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就是要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抚慰天下苍生。

讲学要像说书、说相声一样，要说得有如目睹，说得极伟大，让听的学子目不转睛。

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

古今学子年届学龄，都要到学堂、学校读书，当学童、学子、学生；启蒙时，“学”这个字很快学得，由于学生启蒙最重要的功课是读书，所以许多学者，注解《论语》本文第一个字“学”，就说是“读书”；注解《论语》较有名的王肃《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注解“学而时习之”是“以时诵习”、“时时习之”，“诵”即读书，将“学”字解读“读书”，两千多年来，似乎没有不同说法。

《论语》首篇《学而篇》，参照第二篇《为政篇》，“学而”可以说是“为学”，而“为学”不等同“读书”，两者有广狭义和先后之分：先读书而后为学。这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专家学者批评为个人知见，究其实是《论语》的记载。

《论语?先进篇》：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费邑，是鲁国的县邑，子贡派同门师弟子羔去当费邑县的县长。子路曾当过季氏的家宰，季氏应该很信任子路，鲁国并没有几个县邑，季氏听从子路举荐子羔去当费邑的县长，当然是器重子羔。但老师孔子老脸不高兴，骂子路害了一个好端端的人家儿子。孔子的意思是子羔还年轻，学力不足，应该多读一些书，再出来为学做事。子路辩解说：“费县有官员、老百姓，也有代表国家的土地和五谷之神，为什么一定要先读好书，然后再为学做事呢？”孔子因而说了重话：“我就是讨厌犟嘴利舌的人。”

我们细思这章文意，子路派子羔为费邑县的县长，老师孔子不会只骂子路一句话：“贼夫人之子。”应该还说了一些话，其中包括说子羔应该“先读书，然后为学”，子路才辩解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我们再研究文中所谓的“为学”即“为政”，“为政”也包括在“为学”之中，《左传》说：“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政学，先政后学）。若果行此，必有所害。”毓老师也说：“必先学到一个程度，才能从政。”（毓老师认为子路乱期许子羔，把自己的抱负期待子羔实现，那是害了子羔。）

“学”若是不能解读为“读书”，那么，接下来的“时习之”的“习”也就不能解读为“温习”了（毓老师说：“习”是亲自检验生命，实际印证，能够因时治时，乐在其中矣，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难免有许多学人会怀疑子路虽说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就可以将“读书”和“为学”分开吗？何况“学”只是单字，和“为学”二字或有不同。

古书的“学”和“读书”字义不同，也出现在《周礼》。《周礼?地官司徒》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用乡学的三项教学内容教导百姓，并用对待宾客礼仪，敬待贤能的人）：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因此，古时教万民的“六艺”即是万民之学。“六艺”包括“书艺”，即读书，而古人之学，还包括学礼仪、弹奏乐器、骑马、射箭、算数等。《论语》有孔子谈射、御的文章，射、御也是学的一种。

《子罕篇》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达巷党人称赞孔子“博学”，而孔子回说“执射”、“执御”，可知孔子时代的“学”字非只读书，“执射”、“执御”皆为学。

《子罕篇》另有一章，大宰问子贡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毓老师讲解“多能”是“学有所得，而能任事”，个人以为，孔子时代以“六艺”为学，琴牢引用孔子的“吾不试，故艺”，“试”是用，“不试”即不为世用。“故艺”，不是故而多学了种种技艺小事。“艺”是“六艺”，“故艺”是故而多学六艺之能。

毓老师讲解《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毓老师说，由这章可知“学”不是“读书”，如果“学”是读书，那么孔子应该回说颜渊读了什么书，不会回说颜渊“不迁怒，不贰过”。当然，就事实而言，哀公想了解孔门弟子的是治世之学，不会想知道弟子读了什么书。

《学而篇》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是“好学”，可确定“好学”不限于读书，“学”和“为学”包括言、行。

“学”不只是求知读书而已，《荀子?劝学篇》说得更清楚：“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意思是：学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可以这么说：学的方法是从朗诵经书开始的，以读礼立于理事之道为结束。学的深意是从当个士人开始，而最终成圣人。学若能真诚积累知识，力行恒久就可以进入深层境界，学直到生命终止才终结。故而学的方法有终数，学的真义不能够片刻离开。能够终生为学，就是人；舍弃不学，就沦为禽兽。）

《劝学篇》说得明白，“始乎诵经”就是学开始于“读书”；“终乎读礼”不是终于读礼书，而是学要终于学理事之道，学做人做事的道理。《论语》最末一章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立”指立于学、立于事，不是光会读书。

《论语》首章末，学要终乎君子，荀子则终乎圣人。学为君子、为圣人都不是读书。荀子所说的“士”，本义“事也”，有无穷的责任，今日称“读书人”，也叫“知识分子”。

我们分辨古时“读书”和“学”不能划为等号，学包括读书，不是有意指出王肃、朱子等大学问家注释“学”、“习”有偏差，而是辨明之后，孔子的某些有关为学、好学、博学的真义，才可以读通。

个人还要进一步说明，孔子时代的“学”包括“读书”，不是贬低“读书”的重要性。《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生为闻道弘道，始于读书近道，师教常是一个人荣辱关键，古人中举得功名先谢师恩。个人因而有欲通过毓老师读书百年的难得经验，揭示学子在读书阶段，应该具备的正确认知和读书要领。

故而，我们回过头来看孔子责备子路贼害子羔，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篇》）的长者风范，希望子羔先读好书，再承担济民重任。这不是看不起子羔，而是对子羔有所期待。子路十分器重子羔，子路在卫出公时当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卫出公的父亲蒯聩与儿子争位作战，挟持孔悝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发动政变。子路在外头，听到消息赶回，遇到子羔正走出卫国城门，告诉子路避祸，子路保持硬颈子精神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吃孔悝的俸禄，不宜在孔悝有难时避开）结果被砍成肉酱，子羔幸免于难，子羔可能因孔子之言多读了一些书。

毓老师是清朝开国太祖努尔哈赤二子礼烈亲王代善的十一世裔孙，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同生于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丙午年，公元1906年），六岁进入毓庆宫当溥仪陪读，受教业师都是帝王师，如太傅陈宝琛，以及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等大学问家。毓老师不仅受宫廷帝王学，离开毓庆宫后，还拜康有为为师，并与张学良师事沈梦九。此外，毓老师还留学日本、德国，有日、德老师。

毓老师一直跟随溥仪，溥仪“复辟”，毓老师担任溥仪的御前行走，掌握军情，并训练“满洲军”。抗战胜利后，毓老师和陈公博、王揖唐、褚名谊等人被俘，陈公博、王揖唐、褚名谊因当汉奸被枪毙，毓老师未当汉奸，但仍遭蒋中正以思想问题，软禁于南京。毓老师影响“满洲军”甚大，蒋介石不敢启用，又怕毓老师被共产党重用。1946年末，蒋介石移禁张学良至台湾；1947年初，又将毓老师软禁至台湾。毓老师为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移禁至台湾的两个重要人物之一。

毓老师在台湾生活六十四年，天天读书讲学，公元2011年，以一百零六岁高龄作古。毓老师在一百零五岁时说：“儒家人物，没有一个活过我的！”而在一百零三岁讲《学》《庸》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八十呢？九十呢？一百呢？孔子没有说，这我知道，因为我活过来了！”〔毓老师曾说，古人不同年龄不同境界，即给自己起个号。毓老师于他的八十境界号“奉元山人”，九十号“明不息翁”，一百号“仁匃遁叟”（1975年，毓老师即以“仁匃遁者”为号。“匃”音gài，同“丐”，“仁匃”即为仁而丐。太师母在八十岁往生，亲在不能自号“叟”、“翁”，毓老师自号“明不息者”、“仁丐遁者”），毓老师将此三境界，以制印方式自述。〕

毓老师比孔子多活了三十多岁，多读三十多年的书。毓老师读过《学》《庸》千百遍，读破三个本子，手上那本也已破烂了，孙子说：“爷爷，书破了，买一本新的吧，不会花太多钱！”《史记》说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韦”是皮绳，孔子读的《易经》本子刻在竹简上，用皮绳编联起来，读《易》时打开，因为常常读《易经》，皮绳断了三次），毓老师的《学》《庸》读本也读破三本。

书读百年，毓老师的百年读书心得、经验，可说是智慧宝藏。他在讲学时常会停顿一下，说：“懂吗？懂了吧！”然后望望听课弟子的表情，原因不是年纪大忘词。一百零三岁某天，他感慨地说：“我讲学不用事先准备，都在脑子里，担心你们跟不上来，有时停一停！”

毓老师六岁进入毓庆宫读书，立即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太福晋（毓老师是礼亲王，清朝时称亲王正室是“福晋”，称母亲是“太福晋”，毓老师上课提到母亲称“太师母”或“太福晋”）每天放学后考问，没背好要跪着背好。十三岁，背完《四书》《五经》，所以后来讲学能够一贯，引他书不必事前抄录，直接从脑海中说出。毓老师小时候恨母亲强迫背书的严厉，讲学时感谢老母亲逼他背书，才能在台湾讲学过生活。因而，毓老师说：“天下学问无第二法门，不靠‘史记’，而是靠‘死记’。”

死记硬背好似笨法子，现代某些读书专家常批评死背不科学、不懂读书方法，其实读书哪能不熟记一些基本知识呢？毓老师常说读书方法有三：一是勤读死背，二是翫 味（翫音wán，同“玩”，古人玩赏古籍古物，叫“翫古”），三是读懂。

毓老师说：“会背书就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了，就一法通，百法通，不然就小猫走小洞，大猫走大洞”、“天下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勤能补拙，一勤天下无难事，我得天独厚，因为会背书。读书不要学獭祭鱼（《礼记?王制篇》说‘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水獭是生活在水中的兽，一称水狗。状似青狐而小，毛色青黑，长尾，水居食鱼，能知水信为穴。水獭捕鱼不是一下子吃掉鱼，而是放在岸边，排成一列，然后双翼不停拍打，好像祭祀一样，故名“獭祭鱼”。毓老师鼓励弟子勤读死背，读书不要学水獭祭鱼，摆一堆鱼在那儿，吃顶多一条，引申为罗列故实堆砌成文。毓老师申明说：

读书必自根上入手，天下无难事，必得勤与专。书想真明白，得会背书，就可以随时想，才能融会贯通。

学的不二法门，即“一勤天下无难事”，要下功夫。战争求速，而做学问、做事得“戒急用忍”，如猫捉老鼠，不出来就等着，有备无患。

读书没有什么绝招，多读几遍。书读百遍自通；不读，那怎么能懂。

书要天天读，天天读才能走出一个径子。今天读，明天不读，杂草又长回来了。就像熊瞎子打包谷，看见一个采一个，采了挟在胁下，到最后，胁下还是一个。

同学说，读不懂书怎么办？拼下去，像丁肇中一样，有一股拼劲。它输（书）了，你就赢了。

跑马拉松常跑死人，很少听到有人读书累死。

做学问必用真功夫、“加功夫”，不是“假功夫”。

当然，读书要读得好，不要如獭祭鱼，要死记勤读翫味，像嘴巴含住糖球，舌头加以转动，翫之又翫，深得其味。毓老师小时候读的是经书，他向弟子提示如何翫味读经：

中国东西翫味到一个境界，就能用世，不熟就用不上。

读书不要光会瞪书，无亲切感，要翫味。

三天读一本书，缺翫味功夫，辞若不能翫，何能达其意？

我们读书须多翫味，古人诵书是长诵而深翫之。有翫的功夫才有实学。

今人天资不高，又不懂用功的方法，你们要好好下功夫，不要读书时不读书，等到将来再想读书，可以吗？

读书要持之以恒，摸着墙慢慢走。书读百遍自通，一法通百法通，以一经做碉堡，然后点、线、面展开，必然有得。

读书刚开始不要由博返约，要先精后博，才能触类旁通。

读书宜专一经，以一经为准，触类旁通。

未至博之境界，不要乱看。思想东西从一家看，有所立再看其他。

翫味很重要，琢磨之，不必再作注释，明白、有用最重要。

天天读书，而且要仔细地读，不要好高骛远、贪多，也不要跟别人比。人家一天读四页，你读了两页就头胀，那就要减少，只读一页。持之以恒，读熟了，不久你也有读四页的一天。朱子说不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意思在此。

翫味专一读书说来简单，做来相当不容易。毓老师说：“‘学而不思则罔’，故读书要慢，慢乃能思，乃能有成。”毓老师称赞师兄阮芝生（前台大历史系教授）读博士生七年，悟得一“缓”字。“缓”才能翫味，学不可缓亦不可急，读经书却一定要缓，像现在许多学子只会看电子书，不易真得。

读中国书开始要窄读，先就一两本来读，通了再读其他的，绝不能博。

读书贵乎懂，不要成为收藏家。

读书皆在自得，没人和你竞争，自己有所得最重要。

书是愈读愈清楚、仔细，要使人明白。开始时简单，愈是后来愈是系统化，有固定的对象，使人可以用得上，俾明白遵行。系统化以后，看什么都不难，而是愈来愈仔细。治学有方法，必要懂得怎么治学。

求学要如滚雪球，先立个轴，再去滚，越滚越多，轴是最重要的。

学术靠读书来，不可光有妄想，要脑子下功夫。

儒家功夫即“缓”字，不急切，不乐极（乐极生悲）。

读书要慢，慢乃能思，乃能有成，孔子故而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乃为“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不仔细怎能如此？

那么，“学”既然包括读书，并开始于诵经，孔子何以不说“读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呢”？毓老师引《说文解字》说：“学，觉悟也。”又引《白虎通义》说：“教者，效也。”“觉”是“知”，“效”是“行”，一个人自知自觉不足，起而仿效，于是有了学；也就是说，“学”字是“知行合一”的。孔子所谓“学”不光是求知读书，而是得实行，也就是要“为”学。

孔子重行。欧阳竟无先生说：“孔道，依体之用也，行也。”《论语》每一章的文义都是以行贯通的，“学而时习之”之下是“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都不言求知读书，而是用行之道。《论语?公冶长篇》云：“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毓老师说：“了解道理，最快就是行”，“实行家不能老在一地方打坐”，“子路乃最早创知行合一者，是王阳明的祖师爷”。

不过，毓老师虽指示弟子们读书要窄读，绝不能博，但不是说只读几本书就够了，而是由窄而博，不仅要读明白读通，而且要博学。因为不博学，就无法真知，毓老师百年读书，几乎无书不懂。小子读《荀子?非十二子篇》荀子批子张氏之贱儒是“禹行而舜趋”，不免怀疑，什么叫“禹行”？哪本书记载“禹行”？荀子批子张“禹行而舜趋”，未免胡言。小子请教毓老师，毓老师回说：“你看看《尸子》！”小子看《尸子?君治篇》，尸子说“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尸子说大禹走路跨步时，后脚不超过前脚，时人称为“禹步”（西汉大哲学家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亦说：“天将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锡姓为姒氏，至禹生发于背，形体长，长足肵，疾行先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疾行先左，随以右”即是“禹步”）。可知荀子用“禹行”形容子张是有根据的。个人学浅生疑，幸好毓老师指点我的不足，为学得先精后博。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熊十力夫子说此五者为“修学之方”。五者次第最后是“行”，而“博学”后是“慎思”、“明辨”。因此，这五者即是“为学”、“学而时习之”的“学”，程子也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而“博学”的“学”可以解说为读书。

“博学”是看了很多书，却不一定能思而为用。毓老师说：“博学，会搜书，但可能无思想。有清一代无出一思想家，只是些书呆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批评儒家“博而寡约”，即批评一些学子读了很多书，却没有一贯思想。毓老师还说：“博学就要见贤思齐，与圣贤拉成一帮，不要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学问”二字左右易位即“问学”，故而“博学之”后为“审问之”。《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认为舜能够成为大智者，因为舜能够“好问而好察迩言”。那么，何谓“好问”呢？《论语?泰伯篇》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这章虽是曾子称赞颜渊之言，却也点出为学的态度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毓老师说：“智慧乃由多经事锻炼，愈锻炼愈聪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智慧绝非空想、杜撰出来的。舜‘好问’，是主动的；‘好察迩言’，研究左右人的意见。舜的大智无一不取于人。曾文正公的书斋‘求阙斋’，就是注重审问，问自己的欠缺来补拙。”

“审问之”是审慎发问，问必精审，不可问之无物，这要请问者和被问者境界相差不大。小子在毓老师辞世后最大的遗憾是，当时读书不多，常有不当发问，曾被毓老师面责“胡扯”，现在真有不明白，已无人可问。

“慎思之”的“思”字，造字有深义——“心”、“田”，毓老师解读是“心作良田百世耕”，以心为田，勤于耕心，日久自有境界。《管子?心术下》说：“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管子?内业》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明来知德《周易集注?自序》云：“沉潜反复，忘寝忘食有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论语?为政篇》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郑玄注解《尚书?帝典》（《尚书》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将《今文尚书》首篇《尧典》析分《尧典》《舜典》。《大学》引《尧典》的“克明峻德”为“帝典曰”。本书为避免今古文之争，概用《帝典》）的“钦明、文、思、安安”，“思”字为“虑深通敏”。

毓老师特别重视“慎思”，他认为“想法与实际必打一半折扣，不可以将梦想当作事实；日本二战之所以失败，即败于无物质，乃指向南洋，因为南洋盛产橡胶，未慎思其他因素。”毓老师认为，“思想”即要会思要会想，但多数人是胡思乱想、多思、杂思，钻进牛角尖，不会深思、慎思为什么读书、如何读书。毓老师说：“读书，不是比赛读了多少，要先问自己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明白后，平心静气细看”，“我们的脑子得如海水，翻来覆去有波澜，才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毓老师举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家）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质疑道：“要以什么为天地立心？今天读书人有如和尚念经，能够解决问题？但张载之言只是摸到边，后人有无继续想？‘为往圣继绝学’，那什么是绝学？若是不知，又如何继？这四句名言有人深究了？那何以至今犹战争不断？”

“慎思之”后是“明辨之”，古人也把“思”、“辨”合词。

毓老师引《中庸》“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说：“真知不容易，你们懂真味吗？经书中的智慧多么高，你们是要饮食、吃饱肚子，还是知味？这就要明辨之。”

毓老师举《孟子》书来说明辨之难：“《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后，后儒不敢批评，但我们看《离娄篇上》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话说得糟糕。不得罪巨室，就要得罪大本（国家之本是老百姓，主政者重视百姓即崇本）。大本不重视，最后积怨于民，终而覆舟。”

毓老师又举《万章篇》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一般人读了孟子这一段，都想当孔子，至于伯夷、伊尹、柳下惠既然都是小圣人，自然都可以成为学习榜样。但毓老师仍然清楚分辩说：“水清无大鱼。你们要当道德、人格独当一面的圣之任者也伊尹，不要当不发挥作用的圣之清者也伯夷。”

以今日政体而言，目前已走向民主政治，但几人能够反思明辨现代与中国传统政治的优劣？毓老师说：“专制是不好的制度，可是中国几千年的为政之道也不能说是一点都不对。西方的三明治文化（不仅三民主义杂取西方之说，强中国以合西方者，均为三明治文化），近几十年在中国移植试用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得重视中国几千年的智慧文化”，“西方民主政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可能非常人，多数为凡人，所以民主不合理；中国重不世之才，一向少数领导多数，不是少数压迫多数，讲的是圣哲之治，战争以寡御众，治事则以简御繁”。

一个人不能慎思，就常会强辩、好辩，不能明是非对错，孔子批评“御人以口给”。毓老师说：“明世风则能迎世风御此时，不明世风则随风跟着跑”，“明辨重要，不明辨不能有正知正见”，“谣言止于智者，懂得明辨是非，才是知识分子”。

孔学不仅成己之德，亦成人之美。《论语?雍也篇》孔子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学不仅要己立己达，还要立人达人。《中庸》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修学之方，属于个人己立己达的范围，而立人达人的“共学”，则在《论语?子罕篇》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中庸》由“博学”而“审问”、而“慎思”、而“明辨”、而“笃行”，“博学”是知，“笃行”是行，言知行合一之道，学者可以读出修学之方。《论语?子罕篇》由“共学”而“适道”而“与立”而“行权”，“共学”是知，“权”是行，亦言知行合一之道，但学者却不易读出其中层次。《辜鸿铭的笔记?权》注解说“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将这章融会贯通了：“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

辜鸿铭以“明理”、“用理”的引申义来解读，深得毓老师之心。不过，“明理”这个词不是始自辜鸿铭。今日北京海淀区礼亲王府花园内“文渊阁”，有副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此副对联早先挂在皇子读书的上书房）“明理”是学而明白事物之理，并且能够用理。为学、共学得先好好读书，用理也得先明理。毓老师因而指出读书目标有二：一、做个明理的读书人；二、改变器质。毓老师说：“读书是为明理，明理是为改变器质。既未明理，又不能改变器质，就是未读书；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知理不站起来执行，就是行尸走肉”，“读书人是明理人，不是故意装着和别人不一样”，“读书要明理。理者，理事也。不是讲形而上的空学，而是有用的实学”，“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能用理吗？知道一点用不上，就成为挑剩下的‘剩人’”。

《论语?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当为‘遏’字。古人尊重经书，即使有误，也不更改，而以注解说明）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在《论语》《中庸》所说的“两端”，不是两头，是非、善恶、黑白、阴阳、男女都是两端。故而，我们看一件事，要遵循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适、无莫态度，不主观，从另一角度思索。像我们一开始说“学而时习之”的“学”不是“读书”，王肃、朱熹的注解不合孔子本义，但我们也应从另一角度解读，王肃、朱熹的时代，“学”已和“读书”之义略同。而古时的“士人”、“儒者”、“学人”（毓老师说：“要做学人，不可以做书呆子，要将生命传给学生”）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毓老师常说“读书人”，而“读书人以明理为先”。

“读书明理”可以说是毓老师的家训，毓老师三复斯言，语重心长，为读书人加把劲，读书就要当个明理读书人。毓老师不时提醒如何当个明理读书人，句句发人深省。

“明理的读书人”能够正用其心。毓老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把放心找回来，也就是正心，正用其心啊！”

“明理的读书人”能够养德、传道。毓老师说：“读书不为念咒语，应养成传道人的精神”，“存主重要，人应正视自己缺学问，应读书养德。”

“明理的读书人”要有节。毓老师说：“信仰不能改变，不当贰臣、汉奸，一个读书人不能没有节。”

“明理的读书人”要能造福人，成为安定社会力。毓老师说：“读书为造福人，不是赌输了”，“读书人因能明是非，知善恶，不助人为恶，才能做中流砥柱，成为社会安定力”。

“明理的读书人”要除天下病。毓老师说：“这世界病了，我们读书人来做世界医生，用自己的修为除此病。”

“明理的读书人”可以临危受命。毓老师说：“安不忘危、居安思危为中国儒家精神。读书人必于平时训练自己的功夫，遇危难方能免于举止失措，而且可以临危受命。”

“明理读书人”知道做人。毓老师说：“读书，第一个就是做人。我这一生就是问心做人，否则我早飞黄腾达。”

毓老师遗憾的是，古今多少读书人读了书，却不明辨、明理，不能为世用，成了穷酸者、窝囊废、书呆子、学究。这些书本的光棍，白读书，还不如没读书，毓老师思之沉痛，想写《思痛录》警世。毓老师如是说：

中国读书人常有坏脾气，即所谓穷酸。读书人最忌讳读到穷酸，读书不能造福人，就白读了。

要懂得如何维生，再从吾所好。旧时读书人常吃不饱，还高谈阔论，自己都不能维生，还高谈什么道理！

做学问不是做书呆子，一心苦读案前书，两耳不听窗外事，和实际人生社会脱节，有啥大出息？孔子周游列国，碰壁始著书。

读书多而不能自用，就被雇用了；完全让书役使，没有自我役使的真，就是书呆子。（毓老师亦说：“成就自己可用之才，而非他人役使工具。”）

没有比这个时代不读书的了。自己不读书，就说不用看了，没有用了。这个不读，那个也不读，岂不变成了书本的光棍？

有些政治人物自己三代不读书，不能叫人家第四代也不读书。其实，读古书并不难。有时，就是有的地方乱一点，到底经过几千年了，用心细读，知道乱在哪里，也就不难了。

你们不读书还自负，真是愚者好自用，贱者好自专。

读书人最重要即良知，胆小不盲从，胆大可做英雄。

搞政治最重要在担当，练智慧而不担当，则没有用。文笔要精练，口才要训练，这样才能有用。你们这一代没有机会去吟风弄月，读书要读有用的书，别读那些吟风弄月的书。

有些读书人还不如没读书。没读书的人还能正义行善，像乡下张大爷、李二爷的，很有一套，因为有豪气，所以成了大善人。反而有些人读书，读成了窝囊废，见到什么就退缩，那就坏了！

（有些同学）在奉元书院读书，我要他当领袖，他却当王婆。

一般人难知是非，说大是大非的人未必懂得大是大非。我希望你们好好读书。人活着必活得像个人，此为初步，然后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大人。

毓老师对于时下许多大学生不学无术，十分痛心，有心“拨乱反正”，“天德黉舍”开班授课，收徒限制大学生以上程度，他对今日的大学生和老师行为，有些无奈感慨：

今之大学生，不少人以梦为志，醉生梦死。

人必有善知识，今日大学生读大学，觉得没意思。

今日学子读书搞社团，老师教书做买卖。

求学要为己、修己，造就自己成为顶天立地人才，成就伟大事业，为人民谋福利，读书不是学为奴，在学校专选为他人使用的科系，要选能为自己使用的科系。

抱负比天高，书却没读一本，徒然妄想。

时过境迁，再回头百年身。千辛万苦挤进大学，到了大学不读书，一转眼，再想读，就没了。跌倒，人家扶你，得你自己要有站起来的力量，还得在乎自己自立。

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因为无福之地没法养有福之人；现在年轻人讲学都是小团体小聚会，何能造福大众。

书看两遍就立说可乎？扪心自问，读多少书？得多少东西？勿自我陶醉。

读书成穷酸、学究、书呆子，就是不明理。儒家重礼，但礼的大本不在外表的仪节规范，而在“理”和“履”，要明理、履行，以理行天下事。读书目的除为了“明理行事”，另一是“改变器质”（今人常写“气质”）。

《论语?述而篇》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在这一章将人分成士人（“有恒者”即“士人”，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礼记》说“士人”是“儒者”，非后来所说的“读书人”）、善人、君子、圣人，而在君子和圣人间还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贤人。这五等人（或五段人）不是生性如此，而是经过渐修成其大，慢慢改变器质，终而成圣成贤（毓老师也分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大人五等人）。

中国古书何以立圣贤呢？毓老师说：“没有圣人，百姓如何懂得人的伟大？”有圣贤作为模范，世人可以学习，无形中改变自己的器质。

《论语?公冶长篇》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器有小大，毓老师说读书要有容乃大，有容即是大器，器大才堪改变“器质”。

中国古人不只将人分等、分段、分层次，勉励后人修行学圣，对读书弟子也有层次之分。《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后世因而说弟子有三：门下弟子、登堂弟子、入室弟子。

毓老师对一些读书不勤的弟子不免责难道：“你们连入门都还没，更别说成学。”成学即“登堂弟子”，而能传学才可谓“入室弟子”。

我们已说“读书”，续说“为学”、“讲学”。

人的一生与学终始，童稚读书求学，稍长治学为学，成学后讲学。中国人读书时间长，讲学收徒多，首推二人，一是生于春秋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的孔子。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生年七十有三，收徒三千多人，成名弟子七十二人；二是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毓老师。毓老师于公元2011年辞世，生年一百零六，六岁开始读书，来台即开始讲学。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四年（举其大数约六十年），收徒万余人。

孔子记录最可信之书是《论语》。《论语》有六章笔录孔子的治学、讲学：

一、《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二、《为政篇》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三、《述而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四、《述而篇》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五、《子张篇》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六、《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自述他的学历、心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当如“学而时习之”的“而”字，作“能”字解。“志”，毓老师引王夫之注：“心之所主曰志。”孔子十五岁时，心即能主于学，不是十五岁才立志求学，而是已经学有小成，毓老师说：“以前人五岁启蒙，到十五六岁了，文章就有格，甘罗十二岁拜相，我十三岁留日。”“三十而立”：三十岁已能立于学，此即孔子在三十岁已成学。钱穆夫子的《孔子传》说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岁，“琴张从游，当在此时，或稍前。孔子至是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

孔子为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既能自师其性，又能无常师，且能法天行健，为学不已不厌，自强不息。孔子为了道济天下，年五十五岁周游列国，见过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卫灵公、卫出公、曹国君、宋国君、陈国君、楚昭王等春秋时代国君，所立者大，所见者远，道济天下之志不移，诸国国君问政不绝，他也自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篇》）但孔子一生为世人所推崇的非周游列国入朝行道，而是他的“学不厌、诲不倦”。

“学不厌，诲不倦”出自二处，一是《述而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二是《述而篇》另一章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孟子重视孔子的“学不厌，诲不倦”。《孟子?公孙丑篇》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世人尊称孔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即因孔子仁且智。

“学不厌，诲不倦”看似二事，其实一事，二者都因“学”：“学不厌”是孔子自己的为学态度，今人所谓“终身学习”；“诲（教）不倦”则是孔子的“讲学”。

“为学”是己立己达，儒家精神在立人达人、先觉觉后觉。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即为学已有小成，三十而立则已成学而能立于学。立学后，最重要的是“讲学”，教诲后学。“讲学”乃读书人薪火相传的责任，但讲古书不容易，毓老师说：“了解古书难，因为环境不同。可以讲古书，但不一定真懂古书。”孔子一生坦荡荡，却对弟子有四忧。《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毓老师百年读书，以自己的体悟来印证孔子的“学不厌”，而他讲学时，也如孔子忧心“学之不讲”。毓老师认为“不先造人生净土，何来未来之净土”、“我们要造就生力军，生力军都不是熟的”、“要懂怎么想：在什么时候，发掘什么人才”、“找人才，施钱财，即是为善。”毓老师承继孔子“四忧”，而作文字小变动：“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孔子收徒三千，诲人不倦，“学之不讲”是他的忧心，他从三十岁收徒，讲到七十三岁，讲了四十多年，忧心后学不能接棒讲下去。

毓老师说：“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此章为一总纲，是功夫，可知道怎么读书。‘默而识之’，‘默’，非可以言传，尽在不言中；‘识’，心会神通，默比禅高，儒家最高功夫，大思想家自此过来。没有‘学不厌’，又以什么‘默而识之’？‘诲人不倦’，尽责任。”故而，个人撰著本书主轴有三：一、毓老师的读书、为学；二、毓老师的讲学；三、毓老师默识功夫及他的圆通经脉之学。

毓老师由母亲启蒙。十三岁背完《四书》《五经》即留学日本，如孔子十五岁志于学。毓老师三十岁当溥仪御前行走，负责“满洲国”的情报工作，还训练“满洲军”，不仅师事帝王师的陈宝琛、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康有为，他还和张学良拜了沈梦九为师。他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泰戈尔等世界级大人物，也在“满洲国”讲过学，前韩国总统朴政熙（今韩国总统朴瑾惠之父）曾听课，前日本首相岸信介（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其外孙）在满洲发迹，曾是毓老师部下。岸信介当首相时，曾来台拜见毓老师。

毓老师于1971年时年六十六，开始私人书院讲学，2011年一百零六岁辞世，讲学时间六十四年（毓老师在1947年被软禁台湾，先在台东农校讲学）。书院开课百余班，收徒万余人。毓老师说：“我别的不敢和孔子比，但学生数目一定超过他。”

《论语》一书谈的是“人生哲学”。《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之学在事人知生，毓老师亦重实学人生。我们可以从毓老师何以讲学，拼出毓老师用心深细的讲学大要。

毓老师虽说小时候常被母亲罚跪背书，心中有气，但孤身在台，深悟即因母亲的督励，《四书》《五经》熟背，可以过生活。其实毓老师讲学不是为谋生计。毓老师于1950年-1960年这十年间收洋博士弟子，收的束脩是美元，一共收了百名洋博士弟子，声名扬溢海外，美国汉学名士大多出自毓门。但他在1971年毅然不再招收洋博士弟子。毓老师说他的书院讲学目的有三：一、“为子孙忧，为文化凋零忧”；二、“何以要讲古书，因为没人看得懂”；三、“我教书，是为了造贤才”。

1966年，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毓老师对中国文化前景有些悲观，他因此特别重视台湾这块土地的孩子。毓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真希望台湾真好，大家真的好好努力，保存一点中华文化。你们要是不行，中国又得再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我为子孙忧。儒家真精神不在留恋，而在乎承启，接着往下干！”

毓老师认为现代人讲《论语》，孔子大概听不懂，他因而一字一义、一以贯之、依经解经导读，讲出孔子比今人更高明的智慧，值得今人学习，也讲出古书不只是金山银山，更是智慧之山，让弟子们学古用古、看得懂古书、看出人情世理、天地智慧。

毓老师笃信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篇》）为弘圣贤之道，就得广造贤才。毓老师说：“做大事业以造就接班人为第一要义，曾文正即随时随地培植干部。”

为了救国济世，不能关起门来只讲古人智慧，也要打开大门，听今日人间风雨。有时，毓老师也会悲怀难遣，痛快淋漓批评时人时政。

毓老师在课堂讲哲理引人入胜，学生也喜欢听他骂人不带一个脏字，却入木三分。毓老师一些骂人的话，让弟子们闻之大呼过瘾。毓老师说：“文化表现有时也表现在骂人”，“以前人读书有心机，骂人绕弯骂；今人没学问，骂了也不懂，骂人也是机术”。如：“今天和尚什么都不缺，连儿子都有了”、“做什么要像什么，卖猪肉的也得有个卖猪肉的样儿，如果指甲涂蔻丹，抹个大红唇，‘猪都会死不瞑目，看一眼（一作“像话吗”）’”、“有人太诚实，连做梦的内容都告诉人家”。

毓老师年轻岁月跃马江山，他认为读书人要当文人，古人说“经天纬地谓之文”，能经纬天地的人就是政治家，所以他讲学教书，是为了造贤才，毓老师面嘱听课弟子：“讲书目的，要让人多知一分，让听者做坏事总有愧心”，“讲学的目的在唤醒同学，好好脚踏实地去干”。

湖南岳麓书院的院训是“实事求是”，造就了不少人才。毓老师一生讲学，不离“实学”两个字。

毓老师说“中国之学，皆实学也”，并非他个人之见，而是中国哲人的一贯著书态度。毓老师说古人写书很实际：“古今大儒久经世患而立说”、“经书不谈虚说玄，完全是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就是要解决天下事”、“古时诸子皆风云人物，诸子百家皆治病之学”，这就是说，先秦的经、子撰写目的，在经纬天地、救国救民，所以不是说空说玄的“实学”。

什么叫“实学”呢？毓老师语重心长，以其体悟心得，殷殷提醒弟子：

学问没有作用，就不是实学；有利于民生，即为实学。

理论配合实际行为，方是真学问，方是实学。

社会是虚妄的，必以真实（实学）对付虚妄。

功夫低、功夫不够，行事用不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别以为成了名，不下功夫。读书就是功夫，绝不只智慧。

中国学问皆实学，悟通了都是成方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中国学问是实际解决问题的学问。儒教是教化、教育，并不是宗教。

能实际兑现的才是学问。因为不真知，所以没法行。

儒家之学，皆实学，不讲空理。书呆子不能以时出之，往往过与不及，结果一无是处。

有些人口耳之学（非实学），却搞得惊天动地。

立说要能使别人接受，那是最重要的，不能实行，算什么学问。

我讲的是实学、活学问，你们不要傻呆呆的！

读书若不能用事，只是嗜好而已，如抽吗啡，只是过瘾而已，毫无用处。

凡过去的经验都叫世故，如在需要有用时不做点贡献，那书岂不是白读了？

有人读书不实无用，不但不打水，去打水连水瓶都丢了。

读书必得有用，偶俗好名，最是害人；不偶俗，才能化俗，做时代的中流砥柱。

读有用书，养浩然气。

不能读死书，死扣扣；不能闻一以知十，至少要闻一以知二。

两三千年前的古书，今日一般人读不懂，一些讲古书的人也只能勉强作浅显白话语译，要将古人的智慧说出来，而且说成可用实学，岂是容易？再说，即使讲学先生能够讲出古为今用的实学，多数听课学生，学、经历不足，领悟不深，不能心领神会，学亦无所得。

毓老师讲学第一天讲《论语?学而篇》，讲“学”的真义，就是讲“实学”，他说：“你们到这儿，求的是‘学’，‘学’的是‘生’，什么叫‘学生’？”

最简单的道理常是最深奥的学问，每一个学生进入学校读书，最早认识的字之一就是“学”，学子最初的身份就是“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学子至少当了十二三年以上的学生，怎么会不知道什么叫“学生”？可大家当下感觉，毓老师必有高深微妙的道理，果然，毓老师看大家不作声，片晌后说：“学生就是要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抚慰天下苍生。”

听课弟子每个人成长以来，听到父兄、亲朋、老师许多勉励的话，初听毓老师说“学生”就是要“学会生活”、“学会生存”，感受不深，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生活、生存，但听到毓老师说到“抚慰天下苍生”，每个弟子都挺起腰板，心志勃发，尤其毓老师接下又说：“我们有眼睛，不是只能看眼前东西，而是要看千古事业；我们有耳朵，也不是光听七嘴八舌的东家长西家短、流行音乐，我们要听人民苦难的声音。”这更让受学弟子精神昂扬。

毓老师本名“金成”，是父亲取的，“毓鋆”是御赐的（宣统皇帝给的）；自己在二十岁成年可以自取个“字”，他恭敬写了“安仁”两字恭呈娘亲教正。“安仁”是取自《论语?里仁篇》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毓老师以“仁者”为字自勉，原以为娘亲会嘉勉，不意娘亲却在“安仁”两字旁边，另外写了两字“慰苍”。

毓老师后来仍自称“安仁居士”，老年另号“天德侍者”、“奉元山人”、“明不息翕”、“仁匃遁叟”等号，而二十五岁就有人称毓老师“毓老”。毓老师一生中却未用过娘亲所赐的字“慰苍”。毓老师说：“不敢用‘慰苍’，是自觉德行不足。”

我们不免疑惑，毓老师不敢以“慰苍”为字，为什么却以“抚慰天下苍生”来训勉弟子呢？

个人读《论语?雍也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才恍然大悟。孔子回答子贡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慰苍”不仅是孔子所谓的“博施济众”，还包括所有生命者，所以说“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博施济众”尧、舜犹有不足，毓老师何敢字“慰苍”，但希圣希贤，毓老师仍以“慰苍”训勉诸弟子。

我个人当下佩服毓老师以“学习抚慰天下苍生”（简称“慰苍”、“慰生”）来讲“学生”的“实学”，却听不出更实际的“实学”是“学会生活”、“学会生存。”

毓老师认为讲古书贵通俗，像讲《易经》《春秋》，都要讲到老百姓都能懂。毓老师讲的实学，不是将古代哲人博厚的思想讲小、说瘪了，而是说得通俗且通神，能以今日白话文字语言，彰显古书和人生的深奥哲理。毓老师说“学生要学会生活”，个人随着年岁增长，慢慢体会毓老师的平白实学，实含蕴无穷的人生大学问，可我们初听，却觉得“学生要学会生活”，如“人要学拿筷子吃饭”，是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不是学问，只有当我们真正生活过，懂得如何生活，才发现这个小常识有大道理、大学问，“学会生活”何其不易，因为我们连“生活”两字都没有真正体悟过，毓老师如是说：

人生懂为什么而活，就有一个境界。

人就看怎么活，有担当必有大智慧。

人活着，就要学做人，练达器宇。

读书完全懂，与生活就丝丝入扣。

人生下来不是为吃饭而活，懂得怎么活了，才能活世、活民。

圣贤指导生活。

研究任何问题，要从活的去研究，要做活学问。

什么是人生？用智慧透视，才知道人怎么生活。

生活就是道，道就是生活。《中庸》说：“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存活就要生活，不能离开生活，生活方式林林总总，片时离不开道。

“学生要学会生活”，毓老师另一说法，就是要做“活学问”。毓老师说：“多读书，要会读书。什么叫会读书？必前后互应，像常山之蛇，才叫活学问。”

“常山之蛇”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晋书?桓温传》云：“初，诸葛亮造八阵图（毓老师说，‘八阵图’乱扯，兵有一定阵形再去作战，非垮不可）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此常山蛇势也。’”常山之蛇遭打击，首尾相应迎敌，毓老师以“常山之蛇”训勉弟子读书做学问不能死呆呆的，无法活用应世，只能眼巴巴地待毙。

再说，“学生要学会生存”，毓老师讲孔子周游列国，面对各种灾难的求存应对，讲得特别慎重。孔子一生不顺意，《论语?里仁篇》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孔子遭灾，依然向弟子教诲，生存虽遭受严苛考验，仍须坚持原则，不能去仁求生。

《论语》首篇《学而篇》，孔子言悦乐精神，即因孔子深悟人生多苦多难，但人的可贵，在济屯得乐，孔子不要学生一味死读书，要以学而时习之、得朋、不愠离苦来肯定追求悦乐人生。

我们续说孔子的学生存之道。

孔子一生不顺遂，自言少也贱，母国鲁君不能大用，也不能为邻国国君齐景公所用。孔子为了行道，前往陈国，经过匡地，匡人认错人，以为是鲁国权臣阳虎，被拘禁了五天。孔子到卫国，卫国君夫人南子拜见，子路不高兴，孔子直言（矢之）说：“予所不（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离开曹国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拔孔子习礼的大树。孔子往郑国，与弟子失散，有邻国人民告诉子贡，他看到一人“累累若丧家之狗”（形容孔子疲惫的样子，像一条没有家的垂头丧气之狗）。孔子离开叶地，返于蔡地，派子路问隐者长沮、桀溺渡口所在，遭二人嘲讽说：“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与其跟从那个人见人躲的人，倒不如跟从远离世间烦琐的人。）孔子往楚国，楚国狂士的车舆和孔子相接时，讥嘲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毓老师说：“你这有德的凤凰鸟，何以如此缺德！”）

孔子为了道济天下，风尘仆仆于诸国之间，何其艰困，但他畏（兵灾）于匡，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桓魋欲杀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长沮、桀溺责难，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篇》）

孔子面对苦难，甚至生存遭受威胁，像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弟子都饿病，爬不起来。子路饿得受不了，一脸不高兴地质问孔子说：“老师要我们当君子（有尊严的人），当君子会这么穷困吗？”（原文为：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守困穷之道，小人一穷就乱七八糟了。”（原文为：君子困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在苦难时，所做的行动，所告诉学生的话，再实际不过，就是教诲学生学会生存、履险贞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毓老师讲解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稳。稳住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自己站得住，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只怕自己站不住。大担当之人必受多少苦难，演义小说也如此写，中国人都看这些书长大。人生即履险，社会有重重之险，人要履险如夷，就得险中求。”

毓老师表示，诸子皆风云人物，但从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年，几个人能与今日的我们“长相左右”，虽死犹生地生存下来？毓老师感慨地说：“‘文革’最彻底，红卫兵把孔子打得落花流水。真金不怕火炼，必得复兴，谁也打不倒”，“《论语?子张篇》叔孙武叔批评孔子，认为弟子子贡贤于孔子。但时一过，孔子圣贤无人及。曾有人批评孔子‘孔老二’，甚至打倒‘孔老三’，而今孔子成为‘孔老大’”。

毓老师感慨地说，人的算计终是有穷，帮他算命的，没有一个说他这生会教书，“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因而，不时教导学生学习生存之道。

毓老师也说了他一段求生、图存经验。与其说传奇，不如说离奇。

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国共双方先后调动了大量兵力，在四平展开四次大战役。首次战役后，蒋介石决定组“慰问团”，往东北宣慰，于斌为团长。毓老师在抗战结束后，证明毓老师虽为“满洲国”的军情负责人，但不是汉奸，抗战期间，暗助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但蒋介石仍不放心，以思想问题，将毓老师软禁在南京。“慰问团”成立，于斌建议让毓老师当团员，借重毓老师在东北的号召力。

“慰问团”的官方行程结束后，团员立即返回南京。毓老师却表示想趁机到曾为“满洲国”政权中心的长春，继续宣慰，没想到一进入长春，第二天国共两军又打了起来。他住的房门打不开，因为门外被尸体堵住了，毓老师使劲推开房门踏尸而过。燃眉之危，毓老师若被发现，恐怕难以活命。毓老师看到附近有一家小佛寺，刚好留了一个和尚。毓老师亮出腰际手枪，喝令那和尚立即帮他落发，换穿袈裟，拿了法器，一路念经北上。

毓老师说：“人在艰难时，不必那么拘谨”，“人非为一人活，得为国家活，不自经于沟渎”，“命危旦夕，不能跟和尚恳托、讲理，也不能念经套交情，虽是佛门圣地，仍得从权行事”。那和尚见枪，一脸青白，抖颤颤地帮毓老师落了发，当然也没胆子泄露毓老师的行踪。

长春彼时已布满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处处盘查，不是剃发穿僧衣就能保证安全的。那时，东北民主联军据守北边，国民党军占据南边，毓老师反其道而行，往北而去。有一个黄昏，毓老师走到一座名为甘露寺的大庙，看清楚，竟然是东北民主联军大本营，只好随机应变，往庙内走去。卫兵猛然看见一个高大和尚直闯前来，喝问道：“干什么，你这和尚干什么？”毓老师答说：“回家啊！”卫兵又喝道：“回什么家？这是指挥部啊！”毓老师说：“这不是庙吗？庙是和尚的家啊！我没地方住，天晚了，不到庙里住，住哪儿？麻烦给出家人一个方便！”卫兵听眼前和尚说得有理，勉强指着庙内一角地方说：“喏，就那角落！”毓老师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才四十出头，正是焕发年纪，实在不像出家的和尚。毓老师进入大本营，一不小心可能被识破。

毓老师后来感慨地说：“人活于天险、地险、人险三险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救你一命？也不知道你应该学会什么，才能让你度脱死劫？”

太师母信佛，每天一大早就诵经拜佛，毓老师小时候陪在身边。毓老师虽然是儒家人物，因母亲念经，也熟背《心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稍长，陪信佛的父母上庙闻法、听讲经，就故意打瞌睡。

毓老师一进甘露寺，就往佛堂行礼如仪，并开始诵经，毓老师练过武功，丹田有力，听熟了母亲的诵经，自己大声诵经起来，有模有样，铿锵有声，听来就不是假和尚临时抱佛脚，只会重复念“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士兵说：“你这和尚念经那么大声干吗，菩萨又没有耳聋？”不过，毓老师做了一件差点让自己难以脱身的事情。

隔天，一个农夫丢了牛，脸色仓皇想进庙内问菩萨，遭士兵拦阻，吵了起来，一士兵无奈问毓老师会不会占筮。毓老师心想，既然扮了和尚，只好点头，打算应付一下。毓老师一占是《易经》归妹卦“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因为爻辞有跛脚还能走之象，随口问农夫，那走失的牛是不是跛脚？农夫一听大惊，他走失的牛确有些跛脚，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下称毓老师“活神仙”。

毓老师见自己一占惹来了大麻烦，扯多了必出问题，于是趁机离开。

毓老师事后省思，他在困难时，救他一命的竟然是母亲。他每天一大早陪母亲诵经，只为讨母亲欢心，常觉得无聊，那次脱身竟是托母亲庇护，一路假扮和尚，念诵“货真价实”的佛经逃脱。

毓老师开始讲学即讲“学生”，所言非臆说，而是以饱经世患的经验和宏阔致远的生命讲“学生”，依经解经，言必有本。

《易经》第一卦乾卦是“大生”之卦，第二卦坤卦是“广生”之卦，第三卦屯卦是“难生”之卦，《系辞上传?第五章》说“生生之谓易”，毓老师说“生生，生命也”，学《易》即“学生”，学会让生命活下来。

儒家之学“学生”不“学死”。《礼记?儒行篇》孔子说：“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爱其死”不是爱去死，而是爱惜生命，不能轻易死，因为有所等待，度脱世劫，可以有所作为。

孔子警示弟子“学生”不“学死”，《论语?先进篇》季路问“死”，孔子回说：“未知生，焉知死。”《雍也篇》樊迟问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之义”即“务生民”，专务生民所当做的事情；“敬鬼神而远之”即“敬死”。孔子之意清楚：“务生”不“务死”，学子当“学生”不“学死”。

学生不仅要学自己如何生活、生存，还要学如何抚慰天下苍生。抚慰天下苍生亦即生民。政治是生民之政，儒家特别重视政治，《论语?学而篇》之后，即是《为政篇》。

毓老师心契孔子尊生，故以“学生”勉励弟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德就是生。‘天德黉舍’好生、尊生，以天下苍生为念。”（《易经?乾卦?文言》另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天德不可以独裁，做生民首领，宰制生民，此即“天德”要义。）

毓老师要弟子“学生”，故而鼓励弟子要学当“元老”，不学当“烈士”。毓老师说：“人贵乎成就，不贵乎牺牲，故智者明哲保身，以有用之身，用于有用之时。”

毓老师感叹说：“谭嗣同失败有两大原因，一是不识人，找袁世凯帮忙；二是迷信，说革命必得流血，流血必得自我谭某始。孙中山先生就是智者，革命十次失败，他是失败后再来，可没像谭嗣同说流血自我孙某死。”

“烈士”舍命就死，固然有其大义大节之所在，毓老师也称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林觉民有学力，但他更佩服元老的革命人物，如孙中山先生、黄兴。毓老师说：“做事目的在成功，不在壮烈牺牲，成功以后做元老，不可轻言牺牲”，“都去当烈士，谁来当元老呢？智者，智不危身（《春秋繁露?楚庄王》‘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做事至少不对自己有害。遇事，要先保存自己，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毓老师又说：“你们的胆绝对比不上我，我尽做选锋（‘选锋’是敢死队，与‘前锋’有别）。”但毓老师念兹在兹的“学生”是“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抚慰天下苍生”，毓老师自号“安仁居士”，仁者安仁，“仁”字是形而下的生之本。孔子督励弟子“学仁”，毓老师则训勉弟子“学生”。

人生下来也活了下来，就开始了他的人生，直到生命终结，无日不生活，所以要“学生”，学会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抚慰天下苍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古圣先贤都在学如何为生民立命；乾坤有险阻，“学生”较不易学得的是于猝然逢凶遭灾时，如何学会生存，如何度厄求生。

借助念佛经脱逃成功，毓老师特别有感触，他从没想到念佛经可以救自己一命，人生有什么东西不需要学的呢？而学的东西不能化为实用，成为实学，帮自己、亲人，以及可以帮助的人度死劫离苦海，学再多又何益？《论语?子张篇》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毓老师因而在百年读书中，什么书都读，一如孔子的“焉不学”，毓老师学医、学武功、学唱京剧，也学弹月琴，将所学融会贯通成可用之学。

毓老师讲学不只讲授经书，也讲子书，共讲了八部子书，他说：“经书所言之术较含蓄，何不读子书？今欲为中国远图计，《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参及《孙子兵法》，必能研究防守之策。其他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更是不可不读。刘备将死，训其子阿斗不可不读《商君书》，可见其必有要义在。”

不过，实学用术和思想仍有分际，毓老师认为，先秦法家讲法术，订下规矩要老百姓去遵守，不遵守就重刑，法家主张是思想的死胡同，没有思想可言，而名家、道家、墨家则各有治时弊的想法，都受时代背景影响。思想家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时代的产物，得接受时代的考验，贵乎后世能不能接受。

毓老师讲学，最服膺的是百名洋博士弟子。1950年-1970年间，外国人来台，给台湾孩子家教补习英文，补习费甚高。毓老师给洋博士弟子上课，不是洋博士弟子选毓老师，而是毓老师选择洋博士弟子，几个有心拜师的弟子，通不过毓老师口试，得先自行学中文两年再入门。

毓老师高壮伟岸，长年一身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左手无名指套了玉扳指。毓老师早期为洋博士弟子上课，右手执经，左手拿了一支香。点着的香支插在书桌上的鼎形香筒里，说：“读经一定要敬书，必得烧香。”洋博士哪曾见过这种读书方式，个个诚惶诚恐地陶醉在毓老师高雅说书的氛围中。

“天德黉舍”第一班生，收台湾的大学程度以上的弟子，从早上八点讲到正午十二点，其间未休息。连坐四小时，学生没人离座，偶尔有一两个低着头上厕所。毓老师有时讲学时间超过四小时，他忘了时间，听课的弟子也忘了时间。毓老师讲活了《论语》，就像孔子亲自讲学。

“讲学要像说书、说相声一样，要说得有如目睹，说得极伟大，让听的学子目不转睛。”毓老师如是说。

讲学半世纪的毓老师不只把死人的孔子说活了，也把所说的诸子说活了。毓老师不喜欢孟子，不只因为孟子思想是禹、汤、文、武、周公的小康世理念，更因《孟子》书有些章节写得太长，他小时候背不来，常被罚跪背书，对孟子有“旧恨”，他说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好吹牛，他问弟子：“什么叫吹牛？”然后自解：“孟子有力气，嘴巴可以吹出一条牛。”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多数哲学系学生上课热情不高，一些教授免费开课，选修学生没几个，有的三五人，学生怕大家都不来听课，老师面子挂不住，不给学分，只好轮流听课。毓老师讲学地方在民间，且在地下室，三十多坪大的房间，曾挤满了两百多个缴交束脩听课的学生，个个虽挥汗如雨，精神却抖擞振奋，凝神作笔记。

现在大学文学院，有所谓的博士，但并非如《中庸》“博学之”的博学之士，仅只博一经之学而已。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相承，诸子、诗赋、术士、方技，都立博士。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每一经都有博士，所以博士不是通五经之士，而是通一经之士。毓老师说：“古代通一经者曰博士，通六经者曰通人。汉代官学因立十四经，有十四位博士，现在博士找不到工作满街跑。”

现代人所学科目多，讲学老师又常兼行政工作，读书时间不多，能钻研一经、一子已经不容易，故而所谓的博士，不是穷究六经诸子的真正博学之士，而是只读一经一子的一曲之士。

今日文科博士为了写《易经》《尚书》或《老子》《庄子》等古书的研究论文，常在历代注释、校刊、训诂等专门著作中作考据工作，不仅无法通贯诸经诸子，也无法将古书哲理应用到今世人生，没有独立的思想，容易成派系学阀。毓老师认为以如此方式著作讲学，无法写出、讲出实学，学子所得空泛无实，无益社会、国家、人类，因而说：“写文章要写自己的想法，不要浪费生命，把别人的东西凑在一起。现代写论文后面，那么多参考书，结果难免碎尸万段。某些讲学先生每讲一句《四书》原文，就说了许多注解，什么‘程子曰’、‘朱子曰’、‘谢氏曰’、‘尹氏曰’，就是没有‘自己曰’，讲了一堂课几千字，所说的都是仓颉的字，没有自己的一个字。”

毓老师对时下这些先生的讲学不以为然。毓老师批评说：“学究不是错，而是其短在不恢宏，有如裹小脚。读书、讲书不要只照传统的字讲，那没有境界。自己所见者小，又孤高自赏，那就是庄子所谓的‘学鸠’。引申了以后，我们骂那些没用的读书人叫作‘学究’。”

《论语?为政篇》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中庸》也说：“温故而知新，敦厚崇礼。”孔子说为师要温故，温书后能知新，与时代并进。毓老师不满现在为师者大多温故、守故而不知新，不能以时出新，感叹说：“讲义教三代，时代一改变，都用不上了，每天不知所为，当然就不知所云。”

毓老师对某些可能误人子弟的讲学先生，有时按捺不住，难免说了些重话：

实学是自得的，父也无法传子；没有实学不该教书，做什么都可以吃饭。

为什么要读书？教书岂是容易？不用心就把孩子教成死人了！

今天许多老人骗尽年轻人，以老牌子耍青年人——真是老而不死之谓贼。

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现在真正讲旧学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今天教书的没有读过书。

讲学犹如戏子唱戏，今天有几个家像家？

冬烘先生不是清高，而是笨蛋，是你误了经书，不是经书误了你。许多人教了三年书，不论老少都成冬烘。

每个人的智慧与了悟，绝对不一样，讲书谈何容易：智慧中等以上，可以告诉高深的学问，下学上达；中等人要循循善诱、学不躐等；下愚的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毓老师幼时每日读百字，日念百遍，背百遍，不怕慢，只怕站（指停止不前），即因下此功夫，才能融会贯通，上下连贯。十三岁背完《四书》《五经》后，中国智慧都在他的脑子里，他讲学不只旁征博引，依经解经，且能一以贯之。今日多数大学先生应酬多，心不能静，不静读不好书，只能在所熟悉的一经一子中作考据训诂。毓老师早年的洋博士弟子魏斐德就说毓老师这种经文互证、一以贯之的教法，激怒了一批在研究所教他古典中文的文献学者。

毓老师曾在1972年到政大哲学系讲学，用最大的教室，学生挤满了教室，有政治系教授领学生来听课，说：“等毓老师讲完了，我们再讲。”但也有老师不认同毓老师的讲法。

毓老师学武练功，是满洲八旗的正红旗旗主。毓老师情性刚严坚毅，他曾说：“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放肆。”一些批评毓老师的先生只敢在背后放言，他心有感触说：“讲学不容易，要把死人讲活，要把活人气死！”

毓老师以通俗的实学讲经子，把古人讲得活灵活现，把古书讲得可用，可作为生活、生存的指导书，且督励弟子们学会如何生活、生存和抚慰天下苍生。

某位台湾有名的研究《红楼梦》的教授，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的“之”字。这种治学、讲学方式，就把学子教成不会思想的“活死人”，而自己满脑子即是死人思维。毓老师说：“圣人是活活泼泼的人，是后人将他变成死人！”因此，毓老师的实学讲经，有时确会把活人气死。

“神”这个字，宗教大多视为创造万物的上帝、天帝、主宰者。毓老师说神是死人，但这些死人做人的时候，留下许多遗爱，嘉惠世人，所以，神是“遗爱在民者”。毓老师引《易经?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不测之谓神”、第九章“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第十一章“民咸用之谓之神”，以及《说卦传》“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神’能够知变化莫测之道，如发明家能够尽物之性，把万物奥妙发掘出来，让老百姓都能使用，这些发明家就是遗爱在民的‘神’，我们老百姓称赞他们‘好神’、‘可神了’。”毓老师如此讲“神”，自然会气死神学家、宗教家，以及专门治训诂考据学的学院教师先生们。

《孟子?公孙丑篇》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毓老师讲学，学子受学，高山仰止，风涌景从，有人批评毓老师讲学热络情况是“信仰”。毓老师说：“某人批评我讲信仰，非讲学术。人不能以所学为信仰，则无力量，今天人软弱，就因为没信仰。”这个批评毓老师讲学的先生，不知道自己反而称赞起毓老师来了：一个人讲经书，却讲出信仰来，曲指古今人物，几人能够？

1991年两岸结束紧张对立状态，两岸人民往来全面开放，时年八十六岁的毓老师回故乡，见清朝祖先坟墓永陵崩毁，决心捐款修复，1997年修成。2004年永陵继东、西陵之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毓老师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多年，门徒万余人，造就了不少出名的中西学者，他的读书经验和讲学成就，是中华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毓老师略作更易：“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毓老师讲学六十多年，门下弟子先后成立多所书院，接着毓老师讲学，毓老师应该无忧矣，但毓老师为儒学的传承仍具忧心，他说：“讲儒学很惭愧，没有发挥作用！”

西方婚丧在教堂举行，牧师、神父在典礼中引《圣经》讲道证道，传播上帝、耶稣、玛丽亚神旨福音，宗教进入社会，影响人心；中国经书中有许多情爱诗篇和感念父母慈爱劬劳之文，但证婚或主祭者都是请一些有头有脸的名望人物，在婚庆中说“永浴爱河、白首偕老”，于丧礼中点主称颂死者，未如西方主持的神父、牧师引《圣经》证道，中国儒学似乎只局限在学校中传授，未能扩及社会教育，无法发挥化育功能，将文化落实民间，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隐忧。

毓老师以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多年的生命经验提出活化中国文化的药方，今日当务之急，即在培养能以通俗语言讲实学、讲出活学问的儒学传道人。毓老师说自己为了写《白话易经》，看《圣经》，是想让没读过中国书的一看就懂，因为《圣经》这本书，阿婆都看得懂，才有那么多信徒。

毓老师说要写让阿婆都看得懂的《白话易经》，可惜并未写出来，他曾说：“把《易经》六十四卦当成处理事情的步骤。一件事，即变异。‘易’这个字是‘日’、‘月’的合字，日、月天天换，日落月起，日升月恒，‘日’、‘月’即‘明’。读《易经》可以帮忙明白处理每一件事。六十四卦就是一件事的六十四个大步骤，每一卦分六爻，即针对所处的时和位的不同，因而有六个阶段。《易经》智周万物万事，六十四卦周延，包括每一件事，我们常常只用两三卦甚至一两爻就可以处理得十分周延，像孩子要受教育，就看蒙卦如何启蒙养正，打官司看讼卦，从讼卦中研究如何下手应付。读了《易经》，就不必找人算命批八字，像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用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故而名‘中正’、字‘介石’。陈履安的爸爸陈诚字‘辞修’，是取自乾卦《文言》‘修辞立其诚’。我们要开店取个店名，也只需要翻一翻《易经》，‘鼎泰丰’生意特别好，取了《易经》鼎卦、泰卦、丰卦三个卦名，赚钱不付费……”

毓老师未写成阿婆看得懂的《白话易经》是中华文化一大憾事，我们只能回味些许昔日毓老师讲学、师生欢聚的美丽情景。

《庄子?齐物论》说庄子梦中化蝶，毓老师多次盛赞毛毛虫化蝶的造化之能。万物茂生，本于自然造化，老师讲学也可以收教化之功，如春风化时雨。

“化”要了无痕迹，脱胎换骨。毓老师讲学，有时不仅通神，而且入化。我们且举《论语》几章说说。

子贡辩才无碍，春秋末期的五霸消长形势，受到子贡一趟游说的影响。子贡曾任官于鲁、卫两国，且经商于曹、鲁两国间，富致千金，为孔门弟子首富。口才好，又有钱，子贡难免气盛凌人。

《宪问篇》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毓老师说：“你（指子贡）常批评人，你真有闲工夫，我哪有工夫扯闲，自讼、自试都来不及，孔子真会开玩笑！”

什么叫“自讼”、“自试”呢？

《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这章没有说是对哪个弟子说的，很可能就是子贡。毓老师解读“自讼”是“告自己的状，给自己一拳”，“自试”是考一考自己。

《论语?公冶长篇》另外一章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于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毓老师说：“‘赐也，非尔所及也’，泥菩萨过江，不是你之所能及。孔子此话极为不客气，如此揭人之短，多酸！可能是有钱的子贡束脩交得太慢。人就是人，有情！”

毓老师重时重术。《宪问篇》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毓老师说：“孔子称赞蘧伯玉的使者会说话，真是标准的使者！这使者说‘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多么投机的话，虽是空话，但是使人高兴得不得了！”

《阳货篇》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朱子注解说：“阳货之欲见孔子，虽其善意，然不过欲使助己为乱耳，故孔子不见者，义也。其往拜者，礼也。必时其亡而往者，欲其称也。遇诸涂而不避者，不终绝也。随问而对者，理之直也。对而不辩者，言之孙，而亦无所诎也。”朱子在孔子和阳货对话中，称赞孔子有义、礼、理之直、言逊等德行。毓老师说：“阳货说：‘来！予与尔言。’这是不客气的话，平辈也不能用。应学会说话，要说中肯。圣人就是活活泼泼的人，是后人将他讲成死人！看任何书，必要活活泼泼。孔子聪明过度，难处。圣人必仁且智，阳货将此一标准去掉。人不可无术，孔子是圣人，但他和阳货都用术，两人都说假话。好说假话，欺世；会说假话，应世随机应变。办事，十之八九有假话。联合国代表的话皆假。做事不要选圣人，要养鸡鸣狗盗之徒。”

毓老师讲实学，他认为训诂、考据方式治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人讲古书就要古为今用，新的时代要有新观念、新思维，古代天子之下是三公、诸侯。什么是“三公”？三公就得尚公、无私、与天地合其德。什么是“诸侯”，“侯”的本义是斥候，看家狗。以前的“诸侯”就是皇帝的几位看家狗。

从毓老师的讲学方式及内容，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活学问，知道怎么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