进桑入交趾之通道亦甚早”^[9]。对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入明以后西域一带的穆斯林沿滇南丝绸古道继续进入云南，并很快融入当地众多民族之中，正如李佩伦所云：“回族文化基本就是世界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双向交流、渗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0]

在长期的共存与交往中，回族与汉族及其他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云南，形成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各民族又保留自己独特文化的格局。昆明是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自明代以来就是汉族与一些少数民族的共同居住地。昆明府文化中既有汉文化因素，又有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寻甸府是元明时期较大的一个回族聚居地：“本府管下民，种类不一，有汉人，有僰人，有色目人，有黑，有白，有乾。”^[11]这些种类不一、民族不同的人杂居一处，劳作生息，构成了这里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如明代著名回族诗人马上捷就是寻甸人，著有《拾芥轩集》等，文名享誉当地。再如建水县的周边生活着傣族、哈尼族、彝族、回族等许多民族，建水自明代以后汉文化盛极一时，建水孔庙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祭祀活动最隆重的孔庙之一。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具有其所属的原始族群的古代文化因子，也有诸种外来文化的因素。云南回族文化便是在云南特有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序的交织中逐渐形成的，这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促进了明代云南回族文学的发展。

清代云南回族分布全省各地，康熙、雍正及乾隆时期，清廷为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曾从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征调一批回族士兵随回族将领哈元生、冶大雄等驻防滇东北地区，同当地回族合为一体，回族村寨遍及“三迤”。昭通、大理、保山、建水、开元等地都有众多回族聚居区，康熙《蒙化府志》云：“入里甲，有差徭，凡所居，皆建寺聚族礼拜。”^[12]概括了当时散居在云南各地的回族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他们依然坚持伊斯兰习俗，依寺聚族而居。

总之，从元至明清，云南回族人口逐渐增长，广泛分散在云南各地，并小聚居于昆明、大理、保山、寻甸、丽江等地，与多民族交错而居，进一步发展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分布格局。这些地方以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因素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回族人才，经过长时间的汉文化学习，不少人在诗文创作方面卓有成就、著述颇丰，涌现出了大批名扬滇云的文学家，如明代的马继龙、孙继鲁、闪继迪、萨天璟、马上捷，清代的孙鹏、马汝为、马之龙、沙琛等。

二 明清云南回族的教育与科举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邻异邦，元朝以前，一直偏立一隅，长期闭塞自守，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落后。《赛典赤·赡思丁传》云：“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粳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13]黔国公沐英四世孙沐璘的《滇南即事》一诗反映了500多年前昆明社会的风俗：“漫说滇南俗，人民半杂夷。管弦春社早，灯火夜街迟。问岁占鸡骨，禳凶痉虎皮。车巡历处，时听语侏离。”^[14]这种落后的局面在赛典赤父子主持云南行政之后得到明显的改善。“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15]其后忽辛出任云南行省右丞，又在全省“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16]。经过他们的倡导和努力，云南各族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云南各地的回族人开始重视学习汉语和汉文，逐步开始接受儒家文化教育。

明代统治者继续加强对云南各民族的汉化教育，这是云南回族文学崛起的重要契机。据张《云南机务抄黄》记载，1382年明军初定云南，朱元璋即令在云南的“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17]。为化导民俗，达到统治目的，明王朝遍设府、州及县学，广置学官和教授。“国朝洪武初年，西平侯沐英建云南儒学。”^[18]永乐十年（1412年），明王朝在云南武定、寻甸等府设立学校，明太宗对臣子强调在边疆兴教办学的重要意义时说：“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19]可见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对边民的化成导引。1504年朝廷又下令全国：“各州府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20]在明王朝大力倡导学校教育政策的激励之下，全省各个地方相继建立起庙学、府学、社学等教育机构。首府云南府是云南回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这里的庙学在五华山右，它历经200多年的修建、扩建，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成为全省最宏伟的学堂。其他回族聚集区也建有庙学，如永昌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曲靖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七年，姚安府庙学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还有一些府、州、县也建有数量不等的社学，进入各级学校学习的不限于汉族子弟，回、白、彝等族子弟入学者数量颇多。如回族军屯之地的武定府，“子弟五七年间，有入附云南府学者，有入昆阳州学者。父兄耳闻目击，皆有愿教子弟之心，其子弟皆有愿学之志行”^[21]。渐被文教的回族子弟中，一部分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清代前中期，云南回族在文化教育方面，无论是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回族人集中的府、州、县、村已具备较好的文化基础。如太和县清代所建书院数量是几个回族聚居地中最多的，主要有波罗书院、敷文书院、迤西书院、西云书院等。赵州有凤鸣书院、龙翔书院，寻甸军民府有凤梧书院，楚雄府有卢云书院、凤山书院，云南府有育村书院、文昌书院。各地还建有很多义学、府学。如赵州府义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陈士昂捐设，云南府义学在城南门外新城铺崇善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由张毓碧捐设，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修。咸丰《邓川州志》云：“回民……元时蔓延入滇，所至辄相亲守……资生每仗骡马利，于武庠，亦知读书，然不能永业也。服食婚丧，坚持其俗可不易。”^[22]这句话概括了当时居住在云南各地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回族中的地主阶级跻身当时政权机构为官者，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有的通过“武庠”充当武官，有的通过读书科考而进入仕途。再加上“各种经、史、子、集和地方志编撰蜂起，明清两代收入《云南丛刊》相当多，仅收入的初编、二编即达200多种，1400多卷，志书250多种，其多数是在清代编纂的”^[23]，丰富的书籍资源为回族文学家走习文应举之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提高回族文学家的文学水平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自元代起，官方就大力促进回族子弟进入学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科举考试。1314年全国举行会试，规定云南行省的名额为5人，其中蒙古人2名，色目人2名，汉人1名，说明在科举考试中色目人子弟享有诸多优待。在优待政策激励之下，色目子弟纷纷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

到了明清两代开科取士之风盛行，加入科考行列的回族人士更多。根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迨今渐被华风，服食语言，多变其旧，亦皆尚诗书，习礼节，渐与中州齿矣。民德归厚，岂其然乎？士大夫多才能。”^[24]“金齿久无学，士风萎靡。正统间始建学，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25]这些话虽旨在赞颂明朝统治者在云南对各民族推行汉化教育的成功，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包括回族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发展的情况。据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统计，明代云南共有文进士241人，清代有文进士618人，约占全国总数的5.4%^[26]。其中，回族文进士27人^[27]，居全国回族文进士之首。明清两代一些回族子弟积极参加科举应试，孙继鲁是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闪仲俨是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马汝为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萨纶锡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进士，他们都是著名的回族文学家。

综上所述，明清两朝在云南大力推行科举，对云南回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有促进作用的。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可以借用祝尚书先生的这段话来概括：“就外部效应论，科举虽带有极强的功利导向，但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应当充分肯定。”^[28]

三 明清云南回族的经济状况

经济因素是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影响文学活动最根本和最长远的因素。明清时期云南一些州府发达的经济不仅为回族文学家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为回族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

就云南回族文学家的分布来看，文学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富裕的云南府、永昌府、大理府一带。这些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在云南都处于领先地位。如首府云南府“田无旱涝，米不传输，山泽之利，取之无禁，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方乐土未必胜此也”^[29]；大理府“民输赋，如竞市，不待催科”，“谚曰：金临安，银大理”^[30]；楚雄府“气候温热，土地肥沃，水量丰足，产蔗糖、棉花，回人习劳耐苦，属世相传，人足家给，储藏充裕”^[31]；腾冲地区的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发，善营商业，嘉、道间最富庶”^[32]。正如谢肇淛所言：“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义，人文日益兴起。”^[33]这些地方发达的经济条件对回族文学的繁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为回族文学家提供良好的生活与成长环境。云南府、大理府等经济发达地区有着较好的文化氛围，对生长在那里的回族子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二，为回族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兴办学校、延请教师，建立刻坊、出版图书，这一切都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明清时期云南昆明书院林立，书籍资源发达，很多颇有社会影响的名师主持书院，一些回族读书人慕名而去，如清代回族文学家马之龙与沙琛都曾到昆明五华书院学习，向主讲刘大绅请教作诗属文。这一切有助于受教育者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提高其文学创作水平。

其三，经济也是影响文学家分布中心流动变化、文化中心地位确立与转移的重要因素。明清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昆明聚居着大量的文学家与文学家族，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学创作中心。大理府、永昌府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也有数量相当多的回族文学家，并且这里的文学家大多会以求学、访师、游历等方式流向昆明。

综上所述，云南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云南地方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和民族性格。正如王声跃所言：“云南不仅有物化天成的自然资源，而且有丰厚凝重的历史文化景观。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在云南这个自然空间大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通过不断吸纳众多的外来文化和异域文化，形成具有‘云南特色’和‘边疆特色’的多种文化类型。”^[34]这多种多样的文化环境正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与发展的重要背景，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文学活动的现实条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更是离不开这个环境。

第二节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地域分布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元江等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这说明一个地区文学家的产生和文学的发展不仅受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且不同的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这是文学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 地理条件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东接贵州、广西，北邻四川、西藏，西部与缅甸相毗邻，南部与老挝、越南接壤，总面积39.4万平方公里。这里居住着汉族和2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4631万^[36]。云南作为我国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历经了县、郡、省的发展过程。《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对其建制沿革有详细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楚顷襄王遣弟庄蹻略地黔中，西至滇池，即其地矣。会秦伐楚取黔中，蹻遂王滇，号滇国。又名其池曰昆明。汉武帝将讨之，以其国有昆明之险，乃即长安西南作池象之，以习水战。元封二年，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蜀汉建兴三年，诸葛武侯南征，斩益州耆帅雍闿，遂入滇池，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晋、唐以来，分隶更置，徒为羁縻而已。蒙氏筑拓东城，亦此地也。段氏以此为八府之一，号鄯阐府。元改为中庆路，置行省。今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改为云南府，领四州十县，治昆明、宜良、富民三县。^[37]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政府在此设益州郡，统领云南宾川、弥渡诸县。蜀汉建兴三年（225年），云南变县为郡，辖九县即今天的大理、丽江及楚雄等地。到了唐代开元年间，南诏首领被封为云南王，后又在南诏置云南安抚司，以云南为地名的区域逐渐扩大。至元十年（1273年）建立云南行省，将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云南作为我国一个省区的名称就确定下来，沿用至今。

云南全省地形总体趋势是北高南低，大部分河流为南北走向，呈扇骨状向南展开，全境崇山峻岭错落交织，河流深谷蜿蜒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其名山则有点苍山、高黎贡山、玉龙山；其大川则有金沙江、澜沧江、潞江、滇池、西洱河；其重险则有石门”^[38]。其地气候以温热湿润为主，“滇中气候中和，夏不甚热，纱葛不用，惟三、四月干旱之时，稍觉燥热，五、六月雨多故凉爽，冬亦不甚冷，拥羊裘可以御寒……各郡惟普洱、元江为最热，热故多瘴，乃地气之恶劣，非关天时也。东北之东川、昭通，西北之丽江最冷，冷则土水平和，无有瘴毒”^[39]，“江南为泽国，每以潮湿为患，滇中遍地皆山，乃不能因高而燥……城市中掘地尺许，水既满注。润泽之功因乎山，即潮湿之气亦因乎山。故衣服易生霉，皮毛易脱，须不时收拾检点。然江南卑湿，往往侵入肌肤，受病者大半由此，然滇中无此患也”^[40]。气候对文艺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地域不过是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势，相当于我们在另一方面所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41]。前文提到的诸多回族聚居地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所构筑成的地理环境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进行文学活动的自然舞台，回族文学家文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这方热土的孕育与滋养。

此外，明清时期云南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促进了云南回族文学家与中原文学家的交流往来，扩大了云南回族文学家的视野，推动了云南回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古代入滇之路，皆由川蜀，自汉时开“蜀身毒道”，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也被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由四川入滇有两条路线，即从成都出发经邛莱、越巂至楚雄的灵关道，以及从成都出发经宜宾至昆明再到楚雄的朱提道，两道在楚雄合为博南道，即从楚雄经大理、保山到缅甸。水陆主要有黑水即南广河和羊官水的横江。《华阳国志·南中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渡津亦艰难。”^[42]无论是茶马古道还是舟行水上，对行人而言，入滇与出滇都极其不便。云南交通状况的改变是从元时赛典赤·赡思丁任平章政事开始的。史载赛典赤经划水利，疏涌六河，扩大河口，改善云南水路交通落后的状况。陆路交通也有较大的改变，设置驿站七八十处。明清时期随着军屯、民屯进程的加速，云南交通状况进一步改善，无论是舟船通行还是陆路运输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便利的交通方便了文学家们出滇远游，对提升回族文学的整体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来看，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独特复杂的地理位置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崛起的重要空间条件。受这一方水土的滋养，至明清时倚马千言的回族文学家彬彬济济，笔酣墨饱的回族文学作品更是不胜枚举。

二 分布状况

1381年朱元璋任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征滇，平定元朝残余势力，此后明朝开始了对云南的全面统治。在行政设置上，改元代云南诸路为府，以中庆路为云南府，设立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管辖全省府、州、县，又封授了一系列的土司和土官。清代行政建制基本承袭明制，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下设道、府、州、县。至1911年，全省共设置府15个、厅18个、州32个、县41个和土司区18个。笔者依据《新纂云南通志》^[43]、《滇南诗略》^[44]和《永昌府文征》^[45]等资料，对明初至清末的云南本土回族文学家进行统计，其分布状况如表1-1所示。

表1-1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及文学家族数量统计

由上可见，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共有40位，文学家族共有8个。其中昆明有文学家10位，文学家族2个，分别是孙继鲁家族和保先烈家族；永昌有文学家5位，文学家族2个，分别为马继龙家族和闪继迪家族；大理、楚雄、赵州、玉溪均有文学家3人；宜良、蒙化均有文学家2人；元江有文学家1人，文学家族1个，即元江马汝为家族；建水、石屏、寻甸、丽江等均有文学家1人。这说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各个州府，呈大分散态势。

从表1-2来看，聚居在昆明的文学家与文学家族数量最多，占总人数的25%；永昌位居第二，总人数的12.5%；大理、楚雄、赵州、玉溪位居第三，各占总人数的7.5%。由此可见，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主要集中在滇中的昆明地区，滇西的大理、永昌、楚雄以及滇南玉溪等地，而滇西南的孟定、镇康，滇南的孟良、车里宣慰司等广大的西南部地区是回族文学家分布的稀疏地带，这说明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呈小聚居态势。

综上所述，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态势，这与中国回族人口的分布格局相一致，也与云南回族的整体分布格局相一致，正如马兴东在《云南回族源流探索》一文中所言：

云南回族人口主要是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金沙江以南、澜沧江和元江、红河以东这片广阔的地区，而这片广阔地区同时也是云南汉族、彝族、白族最为集中分布的区域……这片广阔的地区却正是元、明王朝在云南推行屯田的军民屯田区，也正是“爨僰军”和汉、回等族人民自元、明以来的劳动耕作之地。^[46]

此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云南各地回族自身长期辗转迁徙的结果，又与明清云南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等资源的分布状况密切相关，体现出回族文学家对居住地理环境的认知与选择，也是影响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地域性特征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重点地区回族文学家分布举例

气候、物产等自然地理环境与人们的环境认知和价值判断相关联，环境的优劣与人类的开发进程在整体上影响社会群体对居住地的选择，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绪波动与情感变化。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各地，小聚居于云南府、大理府、永昌府等地，这些地方有的是政治经济中心，有的是富裕之区，有的是文化之邦，是回族文学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探析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对了解明清时期云南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 云南府

滇中云南府地区的回族文学家数量最多。元廷在昆明设中庆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云南府，这里的回族多是元时随蒙古军队而来的西域回族，滇中昆明地区的回族文学家有相当一部分是赛典赤长子纳速拉丁之后裔。据《赛氏总族牒》记载：“若永昌之闪，蒙化之马，以及忽、沙、速、米、保、哈……为其宗同而姓异也，其当为咸阳王之后裔。”^[47]可见昆明的回族多是咸阳王的后裔。

孙继鲁家族是明清云南府著名文学世家。史料载孙继鲁：“其先天方部人，元时入滇，居沾益松韶关，是初迁昆明右卫。”^[48]《清泗水县令南村孙公家传》一文记载：“明代回回在云南经营手工业的情况，缺乏记载，现在仅提出下列两个行业：一是制药业。这是回回的传统行业，是和回回的医药学相结合的。昆明孙氏为回回医药世家，明代孙继鲁之子开办‘万松草堂’药铺，一直传到近代，以秘制丸散膏丹著名。”^[49]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云：“孙继鲁（1498—1547），明嘉靖二年进士，二甲八名。”^[50]孙氏后裔孙永安将军在《南村诗集序正误》一文中也指出其先世经营万松草堂之事，“民国丙辰，获南村公所题《汤池图》墨迹一幅，其下款则‘古稀老人孙鹏题于万松草堂’。此草堂匾额即道甫公之子归滇后经营药业之堂名也，今亦藏于家。吾孙氏所售秘制丸散膏丹，即渊源于此”^[51]。从这些材料来看，孙继鲁族属为回族应是无疑的。

《明史》、《云南府志》、《云南通志》和《回族人物志》等史料记载了孙继鲁的生平情况。《回族人物志》收明人徐栻《前副都御史孙清愍公继鲁墓志铭》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孙继鲁的家世和生平，择录如下：

公讳继鲁，字道甫，号松山，其先浙之钱塘人。高祖维贤，以太学生言事，谪戍云南右卫，遂家焉南中。孙氏自贤始，贤娶赵氏，生子，生铎，铎生子三：祥、伦、禧，禧生数子，其一则公也。公生弘治戊午七月初一日，甫弱冠，通书史。己卯举于乡，登癸未姚涞榜进士。出知湖广澧州，因事改国子助教，以经学著。历户部员外郎中，监运通州，大著冰檗声。寻，擢守卫辉，一以公廉，惠爱为丞。会岁多蝗，复大旱。公竭诚祷于天蝗，害除，大雨随应，民以为神。当路特荐，调知淮安府卫，民祠之，碑之。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内亦遘旱，公祷之，又辄应，民间每晨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师”，民曰“我父”。有《纪爱录》，载政绩为甚详…… 略曰：尔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污之节。矢心树立，有毅然不屈之贞。贤声每著于立官，清望雅归于舆论。特以筹边之议，耻于苟同。乃来文致之词，陷于重谴。式嘉素履，特介新恩。呜呼！公之清声直节，至是在天下万世矣！^[52]

《明史》卷240“孙继鲁传”则更细致地记载了孙继鲁为官清正廉洁，虽身陷囹圄仍心系国家民族的动人事迹，其文曰：

（万达）闻之不悦，上疏言：“增兵摆边，始于近岁，与额设守边者不同。继鲁乃以危言相恐，复遗臣书，言往岁建云中议，宰执几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抚业蒙罪。其诋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别调继鲁，否则早罢臣，无误边事。”兵部是继鲁言。帝不从，下廷议。廷臣请如万达言。帝方倚万达，怒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而夏言亦恶继鲁，不为地，遂逮下诏狱。疽发于项，瘐死。^[53]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卷26记载：“孙继鲁博学多才，所作诗文雄古遒劲，为时杰杨升庵、李中溪所折服。”^[54]孙继鲁一生著述较多，有诗集《破碗集》和《松山文集》，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朱昌平、吴建伟在《中国回族文学史》一书中对孙继鲁的文学创作给予较高的评价：“孙继鲁一生命运坎坷，可悲可叹。但视其文学才能，又足令人高山仰止。”^[55]无论是人格精神还是诗文创作，孙继鲁在整个明代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是令人钦佩的回族文学家。

清初云南府回族文学家孙鹏（1688～1759年）是孙继鲁六世孙。赵藩《清泗水令南村孙公家传》曰：

公讳鹏，字乘九，一字图南，又字铁山，晚而自号南村。其先天方部人，元时入滇，居中沾益松韶关，明初迁昆明右卫，遂注籍。至晋抚，赠侍郎，谥清愍。继鲁公，门望以显。六传至公，举清康熙戊子乡荐，仕终山东泗水知县。公负气傲岸，工诗古文。通海赵布政诚、石屏张御史汉，与为同岁生，皆极重之。著有《南村诗文抄》。保山袁教谕文揆，甄录其佳者入《滇诗文略》。宣统庚戌，腾越李根源得写本《南村诗抄》八卷于昆明黄德厚，乃出赀梓行，汇入《云南丛书》。公墓在昆明大东门外白龙寺。编诗自三十迄七十二，卒亦倘是年焉。^[56]

《昆明县志》卷6下载：“知泗水县，鹏负气傲岸，工诗古文。”^[57]《云南从书》收有其所著《少华集》2卷、《锦川集》2卷、《松韶集》4卷，共8卷，合称《南村诗集》，收孙鹏30～72岁之作。孙鹏颇多山水览胜之作，如写大理之《观音庵》《玉局峰》，写昆明之《访沐氏九龙池别业》等，此类作品大多语言浅近、笔意清新。还有一些怀古咏史之作，如《辰州怀古》《武昌怀古》等，大多充满英气。民国李根源在《刊南村诗集序》一文中对孙鹏的诗有此评价：“英辞浩气，磊落出群，有不可一世之概。”^[58]白寿彝先生非常欣赏孙鹏刚柔兼具的诗风，称赞曰：“读孙鹏诗，如春风迎面，和煦而宁静。和煦宁静之中，又时有英气……张汉称之曰：‘日眈佳句，动写雄篇，鬼破胆而出神工，穿天心而入月胁。笔墨之性，自与俗殊。山水之灵，常为吾用。’张汉在当时云南诗坛中地位甚高，而推崇孙鹏极至，可见孙鹏的诗极负时望。”^[59]从这些评语来看，孙鹏性情磊落、文采飞扬，在当时及后来都深受人们的喜爱。

孙鹏的散文亦有比较高的艺术水平，现留存的主要有《滇中兵备要略》《送魏龙山之官大理提标序》《〈李南山遗稿〉序》《答某翰林书》《〈徐云客先生诗〉序》等，大都“见解独到，议论不凡，语言简洁，叙事写人则娓娓道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60]。综上所述，孙鹏的诗文才气磅礴，是清初云南府不可多得的优秀回族文学家。

二 永昌府

永昌府为滇西重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地山川险要，为诸蛮出入的要害之所，也是云南的历史文化名郡。“汉晋之时，永昌地区的发展速度高于任何云南其他地区，因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永昌城也是云南最繁华的城市。”^[61]《华阳国志·南中志》云：

永昌郡，古哀牢国……土地沃腴，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彩帛、文绣……有大竹名濮竹，节相去一丈，受一斛许。其梧桐木，其龙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环，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锡。^[62]

晋汉时期永昌郡的富庶冠盖滇云，加之其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的便利条件及其与缅甸、印度等地的诸多交流，因此有“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之说^[63]，足见其富裕程度。哀牢县被废除后，其发展势头不减，直至元廷征滇。元时曾四次征滇，明洪武时沐英、沐春所属回族军人亦数次征伐麓川土司思氏，从征之回族军士多在沿线一带入籍从事屯戍，其后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可见永昌郡自古就是滇西的经济文化重镇，如李根源在《永昌府文征》中所说：“滇西连城数十，而永昌特号称雄郡。自汉永平中建置，迄今几二千年，物产殷阜，人文蔚兴，采风见俗者，辄翘指及之。”^[64]

明代永昌府回族文学家家族主要有马继龙和闪继迪家族，清代永昌地区的回族文学家主要有马继龙的后人马宏章。马继龙是明代永昌地区继张含之后成就最高的回族诗人，关于其生平情况的资料主要有《永昌府志》、《滇南诗略》、《明诗纪事》、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和杨大业的《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等。光绪《永昌府志》卷46《人物志·乡贤》载：“马宪存，字宏章，郡茂才。前咸阳王赛典赤之十五代孙，明马继龙梅樵之后裔也。”^[65]陈田的《明诗纪事》（乙八）有马继龙条^[66]。清代袁文典、袁文揆在《滇南诗略》的《莱阳初颐园先生鉴定》一文对其有简单介绍。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卷29有传^[67]。虽然资料较多，但所记内容大同小异、重复较多，颇具代表性的是清代保山袁氏兄弟《滇南诗略》中的记载：“马继龙，字云卿，号梅樵，云南保山人，嘉靖丙午年中举人，历官南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著有《梅樵集》，当时称其盛德芬然，已树高标于往日，清圣穆若，更流其芳誉于来兹。”^[68]当代回族学专家白寿彝先生《回族人物志》卷29马继龙条，不仅记录了马继龙的生平情况，还对其诗文创作进行了较有见地的分析与评论，可以说是众多材料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一条。马继龙存诗68首，主要辑录在《滇南诗略》之中，这些诗各体皆备，内容以抒发自己仕途失意、怀古伤今及赠答友人为主，清末贵阳人陈田评其诗“声调流美，有弹丸脱手之妙”^[69]，白寿彝先生称赞曰：“马继龙的诗篇格调高昂雄健，语言清新凝练，‘清奇朗润，跌宕风流’。”^[70]

闪继迪是较马继龙稍后的又一永昌府著名回族文学家。有关其生平情况的资料较少，只有永昌地方志、《明诗纪事》及白寿彝《回族人物志》等有简要记载。陈田《明诗纪事》（庚14下）云：“继迪字允修，保山人。万历乙酉举人，除□□学官，历翰林院孔目，迁吏部司务。”^[71]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卷29载：“闪继迪生年不详，卒于崇祯十年（1637年），万历十三年举人（1585年），任吏部司务。闪继迪喜为诗文，著有《羽岑园秋兴》和《吴越吟草》诸集。诗集已佚，现仅存诗六十余首。闪继迪虽富有才学，但未受重用，其诗多怀才不遇之慨……闪继迪的诗作格调较高，一些诗受李贺的影响，气势雄浑贯通，语言有力，富于想象，情绪激越。”^[72]此外，据《滇南文略》记载，闪继迪还留有散文两篇，即《创建十一城碑记》和《刻弘山先生存稿语录序》，“文笔平实，章法谨严，起伏有致”^[73]。

闪继迪家族是当地有名的文学世家。闪继迪有两子，光绪《云南通志》卷8载：

闪仲俨，字人望，继迪子。历官少詹事、礼部右侍郞。与枚卜初官庶常时忤魏珰，矫旨削籍。庄烈帝召为纂修日讲官，两典文衡，未竟其用而卒。次子闪仲侗，天启七年举人，字知愿，读书怀古，继父之业，为滇西名士。^[74]

闪仲俨的诗集已佚失，现只存一首诗《寄答萧五云孝廉》。闪仲侗著有《鹤鸣篇》，“是集一卷为杂文，一卷为诗，一卷为制义”^[75]。其同宗闪应雷^[76]，岁贡生，生卒不详。《滇诗拾遗》《大理府志》共录其诗3首，分别为《高晓登舟》《水目山》《登绣岭望点苍山》，这些诗主要描绘西南边疆的秀美风光，语言清新明快，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闪继迪家族还是当地著名的科举世家。据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考证，闪继迪家族有进士1名，闪仲俨，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三甲50名；举人7名，其中闪继迪为万历十三年（1585年）举人，闪继达、闪继才、闪继皋同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举人，闪仲侗、闪仲仪为明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闪继诗是明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明代岁贡有6人，分别为闪应雷、闪士奇、闪昌明、闪昌会、闪昌嗣、闪仲伦；清代岁贡有闪仲、闪鹑，例贡有闪檀、闪廷伟、闪廷光、闪其鹏等。虽然史志没有关于这些人文学创作情况的记载，但在古代社会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同时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诗是吾家事，博采世上名”是许多文化世家在传衍的过程中自觉持守的信念，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77]故闪继迪家族中也应还有一些诗文之家，只是材料阙如，期待进一步研究。

永昌府的回族文学家还有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铁篆。光绪《永昌府志》卷45记载：“铁篆，郡人。中隆庆丁卯乡试，登辛未进士。任四川重庆府推官。清修越俗，博雅多才，人咸重之。”^[78]据此材料推测，他可能也是一位文学家。

马注（1640～1711年）是明末清初金齿卫著名伊斯兰经学家和文学家。马注，经名优素福，字文炳，号仲修，据传为赛典赤·赡思丁的第十五世孙^[79]。马注早年攻儒学，著有《樗樵》和《经权》两部著作，可惜《樗樵》一书没有留传下来。康熙八年（1669年）之后，马注开始向经史之学发展，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离开云南到贵州、陕西、河北、北京等地访师寻友，行游经历促进了学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经学造诣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终于在康熙二十一年（1683）完成经学巨著《清真指南》。此书在阐发伊斯兰教教义要旨时常运用比喻、问答、铺排等多元文学手法，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马注为咸阳王墓写有《王陵常住碑记》一文，笔法端美。”^[80]可见马注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伊斯兰经学大师，也是一位文采飞扬的文学家。要言之，明清云南永昌府回族文学家数量虽不甚多，但文学创作堪与中原比美。

三 大理府

大理处滇西四达之中。其地西面依偎点苍，东面环绕洱海，山川形势，雄于南服，是云南的文献名邦。西汉元丰年间始设叶榆县，属益州郡。东汉改属永昌郡，蜀汉改属云南山郡。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第四代首领皮罗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兼并其他五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南诏国。宋时称大理国，元时属大理路，明清为大理府治，下辖四州（赵州、邓川、宾川和云龙）、三县（太和、云南和浪穹）。大理自古就是滇西的商业贸易交流中心，也是元明以来的屯戍之所。回族在这里落籍者颇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回族文学家也比较多，主要有赵州的马玉麟及其孙马鸣銮、太和大诗人沙献如、大理文学家马恩溥等。

马玉麟是明代大理府著名文学家。《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5《政绩》载：“马玉麟，字德征，举万历五年进士。历官工部主事，云南参政等。后罢归游历苏杭。”^[81]马玉麟的著作有《静观堂稿》38卷，惜无传世。马玉麟之孙马鸣銮是清康熙二年（1662年）进士，《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8《文苑》篇载：“马鸣銮，字殿差，玉麟孙。康熙癸丑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鸣銮少好学，于经义笺注、传疏，博综贯穿，分析其同异，而标记之。”^[82]同书卷50“著述目”注其著作有《密斋诗稿》。

大理府最负盛名的回族文学家是清代乾嘉年间的沙琛。沙琛（1749～1821年），字献如，号雪湖，自称点苍山人。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载：“自赛典赤父子相继治滇，而滇中回族始大，琛岂其苗裔耶！”^[83]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云：“沙姓是大理回族中的大姓，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84]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云：“自明天启，以至清乾隆嘉庆间，滇南回教，代出诗人。闪继迪父子外，沙琛与赛屿其最著者。”^[85]这些资料确认了沙琛的回族族属。沙琛以名举人的身份在安徽做官，在怀宁、建德、太和、霍邱等地任县令，因勤政为民、视民如子而在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沙琛的著作有《点苍山人诗抄》8卷本，收诗共1300首，有《云南丛书》本。沙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涉及民事、记游、咏史、怀古、咏物等多种题材，皆文情并茂，情采丰沛，而且体裁多元，构思独到，具有言近旨远的艺术特质。此外，沙琛的孙子是当时有名的孝廉，名兰，当杜文秀之乱奉大府檄说文秀降，文秀不能从孝廉，持之力遂遇害。其风节绰有祖风，间为诗歌，亦具有家法君子之泽，历世未湮^[86]。可见，沙琛家族也是清代大理地区的文学世家，只是关于其后代的材料阙如。总之，明清时期大理府涌现出众多的回族文学家，这与大理府繁荣的经济和“文献名邦”的文化底蕴有着很大的关系。

四 其他州府

滇东寻甸、曲靖地区，滇南的建水、玉溪等地也是明清时回族人聚居较多的地方。曲靖为云南的东部门户，由黔入滇的必经之地。1276年元廷在曲靖设置路，1382年改为府。傅友德、沐英等曾率领兵士平云南之乱，终牵制全局，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元明之初的回族军士较多落籍于此。清初改土归流时，回族将领哈元生部下的回族军士也有一部分落籍于此。其后代中有一些人习染汉儒文化，读书属文，出现了一些文艺家。如回族音乐家桂涛声，其远祖来自西域克尔白，唐贞观三年（629年）入关觐见。明洪武时奉命率师南征，遂居曲靖，耕读为业。

寻甸是滇东一大回族聚居地。据资料记载，寻甸回族始于明洪武年间，马姓回族最初移入三区的甜菽一带居住，至清初源源不断地有回族移入定居^[87]。这里书院教育发达，读书应举的回族人较多，如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举人马梦箕及其子马上捷均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文学家。《寻甸州志》载：“马梦箕，新民子。万历己酉科举人。知广东定州知州，升湖南常德知府，所历皆有政声，人呼马青天。五年卒于任。”^[88]史载马上捷文雅蕴藉，有幽人墨士之风，其著作有《拾芥轩集》。

明代澄江府新兴州的马明阳也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回族文学家。马明阳，字异野，崇祯间任顺宁府教授，后归隐不仕，著有《马异野文集》。云南澄江名士赵士麟（1629～1699年）《马异野孝廉文集·序》曰：

是以文宗昌黎，诗摹少陵，远近诵之如获异珍焉。兹君之门人，管庶常希洛，以其集请于予。读之，果不异昔所闻。夫希洛，端亮士也。君取友若此，吾益知异野不仅以诗文著，其为人更于端此心之。^[89]

赵士麟指出马明阳不仅诗文远近有名，深得当时名士们的赞赏，而且为人端庄严肃，令人钦佩。

明代楚雄府的回族文学家主要有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马光羲，宣统《楚雄县志》载：“马光羲，楚县回籍。中天启丁卯科乡试，登崇祯戊辰科进士。官铜梁知县。钦取考选工科给事中……罢官归里，优游林泉三十年，以寿终。建青龙江马家桥，著《土寇流寇乱略》，毁于兵。”^[90]明代楚雄府回族文学家还有萨天璟，著有《燕携集》。萨纶锡是清代楚雄府回族文学家的代表，据杨大业先生考证，楚雄萨纶锡著有《燕山诗集》《德庆堂诗稿》。其人“性颖异，家贫嗜学，教读以事父母，勤苦几成羸疾。气度安详，志切当世之务。善属文，执笔立就”^[91]。其诗清逸俊秀，颇具晋人笔意。此外，蒙化的丁景，字德辉，明万历年间人，传说也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人，他一生勤于著述，遗稿数卷，现仅有诗集《公余清咏》传世。雍正己酉年（1729年）举人赛屿是石屏州著名回族文学家。赛屿，字琢庵，号笔山，中举后授珙县知县。八年春官不第，后以重宴鹿鸣，钦赐进士。其人勤学好古，工诗文，著有《梦鳌山人诗文集》。明代蒙化府回族文学家马逸，字廷泉，万历辛卯年（1591年）举人。马逸为人不苟，精《周易》，乐好游林下，周济贫乏者，致力子孙教育，其子马易、马从均中万历己酉年（1609年）举人，学优才裕，能以文学世其家。

由上可见，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大地，滇东、滇西、滇南的各个州府均有回族文学家。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主要集中在云南经济富庶、文化较发达的云南府、大理府、永昌府一带，这说明一个地方出多少文学家、出不出文学家，与一个地域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些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化教育基础深厚、往来交通便利的地方比较适宜文学家的生长。同时，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态势与中国回族整体分布格局相一致，符合中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规律。云南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是形成这种分布特点的基本因素，两者共同孕育了回族文学家的民族意识和地域文化意识，使其文学创作浸染上浓郁的云南地方文化色彩。

[1] （清）袁文典、袁文揆辑《滇南诗略》，载《丛书集成续编》（第15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39页。

[2] （明）宋濂：《元史》（卷98），中华书局，2011，第2556页。

[3] （明）张：《云南机务抄黄》，载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下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第193页。

[4] 民国《续修玉溪县志》（卷2），云集印书馆，1931，石印本。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26），中华书局，1978，第1996页。

[6]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30），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5），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708～709页。

[7] 嘉靖《寻甸府志》（上），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2），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58页。

[8]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2），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第536页。

[9]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中华书局，1987，第8页。

[10] 李佩伦：《回族文化的反思》，《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

[11]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1），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2），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311页。

[12] 康熙《蒙化府志》，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2），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1235页。

[13]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中华书局，2011，第3036页。

[14] （明）沐璘：《滇南即事》，载《文山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905页。

[15]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中华书局，2011，第3036页。

[16]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中华书局，2011，第3038页。

[17] （明）张：《云南机务抄黄》，载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下编卷4），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第195页。

[18] 天启《滇志》（卷8），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3），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235页。

[19] （清）张廷玉：《明史》（卷126），中华书局，1976，第1036页。

[20] （清）张廷玉：《明史》（卷226），中华书局，1976，第4435页。

[21] （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7），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5），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320页。

[22] 咸丰《邓川州志》，载杨世珏、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方志篇》（卷21），民族出版社，2007，第714页。

[23] 马曜：《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246页。

[24]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0），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2），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294页。

[25]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2），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325页。

[26] 缪进鸿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第172页。

[27]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第56页。

[28] 祝尚书：《“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9] （明）谢肇淛：《滇略》，载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下编卷4），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第242页。

[30] （明）谢肇淛：《滇略》，载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下编卷4），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第242～243页。

[31] （明）谢肇淛：《滇略》，载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下编卷4），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第242页。

[32] （明）谢肇淛：《滇略》，载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下编卷4），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第247页。

[33] （明）谢肇淛：《滇略》，载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下编卷4），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第243页。

[34] 王声跃：《云南地理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3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人民出版社，1960，第5页。

[36]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编《云南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第392页。

[37]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6），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4页。

[38]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30），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5），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710页。

[39] （清）吴大勋：《滇南见闻录》，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7），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1～2页。

[40] （清）吴大勋：《滇南见闻录》，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7），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1～2页。

[41]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243页。

[42]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1），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247页。

[43] 李春龙、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44] （清）袁文典、袁文揆辑《滇南诗略》，载《丛书集成续编》（第15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45]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曲石丛书，1941年铅印本。

[46] 马兴东：《云南回族源流探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47] 李建钊主编《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第156页。

[48] 赵藩：《清泗水县令南村孙公家传》，载方树梅辑纂，李春龙等点校《滇南碑传集》（卷24），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第3052页。

[49]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3），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第9页。

[50]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第57页。

[51] 孙永安：《南村诗集序正误》，载李伟、吴建伟主编《回族文献丛刊》（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052页。

[52] （明）徐栻：《前副都御史孙清愍公继鲁墓志铭》，载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附卷5），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860页。

[53] （清）张廷玉：《明史》（卷204），中华书局，1976，第2223页。

[54]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卷26），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587页。

[55] 朱昌平、吴建伟主编《中国回族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第209页。

[56] 赵藩：《清泗水县令南村孙公家传》，载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下册附卷8），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1346页。

[57] 道光《昆明县志》，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39），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427页。

[58] 李根源：《刊南村诗集序》，载李伟、吴建伟主编《回族文献丛刊》（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899页。

[59]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下册卷44），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1031页。

[60] 朱昌平、吴建伟主编《中国回族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第364页。

[61] 申旭：《云南移民与古道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第104页。

[62]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4），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1），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247页。

[63]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4），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1），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247页。

[64]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曲石丛书，1941年铅印本。

[65] 光绪《永昌府志》（卷46），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30），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407页。

[66] （清）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056页。

[67]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卷29），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625页。

[68] （清）袁文典、袁文揆辑《滇南诗略》，载《丛书集成续编》（第15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162页。

[69] （清）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008页。

[70]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卷29），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626页。

[71] （清）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509页。

[72]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卷29），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625页。

[73]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卷29），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628页。

[74] 李春龙、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430页。

[75] （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闪仲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978页。

[76] 白寿彝先生在《回族人物志》（上册卷29）闪应雷条云“疑是闪继迪的同宗”。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考证闪应雷为明岁贡。见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卷29），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628页。

[77]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第159页。

[78] 光绪《永昌府志》（卷45），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30），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168页。

[79] 据白寿彝先生考证，见《回族人物志》（下册卷35），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926页。

[80]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下册卷35），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931页。

[81]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5），清光绪六年刊本。

[82]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8），清光绪六年刊本。

[83] 李春龙、牛鸿斌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197），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245页。

[84]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下册卷44），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1041页。

[85]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第70页。

[86] 民国《大理县志稿》（卷11），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3），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237页。

[87]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1），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第9～10页。

[88] 康熙《寻甸州志》（卷20），载林超民、张学君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23），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212页。

[89] （清）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13），载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上册附卷5），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882页。

[90] 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楚雄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1186页。

[91] 陶应昌编著《云南历代各族作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