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藏与露 - 第一章大清出了个曾国藩

第一章大清出了个曾国藩

大清出了个曾国藩，欲在仕途上建功立业者，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为官之道；欲创办企业笑傲商界者，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创业之道；欲打造拥有强大执行力的团队的领导者，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治军之道；欲修炼内心增进智慧者，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明理之道；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者，可以从他身上学到治家之道。

——作者题注

一、大清出了个曾国藩

有些时代，记录着伟大的历史。

有些人物，引领创造了伟大的历史。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有时候，历史就像一位超级策划大师，把足以决定各个大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件，都安排在了同一个时代。

19世纪60年代，对于西方列强欧美大国来说，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10年。因为，这是一个为大国崛起起了奠基作用的10年，一个大国开始兴旺发达的10年，一个值得大国史学家们大书特书的伟大的10年！

这个10年，美国崛起。1860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在随后爆发的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林肯领导的北方联邦军取得了最终胜利。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成为了单一的、联合的、强大的国家，奠定了美国崛起的基础。这次内战后，美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政治进行了较大改革，文化教育有了较大进步，美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至19世纪末，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超过了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工业国。

这个10年，德国崛起。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随后就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德意志统一的进程。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普军俘虏了10万法军，其中包括法皇拿破仑三世本人。随后，俾斯麦挥戈巴黎，并于1871年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倾覆后的废墟上，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从此，在科教兴国思想的指导下，德国逐渐成为欧洲实力超强的经济军事大国。

这个10年，日本崛起。1868年4月6日，日本睦仁天皇发表了《五条誓文》，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方向。同年10月23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日本从此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历史，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这个10年，俄国崛起。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阵痛和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中意识到加快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性的沙皇政府，决定在1861年进行改革，迅速加大了对工业建设的扶持和投入，从此使俄国真正走上了近代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使俄国工业发展在19世纪出现了持续高涨的局面。

这个10年，英国鼎盛。1837年，18岁的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开始了她漫长的64年的统治。她在位的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英国达到了强盛的顶峰。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强，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英国的富庶，令新老世界均为之侧目。

这个10年，法国崛起。在这个10年，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极为疯狂，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者们有不少得意的业绩：1860年和英国一道洗掠了中国圆明园，获得了清政府提供的大量赔款和特权；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此外，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北非、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

19世纪60年代，美、德、日、俄、英、法这些大国或崛起或改革或繁荣或富强或扩张，同为大国的中国，这个时候又在干什么呢？在这个10年，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大事件？谁成为了这个10年的绝对主角？谁主宰了这个时代？谁又影响了未来的半个世纪？

1．“重症病人”与“再世华佗”

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世纪时，身体早已羸弱不堪的大清王朝已经是苟延残喘，谁也没有帮它根治的本事。

屋漏偏逢连夜雨。几万里之外的两个越来越强壮的强盗——英国和法国，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欺负体弱多病的中国。先是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抢走了香港；后又和法国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毁了圆明园，逼清政府签了两个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大量赔款。不过，这种被抢劫的不幸之事，对大清统治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多年前，荷兰就侵占过台湾，葡萄牙抢走了澳门！

落后就会挨打，体弱易被欺负。谁让你成了弱势群体呢？打不过我就花钱买个平安吧，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与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

也许，对于大清这个有气无力的病人来说，被身强体壮的强盗抢劫和收保护费，都还是一件可以忍受的事情。毕竟，老命还在。但如果在本就虚弱的躯体上，突然长出了几个肿瘤，且已开始癌变，这可就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头等大事了。否则，肿瘤一旦恶化，癌症进入晚期，就性命难保了！

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看，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20年间，最可怕的肿瘤，毫无疑问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肿瘤转化成癌症之后，迅速地恶化，导致大清这个病人被立刻送进了重症加护病房，然后全天下的名医都被找来，对其进行诊治营救，最终还是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药方和医疗器械管用。

正当大清这个病人陷入绝望之际，突然冒出了一个“再世华佗”。这个“华佗”在对付恶性肿瘤方面，之前完全是个外行，因为他一直是搞行政工作的。但在临危受命之下，他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终于研制出了一款名叫“湘军”的特效药，最后居然把“太平军”这群极为生猛的癌细胞给消灭掉了。

肿瘤除掉了，病人康复了，“再世华佗”于是大名闻于天下了，功绩彪炳青史了。

虽然大清这个被“再世华佗”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重症病人，在肿瘤被除掉之后，依然没有改掉之前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日后还是被新的“癌细胞”革了命，但这已经不关“再世华佗”的事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个“再世华佗”，就是曾国藩。

2．曾国藩的时代

19世纪60年代，是属于曾国藩的。

1871年，德意志实现了统一，野心勃勃的德国开始走向强大；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大和民族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1868年，中国依然内外交困，中华民族仍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对于曾国藩来说，1868年，却是最春风得意的一年。

据说在这一年，奉旨进京面圣的大功臣曾国藩，在进入北京城时，竟然引得北京万人攒动。原来，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们都想目睹一下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前往紫禁城面圣并接受加官晋爵赏赐的曾国藩，一路上面对万民或膜拜或羡慕或忌妒或好奇的目光，也许内心会感慨万千，也许脑海中早已回想起了10多年前自己离开京城前后发生的事情，以及这10多年来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生死成败、酸甜苦辣，自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851年，眼看着大清朝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以“为国藩篱”为己任的曾国藩，向咸丰皇帝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本人的折子，结果差点儿让自己的脑袋搬了家！幸亏有同僚们向皇帝求情，才留住了性命。

正当曾国藩因犯颜直谏而差点被咸丰砍了脑袋的时候，远在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由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自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的太平军，在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领导下，在短短的数年间，就横扫了大清的半壁江山，清王朝那些一直作威作福的八旗兵被打得屁滚尿流，那些整天只会鱼肉百姓的绿营兵被打得魂飞魄散。由大清统治者指派的各位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在那支由土包子、泥腿子、烧炭佬等老百姓所组成的太平军面前，被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毫无还手之力，几乎找不着北。

太平军定都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同时开始北伐和西征。一路上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眼看着大清朝这座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倒塌之期指日可待，忽然，曾国藩带领着他那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湘军出山了。

曾国藩率领着湘军，与太平军苦战了12年。其间，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3次想自杀，数度被猜疑。然而，他咬牙坚持住了。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有胜利。知人善任的曾国藩、团队建设科学的曾国藩、领导和管理团队水平一流的曾国藩、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曾国藩，成为了两军“持久战”的最后赢家，成为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功臣！

大清朝的一次灭顶之灾，就这样被曾国藩消弭了！

曾国藩保住了大清朝的老命，也成就了自己！

12年前，他还只是一个业绩平庸的文吏；12年后，他已经成为朝野举足轻重的“中兴名臣”，荣宠一时。

曾国藩，成为了19世纪60年代的绝对主角，他主宰了这个时代！

3．曾国藩：谜一样的男人

曾国藩扶大清朝这座大厦于将倾的故事是精彩的，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12年的较量过程是悲壮的，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扼杀是争议极大的，曾国藩的是非功过是永远说不完的。

事实上，除了这件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事外，在曾国藩身上，还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读，还有太多的智慧值得我们去学，还有太多的做法值得我们去参考。

曾国藩自28岁中了进士后，10年内加官7次，连升了10级，到37岁时已经成为了二品大员。如此年轻就成为了朝廷高官，这在整个大清朝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是如何在关系错综复杂、派系钩心斗角、朝堂危机四伏的大清官场中游刃有余、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的呢？

太平军声势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在此背景下，为什么会有多股力量把曾国藩推往前台？是谁要把他置于风口浪尖之上？

他是如何创建和训练湘军的？为什么别的清军都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他的湘军却拥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居然能够与如日中天的太平军大掰手腕，并最终战而胜之？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为什么他的子孙后代能人才辈出？他是如何治家和教育儿女的？

作为大清朝的“打工皇帝”，他是如何与老板咸丰以及清朝董事会博弈的？

为什么梁启超会认为曾国藩是中国有史以来，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为什么毛泽东会“独服曾文正”？为什么他创建队伍、管理队伍以及带兵打仗的智慧与曾国藩创建、管理和指挥湘军的思想那么相似？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都有哪些？

其实，我们还能在曾国藩身上问出无数个“为什么”。在后面的章节里，本书将为诸位读者提供上述问题的若干参考答案。

越是深入了解曾国藩，笔者就越有一种冲动：欲告诉大家一个真实而全方位的曾国藩。

越是感悟曾国藩的智慧，笔者就越有一种冲动：想让他的智慧给更多的人以启迪和帮助。

有形的东西，越分越少；无形的东西，越分越多。曾国藩的智慧，尽管无形，却是无价。那么，让我们开始分享吧！

二、如果领导们是庸才，你的机会就来了

凡事皆有因果。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就没落衰亡的帝国，也没有无缘无故就被推翻的王朝。正如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生病，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死亡。

一个正常人是如何走向死亡的？如今很多健康类书籍的说法是：这个人的能量供给系统和免疫系统均遭到了严重破坏。当这个人的健康观念出了很大问题后，便容易养成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危害健康的嗜好，如暴饮暴食，吃东西只顾口感不顾营养，作息时间紊乱，从而导致身体里累积了多种慢性病，越来越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使身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差，同时，还有可能使体力透支越来越严重，能量供给系统陷入瘫痪。于是，小病大病就开始找上门来，如果医治不及时，用药无效果，随时就会没命。

一个王朝是如何走向覆灭的？历史教科书式的解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冲突不断发生，并由小冲突升级为大冲突，由地方性斗争升级为全国性起义，由星星之火燃烧成燎原大火，最终改朝换代！矛盾的起源，是统治者的统治理念和国策出了问题，比如民族歧视。矛盾的累积，往往是官员们贪污成风、吏治腐败日甚，导致老百姓们负担越来越重。更为可怕的是，军队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弱。如果把国家比作人体，那么，老百姓就是国家的能量供给系统，军队就是国家的免疫系统。一旦这两个系统遭受到严重破坏，各种病症就会不断产生——各地大小起义不断。同时，国外强悍的敌人也会乘机入侵，抢夺财物和土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一个王朝很容易走向覆灭。

一个人要“找死”，归根到底都是被头脑这个领导给害的。因为它没有让嘴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没有让身体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嗜好，没有给予身体正常的作息。一个王朝要“找死”，本质上也是被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领导者们给害的。正因为他们制定了容易引起阶级矛盾的政策，纵容了各级官员贪污腐败，还无视军队的日渐废弛，导致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最终不得不反，再加上军队的战斗力还弱得不行，这个王朝的统治者焉能不被灭掉？

1．民族歧视严重：身体阴阳失衡，乃百病之源

懂中医的人知道，阴阳平衡，才是健康的保证。虽然每个人的身体从一出生就是阴阳不平衡的，或阳盛，或阴盛。然而，如果不希望自己经常生病，就必须通过调理，让自己的身体大致保持阴阳平衡，亦即平日里阳虚的人应以助阳温热为保健，阴虚的人应以滋阴去火为养生，从而使身体达到和谐，益寿延年。

一个国家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国家里的全体公民若能和谐共处，就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然而，如果人民内部矛盾重重，就相当于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就容易滋生疾病。导致国家阴阳失衡的，往往是民族歧视。

50多岁就退休了的美国首富比尔·盖茨有这样的名言：“世界是不公平的！”是的，在我们身边，不公平的现象处处可见，直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着民族歧视，更别说中国的近代和古代了。

大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其国体政体和之前的明朝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上，明显地带有民族歧视的痕迹。

早在入关之前，满洲贵族就实行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入关之后，他们尤为重视拉拢汉族士人参加政权，在中央各部、院的官职设置上，使满汉缺额，即官员编制中满人与汉人的数量相当，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也采取满汉参用的做法，从而笼络了汉族地主，扩大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力量。但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吏一直存有戒心，设计防范，不使他们掌握实权，尤其是军权。

清朝政权的中枢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行政。内阁仅康熙一朝较有实权，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便失去实权，变成例行公事的机关。总揽一切大权的是军机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讨论，由皇帝做出决定，向全国发号施令，所以时人和后人皆称军机处为“政府”。

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等）中特简差派，并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分别，按固定顺序排列。皇帝还指定一名亲王或大学士为首席军机大臣，称为“领班”，又称“首枢”。首席军机大臣往往为满人，仰仗着皇帝的倚重，总揽大权，汉员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就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也不会受到重视。例如，在鸦片战争期间，军机大臣王鼎为了起用林则徐一事，在道光皇帝和众大臣面前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一再苦争，但始终得不到上至皇帝下至众大臣的支持，最后愤而自杀。

六部的实权几乎全部掌握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不过是随同画诺而已。掌握清朝地方大权的官员是总督和巡抚，总督的权力尤重，各地绿营兵及其长官提督，都受总督管辖。为防止汉族官员掌握军权，总督大多数由满人担任，汉人极少。对于汉族地方督抚，清廷有时也放心不下，往往会指使满员暗中监视，密报他们的动向。对于一些地位不高但颇有实权的员缺，也限制汉员插足。此外，旗员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遇婚、丧、疾病皆可请假，假满复职。汉员遇父母丧葬，必须回籍守制3年；遇结婚或久病不愈也要开缺；服阕或假满之后，除内阁中书等少数员缺外，都必须重新入班候补，不能径复旧职。至于科考、补缺、升迁的难易程度，满汉之间更有天壤之别。

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在无形中不断地提醒着汉族官绅和民众，自己正遭受着异族的统治。只是，面对着种种的不平等，他们只能服从，只能忍耐。但这无疑会对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这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祖制如此，绝对不可能轻易改变。要知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之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再者，满洲贵族虽以弓马强悍征服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但他们人数少，文化程度低，若打破民族界限，任人唯贤，科考取士，他们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

清兵入关后，通过残酷地镇压汉族各阶级、阶层的反抗，征服了汉族人民，却无法征服汉族人民的心。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下层人民一直秘密从事着反清复明活动。即使在汉族士人之中，也有一部分人不满满洲贵族的统治，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与学术活动，采取这样那样的形式，不断地将这种情绪向异族统治者表现出来。

民族歧视，使作为少数民族的满人，与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矛盾迟早会激化，只是时间迟早而已。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上患有隐疾，只要条件成熟，就会发作的。

2．老百姓不堪重负：能量供给系统已经透支

任何一个独立的系统都必定存在着一个能量供给的子系统。例如，计算机的电源和汽车的油箱和油路系统。人体的能量供给系统要远较汽车和计算机复杂，就像汽车没有油或油路不顺，计算机没有电或电压不足时，都会给系统造成严重的运行障碍，甚至完全瘫痪一样，人体的能量供应不足也必定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医学研究表明，这很可能是导致各种慢性病最主要的原因，更可能是造成多数人死亡的真正原因。

国家往往也有一个能量供给系统，它就是全体老百姓，用今天最通行的称谓就是“纳税人”。如果能量供给系统“油量”不足、油路不顺，或者没电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纳税人”被盘剥得已经不堪重负了，国家就会产生各种慢性病——反抗不断，更有可能造成死亡——国家灭亡。

国家的能量供给系统被整得“没油”或者“没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们对“纳税人”抽税抽得太厉害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最后逼得老百姓都只能去造反——病就这样生了！

让我们看看大清朝的领导们，是如何把国家的能量供给系统给搞透支弄瘫痪的。

清王朝创立初期，几代统治者都颇为善于治理国家，其文治武功并不逊于汉唐盛世。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发展，乾隆之世达到鼎盛时期。乾隆后期各方面矛盾开始暴露，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朝政日趋紊乱。奸相和珅的用事更加速了这一腐化过程。乾隆死后，嘉庆帝虽然处死了和珅，惩办了一批罪行昭著的官吏，但已无力扭转这一衰败趋势，贪风不止，腐败日甚，直至道光末年都没有一点好转。

与此同时，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日渐恶化。乾隆中期以前，清朝财政每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到了嘉庆末年，国库已日呈入不敷出之势。

乾隆、嘉庆以后，大清朝的吏治更加腐败，官员“牟侵所及，大略农民尤受其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唱出了百姓的怨恨和无奈，更反映了潜伏和积聚着的反抗力量。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曾把清朝的官吏比作狗蝇蚂蚁、熊罴豺狼之类，普通百姓投告无门，生存无路，“漫漫趋避何所已”，生活苦不堪言。

人祸更逢天灾，道光、咸丰之交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的苦难雪上加霜。

3．军务废弛：免疫系统遭遇根本性破坏

如果说老百姓——“纳税人”是一个国家的能量供给系统，那么，军队无疑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免疫系统。

人体的免疫系统能自动对抗外来有害物质，消除坏死的细胞，防止在细胞复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基因错误，这些基因错误是导致肿瘤和癌症的一大原因。人之所以生病，是人体本身给了病原以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免疫系统有所缺失，来不及攻击病原。一旦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身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这时候，身体内部的病原和身体外的病毒，都会伺机侵袭你。

作为一个国家的免疫系统，如果军队的抵抗力不断下降，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被内部的起义所反抗，被强大的外族所入侵。

满清的军队，从当初战斗力非常强大，到后来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力的迅速下滑，注定其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纸老虎。

当年入关时威震天下的八旗铁骑，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就已显出了腐朽之势。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表现不凡的绿营，后来腐朽衰落的速度比八旗兵还厉害，等到参加对抗白莲教起义的战斗时，已经不堪使用，反倒是地方团练武装出力甚巨。当时，八旗和绿营是清朝的“经制兵”，八旗约20万人，绿营约60万人。80万国家正规军，却在1万多英国侵略军面前无能为力，迎敌者一败涂地，援助者迁延畏缩，任凭敌军往来纵横。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军队内部的严重腐败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经制兵员额空缺，训练不精，素质低下，倾轧严重，已经腐朽到了根儿上。绿营兵受召唤增援前敌时，很多人竟然不忘带上烟枪，更有甚者连路都不愿意走，而是雇人抬着走，这样典型的“老爷兵”何以能战？又以何战？

曾国藩看到，在永明，绿营甚至进行有计划的抢劫，“分众伏于各村外，一更时忽炮声四起，既遍淫妇女，复将财物卷掳”，“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湘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种种耳闻目睹之事，使曾国藩对绿营之弊有了深切的感受，他对绿营做了这样的描摹：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具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八旗兵和绿营兵到了清朝后期，简直成了清王朝这个身体上感染的艾滋病毒，不断地破坏着免疫细胞。

这样的免疫系统，不但起不到保护身体的作用，还变成了有害的细胞，确实可悲可哀可怕。大清王朝由这样的免疫系统保护，不生病不生大病不被体外病毒入侵，才是怪事！

4．各地起义不断：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

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身体的能量供给系统出现了透支问题，身体的负担就会不断加重，即使别的系统没有大问题，也会“过劳死”！如果再加上身体的免疫系统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那么，病症就必然会成为这个人“最亲密”的伴侣。

大清王朝的贪污腐败，让老百姓这个能量供给系统不堪重负，再加上免疫系统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瘫痪，所以，到了清朝中后期，各个地方起义不断，真可谓是“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

整个19世纪，大清王朝治下的中国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变化之中。八旗铁骑的骁勇，康乾盛世的富庶，都在严重的内部消耗和严峻的外来威胁中如烟飘逝，慢慢地成为残存于后世记忆中的历史。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乾隆中叶以后，长期潜伏于民间的各种反清团体，诸如白莲教、天地会等以及它们名目繁多的支派逐渐活跃起来，零星的个别反抗渐渐发展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起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在山东首举义旗，接着发生了甘肃回民新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此起彼伏，旋兴旋灭，但却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

清军入关后的大清王朝第五代领导人嘉庆皇帝，从他老爸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手中接过来的，已经是一副沉重异常的担子和一片危机四伏的江山。就在他接手父亲的领导权后的第一年，一直看起来都很健康的大清王朝忽然就爆发了一场“大病”。

嘉庆元年（1796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首先在湖北枝江、襄阳爆发，然后迅速发展到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历史上称之为川楚白莲教起义。大清政府通过征调天下过半的军队、耗费银子2亿两，花了9年的时间才把它镇压了下去。

这次起义也成为了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此起彼伏，殆无宁岁。

在经历了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冲击后，大清这个纸老虎的虚弱被暴露无遗。在这次“大病”中，就连大清的皇宫亦受到了义军的冲击。面对此情此景，嘉庆也只能无奈而悲凉地慨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嘉庆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更是一位“苦命天子”。这时候的大清，早已江河日下，就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的人，身子非常虚弱。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没有正常的能量供给和强有力的免疫系统，还是会继续生病，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治标不治本。在道光一朝里，尽管统治阶层不断派出军队去镇压，但各地的起义和反抗反而更加频繁，几乎年年都有起义发生。

一个人如果偶尔生场小病，如感冒发烧之类的，对身体的免疫力的维护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那么，他的身体迟早要垮掉。因为，即使他身体内部的病毒发作起来不致命，身体外面的病毒也会侵袭进来。

5．欧美列强不断来犯——体外病毒持续侵袭

从嘉庆到道光，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不断地折磨着大清羸弱的身体。高层领导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才使这个“身体”脱离了“危险期”，但还没怎么恢复呢，如狼似虎的欧美外寇，就开始不断地前来撕咬侵夺了。道光皇帝在位的日子里，割地赔款的苦酒，他不止一次地尝过。

自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大清帝国就一直在闭着眼睛走路，一步步地落在了世界的后面。落后就要挨打！可惜，只有当真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时，我们才会认识到这句话是“黄金法则”。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人驾着坚船携着利炮，野心勃勃地光临了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从此，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老大的大清帝国，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早已是不堪一击，而世人也从此知道了大清的外强中干。于是，沿海大清水师的舢板被英国外寇的“开花大炮”炸成了一堆堆碎片，八旗与绿营的密集队形在大不列颠鬼子的排枪的交响声中人一片片倒下，之前还自信满满的总兵提督乃至总督巡抚，都兵败如山倒，只能饮恨自裁！钦差大臣则追赶着侵略者的舰队，去签署那屈辱的城下之盟……这就是“鸦片战争”。由此，中华民族的百年痛史揭开了第一页！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落后之状，每况愈下，惨痛的教训似乎在鸦片烟气的氤氲中很快就被国人淡忘了。此时，虎门禁烟的林则徐早已被充军新疆。编著了《海国图志》的魏源，手捧着书稿怀抱着利器却报国无门，这部在中国没人关注的巨著，倒是在流传东瀛后受到了重视，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启蒙读本。

外有众多强敌的日益逼近，内有百姓不堪忍受的腐败与压迫，清政府注定要为它的麻木不仁和不接受教训，再次付出惨重代价。

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清朝军队，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法、美等殖民主义者接踵而至，纷纷效尤，遂将中华民族推入到了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6．太平天国运动——差点要了大清的老命

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就像《红楼梦》中连遭大劫的贾府一样，一下子塌了架，暴露出了老态腐朽的本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却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惊醒过来，开始注意世界的发展大势，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用新的斗争去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封建腐朽统治。

鸦片战争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之下，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起义和反抗更加频繁，尤其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两广和湖南，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1840—1850年）间，这里几乎年年有起义发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湖南雷再浩起义和两年后再度发动的雷再浩旧部李元发起义。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斗争的涓涓小溪，终于汇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1851年发生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的拜上帝会群众的武装起义，把农民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并在全国掀起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科举场上屡屡不得志的洪秀全，发动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被拥戴为天王，之后太平军攻克永安，初步建立了军事、行政指挥体系，分封诸王，清理内奸，团结队伍，战斗力日强。1852年4月，太平军乘雨突围，北攻桂林，东下全州，后转入湖南，在蓑衣渡遇到江忠源统率的楚勇袭击，遂改入湖南道州。围攻省城长沙数月不克后，全军继续北上，轻取岳州，打下武昌。至1853年3月，攻克了东南第一大都会南京，改称天京，定为国都，迅速形成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局面。以此为后盾，太平军迅速挥军北伐和西征。大清江山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爆发的，同时也是清政府内部腐朽透顶的催生物。

7．危险与机会同在——谁能把握得住？

一个国家如果各地起义不绝，外族侵袭不断，负最大责任的就应该是国家的领导者们。大清中后期的许多领导人和管理者都是庸才，不但使官场吏治腐败严重，贪污成风，就连军纪废弛都没有采取什么有用的应对措施。结果，在这些庸才逼出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中，大清朝的问题看起来已经积重难返。当太平天国起义军势如破竹，打得八旗军和绿营兵落花流水之时，当欧美强盗不时地扑过来咬几口肉的狼狈之下，大清王朝这个经营了两百多年的“巨型企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最大的机会。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就会开天辟地；如果清廷内部有人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化解这个危险，这个人就能成就千秋功名。

究竟谁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但无论是谁把握住了这个机会，都应该学会感恩，应该感谢清朝的各级领导者，正是他们，制造出了这最大的危险，从而在间接上为别人创造出了最大的机会。

三、机遇是很烫手的，要抓住得有足够的能耐

成就大事需要机遇。抓住了机遇，就能鲤鱼跃龙门，名利双收。机遇从哪里来？产生机遇的原因很多，而庸才领导的管理很可能就是给你创造机遇的主要原因。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机遇是很烫手的，准备不足、本事不强、能耐不够者是抓不住的。鲤鱼如果能力不济，很容易撞到龙门的横梁上，轻则被横梁撞回，重则被撞伤，甚至被撞死！

跃过龙门的鲤鱼总是少数。人也一样。不断提升个人实力与时刻准备着的人往往是少数，故而，功成名就的人总是少数。

大清朝中晚期的不少庸才领导，把大清王国搞得乌烟瘴气，导致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各地起义不断，最终爆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这绝对是大清朝的一个致命危机。这些庸才领导搞出来的烂摊子几乎没有人能够收拾得了。

1．机遇是很烫手的

有位哲人说过：“机遇是魔鬼，它把住天堂的入口和地狱的大门。”

机遇并不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大清几代庸才领导的经营与管理，最终为自己招来了致命的危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危机爆发，要么有能人站出来扶大厦于将倾，化解危局，立下巨大功劳；要么被危机颠覆，王朝“寿终正寝”，使造反者把握住了机遇，改朝换代。

如果你被推出来救急，却准备不足，能力不够，那么，你轻则率先饮到失败的苦酒，重则身败名裂，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因为机遇对于那些驾驭能力不足者，是极其烫手的，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去“抓”，就会被烫伤，甚至被烫死！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于大清朝各级统治者来说，首先绝对是一场灭顶之灾。因此，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军，绝大多数官员往往是或唯恐避之不及或硬着头皮迎战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太平军便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起来，直至建立太平天国，夺得大清半壁江山，并大有取清廷而代之之势！当然，这种对紫禁城统治者来说是十万火急的形势，对于欲出人头地又有满身本事可能能应对得了的人来说，却又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所有名扬千古的大人物，都是在这样的“大变局”中功成名就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那些被“机遇”这个烫手山芋烫着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被大清朝统治者派往前线去与太平军交战的指挥官，是如何被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的。

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将当时的全国革命形势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清朝政局翻覆。

清政府高层领导们对广西的情况反应是很迟钝的，而对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由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杨秀清等人领导的“拜上帝会”活动的情况则知道得更晚。刚开始时，清政府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遍地开花的天地会方面，直到金田起义前夕，清兵与拜上帝会群众发生了一场大战，清政府才发现了这支革命力量。清军与太平军交战，从一开始就连吃败仗，所以才引起了清政府统治者的特别注意。但这时，他们对拜上帝会内部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并把韦昌辉当成是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人，并不知道太平天国的领袖是洪秀全。

对于这些情况，一直忧国忧民、关心时局的曾国藩却早有耳闻，并时刻关注着。他很早就隐隐约约地感到，清朝政治弊端层出，迟早会引发大规模的起义。而令曾国藩着急的是，面对全国烽火四起、处处狼烟的形势，清政府却财政拮据，军队衰朽，根本无力对付这场战争。

很快，军事上作战失利的消息不断地从广西前线传至紫禁城决策层。刚开始，清政府四处调兵，打算把太平天国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但是前线将帅矛盾重重，各持己见，互不服气，互相掣肘，导致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从而节节败退。

金田起义后的太平军迅速占领了大湟江口，并向武宣方向进发，沿途吸收了很多天地会起义的群众，声威大壮，从而由起义时的一两万人发展到3万多人。

1851年1月，洪秀全在武宣县境内的东乡称天王，并任命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分别为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兼领中、前、后、右各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使领导体制日渐形成；同时各项条规陆续制定，作战经验也一天天丰富起来。

咸丰皇帝见李星沅、周天爵软弱无能，只好将二人革职，同时任命自己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广西前线的最高统帅，以统一指挥权，并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助赛尚阿办理粮饷事务。在朝臣中，赛尚阿地位最高，与咸丰皇帝关系最亲，将他派往前线，足见事态严峻。这一举动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火烧起来后，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扑灭方法，火势必定不可控制。果然，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运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

赛尚阿赶到广西后，清军内部不和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各路清军围困永安半年，指挥始终不能统一，行动也难于一致。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各股清军大多遥遥尾随，唯独乌兰泰穷追不舍，结果被太平军的伏兵打败，他本人也被击伤，后死于阳朔。这时，太平军的主要对手就剩下了向荣。自从打了败仗又遭赛尚阿参劾之后，向荣一直心怀不满，消极观望。当太平军由桂林解围北上后，清政府便命向荣跟追，向荣却称病留驻桂林，拒不从命。咸丰皇帝愤而将其革职留用。然而，此举亦无济于事，直到赛尚阿被劾革职，向荣才领旨匆匆地由桂林赶往前线。

正当太平天国运动洪流狂奔，清军被打得闻风丧胆之时，本书的主人公曾国藩又在干什么呢？这时，屡向咸丰皇帝进献忠言却屡不被用的曾国藩，被朝廷派到江西担任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完事了还可以回家探亲。

曾国藩南下途经安徽太湖县境内的小池驿时，忽然接到了其母亲江氏的讣闻，遂迅速由九江乘船西上，急急回籍奔丧去了。

他一到湖南，满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辗转回到故里后，他便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乡居生活。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能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都被太平军北上的消息冲淡了。后来，长沙之围被解，但却是太平军主动撤围的，人家的目的是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之后，太平军便攻克了岳州，后又攻占了汉阳、武昌等地。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望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也无人能领导军队抵抗太平军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命他以在籍侍郞身份在湖南办团练的谕令。

虽然说成就大事，就必须拥有大机遇，但当大机遇真的到来时，能够抓住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因为大机遇往往是以大动荡的面目出现的！

太平军对于那些非死即逃的清军将帅来说，确实是超级烫手的山芋。这时，曾国藩也快要面对它了，曾国藩的命运又将如何？他是如何应对的？

2．千呼万唤“不”出来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是大势所趋又有其特殊的背景。此时，太平军声势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只好下令各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去对抗太平军。仅在1853年3月至4月，清廷就先后在全国任命了45人为团练大臣，曾国藩即在此列。

曾国藩的被任命，有着他非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就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当官的。当他告老还乡后，便到江宁金陵书院去主讲，很快便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咸丰皇帝宣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了曾国藩，请皇上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同时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与才干，认为“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以自己的一生名望做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的忠贞，并看好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于是，在1853年，曾国藩接到了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但是，他正守孝在身，虽接命令，却无立即出山之意。这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了湖南地方官吏与地主士绅的波潮，于是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第一，湖南籍朋友极力支持曾国藩出山。

曾国藩结交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例如，曾国藩曾向咸丰皇帝推荐过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时，他就主动举办过团练，与起义力量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皇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忠源令其弟江忠浚招募故乡兵勇500人前来，号称“楚勇”。此后这支军队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比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经办团练，他多次去信表示坚决支持。

罗泽南也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以见面。此时的罗泽南借着举人的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正努力地培植着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等，后来都成为了湘军悍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因感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便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第二，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值太平军围攻长沙之际，云南巡抚张亮基奉旨调往湖南担任巡抚，率清兵抵抗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当着乡村教师的左宗棠前去投军，成为了张亮基的幕僚。左宗棠一再地向张亮基推荐曾国藩，希望能请到曾国藩出山来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于是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国藩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不过，此时的曾国藩是有所顾虑的。其一，这时出山，有违孝道。亡母尚未安葬，若此时出山，必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一直以来，自己整天都满口满纸的忠孝仁义，若也违制，天下人难免会耻笑自己。其二，投笔从戎，心里没底。自己只是一介文员，并不懂兵法，假如现在投身战场，肯定会有巨大磨难，一旦办理不善，可能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其三，手中无兵，官场复杂。他对清朝的官场腐败是有着深切认识的，明白要办事，处处是荆棘，若是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就必然会同上、下各级发生纠葛，办起事来一定困难重重，束手束脚，举步维艰。

考虑到种种难处之后，他便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子，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并请求在籍守制3年。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军攻克了武汉，很快就要反攻湖南。这使得刚坐到湖南巡抚位置上的张亮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命郭嵩焘连夜赶去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千呼万唤“不”出来。皇帝命令你出山，你不听；恩师唐鉴推荐你出山，朋友们极力主张你出山，你不睬；地方一把手张巡抚请求你出山，你也婉拒。那些不理解曾国藩苦衷的人，肯定会认为，曾国藩啊，虽然你是个腕儿，但也太耍大牌了吧？

那么，郭嵩焘去请曾国藩，又能不能请得动呢？

3．把握时局终出山

作为曾国藩的至交好友，郭嵩焘虽然与曾国藩很多年没见面了，但两人间的书信往来却从没断过。两人同为翰林出身，同因丁忧回籍守制。当太平军攻打湖南时，郭嵩焘主动到张亮基那里去帮忙出谋划策。此次到曾国藩家去游说其出山，也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氏兄弟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后，便当着大家的面剖陈了利害关系，敦请曾氏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从唐鉴推举了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恭亲王奕及肃顺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国藩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出山主持大局不可。

在京城时，曾国藩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知道这两个人皆是皇族里的拔尖人物。如今，有恭亲王和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会办不好。曾国藩担心消息不准，郭嵩焘于是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寿昌是长沙人，翰林出身，是京官中远近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继续分析时局：“长毛”肯定不会成功！因为“长毛”有其致命之处，就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全书》，却与中国数千年的儒教正统为敌。“长毛”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位、杀儒士，搞得文人学士没有不对其咬牙切齿痛恨有加的。事实上，就连乡村愚民、贩夫走卒都很反感“长毛”们的毁关庙、焚庙宇之举。要是我们现在站出来，竭力维护正道、保卫家乡，正好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同时一展宏图，此乃天赐良机，切勿错失。接着，他又介绍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以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有利情况。

郭嵩焘的一番深入浅出、有理有据的分析，使得曾国藩的大多数顾虑均烟消云散。不过，他还是害怕在守制时出山，会被天下人讥笑。

于是，郭嵩焘又分析道：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经有不少人在居丧期间就出山来办团练了，如果这样你还认为有所不便，那么我可以以我的名义，出面去请曾父出来催促，此举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从而名正言顺。

听到这里，曾国藩立刻表示，若郭嵩焘真能办到，自己就出山。于是，郭嵩焘开始去做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的工作。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意后，曾麟书马上表示赞同，接着面谕儿子，要他移孝作忠，竭尽全力去为朝廷效力。曾国藩于是决定出山！

就在曾国藩做出出山决定的第二天，太平军攻陷了湖北省城。咸丰皇帝再次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应命组织团练，奔赴前线，抵抗太平军。

在领命前去经办团练之前，曾国藩首先要安顿好家中之事。获知曾国藩要出山后，他的4个弟弟都要求随他离家参战，但他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更佳的时机，再出来帮忙。

一切安排停当后，曾国藩再祭母灵，请求母亲的在天之灵能谅解他难尽孝道之举，为了对国家尽忠，他决定“墨绖出山”，去迎接那不可预知的未来。（墨：指居丧时穿的孝服，这里指守孝；绖，古时丧服上系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布带子）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时代的任何“变局”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然成就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

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拿破仑，因为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美国独立战争，成就了华盛顿，因为他赢得胜利，开创了新纪元。

晚清政局的剧变，究竟是曾国藩的机遇，还是他的烫手山芋呢？结果表明，他真的比同时代的人都要有能耐，他最终力挽狂澜，拯救了大清王朝。

四、危机总能催生出卓越的领导者

成功拯救大唐，使郭子仪成为晚唐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成功挽救大清，使曾国藩成为晚清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时势造英雄，英雄成就时代。

任何人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人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是曹操，生在和平年代他就可能是治国名臣，身处乱世却成为了奸雄。英雄成就了时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大多数老百姓更能影响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毫无疑问，在1853年底出山，以一介书生出身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然后他与湘军又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影响了一个时代。

1．对手，成就伟大的另一只手

要想办成小事，你得有朋友捧场；要干一番大事，你需要敌人帮忙。

对手，是成就伟大的另一只手。对手越强大，你能获得的成就可能会越大。

为什么曾国藩会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为什么曾国藩组建的湘军能从“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地位逐步转变为清廷最为依赖的力量呢？

主要原因之一是，太平军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忙。在成就曾国藩的过程中，作为强劲甚至可怕的对手，太平军在客观和主观上，都帮了曾国藩的大忙，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忙。

在客观上，太平军灭了清政府一直以来最为倚重的绿营，为曾国藩和湘军受到清廷的最终重视扫清了道路。

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就已不堪使用。八旗绿营诸将众兵畏敌如虎，或闻风而逃，或临敌即溃。太平军自永安一路打到南京，竟没有遇到过一次来自经制兵的像模像样的攻击与抵抗。倒是江忠源率领的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中让太平军将士吃了个大亏，并被迫改道。

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清军的腐朽无能，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光靠改造八旗与绿营，已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着虎虎生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天国西征军，还一举杀出两湖，形成了“踞上游之势”，欲直下南京之格局。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则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自广西桂平金田起义起，至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

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便集结起了绿营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使之成为两把对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两肋的利剑。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对这两把利剑颇为忌惮，一直想方设法要将之彻底清除。1860年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商破敌之策，并制定出“围魏救赵”之计。依计，李秀成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去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返回天京，与陈玉成部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此役使得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樑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由此，插在天京边上的利剑被击碎。

之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

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却越打越强，逐渐占据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疲，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是指湘军了。

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太平天国帮了曾国藩的大忙

大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太平天国的内讧与腐朽，则是对曾国藩“主观上的帮忙”。

其实，湘军的陆军远非太平军的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覆灭，主要还是洪秀全的自取灭亡。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由于自身的一次又一次失策、失和、失误、失政，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喘息、调整、发展、进攻的绝好时机。

1855年初，湘军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转战江西却遇到了大麻烦。在九江、湖口一带，曾国藩的湘军与石达开带领的太平军西征军遭遇了。针尖儿对麦芒儿，水火不相容。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大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更惨的是，大将塔齐布病亡，主力罗泽南、马继美先后战死，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的湘军水师驻守于南昌、临江，但也只是勉强盘踞。从太平军中传唱的一首顺口溜，就可以看得出曾国藩的窘境：“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州县，曾国藩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湘军的命似乎要完了。

正值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之时，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杨韦事变”。

自从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于其他诸王，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地膨胀了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他要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自己做真正的天朝领袖。其实，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因为洪秀全自从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

在主政的3年间，杨秀清将其天生的军事、政治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了辉煌战绩，而且内政也算井井有条。但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了天王洪秀全，还逼迫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了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后来因韦昌辉滥杀，被洪秀全所诛，石达开被急召回天京主持大局。

然而，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他的那些异姓兄弟了。很快，忠心耿耿的石达开由于被洪秀全猜疑，率领约20万太平军负气出走，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大多数是太平军的精锐，其中不少是功勋卓著、能征善战的大将。石达开的率部出走，则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少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领约20万人独立行动后，便再也没能发挥出其杰出的军事天才，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

“杨韦事迹”这一年的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新占领了武昌；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了湖口，使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率领湘军攻克九江，林启容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到湘军手中。

太平军与湘军的对抗，可以分为3个时期。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围绕着天京。这三座沿着长江自上而下的城市，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

当然，曾国藩之战略设计虽妙，但是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坚。在每一次的争夺战中，太平军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令人遗憾的是，每一次争夺战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这最终帮了湘军的忙！

3．太平天国比清政府腐败得还要快

1860年以后，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对抗，逐渐形成了3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率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率湘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

欲打破这一包围态势，太平军只有一条路可走：集中兵力，密切配合。可惜，此时的太平军却变得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与密切的战役配合；另一方面又被湘军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

湘军围攻安庆、攻打天京，靠的都是一股坚韧，太平军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坚韧。更可怕的是，由成千上万革命者用血肉之躯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大厦，早就被内部滋生出来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当初，太平天国能够迅速壮大，关键在于得民心。因此，在北上东进的征程中，太平军能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起来，许多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携家带口地投入到了太平天国的怀抱。在历史上，每当被压迫者受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总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极尽所能地支持。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会令他们极度失望，因为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得还要快、对他们盘剥得还要猛烈。

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了，他的天王府之富丽堂皇不亚于任何一位穷奢极欲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亡国的前朝皇帝。

在宣扬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里，却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都有过之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请看其中一条：“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为国为民，据说还为人清廉。但在同治二年（1863年），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居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其他贪婪各王的腐化敛财情况又该何等严重？更可怕的是，太平天国光是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试想太平天国的老百姓生活是何等艰难。难怪太平天国后期会有这样一首民谣：“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自述中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尽管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但是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这更成为了其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例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会的产生虽然颇有些不伦不类，但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但是，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了高度肯定，认为他与太平天国之争，是在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为维护人伦而战。他的伟大，加封一个毅勇侯，谥一个文正公是远远不足以形容的。

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太平天国毁灭偶像的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不但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反而在心理上一步步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一步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君不见，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拜上帝会即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传统的宗教信仰习俗则悄然恢复了原貌。

冯友兰曾这样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而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就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茅家琦也认为：“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

曾国藩和湘军的成功，是他们自己打拼出来的，但又何尝不是太平天国成全的结果呢？

4．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卓越的领导者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燎原大火，把大清朝救了过来。

也许有人觉得，曾国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们自己搞内讧，如果洪秀全他们不大搞腐败，如果不破坏一切传统文化，曾国藩早就被打败了，他要么自杀、要么被杀了！他只是运气太好了！果真如此吗？

自然不是。我们知道，历史从来都没有“如果”，任何的偶然之中，都存在着必然。

前文已经说过，机遇是很烫手的，要抓住得有足够的能耐。和太平军交战的，除了曾国藩外，还有很多清军将领和大小官员，为什么他们不但没有打败太平军，还被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或死或逃呢？反观曾国藩和湘军，却能屡败屡战，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最终胜利，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为什么说曾国藩值得我们学习呢？为什么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有无数的老板、管理者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研究的对象呢？首先我们就要搞清楚，为什么曾国藩能够成为一名卓越的领导者，他究竟拥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素质。

对于曾国藩为什么能够以一介文人出身，却组建起了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湘军，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有详细的探讨。在这里，我们只简明扼要地探讨一下，真正的领导者都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卓越的领导者是如何产生的。

曾有人写过一篇关于领导者素质的文章，该文给领导者设定的标准是：领导者要有毛泽东式的雄才大略、周恩来式的谨慎细密、朱德式的宽厚仁慈。然而，把这三个人的长处集于一身的人，古今中外恐怕都很难找出一个。事实上，能具备其中一项，就足以成就伟大了。显然，这篇文章设定的领导者标准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领导者也是常人。当然，同样是常人，领导者肯定与普通老百姓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琢磨琢磨。

熟悉楚汉争雄故事的人都知道，刘邦是个典型的无赖，好说大话，好吃懒做，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当了个亭长也没干出过什么政绩，怎么看也不是当领导的料。项羽就不同了，出身名门，武功高强，文采不差，为人豪爽，雄心勃勃，真是有智商又有情商，有外表又有能力。要是单个提出来比，刘邦拍马也赶不上项羽。但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看起来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的刘邦得了天下，看起来前途无量的项羽却最终自刎乌江。

如果以此观之，很多人力资源管理教程、人才测评系统之类，不敢说全是糊弄人的，但确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正因为有这样的悖论，管理大师德鲁克就曾讽刺道：企图寻找“可能的接班人”是完全没用的，其成功的概率几乎小于随机选择，从人群中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有可能比刻意选择的人更适合当领导。

德鲁克还强调，真正的培训从来都是自我培训。领导并非天才，也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真正的领导者只有一个来源：自行“脱颖而出”。但要脱颖而出，就得有点真本事。否则，即使借助外力得到了某个位置，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官”，而非真正的领导。

“脱颖而出”的基本要求是：富有勇气，坚韧，认真，敢于面对挫折，有高度的责任心，善于用人，擅长决断。至于技术之类，都在其次。刘邦尽管毛病多多，但他善于用人，不怕打败仗，对最高权力的追求非常执着。换言之，刘邦的成功，无非是在“能用人”和“不怕输”。而项羽的失败，恰恰就是在“不能用人”和“输不起”。

用这个标准来评判曾国藩，我们会发现，曾国藩以一个文人身份带兵，成功地消灭了太平天国，其真正的赢家之道，恰恰就是——能用人，不怕输！

他自己亲自带兵打仗，打几次输几次，但是，他任用的将领，都是能征善战之人。他也是输得起的人，与太平军交战，尽管输了无数次，也曾想过要自杀（自杀很有可能是表演给下属看的），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换言之，任何卓越的领导者，都必定经受住了危机的洗礼，成功地战胜了巨大的困厄。