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读书百年,读出活学问 讲学六十年,讲的皆实学

毓老师讲学记 作者:许仁图


学生就是要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抚慰天下苍生。

讲学要像说书、说相声一样,要说得有如目睹,说得极伟大,让听的学子目不转睛。

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

古今学子年届学龄,都要到学堂、学校读书,当学童、学子、学生;启蒙时,“学”这个字很快学得,由于学生启蒙最重要的功课是读书,所以许多学者,注解《论语》本文第一个字“学”,就说是“读书”;注解《论语》较有名的王肃《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注解“学而时习之”是“以时诵习”、“时时习之”,“诵”即读书,将“学”字解读“读书”,两千多年来,似乎没有不同说法。

《论语》首篇《学而篇》,参照第二篇《为政篇》,“学而”可以说是“为学”,而“为学”不等同“读书”,两者有广狭义和先后之分:先读书而后为学。这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专家学者批评为个人知见,究其实是《论语》的记载。

《论语?先进篇》: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费邑,是鲁国的县邑,子贡派同门师弟子羔去当费邑县的县长。子路曾当过季氏的家宰,季氏应该很信任子路,鲁国并没有几个县邑,季氏听从子路举荐子羔去当费邑的县长,当然是器重子羔。但老师孔子老脸不高兴,骂子路害了一个好端端的人家儿子。孔子的意思是子羔还年轻,学力不足,应该多读一些书,再出来为学做事。子路辩解说:“费县有官员、老百姓,也有代表国家的土地和五谷之神,为什么一定要先读好书,然后再为学做事呢?”孔子因而说了重话:“我就是讨厌犟嘴利舌的人。”

我们细思这章文意,子路派子羔为费邑县的县长,老师孔子不会只骂子路一句话:“贼夫人之子。”应该还说了一些话,其中包括说子羔应该“先读书,然后为学”,子路才辩解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我们再研究文中所谓的“为学”即“为政”,“为政”也包括在“为学”之中,《左传》说:“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政学,先政后学)。若果行此,必有所害。”毓老师也说:“必先学到一个程度,才能从政。”(毓老师认为子路乱期许子羔,把自己的抱负期待子羔实现,那是害了子羔。)

“学”若是不能解读为“读书”,那么,接下来的“时习之”的“习”也就不能解读为“温习”了(毓老师说:“习”是亲自检验生命,实际印证,能够因时治时,乐在其中矣,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难免有许多学人会怀疑子路虽说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就可以将“读书”和“为学”分开吗?何况“学”只是单字,和“为学”二字或有不同。

古书的“学”和“读书”字义不同,也出现在《周礼》。《周礼?地官司徒》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用乡学的三项教学内容教导百姓,并用对待宾客礼仪,敬待贤能的人):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因此,古时教万民的“六艺”即是万民之学。“六艺”包括“书艺”,即读书,而古人之学,还包括学礼仪、弹奏乐器、骑马、射箭、算数等。《论语》有孔子谈射、御的文章,射、御也是学的一种。

《子罕篇》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达巷党人称赞孔子“博学”,而孔子回说“执射”、“执御”,可知孔子时代的“学”字非只读书,“执射”、“执御”皆为学。

《子罕篇》另有一章,大宰问子贡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毓老师讲解“多能”是“学有所得,而能任事”,个人以为,孔子时代以“六艺”为学,琴牢引用孔子的“吾不试,故艺”,“试”是用,“不试”即不为世用。“故艺”,不是故而多学了种种技艺小事。“艺”是“六艺”,“故艺”是故而多学六艺之能。

毓老师讲解《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毓老师说,由这章可知“学”不是“读书”,如果“学”是读书,那么孔子应该回说颜渊读了什么书,不会回说颜渊“不迁怒,不贰过”。当然,就事实而言,哀公想了解孔门弟子的是治世之学,不会想知道弟子读了什么书。

《学而篇》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是“好学”,可确定“好学”不限于读书,“学”和“为学”包括言、行。

“学”不只是求知读书而已,《荀子?劝学篇》说得更清楚:“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意思是:学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可以这么说:学的方法是从朗诵经书开始的,以读礼立于理事之道为结束。学的深意是从当个士人开始,而最终成圣人。学若能真诚积累知识,力行恒久就可以进入深层境界,学直到生命终止才终结。故而学的方法有终数,学的真义不能够片刻离开。能够终生为学,就是人;舍弃不学,就沦为禽兽。)

《劝学篇》说得明白,“始乎诵经”就是学开始于“读书”;“终乎读礼”不是终于读礼书,而是学要终于学理事之道,学做人做事的道理。《论语》最末一章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立”指立于学、立于事,不是光会读书。

《论语》首章末,学要终乎君子,荀子则终乎圣人。学为君子、为圣人都不是读书。荀子所说的“士”,本义“事也”,有无穷的责任,今日称“读书人”,也叫“知识分子”。

我们分辨古时“读书”和“学”不能划为等号,学包括读书,不是有意指出王肃、朱子等大学问家注释“学”、“习”有偏差,而是辨明之后,孔子的某些有关为学、好学、博学的真义,才可以读通。

个人还要进一步说明,孔子时代的“学”包括“读书”,不是贬低“读书”的重要性。《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生为闻道弘道,始于读书近道,师教常是一个人荣辱关键,古人中举得功名先谢师恩。个人因而有欲通过毓老师读书百年的难得经验,揭示学子在读书阶段,应该具备的正确认知和读书要领。

故而,我们回过头来看孔子责备子路贼害子羔,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篇》)的长者风范,希望子羔先读好书,再承担济民重任。这不是看不起子羔,而是对子羔有所期待。子路十分器重子羔,子路在卫出公时当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卫出公的父亲蒯聩与儿子争位作战,挟持孔悝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发动政变。子路在外头,听到消息赶回,遇到子羔正走出卫国城门,告诉子路避祸,子路保持硬颈子精神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吃孔悝的俸禄,不宜在孔悝有难时避开)结果被砍成肉酱,子羔幸免于难,子羔可能因孔子之言多读了一些书。

毓老师是清朝开国太祖努尔哈赤二子礼烈亲王代善的十一世裔孙,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同生于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丙午年,公元1906年),六岁进入毓庆宫当溥仪陪读,受教业师都是帝王师,如太傅陈宝琛,以及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等大学问家。毓老师不仅受宫廷帝王学,离开毓庆宫后,还拜康有为为师,并与张学良师事沈梦九。此外,毓老师还留学日本、德国,有日、德老师。

毓老师一直跟随溥仪,溥仪“复辟”,毓老师担任溥仪的御前行走,掌握军情,并训练“满洲军”。抗战胜利后,毓老师和陈公博、王揖唐、褚名谊等人被俘,陈公博、王揖唐、褚名谊因当汉奸被枪毙,毓老师未当汉奸,但仍遭蒋中正以思想问题,软禁于南京。毓老师影响“满洲军”甚大,蒋介石不敢启用,又怕毓老师被共产党重用。1946年末,蒋介石移禁张学良至台湾;1947年初,又将毓老师软禁至台湾。毓老师为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移禁至台湾的两个重要人物之一。

毓老师在台湾生活六十四年,天天读书讲学,公元2011年,以一百零六岁高龄作古。毓老师在一百零五岁时说:“儒家人物,没有一个活过我的!”而在一百零三岁讲《学》《庸》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八十呢?九十呢?一百呢?孔子没有说,这我知道,因为我活过来了!”〔毓老师曾说,古人不同年龄不同境界,即给自己起个号。毓老师于他的八十境界号“奉元山人”,九十号“明不息翁”,一百号“仁匃遁叟”(1975年,毓老师即以“仁匃遁者”为号。“匃”音gài,同“丐”,“仁匃”即为仁而丐。太师母在八十岁往生,亲在不能自号“叟”、“翁”,毓老师自号“明不息者”、“仁丐遁者”),毓老师将此三境界,以制印方式自述。〕

毓老师比孔子多活了三十多岁,多读三十多年的书。毓老师读过《学》《庸》千百遍,读破三个本子,手上那本也已破烂了,孙子说:“爷爷,书破了,买一本新的吧,不会花太多钱!”《史记》说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韦”是皮绳,孔子读的《易经》本子刻在竹简上,用皮绳编联起来,读《易》时打开,因为常常读《易经》,皮绳断了三次),毓老师的《学》《庸》读本也读破三本。

书读百年,毓老师的百年读书心得、经验,可说是智慧宝藏。他在讲学时常会停顿一下,说:“懂吗?懂了吧!”然后望望听课弟子的表情,原因不是年纪大忘词。一百零三岁某天,他感慨地说:“我讲学不用事先准备,都在脑子里,担心你们跟不上来,有时停一停!”

毓老师六岁进入毓庆宫读书,立即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太福晋(毓老师是礼亲王,清朝时称亲王正室是“福晋”,称母亲是“太福晋”,毓老师上课提到母亲称“太师母”或“太福晋”)每天放学后考问,没背好要跪着背好。十三岁,背完《四书》《五经》,所以后来讲学能够一贯,引他书不必事前抄录,直接从脑海中说出。毓老师小时候恨母亲强迫背书的严厉,讲学时感谢老母亲逼他背书,才能在台湾讲学过生活。因而,毓老师说:“天下学问无第二法门,不靠‘史记’,而是靠‘死记’。”

死记硬背好似笨法子,现代某些读书专家常批评死背不科学、不懂读书方法,其实读书哪能不熟记一些基本知识呢?毓老师常说读书方法有三:一是勤读死背,二是翫 味(翫音wán,同“玩”,古人玩赏古籍古物,叫“翫古”),三是读懂。

毓老师说:“会背书就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了,就一法通,百法通,不然就小猫走小洞,大猫走大洞”、“天下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勤能补拙,一勤天下无难事,我得天独厚,因为会背书。读书不要学獭祭鱼(《礼记?王制篇》说‘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水獭是生活在水中的兽,一称水狗。状似青狐而小,毛色青黑,长尾,水居食鱼,能知水信为穴。水獭捕鱼不是一下子吃掉鱼,而是放在岸边,排成一列,然后双翼不停拍打,好像祭祀一样,故名“獭祭鱼”。毓老师鼓励弟子勤读死背,读书不要学水獭祭鱼,摆一堆鱼在那儿,吃顶多一条,引申为罗列故实堆砌成文。毓老师申明说:

读书必自根上入手,天下无难事,必得勤与专。书想真明白,得会背书,就可以随时想,才能融会贯通。

学的不二法门,即“一勤天下无难事”,要下功夫。战争求速,而做学问、做事得“戒急用忍”,如猫捉老鼠,不出来就等着,有备无患。

读书没有什么绝招,多读几遍。书读百遍自通;不读,那怎么能懂。

书要天天读,天天读才能走出一个径子。今天读,明天不读,杂草又长回来了。就像熊瞎子打包谷,看见一个采一个,采了挟在胁下,到最后,胁下还是一个。

同学说,读不懂书怎么办?拼下去,像丁肇中一样,有一股拼劲。它输(书)了,你就赢了。

跑马拉松常跑死人,很少听到有人读书累死。

做学问必用真功夫、“加功夫”,不是“假功夫”。

当然,读书要读得好,不要如獭祭鱼,要死记勤读翫味,像嘴巴含住糖球,舌头加以转动,翫之又翫,深得其味。毓老师小时候读的是经书,他向弟子提示如何翫味读经:

中国东西翫味到一个境界,就能用世,不熟就用不上。

读书不要光会瞪书,无亲切感,要翫味。

三天读一本书,缺翫味功夫,辞若不能翫,何能达其意?

我们读书须多翫味,古人诵书是长诵而深翫之。有翫的功夫才有实学。

今人天资不高,又不懂用功的方法,你们要好好下功夫,不要读书时不读书,等到将来再想读书,可以吗?

读书要持之以恒,摸着墙慢慢走。书读百遍自通,一法通百法通,以一经做碉堡,然后点、线、面展开,必然有得。

读书刚开始不要由博返约,要先精后博,才能触类旁通。

读书宜专一经,以一经为准,触类旁通。

未至博之境界,不要乱看。思想东西从一家看,有所立再看其他。

翫味很重要,琢磨之,不必再作注释,明白、有用最重要。

天天读书,而且要仔细地读,不要好高骛远、贪多,也不要跟别人比。人家一天读四页,你读了两页就头胀,那就要减少,只读一页。持之以恒,读熟了,不久你也有读四页的一天。朱子说不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意思在此。

翫味专一读书说来简单,做来相当不容易。毓老师说:“‘学而不思则罔’,故读书要慢,慢乃能思,乃能有成。”毓老师称赞师兄阮芝生(前台大历史系教授)读博士生七年,悟得一“缓”字。“缓”才能翫味,学不可缓亦不可急,读经书却一定要缓,像现在许多学子只会看电子书,不易真得。

读中国书开始要窄读,先就一两本来读,通了再读其他的,绝不能博。

读书贵乎懂,不要成为收藏家。

读书皆在自得,没人和你竞争,自己有所得最重要。

书是愈读愈清楚、仔细,要使人明白。开始时简单,愈是后来愈是系统化,有固定的对象,使人可以用得上,俾明白遵行。系统化以后,看什么都不难,而是愈来愈仔细。治学有方法,必要懂得怎么治学。

求学要如滚雪球,先立个轴,再去滚,越滚越多,轴是最重要的。

学术靠读书来,不可光有妄想,要脑子下功夫。

儒家功夫即“缓”字,不急切,不乐极(乐极生悲)。

读书要慢,慢乃能思,乃能有成,孔子故而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乃为“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不仔细怎能如此?

那么,“学”既然包括读书,并开始于诵经,孔子何以不说“读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呢”?毓老师引《说文解字》说:“学,觉悟也。”又引《白虎通义》说:“教者,效也。”“觉”是“知”,“效”是“行”,一个人自知自觉不足,起而仿效,于是有了学;也就是说,“学”字是“知行合一”的。孔子所谓“学”不光是求知读书,而是得实行,也就是要“为”学。

孔子重行。欧阳竟无先生说:“孔道,依体之用也,行也。”《论语》每一章的文义都是以行贯通的,“学而时习之”之下是“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都不言求知读书,而是用行之道。《论语?公冶长篇》云:“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毓老师说:“了解道理,最快就是行”,“实行家不能老在一地方打坐”,“子路乃最早创知行合一者,是王阳明的祖师爷”。

不过,毓老师虽指示弟子们读书要窄读,绝不能博,但不是说只读几本书就够了,而是由窄而博,不仅要读明白读通,而且要博学。因为不博学,就无法真知,毓老师百年读书,几乎无书不懂。小子读《荀子?非十二子篇》荀子批子张氏之贱儒是“禹行而舜趋”,不免怀疑,什么叫“禹行”?哪本书记载“禹行”?荀子批子张“禹行而舜趋”,未免胡言。小子请教毓老师,毓老师回说:“你看看《尸子》!”小子看《尸子?君治篇》,尸子说“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尸子说大禹走路跨步时,后脚不超过前脚,时人称为“禹步”(西汉大哲学家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亦说:“天将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锡姓为姒氏,至禹生发于背,形体长,长足肵,疾行先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疾行先左,随以右”即是“禹步”)。可知荀子用“禹行”形容子张是有根据的。个人学浅生疑,幸好毓老师指点我的不足,为学得先精后博。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熊十力夫子说此五者为“修学之方”。五者次第最后是“行”,而“博学”后是“慎思”、“明辨”。因此,这五者即是“为学”、“学而时习之”的“学”,程子也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而“博学”的“学”可以解说为读书。

“博学”是看了很多书,却不一定能思而为用。毓老师说:“博学,会搜书,但可能无思想。有清一代无出一思想家,只是些书呆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批评儒家“博而寡约”,即批评一些学子读了很多书,却没有一贯思想。毓老师还说:“博学就要见贤思齐,与圣贤拉成一帮,不要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学问”二字左右易位即“问学”,故而“博学之”后为“审问之”。《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认为舜能够成为大智者,因为舜能够“好问而好察迩言”。那么,何谓“好问”呢?《论语?泰伯篇》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这章虽是曾子称赞颜渊之言,却也点出为学的态度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毓老师说:“智慧乃由多经事锻炼,愈锻炼愈聪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智慧绝非空想、杜撰出来的。舜‘好问’,是主动的;‘好察迩言’,研究左右人的意见。舜的大智无一不取于人。曾文正公的书斋‘求阙斋’,就是注重审问,问自己的欠缺来补拙。”

“审问之”是审慎发问,问必精审,不可问之无物,这要请问者和被问者境界相差不大。小子在毓老师辞世后最大的遗憾是,当时读书不多,常有不当发问,曾被毓老师面责“胡扯”,现在真有不明白,已无人可问。

“慎思之”的“思”字,造字有深义——“心”、“田”,毓老师解读是“心作良田百世耕”,以心为田,勤于耕心,日久自有境界。《管子?心术下》说:“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管子?内业》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明来知德《周易集注?自序》云:“沉潜反复,忘寝忘食有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论语?为政篇》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郑玄注解《尚书?帝典》(《尚书》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将《今文尚书》首篇《尧典》析分《尧典》《舜典》。《大学》引《尧典》的“克明峻德”为“帝典曰”。本书为避免今古文之争,概用《帝典》)的“钦明、文、思、安安”,“思”字为“虑深通敏”。

毓老师特别重视“慎思”,他认为“想法与实际必打一半折扣,不可以将梦想当作事实;日本二战之所以失败,即败于无物质,乃指向南洋,因为南洋盛产橡胶,未慎思其他因素。”毓老师认为,“思想”即要会思要会想,但多数人是胡思乱想、多思、杂思,钻进牛角尖,不会深思、慎思为什么读书、如何读书。毓老师说:“读书,不是比赛读了多少,要先问自己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明白后,平心静气细看”,“我们的脑子得如海水,翻来覆去有波澜,才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毓老师举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家)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质疑道:“要以什么为天地立心?今天读书人有如和尚念经,能够解决问题?但张载之言只是摸到边,后人有无继续想?‘为往圣继绝学’,那什么是绝学?若是不知,又如何继?这四句名言有人深究了?那何以至今犹战争不断?”

“慎思之”后是“明辨之”,古人也把“思”、“辨”合词。

毓老师引《中庸》“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说:“真知不容易,你们懂真味吗?经书中的智慧多么高,你们是要饮食、吃饱肚子,还是知味?这就要明辨之。”

毓老师举《孟子》书来说明辨之难:“《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后,后儒不敢批评,但我们看《离娄篇上》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话说得糟糕。不得罪巨室,就要得罪大本(国家之本是老百姓,主政者重视百姓即崇本)。大本不重视,最后积怨于民,终而覆舟。”

毓老师又举《万章篇》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一般人读了孟子这一段,都想当孔子,至于伯夷、伊尹、柳下惠既然都是小圣人,自然都可以成为学习榜样。但毓老师仍然清楚分辩说:“水清无大鱼。你们要当道德、人格独当一面的圣之任者也伊尹,不要当不发挥作用的圣之清者也伯夷。”

以今日政体而言,目前已走向民主政治,但几人能够反思明辨现代与中国传统政治的优劣?毓老师说:“专制是不好的制度,可是中国几千年的为政之道也不能说是一点都不对。西方的三明治文化(不仅三民主义杂取西方之说,强中国以合西方者,均为三明治文化),近几十年在中国移植试用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得重视中国几千年的智慧文化”,“西方民主政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可能非常人,多数为凡人,所以民主不合理;中国重不世之才,一向少数领导多数,不是少数压迫多数,讲的是圣哲之治,战争以寡御众,治事则以简御繁”。

一个人不能慎思,就常会强辩、好辩,不能明是非对错,孔子批评“御人以口给”。毓老师说:“明世风则能迎世风御此时,不明世风则随风跟着跑”,“明辨重要,不明辨不能有正知正见”,“谣言止于智者,懂得明辨是非,才是知识分子”。

孔学不仅成己之德,亦成人之美。《论语?雍也篇》孔子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学不仅要己立己达,还要立人达人。《中庸》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修学之方,属于个人己立己达的范围,而立人达人的“共学”,则在《论语?子罕篇》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中庸》由“博学”而“审问”、而“慎思”、而“明辨”、而“笃行”,“博学”是知,“笃行”是行,言知行合一之道,学者可以读出修学之方。《论语?子罕篇》由“共学”而“适道”而“与立”而“行权”,“共学”是知,“权”是行,亦言知行合一之道,但学者却不易读出其中层次。《辜鸿铭的笔记?权》注解说“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将这章融会贯通了:“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

辜鸿铭以“明理”、“用理”的引申义来解读,深得毓老师之心。不过,“明理”这个词不是始自辜鸿铭。今日北京海淀区礼亲王府花园内“文渊阁”,有副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此副对联早先挂在皇子读书的上书房)“明理”是学而明白事物之理,并且能够用理。为学、共学得先好好读书,用理也得先明理。毓老师因而指出读书目标有二:一、做个明理的读书人;二、改变器质。毓老师说:“读书是为明理,明理是为改变器质。既未明理,又不能改变器质,就是未读书;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知理不站起来执行,就是行尸走肉”,“读书人是明理人,不是故意装着和别人不一样”,“读书要明理。理者,理事也。不是讲形而上的空学,而是有用的实学”,“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能用理吗?知道一点用不上,就成为挑剩下的‘剩人’”。

《论语?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当为‘遏’字。古人尊重经书,即使有误,也不更改,而以注解说明)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在《论语》《中庸》所说的“两端”,不是两头,是非、善恶、黑白、阴阳、男女都是两端。故而,我们看一件事,要遵循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适、无莫态度,不主观,从另一角度思索。像我们一开始说“学而时习之”的“学”不是“读书”,王肃、朱熹的注解不合孔子本义,但我们也应从另一角度解读,王肃、朱熹的时代,“学”已和“读书”之义略同。而古时的“士人”、“儒者”、“学人”(毓老师说:“要做学人,不可以做书呆子,要将生命传给学生”)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毓老师常说“读书人”,而“读书人以明理为先”。

“读书明理”可以说是毓老师的家训,毓老师三复斯言,语重心长,为读书人加把劲,读书就要当个明理读书人。毓老师不时提醒如何当个明理读书人,句句发人深省。

“明理的读书人”能够正用其心。毓老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把放心找回来,也就是正心,正用其心啊!”

“明理的读书人”能够养德、传道。毓老师说:“读书不为念咒语,应养成传道人的精神”,“存主重要,人应正视自己缺学问,应读书养德。”

“明理的读书人”要有节。毓老师说:“信仰不能改变,不当贰臣、汉奸,一个读书人不能没有节。”

“明理的读书人”要能造福人,成为安定社会力。毓老师说:“读书为造福人,不是赌输了”,“读书人因能明是非,知善恶,不助人为恶,才能做中流砥柱,成为社会安定力”。

“明理的读书人”要除天下病。毓老师说:“这世界病了,我们读书人来做世界医生,用自己的修为除此病。”

“明理的读书人”可以临危受命。毓老师说:“安不忘危、居安思危为中国儒家精神。读书人必于平时训练自己的功夫,遇危难方能免于举止失措,而且可以临危受命。”

“明理读书人”知道做人。毓老师说:“读书,第一个就是做人。我这一生就是问心做人,否则我早飞黄腾达。”

毓老师遗憾的是,古今多少读书人读了书,却不明辨、明理,不能为世用,成了穷酸者、窝囊废、书呆子、学究。这些书本的光棍,白读书,还不如没读书,毓老师思之沉痛,想写《思痛录》警世。毓老师如是说:

中国读书人常有坏脾气,即所谓穷酸。读书人最忌讳读到穷酸,读书不能造福人,就白读了。

要懂得如何维生,再从吾所好。旧时读书人常吃不饱,还高谈阔论,自己都不能维生,还高谈什么道理!

做学问不是做书呆子,一心苦读案前书,两耳不听窗外事,和实际人生社会脱节,有啥大出息?孔子周游列国,碰壁始著书。

读书多而不能自用,就被雇用了;完全让书役使,没有自我役使的真,就是书呆子。(毓老师亦说:“成就自己可用之才,而非他人役使工具。”)

没有比这个时代不读书的了。自己不读书,就说不用看了,没有用了。这个不读,那个也不读,岂不变成了书本的光棍?

有些政治人物自己三代不读书,不能叫人家第四代也不读书。其实,读古书并不难。有时,就是有的地方乱一点,到底经过几千年了,用心细读,知道乱在哪里,也就不难了。

你们不读书还自负,真是愚者好自用,贱者好自专。

读书人最重要即良知,胆小不盲从,胆大可做英雄。

搞政治最重要在担当,练智慧而不担当,则没有用。文笔要精练,口才要训练,这样才能有用。你们这一代没有机会去吟风弄月,读书要读有用的书,别读那些吟风弄月的书。

有些读书人还不如没读书。没读书的人还能正义行善,像乡下张大爷、李二爷的,很有一套,因为有豪气,所以成了大善人。反而有些人读书,读成了窝囊废,见到什么就退缩,那就坏了!

(有些同学)在奉元书院读书,我要他当领袖,他却当王婆。

一般人难知是非,说大是大非的人未必懂得大是大非。我希望你们好好读书。人活着必活得像个人,此为初步,然后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大人。

毓老师对于时下许多大学生不学无术,十分痛心,有心“拨乱反正”,“天德黉舍”开班授课,收徒限制大学生以上程度,他对今日的大学生和老师行为,有些无奈感慨:

今之大学生,不少人以梦为志,醉生梦死。

人必有善知识,今日大学生读大学,觉得没意思。

今日学子读书搞社团,老师教书做买卖。

求学要为己、修己,造就自己成为顶天立地人才,成就伟大事业,为人民谋福利,读书不是学为奴,在学校专选为他人使用的科系,要选能为自己使用的科系。

抱负比天高,书却没读一本,徒然妄想。

时过境迁,再回头百年身。千辛万苦挤进大学,到了大学不读书,一转眼,再想读,就没了。跌倒,人家扶你,得你自己要有站起来的力量,还得在乎自己自立。

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因为无福之地没法养有福之人;现在年轻人讲学都是小团体小聚会,何能造福大众。

书看两遍就立说可乎?扪心自问,读多少书?得多少东西?勿自我陶醉。

读书成穷酸、学究、书呆子,就是不明理。儒家重礼,但礼的大本不在外表的仪节规范,而在“理”和“履”,要明理、履行,以理行天下事。读书目的除为了“明理行事”,另一是“改变器质”(今人常写“气质”)。

《论语?述而篇》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在这一章将人分成士人(“有恒者”即“士人”,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礼记》说“士人”是“儒者”,非后来所说的“读书人”)、善人、君子、圣人,而在君子和圣人间还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贤人。这五等人(或五段人)不是生性如此,而是经过渐修成其大,慢慢改变器质,终而成圣成贤(毓老师也分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大人五等人)。

中国古书何以立圣贤呢?毓老师说:“没有圣人,百姓如何懂得人的伟大?”有圣贤作为模范,世人可以学习,无形中改变自己的器质。

《论语?公冶长篇》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器有小大,毓老师说读书要有容乃大,有容即是大器,器大才堪改变“器质”。

中国古人不只将人分等、分段、分层次,勉励后人修行学圣,对读书弟子也有层次之分。《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后世因而说弟子有三:门下弟子、登堂弟子、入室弟子。

毓老师对一些读书不勤的弟子不免责难道:“你们连入门都还没,更别说成学。”成学即“登堂弟子”,而能传学才可谓“入室弟子”。

我们已说“读书”,续说“为学”、“讲学”。

人的一生与学终始,童稚读书求学,稍长治学为学,成学后讲学。中国人读书时间长,讲学收徒多,首推二人,一是生于春秋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的孔子。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生年七十有三,收徒三千多人,成名弟子七十二人;二是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毓老师。毓老师于公元2011年辞世,生年一百零六,六岁开始读书,来台即开始讲学。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四年(举其大数约六十年),收徒万余人。

孔子记录最可信之书是《论语》。《论语》有六章笔录孔子的治学、讲学:

一、《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二、《为政篇》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三、《述而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四、《述而篇》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五、《子张篇》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六、《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自述他的学历、心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当如“学而时习之”的“而”字,作“能”字解。“志”,毓老师引王夫之注:“心之所主曰志。”孔子十五岁时,心即能主于学,不是十五岁才立志求学,而是已经学有小成,毓老师说:“以前人五岁启蒙,到十五六岁了,文章就有格,甘罗十二岁拜相,我十三岁留日。”“三十而立”:三十岁已能立于学,此即孔子在三十岁已成学。钱穆夫子的《孔子传》说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岁,“琴张从游,当在此时,或稍前。孔子至是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

孔子为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既能自师其性,又能无常师,且能法天行健,为学不已不厌,自强不息。孔子为了道济天下,年五十五岁周游列国,见过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卫灵公、卫出公、曹国君、宋国君、陈国君、楚昭王等春秋时代国君,所立者大,所见者远,道济天下之志不移,诸国国君问政不绝,他也自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篇》)但孔子一生为世人所推崇的非周游列国入朝行道,而是他的“学不厌、诲不倦”。

“学不厌,诲不倦”出自二处,一是《述而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二是《述而篇》另一章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孟子重视孔子的“学不厌,诲不倦”。《孟子?公孙丑篇》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世人尊称孔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即因孔子仁且智。

“学不厌,诲不倦”看似二事,其实一事,二者都因“学”:“学不厌”是孔子自己的为学态度,今人所谓“终身学习”;“诲(教)不倦”则是孔子的“讲学”。

“为学”是己立己达,儒家精神在立人达人、先觉觉后觉。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即为学已有小成,三十而立则已成学而能立于学。立学后,最重要的是“讲学”,教诲后学。“讲学”乃读书人薪火相传的责任,但讲古书不容易,毓老师说:“了解古书难,因为环境不同。可以讲古书,但不一定真懂古书。”孔子一生坦荡荡,却对弟子有四忧。《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毓老师百年读书,以自己的体悟来印证孔子的“学不厌”,而他讲学时,也如孔子忧心“学之不讲”。毓老师认为“不先造人生净土,何来未来之净土”、“我们要造就生力军,生力军都不是熟的”、“要懂怎么想:在什么时候,发掘什么人才”、“找人才,施钱财,即是为善。”毓老师承继孔子“四忧”,而作文字小变动:“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孔子收徒三千,诲人不倦,“学之不讲”是他的忧心,他从三十岁收徒,讲到七十三岁,讲了四十多年,忧心后学不能接棒讲下去。

毓老师说:“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此章为一总纲,是功夫,可知道怎么读书。‘默而识之’,‘默’,非可以言传,尽在不言中;‘识’,心会神通,默比禅高,儒家最高功夫,大思想家自此过来。没有‘学不厌’,又以什么‘默而识之’?‘诲人不倦’,尽责任。”故而,个人撰著本书主轴有三:一、毓老师的读书、为学;二、毓老师的讲学;三、毓老师默识功夫及他的圆通经脉之学。

毓老师由母亲启蒙。十三岁背完《四书》《五经》即留学日本,如孔子十五岁志于学。毓老师三十岁当溥仪御前行走,负责“满洲国”的情报工作,还训练“满洲军”,不仅师事帝王师的陈宝琛、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康有为,他还和张学良拜了沈梦九为师。他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泰戈尔等世界级大人物,也在“满洲国”讲过学,前韩国总统朴政熙(今韩国总统朴瑾惠之父)曾听课,前日本首相岸信介(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其外孙)在满洲发迹,曾是毓老师部下。岸信介当首相时,曾来台拜见毓老师。

毓老师于1971年时年六十六,开始私人书院讲学,2011年一百零六岁辞世,讲学时间六十四年(毓老师在1947年被软禁台湾,先在台东农校讲学)。书院开课百余班,收徒万余人。毓老师说:“我别的不敢和孔子比,但学生数目一定超过他。”

《论语》一书谈的是“人生哲学”。《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之学在事人知生,毓老师亦重实学人生。我们可以从毓老师何以讲学,拼出毓老师用心深细的讲学大要。

毓老师虽说小时候常被母亲罚跪背书,心中有气,但孤身在台,深悟即因母亲的督励,《四书》《五经》熟背,可以过生活。其实毓老师讲学不是为谋生计。毓老师于1950年-1960年这十年间收洋博士弟子,收的束脩是美元,一共收了百名洋博士弟子,声名扬溢海外,美国汉学名士大多出自毓门。但他在1971年毅然不再招收洋博士弟子。毓老师说他的书院讲学目的有三:一、“为子孙忧,为文化凋零忧”;二、“何以要讲古书,因为没人看得懂”;三、“我教书,是为了造贤才”。

1966年,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毓老师对中国文化前景有些悲观,他因此特别重视台湾这块土地的孩子。毓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真希望台湾真好,大家真的好好努力,保存一点中华文化。你们要是不行,中国又得再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我为子孙忧。儒家真精神不在留恋,而在乎承启,接着往下干!”

毓老师认为现代人讲《论语》,孔子大概听不懂,他因而一字一义、一以贯之、依经解经导读,讲出孔子比今人更高明的智慧,值得今人学习,也讲出古书不只是金山银山,更是智慧之山,让弟子们学古用古、看得懂古书、看出人情世理、天地智慧。

毓老师笃信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篇》)为弘圣贤之道,就得广造贤才。毓老师说:“做大事业以造就接班人为第一要义,曾文正即随时随地培植干部。”

为了救国济世,不能关起门来只讲古人智慧,也要打开大门,听今日人间风雨。有时,毓老师也会悲怀难遣,痛快淋漓批评时人时政。

毓老师在课堂讲哲理引人入胜,学生也喜欢听他骂人不带一个脏字,却入木三分。毓老师一些骂人的话,让弟子们闻之大呼过瘾。毓老师说:“文化表现有时也表现在骂人”,“以前人读书有心机,骂人绕弯骂;今人没学问,骂了也不懂,骂人也是机术”。如:“今天和尚什么都不缺,连儿子都有了”、“做什么要像什么,卖猪肉的也得有个卖猪肉的样儿,如果指甲涂蔻丹,抹个大红唇,‘猪都会死不瞑目,看一眼(一作“像话吗”)’”、“有人太诚实,连做梦的内容都告诉人家”。

毓老师年轻岁月跃马江山,他认为读书人要当文人,古人说“经天纬地谓之文”,能经纬天地的人就是政治家,所以他讲学教书,是为了造贤才,毓老师面嘱听课弟子:“讲书目的,要让人多知一分,让听者做坏事总有愧心”,“讲学的目的在唤醒同学,好好脚踏实地去干”。

湖南岳麓书院的院训是“实事求是”,造就了不少人才。毓老师一生讲学,不离“实学”两个字。

毓老师说“中国之学,皆实学也”,并非他个人之见,而是中国哲人的一贯著书态度。毓老师说古人写书很实际:“古今大儒久经世患而立说”、“经书不谈虚说玄,完全是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就是要解决天下事”、“古时诸子皆风云人物,诸子百家皆治病之学”,这就是说,先秦的经、子撰写目的,在经纬天地、救国救民,所以不是说空说玄的“实学”。

什么叫“实学”呢?毓老师语重心长,以其体悟心得,殷殷提醒弟子:

学问没有作用,就不是实学;有利于民生,即为实学。

理论配合实际行为,方是真学问,方是实学。

社会是虚妄的,必以真实(实学)对付虚妄。

功夫低、功夫不够,行事用不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别以为成了名,不下功夫。读书就是功夫,绝不只智慧。

中国学问皆实学,悟通了都是成方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中国学问是实际解决问题的学问。儒教是教化、教育,并不是宗教。

能实际兑现的才是学问。因为不真知,所以没法行。

儒家之学,皆实学,不讲空理。书呆子不能以时出之,往往过与不及,结果一无是处。

有些人口耳之学(非实学),却搞得惊天动地。

立说要能使别人接受,那是最重要的,不能实行,算什么学问。

我讲的是实学、活学问,你们不要傻呆呆的!

读书若不能用事,只是嗜好而已,如抽吗啡,只是过瘾而已,毫无用处。

凡过去的经验都叫世故,如在需要有用时不做点贡献,那书岂不是白读了?

有人读书不实无用,不但不打水,去打水连水瓶都丢了。

读书必得有用,偶俗好名,最是害人;不偶俗,才能化俗,做时代的中流砥柱。

读有用书,养浩然气。

不能读死书,死扣扣;不能闻一以知十,至少要闻一以知二。

两三千年前的古书,今日一般人读不懂,一些讲古书的人也只能勉强作浅显白话语译,要将古人的智慧说出来,而且说成可用实学,岂是容易?再说,即使讲学先生能够讲出古为今用的实学,多数听课学生,学、经历不足,领悟不深,不能心领神会,学亦无所得。

毓老师讲学第一天讲《论语?学而篇》,讲“学”的真义,就是讲“实学”,他说:“你们到这儿,求的是‘学’,‘学’的是‘生’,什么叫‘学生’?”

最简单的道理常是最深奥的学问,每一个学生进入学校读书,最早认识的字之一就是“学”,学子最初的身份就是“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学子至少当了十二三年以上的学生,怎么会不知道什么叫“学生”?可大家当下感觉,毓老师必有高深微妙的道理,果然,毓老师看大家不作声,片晌后说:“学生就是要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抚慰天下苍生。”

听课弟子每个人成长以来,听到父兄、亲朋、老师许多勉励的话,初听毓老师说“学生”就是要“学会生活”、“学会生存”,感受不深,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生活、生存,但听到毓老师说到“抚慰天下苍生”,每个弟子都挺起腰板,心志勃发,尤其毓老师接下又说:“我们有眼睛,不是只能看眼前东西,而是要看千古事业;我们有耳朵,也不是光听七嘴八舌的东家长西家短、流行音乐,我们要听人民苦难的声音。”这更让受学弟子精神昂扬。

毓老师本名“金成”,是父亲取的,“毓鋆”是御赐的(宣统皇帝给的);自己在二十岁成年可以自取个“字”,他恭敬写了“安仁”两字恭呈娘亲教正。“安仁”是取自《论语?里仁篇》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毓老师以“仁者”为字自勉,原以为娘亲会嘉勉,不意娘亲却在“安仁”两字旁边,另外写了两字“慰苍”。

毓老师后来仍自称“安仁居士”,老年另号“天德侍者”、“奉元山人”、“明不息翕”、“仁匃遁叟”等号,而二十五岁就有人称毓老师“毓老”。毓老师一生中却未用过娘亲所赐的字“慰苍”。毓老师说:“不敢用‘慰苍’,是自觉德行不足。”

我们不免疑惑,毓老师不敢以“慰苍”为字,为什么却以“抚慰天下苍生”来训勉弟子呢?

个人读《论语?雍也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才恍然大悟。孔子回答子贡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慰苍”不仅是孔子所谓的“博施济众”,还包括所有生命者,所以说“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博施济众”尧、舜犹有不足,毓老师何敢字“慰苍”,但希圣希贤,毓老师仍以“慰苍”训勉诸弟子。

我个人当下佩服毓老师以“学习抚慰天下苍生”(简称“慰苍”、“慰生”)来讲“学生”的“实学”,却听不出更实际的“实学”是“学会生活”、“学会生存。”

毓老师认为讲古书贵通俗,像讲《易经》《春秋》,都要讲到老百姓都能懂。毓老师讲的实学,不是将古代哲人博厚的思想讲小、说瘪了,而是说得通俗且通神,能以今日白话文字语言,彰显古书和人生的深奥哲理。毓老师说“学生要学会生活”,个人随着年岁增长,慢慢体会毓老师的平白实学,实含蕴无穷的人生大学问,可我们初听,却觉得“学生要学会生活”,如“人要学拿筷子吃饭”,是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不是学问,只有当我们真正生活过,懂得如何生活,才发现这个小常识有大道理、大学问,“学会生活”何其不易,因为我们连“生活”两字都没有真正体悟过,毓老师如是说:

人生懂为什么而活,就有一个境界。

人就看怎么活,有担当必有大智慧。

人活着,就要学做人,练达器宇。

读书完全懂,与生活就丝丝入扣。

人生下来不是为吃饭而活,懂得怎么活了,才能活世、活民。

圣贤指导生活。

研究任何问题,要从活的去研究,要做活学问。

什么是人生?用智慧透视,才知道人怎么生活。

生活就是道,道就是生活。《中庸》说:“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存活就要生活,不能离开生活,生活方式林林总总,片时离不开道。

“学生要学会生活”,毓老师另一说法,就是要做“活学问”。毓老师说:“多读书,要会读书。什么叫会读书?必前后互应,像常山之蛇,才叫活学问。”

“常山之蛇”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晋书?桓温传》云:“初,诸葛亮造八阵图(毓老师说,‘八阵图’乱扯,兵有一定阵形再去作战,非垮不可)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此常山蛇势也。’”常山之蛇遭打击,首尾相应迎敌,毓老师以“常山之蛇”训勉弟子读书做学问不能死呆呆的,无法活用应世,只能眼巴巴地待毙。

再说,“学生要学会生存”,毓老师讲孔子周游列国,面对各种灾难的求存应对,讲得特别慎重。孔子一生不顺意,《论语?里仁篇》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孔子遭灾,依然向弟子教诲,生存虽遭受严苛考验,仍须坚持原则,不能去仁求生。

《论语》首篇《学而篇》,孔子言悦乐精神,即因孔子深悟人生多苦多难,但人的可贵,在济屯得乐,孔子不要学生一味死读书,要以学而时习之、得朋、不愠离苦来肯定追求悦乐人生。

我们续说孔子的学生存之道。

孔子一生不顺遂,自言少也贱,母国鲁君不能大用,也不能为邻国国君齐景公所用。孔子为了行道,前往陈国,经过匡地,匡人认错人,以为是鲁国权臣阳虎,被拘禁了五天。孔子到卫国,卫国君夫人南子拜见,子路不高兴,孔子直言(矢之)说:“予所不(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离开曹国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拔孔子习礼的大树。孔子往郑国,与弟子失散,有邻国人民告诉子贡,他看到一人“累累若丧家之狗”(形容孔子疲惫的样子,像一条没有家的垂头丧气之狗)。孔子离开叶地,返于蔡地,派子路问隐者长沮、桀溺渡口所在,遭二人嘲讽说:“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与其跟从那个人见人躲的人,倒不如跟从远离世间烦琐的人。)孔子往楚国,楚国狂士的车舆和孔子相接时,讥嘲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毓老师说:“你这有德的凤凰鸟,何以如此缺德!”)

孔子为了道济天下,风尘仆仆于诸国之间,何其艰困,但他畏(兵灾)于匡,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桓魋欲杀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长沮、桀溺责难,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篇》)

孔子面对苦难,甚至生存遭受威胁,像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弟子都饿病,爬不起来。子路饿得受不了,一脸不高兴地质问孔子说:“老师要我们当君子(有尊严的人),当君子会这么穷困吗?”(原文为: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守困穷之道,小人一穷就乱七八糟了。”(原文为:君子困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在苦难时,所做的行动,所告诉学生的话,再实际不过,就是教诲学生学会生存、履险贞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毓老师讲解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稳。稳住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自己站得住,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只怕自己站不住。大担当之人必受多少苦难,演义小说也如此写,中国人都看这些书长大。人生即履险,社会有重重之险,人要履险如夷,就得险中求。”

毓老师表示,诸子皆风云人物,但从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年,几个人能与今日的我们“长相左右”,虽死犹生地生存下来?毓老师感慨地说:“‘文革’最彻底,红卫兵把孔子打得落花流水。真金不怕火炼,必得复兴,谁也打不倒”,“《论语?子张篇》叔孙武叔批评孔子,认为弟子子贡贤于孔子。但时一过,孔子圣贤无人及。曾有人批评孔子‘孔老二’,甚至打倒‘孔老三’,而今孔子成为‘孔老大’”。

毓老师感慨地说,人的算计终是有穷,帮他算命的,没有一个说他这生会教书,“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因而,不时教导学生学习生存之道。

毓老师也说了他一段求生、图存经验。与其说传奇,不如说离奇。

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国共双方先后调动了大量兵力,在四平展开四次大战役。首次战役后,蒋介石决定组“慰问团”,往东北宣慰,于斌为团长。毓老师在抗战结束后,证明毓老师虽为“满洲国”的军情负责人,但不是汉奸,抗战期间,暗助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但蒋介石仍不放心,以思想问题,将毓老师软禁在南京。“慰问团”成立,于斌建议让毓老师当团员,借重毓老师在东北的号召力。

“慰问团”的官方行程结束后,团员立即返回南京。毓老师却表示想趁机到曾为“满洲国”政权中心的长春,继续宣慰,没想到一进入长春,第二天国共两军又打了起来。他住的房门打不开,因为门外被尸体堵住了,毓老师使劲推开房门踏尸而过。燃眉之危,毓老师若被发现,恐怕难以活命。毓老师看到附近有一家小佛寺,刚好留了一个和尚。毓老师亮出腰际手枪,喝令那和尚立即帮他落发,换穿袈裟,拿了法器,一路念经北上。

毓老师说:“人在艰难时,不必那么拘谨”,“人非为一人活,得为国家活,不自经于沟渎”,“命危旦夕,不能跟和尚恳托、讲理,也不能念经套交情,虽是佛门圣地,仍得从权行事”。那和尚见枪,一脸青白,抖颤颤地帮毓老师落了发,当然也没胆子泄露毓老师的行踪。

长春彼时已布满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处处盘查,不是剃发穿僧衣就能保证安全的。那时,东北民主联军据守北边,国民党军占据南边,毓老师反其道而行,往北而去。有一个黄昏,毓老师走到一座名为甘露寺的大庙,看清楚,竟然是东北民主联军大本营,只好随机应变,往庙内走去。卫兵猛然看见一个高大和尚直闯前来,喝问道:“干什么,你这和尚干什么?”毓老师答说:“回家啊!”卫兵又喝道:“回什么家?这是指挥部啊!”毓老师说:“这不是庙吗?庙是和尚的家啊!我没地方住,天晚了,不到庙里住,住哪儿?麻烦给出家人一个方便!”卫兵听眼前和尚说得有理,勉强指着庙内一角地方说:“喏,就那角落!”毓老师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才四十出头,正是焕发年纪,实在不像出家的和尚。毓老师进入大本营,一不小心可能被识破。

毓老师后来感慨地说:“人活于天险、地险、人险三险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救你一命?也不知道你应该学会什么,才能让你度脱死劫?”

太师母信佛,每天一大早就诵经拜佛,毓老师小时候陪在身边。毓老师虽然是儒家人物,因母亲念经,也熟背《心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稍长,陪信佛的父母上庙闻法、听讲经,就故意打瞌睡。

毓老师一进甘露寺,就往佛堂行礼如仪,并开始诵经,毓老师练过武功,丹田有力,听熟了母亲的诵经,自己大声诵经起来,有模有样,铿锵有声,听来就不是假和尚临时抱佛脚,只会重复念“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士兵说:“你这和尚念经那么大声干吗,菩萨又没有耳聋?”不过,毓老师做了一件差点让自己难以脱身的事情。

隔天,一个农夫丢了牛,脸色仓皇想进庙内问菩萨,遭士兵拦阻,吵了起来,一士兵无奈问毓老师会不会占筮。毓老师心想,既然扮了和尚,只好点头,打算应付一下。毓老师一占是《易经》归妹卦“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因为爻辞有跛脚还能走之象,随口问农夫,那走失的牛是不是跛脚?农夫一听大惊,他走失的牛确有些跛脚,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下称毓老师“活神仙”。

毓老师见自己一占惹来了大麻烦,扯多了必出问题,于是趁机离开。

毓老师事后省思,他在困难时,救他一命的竟然是母亲。他每天一大早陪母亲诵经,只为讨母亲欢心,常觉得无聊,那次脱身竟是托母亲庇护,一路假扮和尚,念诵“货真价实”的佛经逃脱。

毓老师开始讲学即讲“学生”,所言非臆说,而是以饱经世患的经验和宏阔致远的生命讲“学生”,依经解经,言必有本。

《易经》第一卦乾卦是“大生”之卦,第二卦坤卦是“广生”之卦,第三卦屯卦是“难生”之卦,《系辞上传?第五章》说“生生之谓易”,毓老师说“生生,生命也”,学《易》即“学生”,学会让生命活下来。

儒家之学“学生”不“学死”。《礼记?儒行篇》孔子说:“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爱其死”不是爱去死,而是爱惜生命,不能轻易死,因为有所等待,度脱世劫,可以有所作为。

孔子警示弟子“学生”不“学死”,《论语?先进篇》季路问“死”,孔子回说:“未知生,焉知死。”《雍也篇》樊迟问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之义”即“务生民”,专务生民所当做的事情;“敬鬼神而远之”即“敬死”。孔子之意清楚:“务生”不“务死”,学子当“学生”不“学死”。

学生不仅要学自己如何生活、生存,还要学如何抚慰天下苍生。抚慰天下苍生亦即生民。政治是生民之政,儒家特别重视政治,《论语?学而篇》之后,即是《为政篇》。

毓老师心契孔子尊生,故以“学生”勉励弟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德就是生。‘天德黉舍’好生、尊生,以天下苍生为念。”(《易经?乾卦?文言》另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天德不可以独裁,做生民首领,宰制生民,此即“天德”要义。)

毓老师要弟子“学生”,故而鼓励弟子要学当“元老”,不学当“烈士”。毓老师说:“人贵乎成就,不贵乎牺牲,故智者明哲保身,以有用之身,用于有用之时。”

毓老师感叹说:“谭嗣同失败有两大原因,一是不识人,找袁世凯帮忙;二是迷信,说革命必得流血,流血必得自我谭某始。孙中山先生就是智者,革命十次失败,他是失败后再来,可没像谭嗣同说流血自我孙某死。”

“烈士”舍命就死,固然有其大义大节之所在,毓老师也称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林觉民有学力,但他更佩服元老的革命人物,如孙中山先生、黄兴。毓老师说:“做事目的在成功,不在壮烈牺牲,成功以后做元老,不可轻言牺牲”,“都去当烈士,谁来当元老呢?智者,智不危身(《春秋繁露?楚庄王》‘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做事至少不对自己有害。遇事,要先保存自己,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毓老师又说:“你们的胆绝对比不上我,我尽做选锋(‘选锋’是敢死队,与‘前锋’有别)。”但毓老师念兹在兹的“学生”是“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抚慰天下苍生”,毓老师自号“安仁居士”,仁者安仁,“仁”字是形而下的生之本。孔子督励弟子“学仁”,毓老师则训勉弟子“学生”。

人生下来也活了下来,就开始了他的人生,直到生命终结,无日不生活,所以要“学生”,学会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抚慰天下苍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古圣先贤都在学如何为生民立命;乾坤有险阻,“学生”较不易学得的是于猝然逢凶遭灾时,如何学会生存,如何度厄求生。

借助念佛经脱逃成功,毓老师特别有感触,他从没想到念佛经可以救自己一命,人生有什么东西不需要学的呢?而学的东西不能化为实用,成为实学,帮自己、亲人,以及可以帮助的人度死劫离苦海,学再多又何益?《论语?子张篇》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毓老师因而在百年读书中,什么书都读,一如孔子的“焉不学”,毓老师学医、学武功、学唱京剧,也学弹月琴,将所学融会贯通成可用之学。

毓老师讲学不只讲授经书,也讲子书,共讲了八部子书,他说:“经书所言之术较含蓄,何不读子书?今欲为中国远图计,《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参及《孙子兵法》,必能研究防守之策。其他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更是不可不读。刘备将死,训其子阿斗不可不读《商君书》,可见其必有要义在。”

不过,实学用术和思想仍有分际,毓老师认为,先秦法家讲法术,订下规矩要老百姓去遵守,不遵守就重刑,法家主张是思想的死胡同,没有思想可言,而名家、道家、墨家则各有治时弊的想法,都受时代背景影响。思想家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时代的产物,得接受时代的考验,贵乎后世能不能接受。

毓老师讲学,最服膺的是百名洋博士弟子。1950年-1970年间,外国人来台,给台湾孩子家教补习英文,补习费甚高。毓老师给洋博士弟子上课,不是洋博士弟子选毓老师,而是毓老师选择洋博士弟子,几个有心拜师的弟子,通不过毓老师口试,得先自行学中文两年再入门。

毓老师高壮伟岸,长年一身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左手无名指套了玉扳指。毓老师早期为洋博士弟子上课,右手执经,左手拿了一支香。点着的香支插在书桌上的鼎形香筒里,说:“读经一定要敬书,必得烧香。”洋博士哪曾见过这种读书方式,个个诚惶诚恐地陶醉在毓老师高雅说书的氛围中。

“天德黉舍”第一班生,收台湾的大学程度以上的弟子,从早上八点讲到正午十二点,其间未休息。连坐四小时,学生没人离座,偶尔有一两个低着头上厕所。毓老师有时讲学时间超过四小时,他忘了时间,听课的弟子也忘了时间。毓老师讲活了《论语》,就像孔子亲自讲学。

“讲学要像说书、说相声一样,要说得有如目睹,说得极伟大,让听的学子目不转睛。”毓老师如是说。

讲学半世纪的毓老师不只把死人的孔子说活了,也把所说的诸子说活了。毓老师不喜欢孟子,不只因为孟子思想是禹、汤、文、武、周公的小康世理念,更因《孟子》书有些章节写得太长,他小时候背不来,常被罚跪背书,对孟子有“旧恨”,他说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好吹牛,他问弟子:“什么叫吹牛?”然后自解:“孟子有力气,嘴巴可以吹出一条牛。”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多数哲学系学生上课热情不高,一些教授免费开课,选修学生没几个,有的三五人,学生怕大家都不来听课,老师面子挂不住,不给学分,只好轮流听课。毓老师讲学地方在民间,且在地下室,三十多坪大的房间,曾挤满了两百多个缴交束脩听课的学生,个个虽挥汗如雨,精神却抖擞振奋,凝神作笔记。

现在大学文学院,有所谓的博士,但并非如《中庸》“博学之”的博学之士,仅只博一经之学而已。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相承,诸子、诗赋、术士、方技,都立博士。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每一经都有博士,所以博士不是通五经之士,而是通一经之士。毓老师说:“古代通一经者曰博士,通六经者曰通人。汉代官学因立十四经,有十四位博士,现在博士找不到工作满街跑。”

现代人所学科目多,讲学老师又常兼行政工作,读书时间不多,能钻研一经、一子已经不容易,故而所谓的博士,不是穷究六经诸子的真正博学之士,而是只读一经一子的一曲之士。

今日文科博士为了写《易经》《尚书》或《老子》《庄子》等古书的研究论文,常在历代注释、校刊、训诂等专门著作中作考据工作,不仅无法通贯诸经诸子,也无法将古书哲理应用到今世人生,没有独立的思想,容易成派系学阀。毓老师认为以如此方式著作讲学,无法写出、讲出实学,学子所得空泛无实,无益社会、国家、人类,因而说:“写文章要写自己的想法,不要浪费生命,把别人的东西凑在一起。现代写论文后面,那么多参考书,结果难免碎尸万段。某些讲学先生每讲一句《四书》原文,就说了许多注解,什么‘程子曰’、‘朱子曰’、‘谢氏曰’、‘尹氏曰’,就是没有‘自己曰’,讲了一堂课几千字,所说的都是仓颉的字,没有自己的一个字。”

毓老师对时下这些先生的讲学不以为然。毓老师批评说:“学究不是错,而是其短在不恢宏,有如裹小脚。读书、讲书不要只照传统的字讲,那没有境界。自己所见者小,又孤高自赏,那就是庄子所谓的‘学鸠’。引申了以后,我们骂那些没用的读书人叫作‘学究’。”

《论语?为政篇》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中庸》也说:“温故而知新,敦厚崇礼。”孔子说为师要温故,温书后能知新,与时代并进。毓老师不满现在为师者大多温故、守故而不知新,不能以时出新,感叹说:“讲义教三代,时代一改变,都用不上了,每天不知所为,当然就不知所云。”

毓老师对某些可能误人子弟的讲学先生,有时按捺不住,难免说了些重话:

实学是自得的,父也无法传子;没有实学不该教书,做什么都可以吃饭。

为什么要读书?教书岂是容易?不用心就把孩子教成死人了!

今天许多老人骗尽年轻人,以老牌子耍青年人——真是老而不死之谓贼。

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现在真正讲旧学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今天教书的没有读过书。

讲学犹如戏子唱戏,今天有几个家像家?

冬烘先生不是清高,而是笨蛋,是你误了经书,不是经书误了你。许多人教了三年书,不论老少都成冬烘。

每个人的智慧与了悟,绝对不一样,讲书谈何容易:智慧中等以上,可以告诉高深的学问,下学上达;中等人要循循善诱、学不躐等;下愚的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毓老师幼时每日读百字,日念百遍,背百遍,不怕慢,只怕站(指停止不前),即因下此功夫,才能融会贯通,上下连贯。十三岁背完《四书》《五经》后,中国智慧都在他的脑子里,他讲学不只旁征博引,依经解经,且能一以贯之。今日多数大学先生应酬多,心不能静,不静读不好书,只能在所熟悉的一经一子中作考据训诂。毓老师早年的洋博士弟子魏斐德就说毓老师这种经文互证、一以贯之的教法,激怒了一批在研究所教他古典中文的文献学者。

毓老师曾在1972年到政大哲学系讲学,用最大的教室,学生挤满了教室,有政治系教授领学生来听课,说:“等毓老师讲完了,我们再讲。”但也有老师不认同毓老师的讲法。

毓老师学武练功,是满洲八旗的正红旗旗主。毓老师情性刚严坚毅,他曾说:“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放肆。”一些批评毓老师的先生只敢在背后放言,他心有感触说:“讲学不容易,要把死人讲活,要把活人气死!”

毓老师以通俗的实学讲经子,把古人讲得活灵活现,把古书讲得可用,可作为生活、生存的指导书,且督励弟子们学会如何生活、生存和抚慰天下苍生。

某位台湾有名的研究《红楼梦》的教授,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的“之”字。这种治学、讲学方式,就把学子教成不会思想的“活死人”,而自己满脑子即是死人思维。毓老师说:“圣人是活活泼泼的人,是后人将他变成死人!”因此,毓老师的实学讲经,有时确会把活人气死。

“神”这个字,宗教大多视为创造万物的上帝、天帝、主宰者。毓老师说神是死人,但这些死人做人的时候,留下许多遗爱,嘉惠世人,所以,神是“遗爱在民者”。毓老师引《易经?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不测之谓神”、第九章“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第十一章“民咸用之谓之神”,以及《说卦传》“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神’能够知变化莫测之道,如发明家能够尽物之性,把万物奥妙发掘出来,让老百姓都能使用,这些发明家就是遗爱在民的‘神’,我们老百姓称赞他们‘好神’、‘可神了’。”毓老师如此讲“神”,自然会气死神学家、宗教家,以及专门治训诂考据学的学院教师先生们。

《孟子?公孙丑篇》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毓老师讲学,学子受学,高山仰止,风涌景从,有人批评毓老师讲学热络情况是“信仰”。毓老师说:“某人批评我讲信仰,非讲学术。人不能以所学为信仰,则无力量,今天人软弱,就因为没信仰。”这个批评毓老师讲学的先生,不知道自己反而称赞起毓老师来了:一个人讲经书,却讲出信仰来,曲指古今人物,几人能够?

1991年两岸结束紧张对立状态,两岸人民往来全面开放,时年八十六岁的毓老师回故乡,见清朝祖先坟墓永陵崩毁,决心捐款修复,1997年修成。2004年永陵继东、西陵之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毓老师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多年,门徒万余人,造就了不少出名的中西学者,他的读书经验和讲学成就,是中华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毓老师略作更易:“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毓老师讲学六十多年,门下弟子先后成立多所书院,接着毓老师讲学,毓老师应该无忧矣,但毓老师为儒学的传承仍具忧心,他说:“讲儒学很惭愧,没有发挥作用!”

西方婚丧在教堂举行,牧师、神父在典礼中引《圣经》讲道证道,传播上帝、耶稣、玛丽亚神旨福音,宗教进入社会,影响人心;中国经书中有许多情爱诗篇和感念父母慈爱劬劳之文,但证婚或主祭者都是请一些有头有脸的名望人物,在婚庆中说“永浴爱河、白首偕老”,于丧礼中点主称颂死者,未如西方主持的神父、牧师引《圣经》证道,中国儒学似乎只局限在学校中传授,未能扩及社会教育,无法发挥化育功能,将文化落实民间,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隐忧。

毓老师以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多年的生命经验提出活化中国文化的药方,今日当务之急,即在培养能以通俗语言讲实学、讲出活学问的儒学传道人。毓老师说自己为了写《白话易经》,看《圣经》,是想让没读过中国书的一看就懂,因为《圣经》这本书,阿婆都看得懂,才有那么多信徒。

毓老师说要写让阿婆都看得懂的《白话易经》,可惜并未写出来,他曾说:“把《易经》六十四卦当成处理事情的步骤。一件事,即变异。‘易’这个字是‘日’、‘月’的合字,日、月天天换,日落月起,日升月恒,‘日’、‘月’即‘明’。读《易经》可以帮忙明白处理每一件事。六十四卦就是一件事的六十四个大步骤,每一卦分六爻,即针对所处的时和位的不同,因而有六个阶段。《易经》智周万物万事,六十四卦周延,包括每一件事,我们常常只用两三卦甚至一两爻就可以处理得十分周延,像孩子要受教育,就看蒙卦如何启蒙养正,打官司看讼卦,从讼卦中研究如何下手应付。读了《易经》,就不必找人算命批八字,像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用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故而名‘中正’、字‘介石’。陈履安的爸爸陈诚字‘辞修’,是取自乾卦《文言》‘修辞立其诚’。我们要开店取个店名,也只需要翻一翻《易经》,‘鼎泰丰’生意特别好,取了《易经》鼎卦、泰卦、丰卦三个卦名,赚钱不付费……”

毓老师未写成阿婆看得懂的《白话易经》是中华文化一大憾事,我们只能回味些许昔日毓老师讲学、师生欢聚的美丽情景。

《庄子?齐物论》说庄子梦中化蝶,毓老师多次盛赞毛毛虫化蝶的造化之能。万物茂生,本于自然造化,老师讲学也可以收教化之功,如春风化时雨。

“化”要了无痕迹,脱胎换骨。毓老师讲学,有时不仅通神,而且入化。我们且举《论语》几章说说。

子贡辩才无碍,春秋末期的五霸消长形势,受到子贡一趟游说的影响。子贡曾任官于鲁、卫两国,且经商于曹、鲁两国间,富致千金,为孔门弟子首富。口才好,又有钱,子贡难免气盛凌人。

《宪问篇》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毓老师说:“你(指子贡)常批评人,你真有闲工夫,我哪有工夫扯闲,自讼、自试都来不及,孔子真会开玩笑!”

什么叫“自讼”、“自试”呢?

《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这章没有说是对哪个弟子说的,很可能就是子贡。毓老师解读“自讼”是“告自己的状,给自己一拳”,“自试”是考一考自己。

《论语?公冶长篇》另外一章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于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毓老师说:“‘赐也,非尔所及也’,泥菩萨过江,不是你之所能及。孔子此话极为不客气,如此揭人之短,多酸!可能是有钱的子贡束脩交得太慢。人就是人,有情!”

毓老师重时重术。《宪问篇》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毓老师说:“孔子称赞蘧伯玉的使者会说话,真是标准的使者!这使者说‘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多么投机的话,虽是空话,但是使人高兴得不得了!”

《阳货篇》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朱子注解说:“阳货之欲见孔子,虽其善意,然不过欲使助己为乱耳,故孔子不见者,义也。其往拜者,礼也。必时其亡而往者,欲其称也。遇诸涂而不避者,不终绝也。随问而对者,理之直也。对而不辩者,言之孙,而亦无所诎也。”朱子在孔子和阳货对话中,称赞孔子有义、礼、理之直、言逊等德行。毓老师说:“阳货说:‘来!予与尔言。’这是不客气的话,平辈也不能用。应学会说话,要说中肯。圣人就是活活泼泼的人,是后人将他讲成死人!看任何书,必要活活泼泼。孔子聪明过度,难处。圣人必仁且智,阳货将此一标准去掉。人不可无术,孔子是圣人,但他和阳货都用术,两人都说假话。好说假话,欺世;会说假话,应世随机应变。办事,十之八九有假话。联合国代表的话皆假。做事不要选圣人,要养鸡鸣狗盗之徒。”

毓老师讲实学,他认为训诂、考据方式治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人讲古书就要古为今用,新的时代要有新观念、新思维,古代天子之下是三公、诸侯。什么是“三公”?三公就得尚公、无私、与天地合其德。什么是“诸侯”,“侯”的本义是斥候,看家狗。以前的“诸侯”就是皇帝的几位看家狗。

从毓老师的讲学方式及内容,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活学问,知道怎么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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