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毓老师，让大家都知道！

恩师爱新觉罗?毓鋆说：“著书立说太多了，能存在的，必有德。”又说：“廿六史每一朝代都有《艺文志》，所收录的书那么多，但传世之作有几本？有几人？古人能留下一句话，也就不容易了！”

古人能留下的一言半语，大抵持之有故，足以垂训后人，或作惕俗警语，像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有些耳熟能详的名句作者不能说有德，却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

宋代宰相赵普功在谋国，历史上有名的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进入赵匡胤卧帐中，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称帝者有两人，一个是赵匡胤的弟弟、后来的宋太宗赵匡义，另一个是赵普。赵普可说是宋朝唯一的开国元勋。《宋史?赵普列传》说，赵匡胤称帝，曾带赵匡义微行到赵普家，赵妻行酒，宋太祖尊唤“嫂夫人”。赵普当了宋太祖、宋太宗二帝宰相。淳化三年，拜太师，封魏国公，宋真宗追封韩王。

不过，后世认知的赵普却非立功或立德，而是立言，因为赵普说了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可很少人知道，赵普其实没有说过这句话。

《宋史》记载，赵普少时学习做公务员（吏），没有读过什么书。赵匡胤启用赵普做宰相，觉得一个宰相不能没有学术，劝赵普多读书。赵普听话，晚年手不释卷，每回到宰相府，就打开箱子取书，读书一整天，隔天临朝断事，处决如流。赵普死的时候，家人打开书箱，原来读的是《论语》二十篇。因此，正确说法，赵普晚年虽勤读《论语》，可没有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查考出处，源自宋代罗大经著的《鹤林玉露》。书中记载，赵匡义称帝，续任赵普为宰相，赵匡义问说：“听人家说，你只读过《论语》一部书，是这样吗？”赵普对说：“臣这一辈子所知道的，实在只有《论语》这一部书。过去我用它的一半辅佐太祖安定天下，现在打算用它的一半辅佐陛下治天下。”

稗官野史通常都附加故事趣谈，比正史吸引读者。像《三国演义》的刘关张结义，比《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引人入胜，中国人相信《三国演义》故事，多于相信《三国志》史实。

中国人读古书，大抵从读《论语》开始，赵普读《论语》不值一谈，《鹤林玉露》的记载一看即知是故事趣谈，专制时代，赵普虽然贵为宰相，胆敢当皇帝的面，说要用半部《论语》帮皇帝治天下？但这种可能犯下欺君大罪、不畏杀头的说法，饶富趣味，加上清朝末年翻译和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复写的文章《救亡决论》说：“从此天下事多，吾以半部《论语》治之是矣，又何疑惑？又何难哉？”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名言常被提出来。

1971年，我进入“天德黉舍”，成为毓老师书院讲学的第一班弟子，听毓老师讲《论语》。毓老师讲学，不同于传统教学。传统教《论语》，像似是在追悼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孔子（孔子生于约公元前551年），至圣先师孔子离我们好远好远，我们这些在孔子卒殁两千五百年之后的学子，在圣人面前十分卑微，只能顶礼膜拜，读《论语》最大利途是将来或许可以写硕士、博士论文，甚至能以教《论语》这门学问为业。

毓老师初时讲授《论语》，从早上八点讲到十二点，中间没有休息，听课弟子忘了时间。他那有别于传统的讲法，拉近了我们跟孔子的距离，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仿佛就在眼前，毓老师形同孔子，正向我们这些听课的弟子讲授他的人生哲学《论语》。

毓老师讲学立场十分清楚，学问要能用，他讲的是“实学”，他要我们多读古书，因为智慧没有今古，孔子的智慧高明到极点。

我个人在“天德黉舍”读《四书》，还读其他经书。读了三年，开始在社会上拼搏求生，我确信毓老师的训勉，智慧不分古今，学问要有用才算学问，但脑子总怀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正确性：时异事异，时变势变，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果真能治理今日天下吗？

三四十年的颠沛流离、死生困穷中，我换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最后十年的从政生涯。2008年，我离开政坛，立即前往台北市温州街的“奉元书院”（“天德黉舍”在解严后易名）请见毓老师，毓老师嘱咐我每周一天，从高雄搭高铁到台北，进行面对面教学，从早上九时到正午十二时，叮咛我赶快将不明白的问题提出。第三次，我请教毓老师对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看法。

毓老师的训勉，如暮鼓晨钟，他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七个字，孔子治天下只有四个字：‘为政以德。’现在为政者失民心，就因为缺德。”毓老师大概因我个人曾经从政，又引《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振聋发聩说：“足食是对内养民，做好财经；足兵是对外，做好军事国防。主政者能足食、足兵，再加上有德有信，这就是最高的领导统御术。智慧岂有新旧，想通即智。何必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话就可治天下。”毓老师还说：“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以为仍多了，一章即足。必做活学问，贵精不贵多，一章明白就足以治国平天下。真读通《论语》、能用出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论语》任何一章参透，都可以成事。”

毓老师还给我出了一道考题：“《论语》哪一章，两岸用得上？”我当然只能红着脸请毓老师指点，毓老师说：“《论语?宪问篇》：‘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少以‘仁’许人，何以却以‘仁’称许管仲？两岸要用战争解决？中国东西没有用上？因为不懂，看管仲‘九合诸侯’的成方！九合，实际只有八个，有八个成方，必知其所以。对两岸问题要辩证，然后裁剪成方用上，试一试。两岸的病体，可以裁剪成方用，但要以灵活为上。找材料麻烦，但最为重要。不知材料，就难以用上。”

毓老师这一教诲，我十分惶恐，读《论语》三十多年，我从未想过《论语》和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有什么关系？毓老师虽一再提撕古为今用，但我终当《论语》是一门学术，不曾想过取书中智慧运用，我甚至连第二篇首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都没读通，实在有负毓老师的苦心栽培。汗颜无比，我当时骤下决心，好好深读《论语》，最起码要读通第一章。

毓老师百年一过，视力和耳力有些不灵便，若要向毓老师详细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口头面报不易，我又谨记毓老师的教诲：“中国思想是靠行的，不是靠讲的。”于是，我决定将《论语》第一章三十二字的读后心得写下来。

我知道自己所写出的《论语一章》并未达到毓老师的读通标准。毓老师曾说：“‘学而时习之’，人人会念，没人会行。”我只是依照毓老师平时教导的三个治学原则撰写：一、依经解经，还孔子本来思想面貌；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条理一贯撰写；三、毓老师说他的治学独门绝活、不传之秘是“一字一义”，毓老师特别重视引申义。

2011年元月下旬，我将《论语一章》的初稿装帧成书，恭呈毓老师，请赐点拨。不意，就在付梓前夕，3月20日清晨接获毓老师长辞噩耗。师恩难报，赶到毓老师灵堂之前，正是黄昏，我的脑海出现一只长鹤唳天西去的景象。我将《论语一章》的出版日期定为毓老师与世作别之日，并于毓老师发靷那天（4月10日），将新书恭置于毓老师的灵前。

《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影响后人不大，但《三国演义》的武夫关云长却成了中国人奉祀的“关帝圣君”，满人取资这本书，打败了大明王朝，建立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江山；“半部《论语》治天下”非史实，而是创作故事，我以此话题请示毓老师，蓦然醒悟《论语》跨越古今的实用性，就像毓老师说：现在人缺的就是一个字“德”，有德就能服人，而主政者若能对内搞好财经，让百姓富足，对外搞好国防军事，再加上取信于民，这不正是人民的希望、治国之道吗？《论语》在今天何其智慧、实用！似乎可以说，赵普那句争议性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启示了我请教毓老师的话题，赵普算是我的知遇恩人。

《论语一章》出版后，我在半年内续完成了《子曰论语》，并在“奉元书院”成立大会的十月，出版了《子曰论语》两册，诠释《论语》的全部章节。但这并不是我有心向毓老师报告我已读通了《论语》。我在撰写《论语一章》时，参阅了许多相关书籍，用脑去思去想，我续写《论语》他章，变得十分快速。毓老师说：“读书要持之以恒，摸着墙慢慢走……以一经做碉堡，然后点线面展开，必然有得。”毓老师开启了我读《论语》的门道，我禀遵毓老师垂训，以《论语一章》做碉堡，摸墙前行。

《子曰论语》出版后，我继续前行，半年内又完成出版了《长白又一村》（大陆简体版易名《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礼元录》（简体版易名《毓老师说》）、《说孟子》、《中国哲学史：祖述篇&孔学篇》、《先秦诸子学》（二册，已定稿，即将出版）等书。

我之所以快速写书并出版，不是说，我已读通了这些书，而是从撰写《论语一章》并遵奉毓老师的谆谆教诲，得到一个很宝贵的治学经验：一个学者读多少书，得到多少智慧，其实很难检验；下笔为文，白纸黑字才见真章，才能检视自己的不足处，自己的读书境界若何，自己的缺失处，应该再读什么书。我因而融合了读书和写作，每天固定写三千字，自我检视读懂了多少书。当然，功力不足写书，可能会造成自己的笑话，但毓老师鼓励我们要多下笔，尤其要多写长文，不要写短文，也不要怕批评。毓老师还训勉门人弟子不要怕挫败，得勇于接受试练，《易?乾卦?文言》解释九四“或跃在渊，自试也”，人要一再考考自己，才有飞龙在天的机会。有些人站在悬崖深渊边，不敢自试，一再踌躇，终而坠崖沉渊。

三四年不停自试写书，直到写成《中国哲学史：祖述篇&孔学篇》和《先秦诸子学》，我才知道毓老师所谓的“读通《论语》才能真懂六经”。毓老师说：“《论语》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十三经读完始懂。八岁读《四书》，八十岁也读《四书》。”又说：“读完《五经》（毓老师有时说‘六经’或‘十三经’，指传统经书）始明《论语》，《论语》是结论之语。”原来《论语》是“六经的结论之语”，要读通六经，才能明白《论语》。也就是说，所谓的“读通《论语》”不是光读了一本《论语》，而是要读通六经，毓老师才会说：“真读通《论语》，能用出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毓老师也因读通《论语》，实用《论语》，一贯六经，才能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慧，用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仅历久弥新，而且玉润珠圆。

毓老师讲学，妙解击蒙，大开生面，一个三十多坪（一坪约3.3平方米）的地下室讲堂，曾经挤满了两百多名学子挥汗听课。现在大学老师开课，大多有自己的著作，学子可以用来自修，补充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但毓老师讲学六十多年，学宗“述而不作”的孔子，自己并未写下任何文章。个人写定《子曰论语》后，发现《论语》一书大多不是孔子讲解六经之义的文章，而是弟子记录老师平时言行及与弟子相互答问的文章。因而仿照《论语》的成书方式，恭录编集毓老师的言行记录《礼元录》。

毓老师之学重实用，实用当然要易知易行，讲学要讲到听者能懂，毓老师称赞慈航法师讲唯识学，老太婆听了都会笑，他还说：“讲学通俗最难，讲完应叫听者都懂，作一大堆注才懂，非孔子之志”，“向学子讲学，不是大师；跟老百姓讲学，才是大师”，“《易经》《春秋》要讲得老百姓都听得懂”。

不过，毓老师所谓的“通俗”不是“讲白”，他说：“每一个字都有来源，都有生命，都有深意，这就是大；用今人短浅眼光，看几千年大人物，把典籍翻成白话文了事，就是小。”因此，毓老师所谓的“通俗”是“通神”，把深奥精粹的古文改用今人语言表达，让百姓都听得懂其中的经义，而非将古人智慧书说得简单肤浅。

一般认为，读不太懂的古文哲理较深奥，今人所用的白话文较平白粗浅。其实古文和白话文各有表达用语，精妙的白话文不一定不如古文，像孔子的“诲人不倦”，毓老师说得通俗，境界却不输孔子原文：“学生糊涂、蒙昧之时，沦为放牛班，孔子仍不放弃。”毓老师更进而说“君子不器”：“君子不器，自己不能只当个小用的小器皿，君子也要‘不弃’，不放弃自己，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孔子说“有教无类”，毓老师说：“孔子不知道哪块云会下雨，只要是云，就等同视之。”

我们读古书，常不自觉、习惯性地和古人产生不易跨越的距离，像一提到尧、舜，就自然尊称为古代“圣贤”，足以为今人效法，“圣贤”两字没有亲切感，毓老师有意通俗化，称尧、舜是“为人类服务者”，而《论语》第一个句子“子曰”，毓老师直言“我的老师说”，尧、舜、孔子似乎就在我们眼前。

《礼元录》初定稿，我请几个师兄校正，有师兄要我考虑，多加注解，我回说已遵奉毓老师力求行文通俗教诲，写得够白了。

《礼元录》的编撰，个人修订十次，原以为书中所记的毓老师教诲，应该可以了然于心。大约一年后，即将印行简体版，我重新检视《礼元录》，惊觉毓老师讲述的某些智慧学问，通俗易读，具备基本中国之学的人好似都看得懂，其实只是读懂每一个字，但整个句子的深意，我虽易稿十遍，却没能悟得实质启发，譬如毓老师说：“《四书》言人之尊严。”

《四书》有大人、圣人、仁人、贤人、君子、善人、士人、豪杰、英豪等称呼，又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伊尹、柳下惠、子产等圣贤名字，即在为人立标杆，使一般百姓可以效法，而《四书》中所论的仁、义、礼、智、信、忠、恕、让等德目，即是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应有的修为。

《论语》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勉弟子学成悦乐君子。《论语》末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提示君子人要知命、知礼、知言。《论语》从头到尾都言人，而“君子”就是“有尊严的人”。毓老师以简单扼要的“言人之尊严”，揭示《四书》要义，似乎难再有更言简意赅的说法了。“《四书》言人之尊严”，毓老师这一体悟，用通俗语言说出，今人看得懂，却不易深悟。古今用字有明显差异，今人读古书，若说是为了做君子，会有文绉绉、不合时宜的感觉，我们若依毓老师的教诲说，读古书是为求做人的尊严，而君子即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容易被接受。遗憾的是，毓老师有些话说得越通俗，境界却越高，我们越容易轻忽。

以“元”字为例，毓老师说“元是一切生之本，我们要尊生、慰生（或‘卫生’）、荣生，所以要‘奉元’，我们因而叫‘奉元书院’”，但毓老师后来越说越通俗，我们反而不易听懂：“‘元’就是要点了那一点”、“‘元’是种子”、“‘元’是生生本体符号”。

台中静德君在《礼元录》出版后，从师兄魏元珪处得到此书，专程南下高雄看我，提问了一些相关毓老师的学术思想，而后大约两个月南下一次，谈两三小时，买了一背包的《子曰论语》《长白又一村》《礼元录》，送给同好。他去东北时，也带了一些我写的书送人。去年夏初，他到北京，专程带了一套书到毓老师创建的满族研究院，向毓老师磕头。祭拜后，他拿了两个十元硬币当圣筊，掷后一个十元硬币滚进布幔内，他爬进去取出一看，两个十元硬币一阴一阳，他兴奋地说：“毓老师听到了！”

静德君告诉我，他的桌前摆了三本语录——《毛主席语录》《蒋公嘉言录》和《礼元录》，他每年都要到满族研究院叩头。

静德君未见过毓老师，只是读了毓老师的语录和传记，但他显现出的景仰热情，令我动容，深觉自己此生列入毓老师门墙，得到毓老师亲自点拨教诲，那可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福分。

毓老师在一百零四岁（2009年2月）上完最后一堂课《孙子兵法》，平日便不再接见学生，而对问学已告一段落的老学生，三四十年来也很少单独见面，只在每年开春年初一、初二，打开书院大门，从早上八点分批接见老学生。许多老学生把年初一、二当成每年的大事，像2011年年初二当天，毓老师见了一百三十名老学生。

毓老师辞世前三年，允许我每周回书院一次，请益三小时，几位学长向我表达羡慕之情。我遂有一个想法：我有幸得此机会，有责任细想这段难得的时光，回忆向毓老师请示了些什么问题，得到什么宝贵的真文。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毓老师创立“奉元书院”说：“不能叫台湾一地的人懂奉元，应该让全天下人都奉元。”毓老师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多年，他的读书经验和讲学内容是人类文化遗产，而毓老师百年生命淬炼的绝学更应公之于世，让未受教毓老师的学子都知道毓老师的拯世真文和不传之学。于是，我写了这本《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简体本名为《毓老师讲学记》）。

《论语?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毓老师学孔子“四忧”，略作文字更易：“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学之不讲”是孔子、毓老师的“四忧”之一，毓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忧不能保存中国文化，曾说：“我死不死不管啊，三十年之后，必要有人能接着讲书。我也不怕死，就是为子孙忧。”毓老师担心后学未能接力讲下去：只有一棒接一棒，讲学如接力接着讲，中国之学才不会断绝。

《礼元录》出版后，“奉元书院”出版了《奉元讲录》五本：学长许晋溢笔记《毓老师讲中庸》，学长陈絅笔记《毓老师讲孙子》（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孙子兵法》）、《毓老师讲学庸》（简体版分开为两部书，名为《毓老师说中庸》和《毓老师说大学》）、《毓老师讲论语》（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论语》），学长陈明德、沙平颐、刘昊笔录整理的《毓老师讲庄子》（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庄子》）。感谢几位同门学长为毓老师所做的努力，《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多处引用，特表谢忱。

由于毓老师一再训诲，讲学要通俗，让大家都听得懂，《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书中的古字和虚字尽量减少，如“子曰”，有些地方就直书“孔子说”。

毓老师说熊十力夫子接了孔子的棒子，是第一棒，他接了第二棒，所以讲毓老师的学问，必得讲熊夫子的立说。熊夫子写书用字凝练苍劲，现代人欣赏可能有些吃力，个人为示尊重、引用他的思维立说，以原文为准。熊夫子宗述孔子，受王夫之影响甚大，王夫之著作不易阅读，个人引用时，部分作了较易阅读的解说语译。

说理当然要做客观叙述，但为了让毓老师之学较轻松阅读，本书有时采行第一人称主观叙述观点，不免加了些许个人的粗浅认知和体悟。

一般语译古文，先写古字原本，再括号语译。本书为方便阅读，有时直接语译行文，再括号原文，有的引文只语译相关部分，某些引文也采节录引用。

毓老师生于1906年重阳后一日。永怀师恩，《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择于2015年毓老师百秩晋十冥寿付梓发行。感谢师兄吴荣彬百忙中为本书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